【转载】精读|王立新：《宋论》开篇力挺宋太祖 王船山想说什么？

质文刚柔

说明

《宋论》者，论宋者也。船山论史之书，包括《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和《宋论》等，著史之作有《永历实录》、《箨史》等。其实《尚书引义》之类，亦可归入论史之列。其中《尚书引义》论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春秋家说》，论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这些都是过去中国自有的显学，也可以说就是经学，虽然船山解经已经度越历代儒者和学者的视野和局限，而以即经即史的方式论说，虽然没有重蹈前人覆辙，但毕竟是已有前车。而《读通鉴论》和《宋论》，则是船山别开生面的创制。尽管《读通鉴论》是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主要围绕《资治通鉴》所列事实和议论的不能“中的”而展开。立意宏远，视野全新，用心精微至到而论断惊世骇俗，笔锋犀利无与伦比。吾国历史，不到船山，无以体现其精深博大与深邃辽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了王船山，中国历史的光辉就无法真正的闪现出来，天道的精微。历史的细密，如果不是船山的揭示，我们的眼睛是很难看穿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船山是中国历史第一眼。当然，我上面所说的这种话语，不必被理解成我们百分之百的同意船山的全部说法，不过如果没有船山，那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对于历史的说法，最多也只是说法，历史的谜团不仅无法祛除，而且因为我们的诸多说法和很多所谓的历史学家的纷繁芜杂的“意见”，更加增添了后来者对于历史的迷惑。船山是灰暗的历史隧洞中的火炬，因为船山的照耀，我们的眼睛里，才充满了透视历史的光辉。

《宋论》是接续《读通鉴论》的同类作品，但其评说的主要对象是宋代，是宋代的历史，宋代的人和事。《宋论》又是一盏明灯，照彻我们对于宋代历史的考察与研究的进程。

《宋论》没有序言（绪言或者叙言），大约是因为《读通鉴论》里已经有了《叙言》，而《宋论》的出发点和整体用心，与《读通鉴论》是一致的，所以，《读通鉴论》的叙言，也可以被当成《宋论》的叙言来看待。

《宋论·太祖卷》译文

宋朝建立，重新统一了晚唐以来四分五裂的华夏神州，百姓因此获得了安宁的生活，政治和行政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这件事情，更能让人们了解，所谓的“天命”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情。

真正认识上天、信重上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经常拘泥于习惯性的认识，认定上天就是一种不变的规则，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和一成不变的给予或者规定；而上天本身，却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态可寻。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常常会因为受到习惯的限制而表现为拘泥和墨守成规。但是，上天却没有固定不变的常态可以让人拘泥，让人墨守。认识命，把握命同样不容易。不仅是人的本领能力有限，不容易认识命，接受命，把握命，而上天也不会像我们放东西一样，把一件物品放在固定的地方，然后就不再轻易变动，以方便我们去寻找。上天并不会随便满足懒惰的人们“天上掉馅饼”似的奢望，上天不会按照人为的想象和设定来行事。它经常随着万物的所在而显现自己的明命，随着事物的变化，上天也会不断改变授命的方式。上天既要经过仔细地斟酌，同时还要用曲折辗转的方式来布达自己的“命令”。《尚书•皋陶谟》中说：“天工，人其代之”，说是天的工作，需要由人来代行完成。但是，当天辗转曲折，仔细斟酌选择授命的方式以选定明命的执行者的时候，人是无法了解上天的真实意图的。即便想要代天作工，也不知从何做起。尽管如此，上天对人间的护持和保佑，却从来没有因为人看不清它而稍有舒缓和懈怠。

从古到今，帝王们受天之命，成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或者上天的仁爱在人间的实现者，一般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也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上天会选择有真道德的人来代它行事，代它作工。像商朝和周朝最早的君主汤和文王、武王一样，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也是次一等的情况，就是因功授位。因为有大功，能够结束战乱，统一天下，上天就顺势把大命授予他，让他成为人间的统治者，从而代自己在人间实施治理的职责。汉朝和唐朝就属于这种情况。《诗经》上说（见《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上天像镜子一样照彻四方，四处观察，为的是找寻能为百姓解除疾苦，能给百姓谋划生计的人啊！”有道德，能够使天下部落、族群感受恩义而接受安抚的，有大功，能够平定叛乱，削平割据，使天下重新得到统一和安宁的，这两种人，都是上天所寻找的能够代替自己解除苍生疾苦、为百姓谋划生计的人间统治者的合适人选。上天一旦找到这样的人（或者天下一旦出现这样的人），就把大命赋予他，指定皇王大位给他，给他以后，百姓的生计就有了谋划，上天的事情也就做完了。（天剩下的工作，就是继续查看人间的情况，监督统治者的做法，判断他是否改变了初衷，还是否有心且有能力代替自己在人间行善，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人间的统治者。）

但是，宋朝得到统治权而成为统治者，却并不是上天在上面观察考量，觉得他符合上述的两种情况，然后把政权交给他。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一点，赵匡胤父子出身行伍，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整个五代时期）等不同的王朝里任职谋生，经过两代人的辛苦努力，也只做到裨将，实际上不过是浮沉于乱世之中而已，就连姓氏名谁，都不被当时人所知，根本谈不上有多大的恩德惠及下层社会，从而也就不可能成为苦难生灵的心理寄托。同时，他们父子为周世宗效命，在向西攻打太原的北汉和向北抵御契丹攻扰的过程中，并没有立下多大的功劳。就说赵匡胤随柴荣亲征南唐一事，尽管他指挥的殿前军攻占了南唐在长江以北的军事重镇滁州，斩获不少，还活捉了南唐的大将皇甫晖。但是那一场战斗，其实并不关涉国家的安危和政权的生死存亡。授给他一个定国军节度使，已经是过量的奖赏了。赵匡胤父子既没有在社会上积攒下什么恩德；所立军功，也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别说不能跟汉代和唐代平定天下、统一寰宇的丰功伟绩相比，就是跟曹操和刘裕相比，相差也不止十万八千里之遥。曹操消灭造反的黄巾、铲除篡权的董卓、把汉献帝从千难万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袁绍和袁术兄弟僭越称帝，也被曹操彻底平定了。刘裕更是了得，不仅把篡权的桓玄杀死，把被废掉的东晋皇帝重新扶起，彻底平定了蔓延全国、声势浩大，严重威胁东晋江山的孙恩和卢循起义；而且还渡江攻占长安和青州，灭掉了由羌族人建立的后秦政权和由鲜卑族人建立的南燕政权，俘获并斩杀了他们的君主姚泓和慕容超，收复了长江以北大量沦陷于少数部族手中的华夏领土，表明了中夏民族的活力和生气。赵匡胤父子相比曹操和刘裕，就军功而论，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赵氏完全不符合上天授君权给人的两种基本标准，只不过是借助猖狂无知的军卒们的扶助，黄袍加身，忽然之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新的王朝。但是赵氏却最终保住了江山和政权，而且延续了数百年。在赵氏越做越大的过程中，社会得到了安宁，百姓也告别了离乱和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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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呀，伟大的上天啊！它用曲折辗转的方式，护佑百姓苍生，真是费尽了周折，用尽了斟酌。在天下没有可以托付的有德、有功的主宰者的时候，郑重而又庄严地变换授命方式，不拘泥于常态，行使了变易的策略。这是天的自信，它相信自己的选择的正确性，于是就这样选择了。这一点，远远不是人能够胡乱猜测和事先预料的。（所以，世间的很多占卜、蓍算和掐推之类的算命，都是虚妄而可笑的。）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真是太费力、太劳神了。
商朝和周朝的德泽，汉代和唐代的功勋，都是在没有成为天下主宰之前积攒和创立的。上天因此把大位授给他们，然后再顺势护佑它们，相对来讲，就容易得多了。而宋朝的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它既没有提前积攒下仁德与恩惠，同时又没有事先建立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考察宋朝统治天下的方略和治理天下的具体措施，我们却清楚地看到，它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成为天命的执行者和天下的主宰者。宋朝所有的惠泽百姓和平定祸乱之类的德业，全都是在已经得到了天下，当上了皇帝，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之后，才得以成就的。如此看来，宋朝成为天下之主，乃是上天旦夕围绕在宋太祖的身边，时时刻刻启迪和浇灌他的心灵的结果。所以说，上天发施自己的命令，找寻自己在人间的代言人和代行者，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
没有动用残忍的杀戮，就安定了天下；没有使用严酷的刑罚，就使那些凶残放纵成性的悍将乖乖的服顺；没有受到必要的德化教育，但却能让文化教育蓬勃发展；身处晚唐五代以来掠夺残杀的恶劣风气之中，却忽然转向，布施仁德于天下。这样艰巨的使命和伟大的功绩，怎么可能是一个刚刚掌握兵权，寸功未立，甚至连自己仅有的一点优异之处，都还没有来得及展现的小小的都点检能够承当和完成的呢？
启迪他、诱导他、摆布他、摇荡他，使他的耳目和心思的窗户，如同拨开云雾，见了青天一样。是谁，创造了这样的人间奇迹呢？除了上天，谁还会有这样神异的本领？如果不是上天在他的形体和声息的每一发动，都实施了精心的护佑和尽心的启迪，让他时时刻刻受到警策，使他的德性不断累积，智慧不断增长，怎么忽然间就能做出那样超出人的想象的历史功绩呢？上天的做法，真是令人敬畏、拜服哇！佑护者是天，承受佑护的是人。从上天佑护人的举措中，可以体察天的善意仁心；从人承受天的佑护的角度，则能感受上天的洪恩大德。
宋太祖接受上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命，终于统一了天下，削平战乱而使天下重新安定下来，延续了那么长久，被后世赞誉为创造了太平盛世的明君圣主。从他自己的角度，他凭借的究竟是什么呢？（告诉你，记住了：）只凭一个“惧”字。“惧”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因困顿而忧思、因窘迫而忧郁的经常无法得到平和、安宁的心态。因为是在忽然间发达起来的，所以每天都会紧紧张张，一点都不敢懈怠，生怕因为自己的暗昧和疏忽，忽然间又把所得的政权丢失掉，就像当初忽然间获得一样。这就是上天在幽深隐蔽的暗处，发施了人所无法预测的神力，佐助宋太祖成就了宏伟壮丽的历史功业。这份精微至到的用心，就是看不见的天之手发出来的神力。这是没有办法详尽说明，也是人没有能力彻底理解的。　
但是，在人间世俗社会里，还是有人能够牢记上天的良苦用心的，这样的人，就是圣哲。只有这样的圣哲，才会感戴上天的这份大德。得到权力虽然顺乎天意，运用权力又相当顺畅，但却常怀忧惧之心，以感念皇天授权的洪恩深惠，这是《乾》卦中所描绘的得道君子的“大德”。《周易•乾》第三爻的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真正得道的君子，白天勤勉不懈怠，晚上反省自己白日的作为和用心，警惕掉进或者滑向自私自利的深渊，受困于自以为是的牢笼。因为一直怀着这样的心态，哪怕是身临危险境地，也不会有大的妨害。当商汤王和周文王接受上天护佑和民众拥戴的时候，仍然怀着这种日乾夕惕的心思。因此，他们才是圣王，他们的政权才稳固而长久。后来的君王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觉得自己的政权，得来也容易，愉快地接受众人真假难辨的拥戴，安然地享用政权带来的便宜和利益。他们不反省自己，却反身自我肯认，以为自己做得很好，没有什么欠缺。他们就这样一天天懈怠下去，忧惧感从他们们的心里走失了。这就等于把上天赶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把上天从心里排除掉了的同时，上天也就不再来光顾他、提醒他、启迪他。这些君主的心思日益昏乱，政治统治日益混乱，政权难保不说，生民又将遭受新的苦难，甚至涂炭。令人庆幸的是，宋太祖不是这样的自以为是的君主。怎么个不是法？从权力获得的可能性来看，别人都似乎有理由和条件当皇帝。从血亲的角度来比较：他不像李嗣源和石敬瑭。李嗣源是后唐太祖的养子，而石敬瑭则是李嗣源的爱婿。人家都是皇亲国戚，两人都有先在的亲缘关系的优势，所以后来都当了皇帝。而宋太祖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从地位的角度来比较，宋太祖也没有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的优势，人家都是手持上命，有自主征伐的权力，占据并管辖着险郡要隘，而且雄兵勇将，尽在掌控之中。从政权的来路上看，同样没有可比性。郭威虽是自行篡夺，但是上下同心，内外联合，无论实力和态势，都没有其他力量可以逆转；柴荣是郭威的养子，郭威没有儿子，所以他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接续大位，没有异议。而宋太祖成为皇帝，几乎就是偶然性的事件，他既没有内部的推举，也没有绝对的兵权和无法抗拒的力量。同时，也不像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这些人那样，都是跟随前一个皇帝一起造反谋位，他不是人家的同伙，也就不被这些人看重。推戴他当皇帝的那些人，跟他原来几乎都没有上下级或者利害关系；他所统领的，都是些没名没姓的平头百姓；跟他一起合作治理天下的，却是那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宰相和大臣；这些人今天为姓李的当宰相、大臣，明天也可给姓石的、姓刘的、姓郭的和姓柴的人打工赚钱。（他们不会跟赵匡胤同心同德，相濡以沫）而他要讨平的对象，却又都是比他本人在社会上威望高、影响大的强劲敌手。忽然间当了皇帝，就如同身处岌岌可危的势态之中，保不准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杀身灭族。因为手中握有的权力不够分量，所以不敢用武力威逼远方的敌人；因为声望不够高远，所以不敢用刑戮的手段对待前朝的旧臣；因为从前没有深厚的学养，所以不敢轻视老师宿儒，甚至连一般的读书人也不敢得罪；因为恩惠布达不广泛，同样不敢用严苛的政令和刑罚对待下层小吏和普通民众。正因为这样，才整天价心里充满忧惧，生怕一件事情做不好，惹来祸患，殃及政权。因为忧惧而生出谨慎，因为谨慎而生出节俭，因为节俭而生出慈悲，因为慈悲而生出和善，因为和善而企慕文明，崇尚文化。就这样，竟然使从唐僖宗光启年间以来（即从885年以来）的嚣张、欺凌、侵吞和好勇斗狠的顽劣的社会风气，不知不觉地黯然飘散，很快就在社会生活中消失殆尽了。真是太杰出，太伟大，太神奇，太了不起了！上天用可惧的外在情势（上举不如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和柴荣等情势）威吓宋太祖，时刻追迫他，使他心里不得安宁。《周易》的《震》卦上说：“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因为怀有真诚敬信之心，尽管气氛紧张，环境震荡，仍能稳定情绪，守住虔诚的敬天孝祖之心。也只有这样，他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和优秀的统治者。帝王成为需要而在人间出现，并被上天指令为万物的君长，原本就是以此为理据的。不仅如此，上天在选定宋太祖之后，还像启发孩童一样，殷勤不断地为他驱除蒙昧，使他开窍，给他填充智慧，就像雷雨孕育种子一样，为它打开外壳，让它萌发，给它创造茁壮成长的条件，为它提供伸展舒放的空间。上天日日萦回在宋太祖的心间，给他力量的同时，却不给他自信，不让他自以为是，使他无法狂躁起来。上天哪，您真是煞费苦心，太不容易了！

质文刚柔

像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和柴荣这些人，虽然有比赵匡胤有先在的优越条件，可是赵匡胤却有他们身上没有的优长。宋太祖虽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却能够坚定自持，从来不把自己朝向颓废和懈怠的方向驱使；太祖虽然没有事先积累下必需的仁德，但却从来不自暴自弃。既获得大位而受天护佑之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中坚守理想和信念，从来不因外在环境的压力和干扰而主动放弃。所以，当天下没有尧舜之时，当人间不出汉高祖和唐太宗这样的英雄的季节，上天却能把自己体恤百姓的权力和责任，郑重地交给他。因此，赵匡胤理应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坐上皇帝的宝座，承担起重整河山，拯救苍生的历史使命。这是必然的，不必存疑和无可争议的。
简略提示：
船山先生一向重视历史研究，希望在历史中，找寻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人类政治建构的必要与夫利害得失。船山论得失而不局限于得失，论历史而不局限历史，论人类而不局限于人类。借得失以寓是非善恶，借历史以观成败兴衰，借人类活动以明天道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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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思潮，其中有重要一项，批判君主世袭专制的弊痼：治不及三代。开国的前一、二代君王都想励精图治，为什么？都存有心“惧”，政权得来不易，“惧”得而复失，历史借鉴。正如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看到隋朝二世而亡，从隋文帝勤政节俭，到隋炀帝荒淫无道，得罪天下民众而自取灭亡。唐太宗的“惧”，深刻悟道荀子君舟民水的道理，常作警示。“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船山在《读通鑑论》有睿明：“君相之权藉大，士庶之穷通生死，治乱循环之数亦大”。船山睿明，上承孔孟德治民本重民生，荀子的儒术诚行，也成为帝王励精图治的精神支柱。其治国效应，与其出生官阶书香世家有关，通经典知圣言，熟谙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学识与治国才能，一部《贞观之治》便录载清清楚楚了。宋太祖的出身资历，恐怕没有唐太宗的经世学识与治国才能，也没有唐太宗平定天下的功绩，创业与守业孰难？能有坐守天下的功业？正如王教授所说：“‘惧’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因困顿而忧思、因窘迫而忧郁的经常无法得到平和、安宁的心态。因为是在忽然间发达起来的，所以每天都会紧紧张张，一点都不敢懈怠，生怕因为自己的暗昧和疏忽，忽然间又把所得的政权丢失掉，就像当初忽然间获得一样”。“惧”建立在治国的学识与才能的基础上，方有励精图治的伟业功绩，用现代的话语：科学；用传统话语：仁恕天下的理性实学。若缺乏学识才能的“惧”，失于中庸理则而留下后世祸患，这又是船山在《读通鑑论》中所说：“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也矣。乃唯能造命。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推致其极，又岂徒君相为然哉”。“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承前文化大环境而君相造命；“乃唯能造命。而后可以俟命”，君相造命的千秋功罪评说依据，启后的文化大环境。从文化的承前启后，方有君相造命千秋功罪评说的科学性。
一、唐太宗受命的承前大环境，是隋炀帝荒淫无道的王朝崩塌，造命的启后大环境是奠立贞观之治后的盛唐辉煌。宋太祖受命的承前大环境，是盛唐过后的五代十国大动乱期。盛唐经济盛期，又是物欲增长的膨胀期。物欲增长膨胀，无法遏制；意味着物质经济不可能停滞不前，船山已有明示：“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屈伸物欲顺乎天的天人诚信道，这便是船山尊德性学问道，仁恕天下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如何将物欲需求增长引致与物质经济发展的文明同步？这就是船山道问学学问道的道体论：“始奏以人，终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其义理精深有三：一是中奏天的中介位置，形上理势天導向形下音容天的社会存在，即社会限定的理道定所，限定着物欲需求增长与物质经济发展的文明同步，正所谓“理有屈伸以顺乎天”；二是如何释放心性活力的实践理性，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天理达人欲，解决发展不充分的新矛盾；三是应对解决人、天、物之间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所波及循序渐进的事物规律，“天之则”的象生数，“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的循物理事则，“因已然而观自然”的自然而然；“性之灵”的数成象和数生象，“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的“循理而应乎事物”，“期必然以符自然”的道体均一自然之化，礼易常变的象数天理。非孔儒“通于人而不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一人正义的道德定律，天人的道体失衡，治世道德通行，乱世道德遗落；非宋明理学“合乎天而不因乎物，执其常而不知变”。“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一时大义的唯心教条，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僵化。天人心物的道体失衡，治世道德通行，乱世道佛通行的儒道佛互补。“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新矛盾。应对和解决不充分与不平衡的新矛盾，中奏以天理道定所于始奏以人的实践心性，“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的刚柔文质，正所谓“势有轻重以应乎人”，应乎是中庸质文的心性人。三点归纳：理论理性（神理与神参）導向实践理性（性命与理气），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盛唐过后的经济变革（终奏以物），波及政治变革和文理变革（中奏以天），導向中庸质文心性的文化文明走势（始奏以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这给宋太祖治国安民提出的时代要求，也是时代的“难题”。
二、宋太祖的“惧”，能“惧”出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宋太祖确实是“惧”，从五代十国动乱时代走过来，深知动乱的主要根由是“君弱臣强”。宋太祖从殿前都点检位置而发动陈桥兵变，轻而易举夺取政权。他从别人身上得到，不希望别人也从他身上得到。生怕“所得的政权丢失掉”，“一点都不敢懈怠”而紧紧张张。从五代十国动乱时代走出来的“惧”，坚定要“君强臣弱”，化解隐患的未雨绸缪：杯酒释兵权，“臥榻之则不容他人鼾睡”，去内忧心病；轻弃地方军事权力与军事置备，统归中央军事集权管理；能征惯战善于带兵和训练军队的统帅将领闲养“收心”。真的可化解时代潜在隐患的一时之义，却留给子孙君王无穷祸害：军力弱，外患起。自宋太宗二世起，对外妥协已积弱成患，最终抵抗不了夷族取代的汉夷王朝陵替。轻地方而强中央的轻武重文，录用文官的优厚条件，一是吸引学子，不分君子小人，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入仕，以至文官冗滥；优越条件过度而不合理，如荫子充官，生变出诸多离奇古怪的人与事，成为庆历新政整顿吏治的重要条例之一，实质损害选贤任能的朝纲稳定。历代王朝的民间起义，除秦隋两朝二世而亡外，几乎都暴发在封建王朝末期。开国君王二代，少有穷通死生的农民起义。皇位未坐热的宋太宗二世时代，出现了王小波、李顺的青城起义。须知，战乱后的汉王朝，养民生息的无为之治，走到偏极，极重必改的矫枉过正，汉武有为的独尊儒术。无为与有为之间是文景之治。为什么宋太宗二世便出现农民起义？官逼民反，该要问其因果所以然了！宋王朝确实是“惧”了，惧农（災）民暴*动，凡是天灾止人祸，将灾民招募当兵，人祸免了，兵员冗滥缺失战斗力。冗官冗兵财政压力徒增，利之极少而害之极大，得不偿失吧。若有官员贪腐，空吃军饷，更雪上加霜。也许，出现宋明理学存理去欲的“一时大义”，是否存在决定思维的应时而生？吸取五代十国动乱的教训，轻武重文重文理，却改变儒术诚行的独尊儒术，还是独尊君王为“好”。愚忠愚孝，尊卑定理。象杨家将一门忠烈的忠君之事，帝王何乐而不为？忠君的正臣官僚，能适者生存？能无心性化学反应的“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从此生民不望圣王望清天（包拯）。有道伐无道，惟有德者坐其位？不！乃乱臣贼子所为，要变改！法家的帝王南面而坐，有错不是君主，错在臣子。梁山泊替天行道，清君侧之奸佞；君王清明，不反君王待招安。朱熹不是借王勉言：“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也。不然，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改变了孟子说法：“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异变为：“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同是君主专制时代，无怪乎船山分属两阶段：“汉唐无今日之道”。汉唐独尊儒术的专制生长期，儒术诚行的阳儒阴法。沿着孔子吾从周的三代损益，有道伐无道的王朝陵替。天下非一姓之天下，惟有德者坐其位的礼有损益。今日之道靠接法家专家的忠君报国，有道伐无道乃乱臣贼子所为的阳法阴儒，汉唐通行有效应的孔儒礼有损益儒术诚行，在忠君报国的君主专制大环境下能通行生效？日落西山的宋后专制的衰落路。宋朝帝王的“惧”，“惧”出阳法阴儒的忠君报国，“惧”出理道定所的官僚阶层及存在文理。“明有性情，幽有鬼神”，官僚阶层能尽心尽性于忠君报国？帝王的“以身作则”，天下富贵帝王家，官场贪腐不会上行下效？能不思考孔子德政思想的“其身正，其令从”？九五之尊自下而上的权势仿效，势尊必蔽，能不思考孟子的贤能政治，荀子礼义庶民的阶层划分，《易传》仁义人道融入阴阳天道（易简定位）与刚柔地道（健顺定性）的三道三才（仁礼本体）？诚如戴震所痛疾：“以尊责卑，以贵责贱，以长责幼”的“以理杀人”。君王天子，圣王？断理定道掌握人（性命）的生杀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专制主义的文有法效应：幽有鬼诈的礼无法。“庶人”（不善至者）阶层偷盗诈*骗礼无法，“君子”阶层（小人禽兽）贪赃枉法礼无法。在文有法而礼无法的文化专制环境下，管理社会的君子义，还有天行健，君子的自强不息精神？主观能动余剩几许？社会责任感余剩几许？正气萎缩，助长不正之风，事不关己的“懒政”，难得糊涂的心性，与世浮沉的自然人生与幻化人生。士大夫的心性内外，内则儒术人事，外则心性道佛的善性文史。正气萎缩，助长歪风邪气，结党营私的官官相护和利益抱团。宋时代的官场生态环境，还有君子小人的义利界分？结党营私，小人阶层混入君子阶层，如蔡京、高俅之流，比比皆是；初入仕原属君子，受理道定所的官场环境熏染，正气消磨殆尽，性恶质野愈演愈烈，士大夫阶层已是君子小人的良莠不分了。

质文刚柔

三、君子阶层的文人学者，适应忠君报国的君主专制环境，儒道佛三教鼎立，走向儒道佛互补。儒道合流的纯粹天道自然观，“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浑然天理的“变易以告人”；儒佛合流道德僵化的理一（天地之性）分殊（气质之性），“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人事当然的“变易以告人”。忠君报国的君主专制环境，成然宋明理学的性即理与心即理。心性能动部分，非性情相需的功贞情，而是存天理去人欲的情罪文史。心性应用部分，非易简理得尊卑定位的天命之谓性，非健顺五常刚柔定性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者体也，庸者用也”的体用相函；而是尊卑定理定命定性的天命之谓理，中为心体（质文的心性文史）庸守常的体用中庸。心性的时空部分，非无极而太极的始终相成。无有不极言太极，事变体易神有方的富有日新；无有一极言无极，“事常变，易无体，神无方”的“容光而不穷于所受”，“富有而不吝于施”的天人继善，“日新而不用其故”的成之者性，无极而太极的继善成性。而是事物定理的太极之实存，证论着无极之定理，太极即无极；无极之定理，体证着太极之实存，无极即太极。无极而太极的继善成性意蕴：“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圆神，谓变化无方”的“易以贡”，“天地无心而自化”，也是圣人“无事”的“其心寂然”，浑然天理的“变易以告人”。“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人欲物性），而各具是道也（善性天理），阴之事也”。以天地之性的善性天理，制限气质之性的人欲物性，“方知，谓事物定理”的“易以贡”，“圣人有心而无为”，无为天道自然而有心于人事道德，“有事则有神知之用，随感而应”，人事当然的“变易以告人”。“变易以告人”的天理浑然（纯粹天道自然观）与人事当然（唯心教条的僵化道德观），中为心体庸守常的始终相成，无极而太极的继善成性：“天地无心而自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四、宋王朝的财政困厄，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变法导因主要是官员冗滥要俸禄，兵员冗滥要军饷引发的财政困顿。谁都知道宋时代需要变革，面对宋王朝腐朽的积重难返，谁看到希望的前景？谁愿意改革伤害自身利益？士大夫群体官官相护与利益抱团的官员心性，垒起反改革“联盟”的守旧派，对立于变法新派。财政困顿需要变法，官员维护自身利益而抵*制变革，文人学统的学术文理，不利于变法，变法能成功？社会需要变法，却没有变法的社会条件。变法新派与守成旧派两股力量并存抗衡，此消彼长的权力争斗，宋王朝前景的可悲可叹。此时该要深思张载四言句，“为往圣继绝学”的形上效应：“为万世开太平”，船山付予义理精练：会通古今通义的经世治用。“为往圣继绝学”的义理精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性性为能存神，物物为能过化”。船山付予义理展述，“形气存乎神理”的“性之灵，天之则”，神理神参的理论理性，導向理气（生民立心）、性命（生民立命）的实践理性，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张载气学接续《易传》刚柔地道地曰示的义理精粹，健顺五常刚柔定性为实践实证理论的“易简之善配至德”，“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化理论，乃宋代文理的一股清流。面对忠君报国的阳法阴儒，张载气学乃文理弱势的理势自然，却展现为理势必然适全的理势自然。唐宋变革初启动，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经济变革，随后的政治变革失败后也搁浅。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接续宋时代政治变革而出现的文化变革，“希横渠之正学”，乃张载“为往圣继绝学”脉理传承的延续，深化与创新。推动文化思潮的理论理性，一是深刻揭示君主世袭制度的治不及三代，以及君主专制制度无法改变的三大弊政：贪腐天下；势尊必蔽；文有法而礼无法。二是重新诠释孔儒经典，非象宋明理学那样，止步孔孟，而是按照孔儒发展系统的原真理路，通经明经继往之学的基础理论：格物致知；通经正经接着讲的开来之学基础理论：致知在格物。形下器道实践理性的基础理论，仁礼知识体系的天人诚信道文明同道于天人诚道；形上圣神導学问道的道问学与尊德性，接续孔子性与天道的仁礼忠恕，荀子物物道与物欲观逻辑的深化创新，船山的道体论与人道理欲观；接续《易传》循物理事则的三道三才，船山天人道体的精微四义；荀子礼义言行规范的实践实证理论，逻辑更新：“义利之际，其为别亦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透过义利的矛盾本质，探究利害因果事实的“其相因也微”，实践实证理论的哲学理一观：会通古今通义的经世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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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宋时代开初的经济变革，后续的政治变革，到明清之际的文化变革，三大变革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所波及是道体论的始奏以人与中奏以天，“致知在格物”的心物同源。尊循“性之灵”与“天之则”的事物规律，“理化，天也；事物，人也。无以知天，于事物知之尔”。人文化成的“天之则”，“理化，天也”的事物范畴；一定理道的“性之灵”，人文化成的事物范畴。天人的理道定所成然事物的客观规律：神理与神参的“心者，性之灵，天之则也”。如何顺应物则天下之变，终奏以物的经济变革。唐宋变革负面走向，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流失，经济变革也夭折了，无可奈何的天命降临：落后文化夷族统治者形上执政的汉夷王朝两度陵替。深度思考唐宋变革夭折的负面走向，深度思考船山这段话：“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允乎人心者也”。顺应经济人心，即船山所说的顺应人情物理数者的共由理道，决定着君相造命的千秋功罪评说。王教授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船山是中国历史第一眼。当然，我上面所说的这种话语，不必被理解成我们百分之百的同意船山的全部说法，不过如果没有船山，那我们过去和现在很多对于历史的说法，最多也只是说法，历史的谜团不仅无法祛除，而且因为我们的诸多说法和很多所谓的历史学家的纷繁芜杂的‘意见’，更加增添了后来者对于历史的迷惑。船山是灰暗的历史隧洞中的火炬，因为船山的照耀，我们的眼睛里，才充满了透视历史的光辉”。我十分赞同王教授的见解睿明。的确，以即经即史方式论说的船山学，“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出入儒道佛互补的宋明理学否定阶段的文理铸炼，经历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文化思潮的洗礼，躲进深山研著孔儒经典而著作等身，其坚强意志与毅力，乃文化正义感的士大夫精神最高体现。即经即史的两部宏著，《读通鑑论》与《宋论》，显然宋代史在船山心中的位置。精读|王立新：《宋论》开篇力挺宋太祖王船山想说什么？君相造命的千秋功罪评说，在船山神思中，该给这即经即史的宋史交待的《宋论》：宋太祖“惧”出个怎么样的《宋论》？文化承前启后的《宋论》？在中国经学史中处在何等重要和关键位置的《宋论》？给后人带来“充满了透视历史的光辉”，以及深邃哲理思辨的《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