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奴性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4-2-23 02:35:22

社会上似乎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人群体上天生有着奴性。某些中国人也十分认同这一点，因此而对自己的同胞或是痛心疾首，大加鞭挞，或是冷嘲热讽，满脸的瞧不起。
身为中国人，被别人甚至是自己人瞧不起，感觉应该是不好受的吧？
对这样的指责，一方面我们应该深刻自省，找出我们身上“奴性”的根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因为“奴性”这东西，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
笔者认为：单从奴性而言，其实西方人比中国人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什么是“奴性”？
实际上，无论是东西方，并没有多少人深究过这个词的“内涵”。如果不为“奴性”下一个全面综合的准确定义，任何论断就会有失偏颇，服不得人心。
奴性，就是在某一个对象面前心甘情愿的臣服、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心甘情愿地受其役使的性格表现。
这里有几点要注意。首先，这“某一个对象”，可以是神，可以是人，可以是物，可以是某种说法（例如什么“主义”什么“价值”），可以是某个特定的个体，亦可以是某股势力。这些不同的对象，在奴性的内涵内必须是等价的，否则就叫做“双重标准”。其次，必须是真正的心甘情愿（例如暴力恐吓下的顺从不算），即既不是被逼的，也不能是被骗的。第三，奴性的“性”字说明奴性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性质，而不是行为上的表现。因为行为上的表现只是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不能反映其真实本质。一个人可能担着奴才的身份，却不一定有奴性，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却有可能奴性十足。
如果读者认同上面对“奴性”的定义及其解读的话，接下来，就可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谁更有奴性。
“奴性”是个贬义词。但在中国，其起因却是为了表示对权威的尊重。
首先，是权威产生的基础：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形态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基础上，一片耕地就把中国人固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园里，各个家园之间自然以和谐相处为基本原则，即使有矛盾亦不容易产生置人于死地的想法和行为，这就是“和而不同”思想的基础。这种思想被儒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哲学思想之一。到了现代，“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叫做“集体主义”。
把集体主义称为奴性，叫做“范畴谬误”。
集体主义绝不是奴性，而是一种大局观。有些人把新冠疫情流行期间，中国人能够被大规模如臂使指的服从行为，污蔑为奴性，这完全是认知上的错误或者是别有用心。
既然是和而不同，就有了相互间需要彼此尊重的需求。尊重，是谦虚的具体表现。谦虚，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中国的处世学问里，讲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还比一山高，山高还有树遮头”。
当相互间的关系不对等时，某一方就成了权威，尊重也就不对等，即尊重倾向于权威一方。所以，对权威的尊重，其出发点依然是值得肯定的。由于中国人天生的散漫，不习惯用“法”来依理行事，因此对中国人以权威来实行某种程度的专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相当有趣的现象：中国人，一方面给人的印象是没有法制观念的，因此是自由散漫的；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服从于某权威而显得有组织有纪律。这与西方人一方面强调个性而不会轻易服从所谓的上级领导；另一方面又习惯自觉地顺从法理的原则行事为人。两者大异其趣。
当对权威的尊重走向了极端，变成惯性或盲从，尊重的心态就变质为奴性了。从尊重而变质为奴性，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奴性。那些认为中国人有奴性的人，所指的主要就是中国人对权威的过度顺从。
但是，这样的奴性不是骨子里的奴性。
当权威不再是权威时，手底下那班原来可以召之即来的喽啰就会各奔东西，就叫做“树倒猢狲散”。即使是曾经自以为所信仰的主义理想无比崇高，一旦发现被忽悠了，同样是人心向背，就叫做“墙倒众人推”。又或者，对着权威三跪九叩自称奴才的人，并不是诚心诚意，往往是一边叩拜，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权威扳倒，令自己替代成为新的权威，这样的人，叫做脑后有反骨，就更没有奴性。所以，中国人的奴性带着狡猾，带着审时度势的精明，这与奴性定义中的“心甘情愿”相违背。这样的奴性，不是骨子里的奴性。某些人把三跪九叩的行为称为奴性，是混淆了行为与性质的概念，同样叫做“范畴谬误”。
西方人不会轻易迷信权威，民主自由，实际上就是对权威的反抗。因此单单从对权威的态度来看，西方人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奴性。非但没有这方面的奴性，甚至更走向另一个极端。相对于奴性的另一个极端，叫做“自私下的傲慢自大”。
自私下的傲慢自大的西方人，自以为自己与奴性沾不上边，却不知道自己其实更具有奴性。
这里要补充一个关于奴性的特点：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有奴性，其奴性反而不强。有奴性而不自知的，证明其奴性已是根深蒂固，那是属于骨子里面的奴性。
西方人的奴性，正是骨子里头的奴性。
西方人骨子里的奴性，反映在两方面。
一是对“物欲”的崇拜，即心甘情愿成为物欲的奴隶。具体体现在金钱至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些理念里。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些理念都源自于西方。与中国人对权威的奴性不同，西方人对“物欲”的崇拜可没有什么反叛意识，不但是心甘情愿的顺从物欲，更是绞尽脑汁用法律、市场经济、大众传媒等各种手段把这种顺从合理化、秩序化、常态化、美化，把物欲对人性的操纵无止境地放任。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物欲崇拜之风吹遍中华大地，中国人无从抵抗，纷纷在物欲面前弃械投降，成为物欲的俘虏。不过，俘虏不等同于奴隶，至于这些俘虏会不会最终也心甘情愿成为物欲的奴隶，由于改革开放只是短短三四十年，似乎还难以下最后结论。不过，前景堪虞啊！
二是宗教上的一神崇拜。西方宗教崇拜的是上帝。这点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不那么尊重世俗权威的西方人，却会相信上帝这个虚无缥缈的神具有绝对的权威，并因此崇拜到五体投地？看看那些匍匐在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特别是天主教教宗脚下的虔诚教徒们，我同样弄不明白，大家都是跪，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跪拜权贵、跪拜偶像的其他民族？
西方宗教认为，耶稣是牧羊人，我们人类是羊。甚至干脆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承认了自己的奴性吗？借用一位网友的说法：反极权而不反上帝，就是用同一个口器又吃又拉。
许多人嘲笑中国人的信仰是满天神佛，因而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这个意思完全可以从另一角度解读：因为中国人真正信的是自己。真正信自己的人没有奴性！因此，中国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只要他们觉得那个神佛能带给他们实惠，他们就会“跪拜”那个神佛，管祂是耶稣、上帝、真主、佛陀、菩萨、土地公公、毛泽东、关云长。因为，中国人认为，神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些无论怎样拜都不灵现的神灵，中国人通常不会得罪，却会冷落相待。故而在中国讨生活的神灵们，都会叹一声“世态炎凉”啊！
此外，中国人不但不认为自己是任何神的奴隶，更不屑于神的权威，“众生皆佛”、“天人合一”就明确表示，只要愿意，只要努力，人人都可成仙成佛。
谁有骨子里的奴性，一目了然。
再有就是，某些人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依然传承着“封建皇朝”的理念，因此是落后的、守旧的。但这些人为什么不看看，民主制度下依然被保留的各个西方“王室”？及东施效颦模仿西方的日本的“王室”？为什么不看看，这些有“王室”的国家里，人民表现出的那种发自内心对王室的爱戴与维护？
对此，西方传媒不遗余力地辩解为：充当政治的平衡器、君主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保持一种连续和稳定的传统价值观、充当公益亲善大使和“道德楷模”、缅怀帝国的荣光残痕。
毫不掩饰的美化。
那凭什么我们就不能缅怀中华文化五千年的辉煌？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持一种连续和稳定的传统价值观？为什么我们不能承传“皇朝”的理念作为“政治平衡器”？
如果西方人从这方面嘲笑中国人有奴性，那叫做“彼此彼此”。
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中共政府企图努力让人民成为奴才。
这种说法，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中共政府企图努力让人民成为奴才”这个论题如果是肯定的，恰好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奴性不够。西方不需要奴才，那是因为西方人本身已具十足的奴性，不需进一步奴化。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创作了许多“红色赞歌”，例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量的“赞歌”曾经成为中国一个时代的“流行曲”。曾几何时，中国还再次掀起一场唱红歌的运动。因着这些红歌赞歌，竟被不少人用来百般羞辱中国人愚昧，大肆抨击共产党政府的奴化教育。
好吧，唱红歌赞歌是否愚昧奴化见仁见智。下面抄录一段流行于香港教会的“福音赞歌”，供读者参考比较，看看各位能看出什么端倪：
主爱比天高，大恩世上无，基督钉身血尽倒，舍身救罪奴。
死荫主今操，罪洗脱笼牢，基督恩典要尽数，真光照迷途。
全凭主再造，永生福乐路，十架显真爱，耶稣！你是至宝。
主爱比海滔，大恩似浪涛，有爱欢欣快乐永好，主恩世上无。
歌唱主恩高，做主的门徒，彼此关心建立友好，专心听教导。
……
哈哈！
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愚昧奴化教育吗？
不受约束的权威对人民的奴化是直接的奴化，这种奴化会被统治者利用，以榨取人民的利益。但这种奴化过于明显，人民容易警惕，容易产生反抗意识。
西方物欲的、宗教的奴化是利益集团借助物质诱惑、宗教力量间接的奴化。间接奴化产生在不知不觉中，到你发现时往往已经难以自拔。因此西方利益集团更乐意利用间接奴化手段，作为榨取人民利益的工具。
借助物欲的奴化，更使人性日益堕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实际上已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的代名词。
这，绝非人类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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