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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春秋》经传中的“吉”
实际上，在《春秋》经传中存在“吉”日所关联月相的明确记载。《春秋经·闵公二年》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左传·闵公二年》亦有记载：“夏，吉。禘于庄公，速也。”按照礼制，“禘”祭应当在君主三年之丧期满后举行。然而在闵公二年五月，庄公丧期尚未结束便举行“禘”祭，这一行为不合于礼，所以《春秋经》对此进行记载以表达讥讽之意。
以往，“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大多被断句为“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但这种断句方式，无论是从文理层面还是从逻辑层面来看，均存在不合理之处。“禘”作为祭祀之名，在其前面添加“吉”字实无必要。
通览《春秋》经传中其他与“禘”祭相关的记载，“禘”祭之前皆未添加“吉”字。例如：
《春秋经·僖公八年》记载“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左传·僖公八年》记载“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僖公八年七月，为夫人哀姜举行“禘”祭，此行为同样不合于礼，《春秋经》也记载下来以示讥讽，此次“禘”祭之前便没有“吉”字。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昭公十五年二月举行的这次“禘”祭，其前同样未出现“吉”字。
《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定公八年十月，为解决顺祀问题、匡正昭穆之序，在僖公庙举行“禘”祭，此次“禘”祭之前同样未加“吉”字。
从上述与“禘”祭相关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经·闵公二年》中的“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中的“吉”字与“禘”祭并无任何关联。那么，“吉”字在此究竟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此处的“吉”与《周礼·天官》中“正月之吉”的“吉”含义相同，即“吉日”的简称，它与乙酉日紧密相连。“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应断句为“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含义为：在夏季五月乙酉这一“吉日”，为庄公举行了“禘”祭。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在上述与“禘”祭相关的记载中，为何其余历日皆未称“吉”，唯独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称“吉”呢？笔者觉得，“夏五月乙酉，吉”与“夏六月辛未，朔”，无论是在文法上，还是在体例上，都极为相似。这表明，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的“吉”与“朔”一样，是与月亮运行相关的月相名称，它极有可能就是西周金文和文献典籍中所提及的“初吉”。
依据张培瑜先生编著的《春秋朔闰表》（以下简称《张表》）能够查知，在上述关于“禘”祭的记载中，与月相相关的共有三条。具体如下：
《春秋经·闵公二年》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闵公二年五月朔日的日干支为己卯，乙酉日处于己卯朔日之后六日，即“乙酉，吉”位于上弦日。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朔日的干支为己未，癸酉日在己未朔日之后十四日，也就是在望日。
《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定公八年十月朔日的干支为庚寅，辛卯日正是庚寅朔日的次日，即朏日。
在上述与月相相关的三条关于“禘”祭的记载中，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和定公八年十月辛卯日都未称“吉”，唯有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称“吉”。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吉”所对应的月相既不在“朏”，也不在“望”，而是在“弦”。《诗经·小雅·天保》记载“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传注称“恒，弦也”，笺注称“月上弦而就盈”。孔颖达疏解认为《天保》是文王时期的诗歌，创作于周公制祭礼之前。虽然这一说法缺乏可靠证据，但此诗作为西周前期的祭祖之诗却是毋庸置疑的。诗中将上弦之月与东升之日共同用作美好祝福的赞辞，实际上是在向我们传达：“吉日”即“弦日”。换言之，“初吉”所对应的月相为上、下弦日。笔者受到郑捍马的启发，用Stellarium 24.4.0中文版桌面星空软件(以下简称《Stellarium》)许剑伟先生编著的《寿星天文历(V5.05)》(以下简称《许历》)，前者提供直观的图像，后者查对干支日名和公历日期，对在春秋经传中的历日进行还原实证，以探讨月首“初吉”与弦日的关系。 在利用《Stellarium》反演公元前的年份时，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由于这套软件将公元一年之前的一年设为了公元0年，而实际应该是公元前一年，因此《Stellarium》标明的公元前的年份都比实际年份少了一年。如软件标明的-999年实际应是公元前1000年。将《Stellarium》的观测地点按照“Qufu(曲阜)，北纬35º35'48.01，东经116º59'28.00，海拔69米”的数值设定。 通过还原实证，笔者发现它们很有可能属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以下简称《十二纪》)天象所代表的观象授时历。 现在一般认为《十二纪》中所记的星象是春秋战国时期实际观测的记录，是二十四节气在历史文献中最早、最完整的记载。现将有关星象的记载整理如下(1)：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巂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多数人认为“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的意思是“孟春这个月，太阳在白天运行到营室位置，傍晚参宿在中天(正南方)，早晨尾宿在中天”。细加推敲，就会发现，这个解释并不准确。因为它不仅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天体----月球，而且把参宿、尾宿提高到了与太阳并列的位置。这一解释与二十八宿本来的意义想去甚远。 二十八宿，是黄道附近的二十八组星象总称。上古时代人们根据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轨迹和位置，把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组，俗称“二十八宿”。古人选择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组星象作为坐标，以此作为观测运动天体的参照物。因为它们环列在日、月、五大行星的四方，很像日、月、五大行星栖宿的场所，所以称作“宿”。也就是说，“昏参中，旦尾中”中的参宿、尾宿其实和营室一样只是运动天体的坐标。那么以参宿、尾宿为坐标的会是什么天体呢？从语境来看，这个天体不可能是五大行星，而只能是月球。 所以，我们认为：“孟春之月”中的“月”，指得并不是时间意义上“月”，即月份，而是天体意义上的“月”，指得是月球。《十二纪》中的星象实际上是太阳和月球在十二个月中的三十六个坐标。“孟春之月，昏中在参，旦中在尾，日在营室”。意思是说，孟春时节的月球，黄昏时运行到南中天参宿的位置，清晨时运行到南中天尾宿的位置，太阳在白天运行到中天时，是在营室的位置。 也就是说，《十二纪》星象是后世二十四节气的雏形，它们相互之间的间距都是15天。所不同的是，《十二纪》星象对应的是太阴历，而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是太阳历。在这里，我们选取鲁襄公三年(前570)每月的上下弦日作为验证对象，以检验上下弦月与相关星宿是否同在南中天。笔者反演的结果如表一。
《Stellarium》反演的结果表明：软件所得到的月球运行到中天相关星宿的时间与《许历》中的朔望月上、下弦日的日期接近或重合。这就表明，《十二纪》所记载的天象很有可能是观象授时的标准参照物。 那么，这一时期历法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十二纪》中的天象与《春秋》经传的历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利用《Stellarium》反演当年的天象，可以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点。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实例。 《春秋经·隐公十年》有如下历日： 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左传·隐公十年》有以下历日： 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将以上历日干支代入《张表》，可得表二。 按照月首“初吉”在弦日前后的观点排列，可得表三。 根据《Stellarium》的反演，我们能够将这一年历日天象制作成表四。
这一年的16条含有年、时、月、日干支的记事中共有历日干支18个（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和癸丑盟于邓，因《春秋经》和《左传》所记的月份不同除外）。比较表二、表三，可以看到表三更符合《春秋》经传中的历日记载。 隐公十年中，历日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下： 六月戊申日至九月戊寅日的间距为90天，若每月平均以29.5天计算，合3个月另1天或2天。七月庚寅日至八月壬戌日的间距为32天，合1个月另2天或3天。八月壬戌日至九月戊寅的间距为16天，约合半个月。盟于邓之癸丑日至六月戊申日相距115天，平均每月以29.5天计算，合3个月另26或27天。癸丑日与九月戊寅日的间距为205天，平均每月以29.5天计算，合6个月另28天。 由此可见，六月戊申日和九月戊寅日应该都是在当月的月初，而盟于邓之癸丑日则是二月的月首。七月庚寅日和八月壬戌日则均在各自的月中。根据《许历》可知，六月戊申日在六月丙辰朔之前8天，为下弦日。九月戊寅日在九月甲申朔之前6天，下弦日之后1天。癸丑日在二月戊午朔之前5天，下弦日之后2天。在也就是说，这时的月首在下弦日前后。 从《Stellarium》反演的当年天象，能够看到，前713年6月23日(丁未，下弦前一日)天明时分，月球与奎宿九(βAnd)在中天附近(见图一)。《十二纪》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就是说，这时的季节在“旦奎中”的“季夏之月”。 丁未日在六月初。 利用《Stellarium》反演可以发现，9月22日(戊寅，下弦前一日)天明时分，月球与柳宿六(ζHya)在中天附近(见图二)。《十二纪》云：“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这就表明，此时候的月份在“昏虚中，旦柳中”的“季秋之月”。戊寅日为九月初。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隐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之事，《左传》记为春王正月，《春秋》记发生在春王二月，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回事。究其原因，在于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左传》记为正月，是由于整个事件大部分时间在正月。《春秋》记作二月，是因为盟于邓之癸丑日在二月。 综上所述，在这一年中，《十二纪》与《春秋》经传的历日是一致的。这应该就是整个春秋初期的历法状况。这一现象表明，它们很有可能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周王室。 接下来，我们将以子犯编钟、晋公盆、晋公盘等十件典型器铭为核心，结合干支纪日与月序记载，深入探讨“初吉”的内涵以及各国历法实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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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4-10 14:2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