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诗歌

    《牟宜之诗》的出版使我们发现了一位极有研究价值的当代诗人。岁末严冬，我在北京收到了朋友馈赠的诗集，一口气读完之后，我彻夜难眠。既为书中每一首诗的精彩叫绝，也为诗人苦难的命运心潮难平。这是一位真正的孤独者，而他的出众才华和高贵人品，他的诗篇独特的启示意义，被得知已然是在他百年之后了。

    牟宜之生于1909年，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参加了日照B动，后来到东瀛读书。1935年回国，曾经担任民*国时期山东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这本诗集共收录了179首诗，从作者20岁到66岁去世前，时间跨度长达46年的。这些古体诗抒情言志之优雅，运用典故之深邃，文化修养之精湛，均令人叹服。

比如那首作于1971年深秋的《咏史》：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首诗写于林彪温都尔汗草原坠机事件之后，有人解作是对林彪篡党夺权失败的讥讽，我倒觉得这样的理解未免流于肤浅。这组《咏史》其实是一种对大历史的思考。比如《咏史之三》中有“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以及“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等句，寥寥几笔便道出了何等精辟的真理。你道他是在说谁？只有他自己知道。

          还有一些诗篇是作者在东京避难求学期间与房东女儿相恋时写下的，像《客居东京》、《赠枝子小姐》以及《樱花临雨》等，堪比唐宋时期最好的情诗。如“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还有“少女无言花欲语，英雄情绪乱如丝”等，都是绝妙的对章。

         挥别了东瀛少女的情思，回到抗日战场上，他的古体诗歌又有了唐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的古意。如《反扫荡之二》中的“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足显诗人在抗日战场上视死如归的气概。而在他晚年所作的《赏花》：“寥廓平沙千万里，寂寞炊烟两三家。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诗句在淡然中又流露出独特的文人气质。

      诗集出版之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一场《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从参加恳谈会的几位作家口中，我们又得知了宜之先生及其挚爱亲朋的一些轶闻旧事，可以看做先生不朽诗作的生动注解。

      牟宜之虽然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他的家族中却有资深的国民党元老，他的姨夫丁惟汾是当年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当年牟宜之因参加日照B动被通缉，丁惟汾就把他送到东瀛避难，同去的还有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也就是后来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夫人。那时丁惟汾对他们说，我这辈子当了政客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你们做晚辈的以后谁也不许当政客，男的都去学工程，女的都去学医。于是到东瀛之后，牟宜之学了工程，丁玉隽就学了医，而那位毕生反对三峡工程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后来则成了牟宜之的表妹夫。诗集中有首*长诗《和黄兄万里》，并附有黄万里赠答的诗三首，这些诗篇所见证的就是牟宜之与黄万里的亲密关系。

      黄万里是黄炎培[1]的儿子，他的诗写的也很好。但他后来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花丛小语》，曾被M批示“这是什么话”。他因此成了右派。但1964年春节，M邀请民*主人士座谈的时候，还是对黄炎培说，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对我们的水利工作提了很多意见，他填的词我很爱读。可惜尽管如此，黄万里的诗词集还是很难出版。

           丁惟汾还有一个侄孙叫丁观海，丁观海的儿子就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丁肇中，说起来，他应该是丁惟汾的重侄孙了。

         建国后，牟宜之一直都被冷落，他的厄运首先来自与国民党的家族关系。康生说过，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此外他还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那是他在山东济南当建设局长的时候，因为城市建设规划用地需要迁坟，结果他迁了谁的坟？江*青的祖坟。

        在这本诗集中，还有一些他怀念胞弟的诗作，这些情深义重的诗句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血缘关系的一段传奇。牟宜之的胞弟叫牟乃红，1937年抗战爆发后，兄弟俩原本都准备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但因为他们是丁惟汾的外甥，董必武就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M。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M是副部长，两人有共事的经历。

          M从政*治家的角度做出指示：要大的不要小的。为什么只能留一个呢？M说，如果丁老先生家的后人都到我们这边来的话，丁先生以后跟蒋先生的关系就比较尴尬难处了。于是牟乃红在武汉住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回了南京。1949年，他去了台*湾，然后又去米国，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

          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共两党同根生的故事，而历史又造成了兄弟两人后来的天各一方，他们不得不独自走向人生命运的两极。《牟宜之诗》出版之后，很多人发表评论。王康[2]先生在恳谈会上的发言，就引用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维尔涅在上断头台前说的那句话，那是一句被历史不断证明的名言——“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闻罢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王康先生还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评论，他说，牟宜之先生那一代身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艰危、最动荡、最悲怆、最荒诞的岁月，他们经历和承受的一切空前绝后，让我们看到在暴君、流氓、党棍、小市民、官吏和御用文人之外还有一个极小的群体，赋予中国舞台以某种庄严形象和高尚记忆，他们是革*命中的精神贵族、殉道者和诗人。

         王康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就我所知，我不是一个MKS主义者”。王康说，当马克思怀着暗淡的心情对他的追随者们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似乎早已预见到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几百年之后，世界上将出现以他和他的名义而兴起的又一个宗教裁判所。那些成吉思汗和布朗基[3]式的共*产主义者，将充任新的红衣主教和DF官，高尚忠贞之士则沦为异端，革*命的内在逻辑呈现了一道空前冷酷的历史铁则，坚持革*命初衷和乌托邦理想的革*命者无一例外地承受了全部苦难，而他们才是使革*命拥有某种正义合法性和神圣感的精神贵族。

        稍知当代史上苍黄风雨的国人都知道，1957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激变对于“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的君子意味着什么。在犁庭扫穴式的文明浩劫中，能写、敢写古体诗言志抒怀的诗人寥若晨星，能读、能诵、能意会这类古体诗的国人同样寂寞无主。

       不过历史总是会有奇观，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宜之先生的诗如惊雷闪电般横空出世。他不仅是精神上的贵族，也是“鏖战中天日黄昏，愧我归来暂且存。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的豪杰。同样是经历磨难，他在书生本色上平添了一股战士和殉道者的浩然正气。

       牟宜之先生虽然全部采用旧体格律诗表达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历史的感受，但他的诗作还拥有另一道精神源头。如果将宜之先生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相比较的，将《纪念杜少陵》、《野花》、《重阳》、《咏史》、《赠故人》等组诗与雷米佐夫的《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寥夫的《死者的太阳》还有普宁的《罪恶的岁月》，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茨维塔耶娃的《祖国》相比较的话，定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因此，在二十世纪特殊的世界性命运中，他不仅充实了中国现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悲剧成分，而且不经意间丰富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另类诗歌创作。

          因此宜之先生的诗作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意义，比起时下的国学热、读经运动，它更早的、更纯粹地以苦难、忧患和希望践履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诗言志的伟大传统。如果《牟宜之诗》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它将会让无数中国人噙着眼泪阅读和朗诵，并掀起巨大的时代波涛，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结构。

          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丧失了聆听苦难而高贵的诗歌的能力。经过权力和金钱的轮番扫荡，在浩劫中和深渊中保存下来的牟诗已经无法感动中国了。而《牟宜之诗》所记录的时代悲剧却在它的当代命运中显露出真实，牟诗所蕴含的痛苦、彷徨、觉醒、抗争和希望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永恒意义。
                              
                                           （摘自凤凰书品《我读3》 主讲  吕宁思）

书香翻卷撒风雨，浊酒苦志道泥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