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虽然名字里带一个“新”字，却是不折不扣的汉唐旧土，若论起纳入中央政府管理的时间来，甚至要比我们公认的不少内地省份还要长。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恰好位居东西方交通的孔道，造就了这里独特、多元的文化和民族氛围。而这种独特和地理上的悬隔，直接造就了人们对于新疆的陌生感。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我们只需稍稍虚心，便能聆听到中华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唱响的最强音。

新疆历史----复杂的民族构成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新疆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新疆居民的族属，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音:肉支）、乌孙、羌、匈奴和汉人。
塞人，原游牧于东起伊犁河、楚河流域，西抵锡尔河地区。因被月氏排挤而西迁，一部分退至锡尔河北岸，另一些南下帕米尔，散居各地。月氏人，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活动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汉之际最为强盛。公元前176年前後，受匈奴的攻击，被迫向伊犁河流域迁徙，驱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秦末汉初，受月氏人的攻击而依附于匈奴，後在匈奴的支持下，袭击月氏人，并将其逐出伊犁河流域。羌人，最初活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战国时期，一部分羌人经河西走廊，沿祁连山、昆仑山向西迁徙，从而在新疆留下了足迹。匈奴人，主要是在公元前176年前後进入新疆的。汉人，是较早进入新疆地区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1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後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後最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後，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又有许多古代民族进入新疆，如柔然、高车、口厌哒、吐谷（音:玉）浑等。柔然，是北方草原古老民族东胡人（中国古族名）後裔，五世纪初兴起于蒙古草原，公元402年建立了强大政权，同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争夺西域。高车，亦称敕勒、铁勒，最初游牧于贝加尔湖及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公元487年，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与其弟穷奇率所属十余万部落（户）西迁，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西北建立高车国。口厌哒，起于塞北（古指长城以北地区），五世纪末东进塔里木盆地，南攻月氏，建立政权，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曾一度控制南疆部分地区。吐谷浑源于鲜卑（中国古族名），四世纪初自辽东（泛指辽河以东地区）西迁，逐渐控制了今甘南（甘肃南部地区）、四川和青海地区的氐（中国古族名）、羌等民族，建立政权。
隋（公元581年-公元618年）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时期，突厥、吐蕃等古代民族对新疆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厥是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活跃于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打败柔然，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为中心建立政权，尔後分裂为东西两部，为争夺汗权争斗不休。八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後裔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六世纪末兴起于青藏高原，占领青海後，开始与唐朝争夺西域。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唐代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大批驻守西域的唐军调往内地，吐蕃乘机占领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区。
公元840年，大批回鹘人进入新疆。回鹘，原称回纥，是铁勒（中国古族名）诸部之一。最初活动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後迁居土拉河北。公元744年，发展壮大了的回鹘于漠北建立政权，并两次出兵帮助唐朝中央政权平息“安史之乱”。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因自然灾害侵袭、统治集团内讧及黠戛斯（中国古族名）的进攻等原因而崩溃，其部众大部分向西迁徙。其中一支迁往今吉木萨尔和吐鲁番地区，後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分布在中亚至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民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自此，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受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统治，当地的居民和西迁後的回鹘互相融合，这就为後来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124年，辽朝（公元916年-1125年）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征服新疆地区，建立西辽政权，一批契丹人（中国古族名）由此进入新疆。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后，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其子孙。回鹘人进一步同化、融合了部分契丹人、蒙古人。
瓦剌，是明代（1368年-1644年）对漠西蒙古的总称，初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後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伊犁河流域扩展。十七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准噶尔占据伊犁河流域，成为四部之主，并统治南疆。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後，清朝（1644年-1911年）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新疆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官兵驻防新疆，他们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新成员。以後，又有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移居新疆。至十九世纪末，新疆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形成了新的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汉代的新疆各民族

汉代，新疆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月氏 (音:肉支rouzhi)、乌孙、羌、匈奴和汉人。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萨迦”，原游牧于甘肃西部的敦煌一带，汉文史籍称其为“允戎”，因被月氏人排挤而西迁。至战国时期，塞人主要活动于北疆西部和西北部以及伊犁河流域、帕米尔地区。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拉沟东口发掘了一批塞人的墓葬，发现了小铁刀、三棱形铁镞等，还有随葬的羊、牛、马骨，说明在战国时期，塞人已经使用铁器，仍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在伊犁尼勒克奴拉赛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距今2400多年的铜矿采掘、冶炼遗址。矿洞、坑道都用松木支架，深达数十米。在离矿坑不远的山沟内，发现有供冶炼用的木炭、铜锭。说明塞人在找矿、采掘、冶炼各个方面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考古工作者在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发掘的塞人的墓葬中，发现有殉葬的奴隶。说明在战国时期，塞人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初期，居住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由于受到匈奴的攻击，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而将塞人驱逐出该地。塞人南迁葱岭(今帕米尔高原)。
月氏人，战国时期活动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甘肃西部到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秦汉之际最为强盛，常常轻视匈奴。匈奴著名单于冒顿为太子时，就曾作为人质扣押在月氏。月氏还攻击过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占据祁连山北麓。公元前177年，匈奴攻破月氏，迫使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逐走那里的塞人而居其地。后匈奴联合乌孙再次攻击月氏，并击杀月氏王。月氏人再迁至大夏(今阿姆河上游地区)，并逐渐控制了大夏的土地，才安定下来。
乌孙，最初活动于河西走廊，是月氏旁边的小国。约在秦末汉初，乌孙受月氏人的攻击，其王难兜靡被杀，部众逃往匈奴。当时，乌孙王难兜靡之子尚在襁褓中，也被匈奴单于所收养。乌孙王子长大后，率所属部众为匈奴守边。公元前 161年，他在匈奴的支持下，率乌孙向西迁徙，追袭大月氏，以报杀父之仇。结果，月氏溃败，被迫南迁，乌孙遂占有伊犁河流域。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远族。传说中炎帝也是羌族的祖先。后来羌族的一部分向东迁徙，较早地融人了华夏族；一部分留在原地或向今甘肃、青海、西藏等省、自治区迁徙。战国时期，秦国的势力不断向西发展，迫使一部分羌族部落由河湟一带经阿尔金山口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
羌族人在新疆的活动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学术界都认为，正是由于羌族人曾在新疆活动过，才留下了“若羌”这个地名。考古工作者在沙雅县还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说明直至汉代，羌族人仍是新疆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北方一个重要的古老的民族。它兴起于战国时期，强胜于秦末汉初。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畜牧业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畜群既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又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匈奴人饲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骆驼、驴等。
公元前209年，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射杀其父，自立为单于。从此，单于的世袭制度便在匈奴社会中确立下来。
冒顿单于(音:末独蝉于)继位后，逐渐强盛，曾战败过汉高祖刘邦。汉朝采用“和亲”方式与匈奴修好。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前元三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套，被汉朝击败。右贤王逃出长城，随即被冒顿单于派往西域征伐月氏。月氏被迫西迁，经过焉耆以西的开都河谷，逃到伊犁河流域，击败了塞人，在那一带建立了政权。塞人大部分向西南帕米尔高原及厨宾 (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厨:音计ji)迁徙，在ji宾建立了新的政权，一部分仍留居伊犁。匈奴击败月氏后，分兵征服了龟兹、鄯善、车师、疏勒、于阗等三十六国。冒顿单于将乌孙王昆莫西迁到新疆东部天山以北的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周围，乌孙原来游牧之地分封给了浑邪王、休屠王。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六年)，冒顿致书汉朝，称已消灭了月氏，西域各地如楼兰、乌孙、呼揭等已经归属匈奴。汉文帝回信，指责匈奴违背和约，破坏了兄弟之情。匈奴征服西域后，将其置于右贤王属地，后来又派遣日逐王统辖西域。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驻守焉耆、危须、尉犁等地。从“僮仆都尉”一词看，匈奴实际上将西域各族人民均视为自己的奴隶。西域各地人民不但要向匈奴缴纳繁重的赋税，而且还要承担匈奴使者的费用。另外，匈奴单于也强迫西域各地的统治者将其子女送往匈奴充当人质。有时也采用“和亲”方式，将公主或亲族的女子嫁给一些国王为妻，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乌孙、车师、鄯善、焉耆等地的统治者娶过匈奴公主。
公元前60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分裂，管理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归属汉朝。于是，汉宣帝任命郑吉为都护，设立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位于今轮台县东策大雅地区)，辖西域诸国。自此，新疆就正式列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匈奴势力在西域仍有一定影响。西汉末东汉初，匈奴一度卷土重来。直至公元l世纪末2世纪初，北匈奴西迁欧洲，南匈奴内迁，逐渐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匈奴西迁以后，一些归附匈奴的属部独立了，一些不愿意西迁的匈奴人自成一体，另立名称，后来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匈奴化部落。
汉代，新疆的汉人主要是戍边官吏、屯田士卒、商人、普通百姓及部分刑徒、家属等。他们肩负着管理和稳定新疆的重任，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西域都护府等军政机关以及地方各部门任职。
自公元前101年起，汉朝就在轮台、尉犁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所以，各屯田点就成了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汉朝统一西域后，东西交通畅通，加之汉朝中央政府对戍边人员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来新疆的汉人日益增多。至汉代末年，汉人已经形成遍布新疆各地的大分散和各屯田点小集中的格局。
汉代，塔里木盆地周围以及天山山谷等地带分布着许多小国，人口多者有八万人，少者仅一二千人，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因三十六国多以城郭为中心，故又称“城郭诸国”。他们的大概分布是:塔里木盆地南缘有楼兰(后改为鄯善)、且末、精绝、风弥、于阗、莎车、皮山等国。塔里木盆地北缘有疏勒、姑墨、乌垒、龟兹(音:秋词qiuci)、焉耆、尉犁以及车师等。此外，在天山北麓还有东、西蒲类，东、西且弥等；在帕米尔高原北部则有休循、捐毒等；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北麓还有若羌、西夜、子合等。以民族分类，这些国家应该分别是由塞人、羌人或月氏人建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民族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在西域的古代民族除了原住民族外，还出现了鲜卑、柔然、高车、峻哒 (音:厌搭yanda)、悦般、吐谷浑(谷，音:玉yu)等。

东汉末年，西域诸国更相攻灭，不断兼并，出现了几大地方政权并立的局面。大体情况是:若羌、且末、小宛、精绝等地并属于鄯善；戎卢、风弥、渠勒、皮山等地并属于于阗；尉犁、危须、山国并属于焉耆；姑墨、温宿、尉头、乌垒并属于龟兹；桢中、莎车、竭石、渠沙、西夜、依耐、蒲犁、亿若、榆令、捐毒、琴、休循并属于疏勒。吐鲁番为车师前部；东部天山以北的东且弥、西且弥、卑陆、蒲类、乌贪等地并属于车师后部。焉耆以西至伊犁河源为悦般。伊犁河流域及准噶尔盆地西部为乌孙；阿尔泰山西南部及蒲类海周围为鲜卑右部。

公元22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公元223年，曹魏在高昌壁(位于今吐鲁番高昌故城)重新设戊己校尉，在鄯善海头(位于今罗布泊西北)设西域长史，开展屯田，使中西道路畅通，西域各地使者和大批商人到中原进贡和贸易。许多中亚粟特商人在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建立了许多类似村落的据点，从而使西域的人种和民族构成产生了变化。从公元3—5世纪活跃在鄯善的古代民族成分的构成，可以看到塔里木盆地西域古代民族成分的缩影。当时，鄯善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缘。

晋朝时，鄯善已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晋朝在海头设置西域长史府，在鄯善的尼壤城 (位于今和田尼雅故城)设置都尉府和司禾府，册封鄯善的统治者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内地有不少农民迁居鄯善，与当地民族共同生产、生活。鄯善与晋朝往来密切，汉族将士、平民和商人留居者日益增多，境内通行汉文。其次，在大月氏贵霜王朝的影响下，鄯善也存在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如官方通行（马+呙）卢文。从鄯善发现的木板画像、泥塑佛像、棉织物上的人像及（马+呙）卢文中的人名来看，鄯善有皮肤白晰、蓝眼高鼻的欧洲人，有黑发、黑须、高鼻的波斯人，有高鼻、深目、多须的粟特人，有脸如满月、皮肤略黑、身段丰满的北印度人。自然，占多数的仍旧是羌族，即脸形近似汉族的鄯善土著。

于阗、疏勒、龟兹、焉耆等地的人种、民族的语言，虽然与鄯善略有差异，但是，它们的生产方式相同，都处于封建社会前期的发展阶段，而且由于长期的频繁交往，共同信仰佛教，连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是非常接近的。

鲜卑、柔然、峻哒、悦般、高车、吐谷浑等古代民族在西域的活动，为新疆古代民族增添了新成员。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鲜卑拓跋部由辽西不断向西、向南迁徙，公元386年，拓跋圭创建北魏王朝。公元439年，北魏攻灭北凉，占据河西，进取伊吾，西域各地纷纷归附北魏。公元445年以后，北魏击鄯善，破焉耆，先后设立了鄯善镇、焉耆镇。

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在蒙古草原兴起了一个自称“柔然”的民族，并建立了一个像匈奴那样的强大的政权。

柔然是由东胡的后裔，主要由鲜卑和匈奴融合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社仑为鲜卑首领时，北征高车，并将其收为属部。迁龙庭(首都)至弱洛水(今蒙古高原色楞格河)边，称丘豆伐可汗。柔然强大时，东征朝鲜，西侵鲜卑右部，后又与北匈奴的余部悦般联合，多次西击乌孙，乌孙难以抵敌，退往葱岭(帕米尔高原)西南。柔然继续西征疏勒、龟兹，大举进攻于阗。

峻哒原称滑(音:骨gu)，有人认为是秦汉时期的姑师、两汉时期的车师后部。鲜卑西侵时，从属鲜卑。柔然强盛时，被迫向西南迁徙。公元4—5世纪，峻哒进入中亚粟特人居住区，征服了粟特人。又进攻大月氏，占领贵霜王朝的中心区 (阿姆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因王族姓峻哒，因此，称其族其国为峻哒，也被西方人称为白匈奴。公元5世纪后期，峻哒东侵葱岭各地及疏勒、于阗、龟兹、焉耆，西侵波斯，在西域称强。 悦般是没有西迁的北匈奴人建立的政权。公元1世纪末北匈奴西迁时，一些老弱留居裕勒都斯草原，逐渐建立起悦般国。柔然强盛时，悦般与之结盟进攻乌孙，迫使乌孙迁往葱岭西南，悦般占据乌孙领地。后柔然与悦般互相征战，悦般又联合北魏进攻柔然。
高车，是北朝人对漠北一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称，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南朝人称其为“丁零”，漠北人又称其为“敕勒”(敕，音:赤chi)。据研究，高车、丁零、敕勒，以及先秦时期的狄历和后来的铁勒，都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的统称。公元4世纪，高车游牧于贝加尔湖及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高车由六大部落组成:狄氏．袁纥氏(纥，音:和 he)、斛律氏(斛，音:胡hu)、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柔然强盛时高车成为柔然属部，不但向柔然缴纳贡赋，而且还要参与柔然发动的掠夺性战争。公元487年，柔然可汗豆仑征高车兵进攻北魏，高车部首领阿伏至罗劝阻，豆仑不听，阿伏至罗遂率十万户高车人西迁，至今乌鲁木齐周围游牧。阿伏至罗称“侯罗訇勒”，意为大王。后南征焉耆、鄯善、龟兹、于阗，与峻哒发生激烈冲突。后双方以龟兹为界，龟兹东北归高车，西南依附峻哒。公元490年，阿伏至罗遣使北魏，向北魏陈述了西迁并建立高车国的原因，表示愿意与北魏联合，共同抗击柔然。高车国在西域存在了50余年，于公元541年终为柔然所灭。高车副伏罗部西迁，并在西域建立政权，作为历史上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较早地进入新疆，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事件而载人史册。


吐谷浑，源于鲜卑。吐谷浑原为人名，姓慕容氏。公元4世纪初，从辽东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逐渐控制了今甘南、四川西北部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民族。到吐谷浑的孙子叶延为首领时，建立政权。鼎盛时，势力扩张至今四川西部和新疆东部。公元445年，吐谷浑内乱，首领慕利延被北魏打败西逃，经过鄯善、且末，进攻于阗，直至厨宾。后慕利延回青海。鄯善和且末成为吐谷浑的领地，大批吐谷浑人迁居罗布泊周围。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不少汉人迁往河西，有的又从河西辗转到新疆。他们和汉代的屯田士卒的后裔汇集在今吐鲁番地区，并使该地区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汉人在新疆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高昌壁也发展成为西域的大城市，其周围地区还建立了许多汉族聚居的卫星城镇。公元327年，前凉王张骏取消了戊己校尉建制，设立高昌郡，下设田地县(即柳中城)、横截县、高宁县(均在今鄯善县境)。县以下为乡、里。郡有郡守，县有县令，乡有啬夫。前凉政权在高昌地区设立郡、县、乡三级政府，第一次将郡县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地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公元 491年，高车又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不久，张孟明被高昌人杀死，马儒被立为王。马儒投北魏，要求居民迁入内地。高昌人又杀马儒，拥立嘹嘉(嘹，音:区qu)为王，才把局势稳定下来。嘹氏政权共传9代，保持140年的统治，故史称“高昌嘹氏王国”。高昌嘹氏王国是汉人在新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

公兀5～6世纪，西域古代各民族相互角逐，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公元435年，柔然击败高车。鄯善原来臣属北魏，后来转归柔然。公元448年，北魏派大将万度归西征，鄯善又归附北魏，北魏设鄯善镇，驻兵戍守。公元450年，车师、焉耆归附北魏。北魏设焉耆镇。北凉进攻车师前部，车师先受北凉统治，后归高昌堕乒王国。公元470年，柔然大举进攻西域，北魏在西域的设置均被柔然废止。北魏与吐谷浑联合，吐谷浑人迁居鄯善(今新疆罗布泊周围)。鄯善人一部分迁居青海，一部分”经焉耆迁居高昌(撩氏王国的东部，他们将地名也带到这里，这就是今日的鄯善为何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原因。还有一部分迁居伊吾(今哈密市)以西，建城称大罗布城，汉人译成“职纳城”。

这一时期，西域各种势力急剧变化。先是北魏联络高车、悦般，对付吐谷浑、柔然和哒。后来峻哒与高车友好，和柔然通婚，向北魏朝贡，与吐谷浑和睦相处。北魏与柔然争夺西域。公元6世纪，柔然对高车屡战屡败，北魏在西域占据上风，北魏已成为西域的主宰。

汉朝时，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以东各地人种和语言近似于汉人，大宛以西则为深目、高鼻、多须的胡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以高昌为界，以西各地居民多为深目、高鼻、多须的胡人，以东则为汉人、羌人、鲜卑人和吐谷浑人。有些粟特人已成为塔里木盆地一些地区的统治者。例如介于鄯善与于阗之间的白题，国王姓支，是粟特九姓的月氏人；末国的国王姓安，也是粟特九姓的安国人；周古柯(即莎车)的统治者也是粟特人的相貌。

由于各种势力复杂多变，促使天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高车、哒等各民族主要成分基本融合于铁勒之中。这种历史的演变为以后突厥汗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代新疆地区民族

隋唐时期
中国历史年代:
隋(581—618)
唐(618—907)
前突厥（552——657）
东突厥（公元583—630）
西突厥（公元583—657）
后突厥（公元682—745）
回鹘（745—840）
黠嘎斯（840---920）
葛逻禄（840—1211）
西域大国历史年代:
白衣大食（倭马亚朝661—750）
黑衣大食（阿拔斯朝750—1055为塞尔柱突厥帝国夺权取代）
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705—715），874年统治在中亚解体。
塔黑尔（820—872）
喀喇汗（843—1212）
萨曼王朝（874—999）
中亚地区:
公元6世纪中期,在厌哒逐渐衰弱的同时,突厥在中国西北部崛起,552年灭柔然,557年灭厌哒,中亚领土被西突厥和波斯瓜分,双方以阿姆河为界。
西突厥在与波期争夺丝路的战争中,夺取了分给波斯的厌哒国西部领土,巴克特利亚归于突厥帝国,突厥的兴起及其活动引起欧亚草原的民族迁移。564年前后,一部分人柔然人西迁到欧洲俄罗斯南部,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击溃了东哥特人,占据匈牙利,成为东欧强国。
隋朝建立初期,突厥分裂,隋唐王朝先后统一西域,中亚粟特诸国和吐火罗主动降唐,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以阿姆河为界统有中亚。随着大食的扩张征服，大批阿拉伯人迁来中亚。
公元8世纪后半期到9世纪前期，既是阿拉伯统治走向解体的时期，也是唐朝中衰没落的时期。自751年怛逻斯战役唐军大败后不久，755年又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为了平乱，将驻扎在安西等地的军队调往内地，同时也征调了回鹘兵、拔汗那兵，以及中亚各地柘羯军和阿拉伯兵帮助平乱。唐朝在西北边疆的防卫力量空虚，吐蕃乘机而入，数年间，西北数十洲相继陷没，唐朝与中亚的联系完全隔绝了。760年后，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同中亚直接发生关系较多的是吐蕃河西域地方政权。总的来说，8世纪中叶在中亚的三大势力---------阿拉伯、唐朝、吐蕃的争斗中，最后阿拉伯占了优势。
749年，倭马亚朝灭亡，阿拔斯朝取而代之。此后，阿拉伯帝国随着各地的反抗开始走向解体。不但北非、西班牙、中近东分裂出去，而且在呼罗珊和中亚以及伊朗本土，也随着本地民族实力的增强，终于导致各地独立的伊斯兰王朝相继出现。阿拔斯朝镇压了河中地区的拉飞起义[806---809]后，东方各省的起义仍然是穷于应付，哈里发被迫于公元820年将呼罗珊的管治权交给塔希尔，自此，阿姆河以外的中亚地区遂处于塔黑尔政权统治之下。在其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亚就脱离了哈里发的统治。伊朗和中亚各族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从715年屈底波最后征服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起算，到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夺取阿拉伯哈里发的实权，建立塞尔柱帝国止，阿拉伯人统治中亚已有340年，其后中亚各地新兴的政权依然是伊斯兰王朝。
新疆地区:
突厥文字的广泛分布使用促进突厥族及其部族的同化,东突厥内乱(716)引起大批东突厥部族西迁定居西域,西突厥灭亡后,活跃于中亚和新疆地区的突厥人是突骑施,葛逻禄、回鹘、样磨等。
因隋、唐王朝统一西域,大批汉族军民西迁西域定居,伊、西、庭三州为汉族聚居地,“安西四镇”汉军屯兵也数量可观。善长经商的粟特人东迁塔里木绿洲,“安史之乱”后吐藩人接管西域,并代唐朝承担了抗击大食和伊斯兰文明东进的历史任务。
8世纪60年代,突骑施汗国四分五裂,急剧衰落,葛逻禄部西迁西突厥故地,统治七河流域,锡尔河下游。塔里木盆地北缘[阿克苏、龟兹一带]也有葛逻禄的部族存在。还有一部分葛逻禄人居于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地区。此后，葛逻禄东支受迫于回鹘，葛逻禄西支处于阿拉伯帝国东侵的前沿，成为阿拉伯帝国东侵的缓冲带。有学者认为，在突厥诸部中，葛逻禄部最先皈依伊斯兰教，其部众直到元代仍活动与巴尔喀什湖附近。
八世纪七十年代，葛逻禄汗国建立后，将原来游牧于中亚北部草原的九姓乌护部族驱散，中亚一带的异姓突厥部落[九姓乌护]向咸海、乌拉尔山、伏尔加河一带迁移。九姓乌护的一支塞尔柱部落西迁到里海至咸海一带，11世纪初又南迁到锡尔河下游地带，1055年建立起强大的塞尔柱帝国彻底终结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另一部分九姓乌护部落西迁到欧洲，在南俄罗斯草原称霸一时。
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分三支西迁西域和中亚，843年，西迁回鹘分别在西域建立“高昌回鹘”、“西州回鹘”、“葱岭回鹘”三个国家，彻底结束了吐藩在西域的统治,加速了西域全部突厥化、回鹘化的历史进程。印欧语系语言逐渐衰落,伊斯兰文明自始东渐。回鹘西迁后由游牧民族改为定居,加入新疆诸定居民族的行列。
隋唐时期西域主要有以下民族:
粟特人 [康居人，昭武九姓]
柔然人 [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
突厥人 [又称蓝突厥；阿史那姓之部族]
异姓突厥人 [又称作黑突厥；即降属突厥的九姓铁勒各部族]
阿拉伯人 [又称大食]
吐藩人 [藏族先祖]
昭武九姓
汉人
回鹘人 [汉代丁零人；现代维吾尔人先祖]
黠戛斯 [汉代坚昆；现代吉尔吉斯人先祖]
昭武九姓等中亚城邦诸国:
昭武九姓是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中亚西部10多个小国的总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昭武一词的语源，尚无定论。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其支庶分王中亚各地，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世称九姓，亦称昭武九姓国。[见《新唐书．西域传下．康》]。其中安国分为东西两国，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
康国又名飒秣建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为中亚最大城邦，是昭武九姓的中心。
安国 东安国名喝捍，在泽拉夫善河之南，属布哈拉地区。中安国名捕喝，在布哈拉一带。西安国为戊地国别称。与东安国同属于安国附属国，故名。
曹国又名劫布旦那；在今萨马尔罕北部和东北一带。一度属康国管辖。
石国又名“者舌”、“赭时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首都塔什干。
米国又名弭秣贺；在撒马尔罕以南七公里。
何国又名屈霜你迦；故址在今撒马尔罕西北方。
伐地又作西安国；在布哈拉西方，与东安中安同为安国附属国。
火寻又名货利习弥伽；即花刺子模。
史国又名羯霜那国；北距米国200里，南距吐火罗国400里，唐朝曾在此设立法沙州，隶属康居都督府。
其他中亚城邦诸国:
勃律 分大勃律与小勃律。大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唐开元年间，先后册封大、小勃律各两代之王。开元初，小勃律入朝，唐以其地为绥远。天宝六年[747 ]，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至小勃律。倘该其名为归仁，并置归仁军。
笯赤建国今塔什干地区之汗阿巴德。西邻赭时国（石国）。
沛捍国又称破洛那、跋汗那。汉代大宛，唐时称拔汗那。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窣堵利瑟那国又名东曹、苏对沙那或乌什鲁沙那，今为塔吉克斯坦和撒马尔罕之间的乌拉尤提尤别。唐时改国名宁远。
活国又名吐火罗，为大夏故地。即巴克特利亚希腊王国，都城在今阿富汗东北的昆都士，地处阿姆河南岸。
伽色尼国在今喀布尔西南，有的以为即漕国[漕矩佗]。而《北史。西域传》则说，漕国的国王姓昭武，为康国王之宗族。
小月氏国 其王位大月氏王寄多罗之子。国都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中国史料说他们本居于西平[西宁]、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寄多罗为厌哒所逐，西迁后，与公元420—438年之间在中亚立国。史称“寄多罗南侵北天竺”，“役属乾陀罗以北五国”。可能在寄多罗迁至巴里黑不久，厌哒人旧跟踪而至，故而他们不得不放弃巴克特里亚，走保兴都库斯山以南之地，称为小月氏国。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国家和地名:
阿耆尼国 (焉耆)；
屈支国 (库车)；
跋禄迦国 (阿克苏)；
劫盘陀国 （汉代蒲犁国，南北朝时称渴祗陀又作诃盘国，今为新疆塔什库尔干）；
乌铩国 （故地为今新疆英吉沙县）；
佉沙国 （疏勒国，两汉至宋代均称疏勒国，今地为新疆喀什地区）；
斫句迦国（叶城，汉代为子合国，《魏书》为悉居半国，朱居国，朱俱槃国，沮渠国《宋云行记》朱驹波）；
瞿萨旦那国[汉代于阗国，今和田市]；折摩驮那国 [且末]；
纳缚波故国[即汉代楼兰国]；
尼壤城 [汉代精绝国遗址]；
凌山 [指今阿克苏乌什县与吉尔吉斯坦国边界的别迭里山口；汉文史料称“拔达岭”]；
素叶水城 [指唐代的碎叶城，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在今吉尔吉斯坦国北部托克马克附近]；
怛逻斯城 [在今哈萨克斯坦国塔拉兹，原名江布尔]；
铁门 [中亚古关名，故址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西大约13公里，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冲要，左右皆山，地势险要，为史国和吐火罗之间的分界]。
千泉 [又名屏聿，故地在今吉尔吉斯坦国北部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当东西交通冲要，又有林泉之胜，公元前七世纪前期为西突厥可汗避暑胜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曾在这里盛筵接待大唐高僧玄奘，以及唐朝和高昌国派来的使臣。]
从715年屈底波最后征服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起算，到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夺取阿拉伯哈里发的实权，建立塞尔柱帝国止，阿拉伯人统治中亚已有340年，其后中亚各地新兴的政权依然是伊斯兰王朝。

五代、宋时期新疆民族

五代宋辽金西辽时期
中国历史年代:
五代十国（907—960）
北宋（960-1127）
辽（960—1115）
南宋（1127—1279）
金（1115—1234）
西辽（1132—1218）
西域大国历史年代:
萨曼王朝（874—999）
迦色尼王朝（962—1186）
哥疾宁（977—1187）
花刺子模（995—1221）
塞尔柱（1055—1195）
郭尔王朝（1184— ）
中亚地区: 公元9世纪，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折，逐渐解体，中亚地区相继产生了塔黑尔、萨曼和伽色尼、喀拉汗四个王朝，10世纪后又产生花剌子模、哥疾宁、塞尔柱等突厥人主宰的王朝，形成了伊斯兰文化的繁荣。中亚的突厥化就是在这些王朝时期完成的。在中亚突厥化的基础上，原来穆斯林用来称呼中亚北面和东北面草原游牧区的“突厥斯坦”这一地名的内涵，才扩大到中亚河中地区。自从中亚被阿拉伯征服后，东方文化逐渐被淡化。中亚的穆斯林对自己远古的历史一无所知，也由于对西方穆斯林世界的认同、被融合，中亚的伊期兰王朝不但与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为敌，也仇视东方的异教文化，甚至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也采取敌视态度。
公元12世纪中叶，辽朝皇族耶律大石在辽朝灭亡后率部西迁，建立西辽王朝。西辽经过10年征战，征服了高昌回鹘、东、西喀拉汗朝、花刺子模诸国及康里、葛逻禄、乃蛮各部族，重新统一了新疆，中亚地区形势为之一变，汉文化再次辉煌西域，出现了伊斯兰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在中亚并存的局面。
新疆地区:唐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纷扰割据时期。此时的西域也出现了一些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他们之间因为土地、宗教等因素不断进行着争斗。 9世纪初叶前后，西域呈现出一派诸强纷争的混乱局面，天山南北原城邦各国，各游牧政权重新组合，至9世纪中后期形成为高昌回鹘、喀拉汗朝、于阗国三国鼎立的格局。喀拉汗朝据今新疆西部以及今中亚部分地区；于阗王朝辖昆仑山北路的和田绿洲一带；高昌回鹘辖天山北麓、吐鲁番至焉耆、库车一带。10世纪末，喀喇汗朝与于阗发生争战，于阗战败，遂成为喀喇汗朝的一部分。这些地方政权都和中原保持着联系。无论三国如何争斗，他们的首领都认为自己与中国皇帝是甥舅关系。喀喇汗朝的首领自称为“桃花石汗”，其意思就是“中国的汗”。他们称喀喇汗王朝的地方为“下秦”，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西域三国之间的种种恩怨，不过是中国这个大家庭大背景下几朵跳跃的火花。而在他们之后，西域这块神秘的土地也依然在平静的诉说着那些令人兴奋的俄神秘。
10--11世纪间，中国内地形成了辽宋对峙的局面。此间，辽王朝曾管辖过天山南北，设置阿萨兰回鹘大王府、高昌大王府、于阗王府、黠嘎斯王府和西突厥王府等地方机构，并册封大王、于越、司徒、节度使、都监、将军等官职。受命任职的有回鹘人、契丹人等。后来宋朝也派人到西域联络，高昌王、于阗王、喀喇汗王都曾遣使向宋朝进贡。
隋唐时期语言各异，人种多样的西域各族居民开始迅速突厥化、回鹘化，并最终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民族融合过程，以往以佛教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局面因伊斯兰教的传入被打破，佛教文化已萎缩至天山东部一隅。喀拉汗朝同于阗之间的宗教战争持续了324年之久，最后伊斯兰教在于阗也取代了佛教。回鹘西迁后成为天山南北的主要民族，为维吾尔族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伊斯兰文化成为中世纪上一朵盛开的鲜花，喀拉汗朝的文化成就尤其突出，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和艺术遭到毁灭性打击和破坏，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空白，直到12世纪西辽西迁立国，才废止了宗教排他行为，佛教有所复兴。西域及中亚各地各个民族均被突厥化。西辽之后随迁而来的契丹人和汉人被同化则是蒙元时期。
附表:
回讫汗国（744—840）
安西回鹘（843—870）
高昌回鹘（866—1275）
西回鹘（843—930）
喀拉汗（930—1212）
新福洲回鹘（843—912）
于阗李氏王朝（912—1001）

元明时代新疆民族

蒙古汗国元明时期
中国历史年代:
蒙古（1206—1271）
元（1271—1368）
明（1368—1644）
西域大国历史年代:
钦察汗国（1224—1480）1243年拔都西征后再封，分为金帐、白帐、蓝帐三个汗国；1480年莫斯科公国独立，钦察汗国遂告结束。
窝阔台汗国（1224—1310）1229年窝阔台即位蒙古大汗，随后海都发动叛乱，1310年，海都叛乱平定，该领地并入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1224—1348）1348年分裂为东西两汗国
西察合台汗国[1348--1370]为跛子帖木儿吞并，遂建立帖木儿汗国
东察合台汗国[1348--1680] 1514年叶尔羌汗国独立建国；1680年为噶尔丹攻灭。
伊儿汗国（1258—1388）成吉思汗孙子，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之封地；1388年为帖木儿汗灭。
帖木儿汗国（1388—1500）1500年为昔班尼所灭
乌兹别克汗国[1428---1468]昔班是拔都的弟弟，1350年左右改名“月即别”[乌兹别克族之渊源]；昔班家族王子阿布海尔为乌兹别克汗国创建人，故又称阿布海尔汗国；1468年阿布海尔在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决战中被杀，三年后[1471]，乌兹别克人被东察合台汗国驱散；留在阿布海尔汗国的游牧人称为乌兹别克人，从阿布海尔汗国分离出去的人称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
昔班尼汗国（1500—1598）1500年昔班尼灭帖木儿汗国，重建乌兹别克汗国。1598年为布哈拉汗国灭。
哈克萨克汗国（1456—1723--1755]1456年从乌兹别克汗国中分离东迁到七河、楚河、塔拉斯河诸河流域建国；创建人为白帐汗国末代汗王之子克烈汗和扎尼别可汗二人；1723年遭受准噶尔人的大劫难；俄国又乘机而入，吞并其各部，汗国衰亡；1755年后陆续臣属清朝。
俄罗斯独立（1480）
俄罗斯吞并白帐汗国[1552]
俄罗斯吞并蓝帐汗国[1556]
叶儿羌汗国（1514—1680）创始人为东察合台汗王后裔赛依德；1680年为蒙古准噶尔部攻灭。
准噶尔汗国（1640—1759）清代西蒙古卫拉特四部联盟之一；十七世纪前40年是卫拉特四部定居的时期；也是准噶尔部排挤兼并其它三部崛起强大的时期；巴图尔洪台吉时期，外抗沙俄、内并卫拉特各部，逐渐强大；到巴图尔洪台吉第七子噶尔丹即位后，兼并邻近部落、进军天山南部，吞并青海、西藏、勾结、借力沙俄征服漠北东蒙古，兵临北京700里地；噶尔丹时期汗国空前强盛，不仅吞并叶尔羌汗国，蹂躏哈萨克汗国，占据哈萨克斯坦广大地区，并试图重续成吉思汗的史诗，对清朝威胁甚重；从康熙帝到乾隆帝，平叛艰苦卓绝，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759年，清朝才彻底平定该部叛乱。
中亚地区:西辽末世政治日趋黑暗，国力逐渐衰弱，花刺子模获得独立后征服中亚和伊朗的大部分领土、塞尔柱帝国完全解体，中亚的霸主为西辽和花刺子模。如日中天的蒙古汗国进军中亚，先后攻灭西辽和花刺子模，此后中亚进入蒙古人统治的时代。进入元朝以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互相争战不息，进入中亚定居的蒙古人被突厥同化，与东察合台蒙古人互相鄙视敌对。帖木儿在乱世中发迹，建立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12年后被昔班尼重建的乌兹别克汗国攻灭。
西辽和蒙古在中亚400年的统治，虽未能改变中亚的宗教信仰，但其军事政治制度都被继承下来，以至于成吉思汗的后裔长期被尊为唯一合法的统治者。蒙古统治的积极方面是使东西方交通大开，经济文化交流畅达。中原地区又如同唐朝时一样，成为中国中原王朝的属地。只是到了明朝末年，才又被游牧部落的分裂割据，使丝绸之路成为畏途。
金帐汗国从14世纪后半期起急剧瓦解，经过100年后完全崩溃。从伏尔加河以东到西西伯利亚低地一带的所谓白帐，这时已经完全独立出来,后来变成哈萨克汗国。金帐汗国南部的花剌子模，被帖木儿朝所并。金帐汗国西南部出现一个克里木汗国，伏尔加河的中下游出现喀山汗国与阿斯特拉罕汗国。明朝中期俄罗斯的莫斯科公国摆脱金帐汗国而独立，先后吞并白帐（喀山汗国）、蓝帐（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密失儿汗国）三个汗国，西与欧洲争霸，东向中亚扩张侵略。
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裔，在歪思汗与1428年死后，其子羽奴思汗与也先不花分裂、各据一方。在帖木儿后王速檀。阿合马死后，蒙兀儿斯坦内战频仍、混乱不堪，再也为实现统一。柯尔克孜人和哈萨克人则在蒙兀儿斯坦汗国的废墟上强大起来。从此，部落领袖各自称王。作为部落的基层的氏族公社，则过着闭塞的生活，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性，正是金帐汗国及其他游牧国家分裂和衰落的原因。而帖木儿及其后王的进攻，又加速了这种衰落。15世纪后半期的中亚史，基本上是以昔班尼汗为首的乌兹别克人南下驱逐帖木儿后王的历史。
16世纪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起来，中亚诸国无可挽回的衰败下去。在此期间，封建割据的小国，在宗教狂热的迷误下，征战不息，盗匪横行、交通阻遏、丝路难行。科学遭到激烈反对，经济为之萧条，政教完全合一，历史车轮倒开。与此鲜明对照的是，西欧诸国却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纷纷向西出海，寻求来东方的商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欧的宗教改革，新航道的发现和殖民地的开拓等等，都导致财富的增加、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强国的出现。中亚各伊斯兰王朝昔日的繁荣成了令人怀想的记忆。
新疆地区:西辽亡国之前，1212年高昌回鹘王国和伊犁的哈刺鲁先后归附于成吉思汗。蒙古军大败西辽军，追杀屈出律于塔里木盆地，天山南麓、喀什、叶儿羌、于阗诸城依次皆归属蒙古，唐末以后新疆各地纷争割据的局面结束，为元、明两朝和成吉思汗后代统治西域打下了基础。
蒙古西征以及元明时期大规模移民西域屯垦，随军而来的大量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西夏人落居于天山南北各地，推进了西域屯田事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交流。草原丝绸之路得到大规模的拓展。东西交通的发展是蒙古、元朝最为显著的贡献。
东察合台汗王后裔赛依德建立叶儿羌汗国，历史长达200年期间，维吾尔族文学艺术有重大发展。《拉失德史》弥补了汉文史料中新疆和中亚历史的不足，王妃阿曼尼莎和乐师兼诗人玉素甫·柯迪尔汇编的16部乐章《木卡姆》留传下来余12部，至今依然是中亚和新疆民族文学艺术的珍宝。《阿凡提的故事》则是察合台汗国时期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中国三大民族史诗中的两部史诗-----------《玛纳斯》和《江格尔》，分别代表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古代文学的巅峰。
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时期，在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和阿力麻里设立行尚书省，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行省。元代近百年历史中，新疆地区一直受到元朝中央的重视，把它置于和内地其他行省同样的地位。
元明交替期间，统治天山南北的蒙古贵族察合台汗的后裔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相互争斗。明朝统一中原后，这些政权愈见衰落。哈密最先归顺明朝，由此建立哈密卫；不久，哈密以北的瓦刺 [后来的厄鲁特]首领也顺明入贡，请求封爵，得封顺宁王等。此后，于阗、喀什噶尔等各地的王也向明朝纳贡，均由明朝册封。
11世纪初，喀喇汗朝对于天的圣战取得胜利，伊斯兰教在于阗取代了佛教，然而在北方，信仰佛教的西周回鹘王国领地的库车以东的阿斯兰王对喀喇汗朝的扩张进行了坚决抵抗，致使伊斯兰教室里长期未能越过库车一线。14世纪后，元朝势力退出天山南北地区，同时，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自秃黑鲁贴木儿汗于1322年皈依伊斯兰教起，成为清一色的穆斯林，到贺则尔汗时期，汗国全部国务活动都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从十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教的东传，无论是维吾尔族的历史上，还是在西域的历史上及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上都长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传入西域，使西域各个国家固有的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同时，伊斯兰教的传播有效的促进了西域民族的大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所谓圣战使西域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极大损失，而且额由于宗教的偏见，又要使历史悠久的、一致居于统治地位的佛教文化和艺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和破坏，特别是维吾尔民族的绘画、泥塑、雕刻等造型艺术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空白。
中亚居民国属变化:
十五世纪中亚各地的大多数居民是突厥人和塔吉克人。所谓突厥人泛指当时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包括察合台人、乌兹别克人、蒙兀儿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所谓塔吉克人，是指操伊朗语的民族，他们是古代雅利安人的后裔，而非一般人说的“大食人”；除了尚未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人以外，他们都统称或自称为穆斯林。当时并没有严格的把突厥人区分为各个不同的民族。乌兹别克人同哈萨克人这时在经济生活上和人种成分上都没有什么差别。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原来都是金帐汗国的臣民，有许多部落如乌孙、克烈、乃蛮、钦察、札剌亦儿、契丹、葛逻禄、畏兀儿、弘吉剌等，同鉴于这两个民族之中。近代的各个民族当时还没有形成，但已经有了形成这些民族的雏形。
蒙古西征中亚，统治新疆至元明时期，西域新增大批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西夏人。哈刺鲁人是葛逻禄的后代。隋唐时代的回纥、回鹘至元明时期称为畏兀儿，后称维吾尔。
回回人为中亚突厥语族诸民族部落，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及其后代。
柯尔克孜人从16世纪以后陆续迁入费尔干纳地区，准噶尔人称柯尔克孜人为布鲁特人。

清代新疆民族

清朝时期
清朝（1644—1911）
希瓦汗国（1515—1873）
布哈拉汗国（1518—1785）
准噶尔汗国（1640—1759）
浩罕汗国（1710—1876）
清朝统一新疆（1760）
浩罕归属清朝（1760）
哈萨克归属清朝（1755）
土尔扈特西迁（1628）
土尔扈特东归（1771）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
俄国征服中亚（1876）
中俄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 1864年 44万平方公里
《中俄伊犁条约》 1881年 7万多平方公里
（1）《中俄伊犁界约》 1882年
（2）《中俄喀什噶尔界约》1882年
（3）《中俄科塔界约》 1883年
（4）《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年
（5）《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1884年
新疆建省（1884）
中亚地区:18世纪前半期，中亚河中地区内部分裂衰弱，整体动荡混乱。费尔干纳地区独立出来，浩罕汗国形成。哈萨克草原为一种准噶尔、哈萨克与俄国的三角磨擦关系。哈萨克汗国1723年经历“准噶尔大灾难”后，各部落西迁四散。中亚四周强邻迭起，北面沙俄向南扩张，步步进逼，南面阿富汗也崛起一个杜兰尼帝国。
1760年清朝平定噶尔丹叛乱，统一新疆，浩罕汗国和哈萨克各部落相继归属清朝，中亚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时期。18世纪后半期，俄国向南推进，对中亚的政策以发展商业贸易为主，到世纪末，绝大多数俄国商人被从中亚市场排挤出去。布哈拉汗国和土库曼部落相继被俄国征服，通往撒马尔罕的铁路顺利建成。1865年2月俄国在中亚新占领区成立突厥斯坦省，中亚成了沙俄的殖民地。1898年12月，俄国的铁路从马雷延绅到阿姆河上的库什卡，由于英国的反对，俄国才没有继续向南扩展到阿富汗境内。不过，俄国仍然在阿富汗边境制造麻烦。
18世纪中叶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清朝平定准噶尔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不仅使中亚各汗国民族免除了来自东面经常的威胁，而且由于清朝国力强盛，统治稳定，遂形成一种空前的安定局面。另一方面，沙俄在这一时期向中亚的扩张意图还比较隐蔽，还只是缓慢的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在1760年以后的数十年里，中亚欧亚草原进入了政治上的和平安定时期。
清朝统一新疆后，原准噶尔部的领土归于清朝版图。客观上也有准噶尔汗国崛起强盛的历史贡献。沙俄对中国早有野心，从巴图尔洪台吉，到噶尔丹时期均未对沙俄出让一寸领土。到清朝平定准噶尔汗国后，西域宰桑湖、巴尔喀什湖以及伊塞克湖等地还都在中国的国界之内，而浩罕汗国的版图还很小，主要在费尔干纳地区。事实上，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时期，西布鲁特部15部的柯尔克孜人都成了清朝的臣民。浩罕汗国也曾有数年臣服清朝。1771年初，原被准噶尔部排挤而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因不堪沙俄的压迫，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冲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艰难跋涉八个多月，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19世纪前期，浩罕发展成中亚大国，大肆扩张，强盛一时，成为中亚人口最多、地域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俄、英、法帝国列强在世界争霸的同时，开始在伊朗角逐。中亚诸国一直受到列强的侵略欺凌。俄国先后兼并了格鲁吉亚、高加索，并用武力迫使伊朗成为附属国，俄国发动了对希瓦汗国的战争，伊朗在俄国的支持下向阿富汗扩张，英国则从印度对阿富汗发动战争，俄、英二国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19世纪后半期，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占据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面土地，并于1864年开始向中亚腹地大举入侵，至1876年征服中亚诸汗国。四处扩张、横行一时的浩罕汗国在图谋新疆屡遭失败后，也难逃沙俄的魔掌，最终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新疆地区:
平定准噶尔:清代是中国近代疆域最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确定的时期。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部。这些蒙古部族之间相互攻打，还经常南下骚扰内地。游牧于天山以北的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中，准噶尔部渐强扩张，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下游，随同西迁的还有部分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部落人，他们因不堪沙俄的压迫，苦熬140年后又历经艰辛回归祖国；和硕特部迁居青藏高原；在新疆境内，除了一部分未迁走的土尔扈特人和和硕特人以外，就以准噶尔部和杜尔伯特部为主。
准噶尔汗国在巴图尔洪台吉时期对维护四部联盟，提倡农业，鼓励定居，保护喇嘛教，反抗沙俄扩张均有突出贡献，颇受称颂。而其第7个儿子噶尔丹则是个野心家，清朝从康熙到乾隆为平定噶尔丹叛乱花费了70年时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采取政教分离等民族政策，新疆出现多种宗教并存局面，人口和经济空前发展，各民族文艺又有一定发展。
晚清新疆:19世纪中叶，由于帝国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封建压迫的加剧，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在天平天国起义、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各地也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反清起义。 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清代后期中亚浩罕汗国支持下的张格尔叛匪曾四次侵略新疆，最严重的是英俄支持的阿古柏匪帮在新疆横行虐使十三年，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阿古柏勾结英俄，利用各地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到1871年已侵占南疆各城以及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各地人民奋勇抵抗入侵匪寇。由于得不到统一而有效的指挥，数十万维吾尔、回族、克尔克孜、汉族等民族遭到血腥屠杀。
新疆是西大门，是中国同欧洲和阿拉伯各国交往的陆路通道，战略地位重要。沙皇俄国是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元凶。1864---1884年间，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国力衰弱的机遇，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中俄科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占中国西部51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新疆危机: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面临东西两面国家危机的严峻局面。1865年1月，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国入侵台湾。在清朝国力衰竭的严重情势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实质是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拯救新疆人民的大是大非问题。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放弃新疆。左宗棠强调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收复新疆。
这一场争论的结局是清朝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光绪元年（1875）四月初，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1876年6月，清军开赴新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复新疆大片领土。1878年1月经和田最后一战，全部光复新疆，将阿古柏入侵势力彻底驱逐出境。
湘军西进，最终眼光投向伊犁，决心与沙俄作一番较量。沙俄到手的利益生变，恼羞成怒，扬言动武，在边境线增调军队，又派军舰在沿海游弋，风声鹤唳，剑拔弩张。这时，海防塞防争论焦点已从新疆全境缩小为伊犁一地。李鸿章痛诋左宗棠酿成兵战之祸，再次主张承认沙俄宰割伊犁之条件，而左宗棠反对，继续备战，坚持全部索还。
朝廷改派曾纪泽赴俄重议。更改已签条约本身就是难题，但内有左宗棠战备不懈，外有曾纪泽尊俎折冲，终于改订新约，将霍尔果斯河以东的伊犁辖区原状收回，免遭肢解。为了要收复伊犁，当时清朝政府首先派了一个谈判代表，叫崇厚，签订了一个《里瓦吉亚条约》，等于是没有打仗就割地赔款，后来又派了曾纪泽去改订条约。外交斗争必须要有武力为后盾，所以当时左宗棠做了充分准备，分兵三路，准备去收复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经快70高龄了，身体不好，在营帐里面还吐血，于是他也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准备，舆榇出关，也就是抬着棺材出了嘉峪关，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准备战死疆场。在左宗棠这样一种军事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通过外交斗争，终于修改了条约，争回来了一些权益。1890年，美国人史密斯出版了《中国人的气质》，在这本书里头，他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其伟绩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越的。
新疆建省:1883年年底，清军在收复新疆的进程中每克一城就设置善后局，办理善后事宜。这些临时性的地方行政机构，对医治战争创伤、监管地方民政、司法、赋税等重要工作方面成绩十分显著，为新疆建省打下了良好基础。1884年11月新疆建省，省会为迪化[乌鲁木齐]。新疆建省，统一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制度，有利于人民的交往，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祖国的西北边防。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实行军府制统治，与1762年设伊犁将军于惠远城，为统治新疆全境的最高长官。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参赞大臣，统辖当地军政；乌鲁木齐设都统，辖北疆各地及吐鲁番；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辖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焉耆八城的办事、领队大臣。伊犁将军及各地大臣皆不理民政，民政事务均由各民族头目自理，但他们的任免、承袭，悉由各地大臣办理，有的还要奏报朝廷。
清政府对新疆各族的统治，因传统制度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办法:维吾尔族聚居地实行伯克制度；蒙古族聚居地实行札萨克制度；回、汉族移民聚居地[巴里坤、乌苏]按照内地行政建制，设镇迪道，下辖各府、州、县。清政府还从东北、内蒙等地迁移锡伯族、索伦族、厄鲁特、察哈尔四营官兵携家眷驻防伊犁，加强西北边防。自乾隆统一新疆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因上述举措得宜，新疆社会基本上是政治稳安定、经济发展的。
新疆建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统一了西陲边疆与内地的行政建制，取消了对人民迁徙的限制，密切了内地与新疆各方面的联系，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了抵抗俄、英等帝国列强的力量。然而，新疆统治中心过早的自伊犁东移到乌鲁木齐，也是沙俄割占我国5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所造成的恶果。
帕米尔问题:帕米尔古称葱岭，自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府起，即为中国的领土，到清朝，中央政府对此仍然进行着有效的统治。曾设置大小卡伦20余处。沙俄从1876—1890年，先后派遣10多批“考察队”，潜入我国帕米尔地区。1891年7月，甚至派上校约诺夫率马、步、炮兵300多人侵入帕米尔，劫走了乾隆帝写的记叙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经过的苏满塔什纪功碑。1892年，约诺夫率领侵略军1500多人，两次侵入帕米尔地区，公然违反1884年《中俄续勘喀噶尔界约》的规定，强行侵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郎库里、阿克塔什平川和阿尔楚尔等中国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清政府为此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沙俄撤走侵略军。沙俄企图通过谈判使其侵占“合法”化，便要求中俄举行划界谈判。喀西尼在会谈中提出以萨雷阔勒岭为中俄边界。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据理驳斥了沙俄的无理要求，沙俄竟然拒绝与许谈判。1893年4月16日，清政府派汉驻法参赞常庆与俄外交大臣吉尔斯谈判。常庆力主按喀约划界，据理力争，使吉尔斯理屈词穷。由于沙俄并无诚意，致使趁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之机，背着中国政府与法国达成瓜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领土的协议。
1876年以后，英俄对中亚的控制、争夺加剧，双方开始把争夺的目光转向中国的帕米尔地区。经过激烈的争吵，英俄背着清政府与1895年3月11日秘密签订了关于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的《英俄协议》，规定俩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分界线，并与1895年7月9日树立了界桩，私分了我国的帕米尔。当清政府从外国报刊上获知英俄私分帕米尔后，对英俄提出强烈抗议。发表声明表示:“此后日必重申前说”，表明中国对帕米尔享有主权的严正立场。1894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俄方互换照会，同意在帕米尔地区维持现状，互不进兵，同时重申中俄帕米边界问题并未解决，中国并未放弃对帕米尔领土的权利。
清政府同意在中、俄关于帕米尔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双方保持各自的位置，“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土以外的帕米尔领土所原有的权利”。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沙俄违约侵占上述地区的合法性。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也承认苏、中在帕米尔地区存在着边界问题。1926年3月25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帕米尔地方本系中国领域，于1892年被前帝俄政府以借境为言派兵强占，迄今成为悬案。”同年4月14日，苏联政府复照中国政府；“至从前未划界之处，亦应另定新界。”即同意在适当时机举行苏、中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问题的谈判，以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中亚居民国属变化:
18世纪后半期，由于清朝消灭了准噶尔汗国，中亚获得相对的和平与安定，大批逃难者迁到费尔干纳定居，该地区即有大量乌兹别克人，还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柯尔克孜人等种族集团。吉尔吉斯人以汉代坚昆，唐代黠戛斯为渊源，即今柯尔克孜民族的前身。哈萨克人的渊源为塞人、乌孙人、匈奴人、康居人、阿兰人、可萨、咄陆、突骑施、葛逻禄、克烈、乃蛮、钦察、弘吉刺惕、札刺亦儿等古代民族和部族。
清代新疆民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体分为伊斯兰文化诸族和非伊斯兰诸族。

汉唐旧土，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此之后，虽中华大地历经沧桑，这种联系却始终无法斩断。

清代平叛---新疆入中央直辖

清代的边疆政策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其次，清代边疆政策增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再次，清代边疆政策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以新疆为例，可以说清政府制定的边疆政策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

乾隆收复新疆：消灭盘踞北疆准噶尔

准噶尔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有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小噶尔丹三个领袖，给清朝政府生了不少麻烦。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年死后，新疆北部陷于混乱状态。小噶尔丹的嫡子那木札尔，被庶子达尔札杀了；达木札又被辉特部的部长阿睦尔撒纳所杀。
阿睦尔撒纳扶立一个叫做达瓦齐的，作准噶尔部的部长。不久，他与达瓦齐闹翻，率领眷属与若干部下窜入乾隆的领土以内，向乾隆投降，这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事。
乾隆很高兴，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要利用他直捣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替雍正雪耻，同时根除康熙以来西北方的一大威胁。 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阿的一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归“定北将军”班第节制；萨的一路，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
两路人马在乾隆二十年二月开动，势如破竹，到处受降，如入无人之境，到了五月间便会师伊犁。达瓦齐逃到新疆南部的乌什，被当地的回王捉了，送给清军。连以前在青海造反的罗卜藏丹津，也被同时捆了送来。
乾隆为了表示宽大，故意宽宥罗卜藏丹津，免他一死。达瓦齐的下落如何，史无明文。
乾隆封阿睦尔撤纳为“双亲王”，不给他准噶尔的地盘，更不给他以统驭四部厄鲁特(卫拉持)的权力。
乾隆又封一个准噶尔的“台吉”伯什阿克什作“准噶尔亲王”，也不让这位伯什阿克什统驭四部。
乾隆的计划是叫四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一概直接效忠清朝。
阿睦尔撒纳在事实上却已占了伊犁，并且启用了小噶尔丹所留下的“准噶尔汗”的印章，自称起“准噶尔汗”来了。到了六月间，阿睦尔撒纳索性退还“定边左副将军”之印，不再为大清皇帝之臣。
乾隆也索性改称准噶尔为绰罗斯(“绰罗斯”是准噶尔统治者的姓)，封了一个噶勒臧多尔济作绰罗斯汗。
辉特，阿睦尔撒纳自己的一个卫拉特，乾隆另封一位巴雅尔作汗。
其余的两个卫拉特和硕特与杜尔伯特，也各设一个汗:沙克都尔曼济与车凌。
这时候，定西将军班第留驻伊犁对岸的尼楚衮(伊犁城在伊犁河南，尼楚衮在伊犁河北)，身边仅有察哈尔兵三百人、喀尔喀兵二百人。几万大军，他早已奏准乾隆，陆续予以撤退。乾隆却给了他一道密旨，叫他捕斩阿睦尔撒纳。
他捉不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早已去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北杜尔伯特的领土。
他带了五百兵．对伊犁一带的阿睦尔撒纳的部下作战，被围，自杀。和他同时自杀的，有鄂尔泰的一个儿子，参赞大臣鄂容安。
在乾隆所派的两个将军之中，定西将车班第在伊犁附近被围，自杀；定北将军永常，这时驻扎在穆垒(新疆省木垒河县)，仓皇退军到巴里坤(镇西)，请参赞大臣策楞保护。
乾隆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把永常逮捕，押解回京。这永常走到陕西临潼，中途而死。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姓董鄂氏，侍卫出身，当过湖广总督。他为人并无他错，只是胆小，乾隆偏要叫他带兵打仗，可说死得冤枉。
捕了永常以后，乾降叫策楞署理定西将军。策楞的名字与噶尔丹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等人的“策零”，是一个名词。在蒙古王公之中，有不少的“车凌”，其实也是同一个名词。止如英、美人有成千成万是叫做“杰姆士”或“约翰”的。 这新任定西将军策楞，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洲人。他是讷亲的哥哥、尹德的儿子、遏必隆的孙子、额亦都的曾孙。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好朋友、知己、佐命元勋，所以子孙极受优待，虽有罪而“公爵”世袭罔替。乾隆斩了讷亲，不得不在额亦都的苗裔之中选出策楞来承袭。(策楞在乾隆十九年因为不赞成乾隆太重视阿睦尔撒纳，被夺去公爵，公爵改由一位达尔党阿承袭。) 乾隆无须叫策楞当过公爵以后，又作将军打仗。这是乾隆糊涂的地方。
所好，在策楞的麾下有很多的蒙古骑兵。这些蒙古骑兵，很迅速地推进到伊犁，捕了当地的一个“宰桑”克什木。克什木正是那围住班第、逼得班第自杀的人。
乾隆将策楞升为正式的定西将军，命令他活捉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这时已把他的汗幕，移设在伊犁东北，不久就逃去哈萨克(Kazakhstan)，策楞毫无办法。
乾隆等待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依然没有关于阿睦尔撒纳的消息，便又吩咐把策楞逮捕，锁在一个木头笼子里，押解回京，中途遇到准噶尔兵，可怜这策楞便死在准噶尔兵之手。
策楞的定西将军位置，乾降在五六月间已经叫达尔党阿接充。这达尔党阿也是额亦都的曾孙，与策楞同祖(遏必隆)，但父亲不是尹德，而是那皇八子胤禩的拥护者、被雍正谥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的阿灵阿。
达尔党阿在八月间把军队开到“遇和集”，与哈萨克所派来的迎护阿睦尔撒纳的五千多骑兵打了两仗，杀了哈萨克骑兵九百多，却让阿睦尔撒纳溜走。
乾隆更气，下旨收回达尔党阿的双眼花翎，召他回京，回京以后夺去他的公爵。公爵由额亦都的另一苗裔仁和承袭。达尔党阿总算是运气好．没有在回京的路上遭遇准噶尔兵，也没有在回京以后下狱论斩，只是发往热河“披甲”(当一个上等兵)，其后也居然积功升至二等侍卫。
与达尔党阿同时被发往热河披甲的，是“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哈达哈是另一开国元勋的苗商(费英东的玄孙博尔丹的儿子)。哈达哈其后因为在新疆南部“作战不力”，被乾隆赐令自尽，但乾隆的御旨尚未颁到之时，哈达哈已“力战”而死。
阿睦尔撒纳逃到哈萨克后，于乾隆二十二年偷了哈萨克的若干马匹，抢掠绰罗斯(准噶尔)一个台吉札纳噶尔布的牧地。 雍正的远房表侄、正黄旗乌雅氏的一位笔帖式出身、当过山东巡抚的兆惠，这时候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驻扎在济尔哈朗城。这济尔哈朗城，并非为了纪念郑亲王济尔哈朗而建筑的新城。它可能是本名济尔噶朗城，因附近有一条济尔噶朗河而得名。
兆惠听到阿睦尔撒纳入侵的消息，赶紧派参赞大臣富德带兵去追，自己在济尔哈朗城坐守，藉以防备新疆南部的回族首领大小和卓木。
乾隆在军机处看到报告，骂兆惠轻重倒置，兆惠接奉批示，只好自己也带兵北上，向塔尔巴哈台进发，与富德会师。
阿睦尔撒纳却早已又溜去哈萨克，富德仅仅捉住了乾隆所封的辉特汗巴雅尔。
巴雅尔是在达瓦齐被捕之时，与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车凌同时受封的“厄鲁特四汗”之一的。噶是绰罗斯汗(统辖原有的准噶尔部)，沙是和硕特汗，车是杜尔伯特汗。
乾隆本想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因为阿志在以“准噶尔汗”的名义“总统四部”．反对提升绰部、和部、杜部这三部的“台吉”为汗，所以乾隆就只封他为一个空头的“双亲王”(以亲王的地位，食亲王双俸)，把辉特汗的位置，封给辉特部的另一台吉巴雅尔。
巴雅尔却并不感激乾隆，而始终对阿睦尔撒纳忠心。在阿叛清之时，第一个响应的，便是这巴雅尔。
第二个响应阿的，是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噶在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把兆惠围困在乌鲁木齐附近的特讷格尔，几乎解决了兆惠，但在清军的援兵开到以后，也只得让兆惠突围而去。其后，噶被自己的一个侄儿札纳噶尔布杀了。
阿睦尔撒纳之所以从哈萨克撤回，抢掠札纳噶尔布的牧地，也许正是为了替噶勒藏多尔济报仇。仇不曾报到，却损折了辉特汗巴雅尔。
最冤枉的是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他始终效忠乾隆．反而被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兵于深夜突袭，以致他本人、妻与四千多部下，完全死于非命。
这雅尔哈善是清朝的宗室，称为觉罗，是正黄旗的一个“緜【mian】译举人”，当过江苏巡抚。其后他在新疆南部库车地方，围攻小和卓，被小和卓突围逃走，乾隆抓他回京斩旨
在四个卫拉特的汗之中，幸运的仅有杜尔伯特部的车凌。乾隆始终相信他，准他率领所部，在阿尔泰山之东、科布多城之北、唐努帖斯山之南、乌布沙泊附近的乌兰固木(北纬五十度，东经九十二度)“定牧”下来，而免予遣还阿尔泰山之西、塔尔巴哈台山之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额尔齐斯河流域，由乾隆划给若干乌梁海人。乌梁海的“海”字，很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其实何尝是什么“海”。但是清朝的官方文件都是写作“海”字，改起来也颇不容易。其实乌梁海就是“兀良哈”，打猎为生的人。
在“唐努乌梁海”区域，有很多的乌梁海部落。被乾隆迁送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只是其中的几个部落而已。清朝政府在唐努乌粱海设有五个总管，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话归本题，阿睦尔撒纳再度逃入哈萨克境内，兆惠也追了去。哈萨范的汗阿布赉慌忙向乾隆上表称臣，而且请求入觐。 阿睦尔撒纳在哈萨克无法容身，就逃到当时属于“帝俄”的西伯利亚。乾隆向帝俄提出通谍，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引渡“逃人”，帝俄起先不理，乾隆准备打，帝俄着了慌，就把阿睦尔撒纳的尸首送来，说阿睦尔撒纳是出了痘症(天花)而死的。
（摘自《细说清朝》 作者:黎东方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 清朝彻底收复新疆

“和卓”的意思，是“圣裔”，亦即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圣人(简称穆圣)的后代。
这一个名词来自阿拉伯；用英文字母来写，是Khuja。元、明两朝的史料上，常常有“火者”二字，也足这个名词的汉写。 清朝的官方文书，在“和卓”之下加了一个“木”字。这“木”字，原为称呼时的语尾。
穆罕默德不曾生下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法替玛。法替玛嫁给阿里。一切“圣裔”，实际上都是阿里的苗裔。
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在受封为葱岭东西无数的伊斯兰教人民的君主以后，并不曾立即信奉伊斯兰教。他的子孙，却信了伊斯兰教，并且不再用蒙古人固有的名字，而一律用了伊斯兰教人的名字。
察合台汗国于一度兴盛以后，衰微了下去，始则分裂为东、西，继则小国林立。西半部，于元、明之交，出了一位兼有蒙古与突厥血统的铁木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拥有西察合台、波斯的大部分与伊拉克的全部，而且打进了今日的土耳其，打进了印度。
准噶尔的汗是新疆南部各地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在阿睦尔撒纳被乾隆逐走以后，新疆南部便进人群龙无首的状态。大小和卓两人于是不自量力，想利用机会占有这一大块土地。
他们的父亲，是所谓“老和卓”。老和卓的名字，叫做阿哈玛特。这阿哈玛特，是白派在南疆的首领，死在伊犁。据说，他是被小噶尔丹抓到伊犁去的。
大小和卓兄弟二人，在达瓦齐被阿睦尔撒纳解决之时，获得自由，回去南疆。
大和卓的名字叫做布拉呢敦，小和卓的名字叫做霍集占
大小和卓回到南疆以后，不久便占有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这几个最重要的大城。他们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分别代替准噶尔的汗，作为南疆的霸主。他们而且委了亲信，作为各城的“伯克”(Beg，城长)。
乾隆既已不容许新疆北部为一个准噶尔的汗所统辖，当然也不肯坐视新疆南部为两个和卓所统辖。
这时候，库车以东的南疆另外三个大城哈密、吐鲁番、焉耆，业已“内属”。
乾隆在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对大小和卓采取军事行动。雅尔哈善在五月间到达库车。库车的“伯克”阿卜都.克勒术，是小和卓的属下，把库车守得很好。雅尔哈善攻了一个月，攻不下库车城。
小和卓亲自带了八千人用“最精”的“乌拉鸟枪”来增援，和雅尔哈善在城外打了一仗，负伤，却能够进城，与守城的兵会台一起，继续死守。
在雅尔哈善的麾下，有一个汉人提督马得胜，建议掘地道穿入城中。掘到相当程度，雅尔哈善自己进出察看，叫随从的人拿蜡烛陪着。守城的兵见到清军手拿蜡烛，猜出是在掘地道，便在城里也掘了横的地道，灌水。清军被淹死很多。
有过了若干天后，城内的粮食吃完，小和卓与伯克带兵在深夜出西门，渡过鄂根河逃走。雅尔哈善懒得在夜间打仗，到天明才派人去追，追不到一个。
事先，有人向雅尔哈善报告过，说:“城里的粮食快完了。小和卓与伯克可能由西门或北门逃走，不妨早日派兵在西、北两方埋伏，到时候截击。”雅尔哈善认为报告的人，是一个新近才来投降的回民，不值得相信，置之不理。
在小和卓与伯克逃走后，库车城的回民出城投降。雅尔哈善进城，把回民的几个首领无缘无故地杀掉。
乾隆听说雅尔哈善如此无能，吩咐兆惠进军库车，将雅尔哈善的一个助手顺德讷就地正法；把雅尔哈善与马得胜押解回京，斩首。
顺德讷是八旗之一的副都统。他被就地正法，可谓罪有应得。雅尔哈善在押到了京师以后被斩首，也不能算冤枉。马得胜却也继雅尔哈善之后受了极刑，只有用“圣天子不测之恩威”八个字来解释。
满洲八旗的官与兵，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时，的确勇悍善战。入关以后，虽则大部分的征讨由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些人所带领的“降兵降将”担任，但旗兵、旗将与若干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一样地“身在行间”，“冲锋陷阵”。
到了康熙对吴三桂及尚之信、耿精忠作战之时，就只有绿营的汉兵、汉将在真正出力。满洲旗人之充任将军与大将军的，无非是坐享其成而已。
其后，康熙打败老噶尔丹，打走策妄阿拉布坦派驻拉萨的策零敦多布，打平罗卜藏丹津，每次用满洲八旗总是吃亏，用绿营就获得胜利。
雍正对小噶尔丹的战争，乾隆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如此。
原因是满洲八旗的人在得了天下以后．上层习于富贵，下层习于“有保障的生活”，于是怕吃苦、怕死。
乾隆利用阿睦尔撒纳所领导的厄鲁特人，打走厄鲁特之中的准噶尔部达瓦齐汗，又驱策喀尔喀、科尔沁、察哈尔各旗的蒙古人，打走阿睦尔撒纳，消灭整个准噶尔部。
到了必须对付“回疆”的大小和卓之时，乾隆找不到多少“回人”可资利用。对清朝效顺的吐鲁番回王哈什木与“头目”莽苏尔、“伯克”莽阿里克，皆并无多少回兵可供乾隆调动。
因此，雅尔哈善与兆惠所先后率领的军队，仍以蒙古人与汉人为主。
在雅尔哈善以前，最先赴南疆的是蒙古人阿敏道。他奉了兆惠之命，到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等地去“慰抚”。兆惠拨给他三千名厄鲁特兵、一百名索伦兵。
索伦人也是女真，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两岸，被称为“新满洲”，而不属于满洲八旗。他们是所谓“野人”一类，朝气尚存。 阿敏道途经库车，那时候小和卓也在那里。小和卓骗他，说“我们与厄鲁特人有仇，清你遣走三千厄鲁特兵，我们欢迎你入城。”阿敏道依言照办，遣还厄鲁特兵，只带了一百名索伦兵进城。结果，他与这些索伦兵作了小和卓的俘虏。其后．统统被小和卓杀死。
他们之死，是回疆战争之导火线。我曾到过喀什噶尔香妃的故乡．与当地父老淡起这件事。据父老说:“清朝派来的人不会说‘维吾儿’话，当时库车又没有能够翻译的人，小和卓与他言语不通，因此就发生了误会。”
父老们又告诉我:“大和卓本是忠于清朝的。小和杀了清朝派来的人，知道事情闹大，才鼓动大和卓一齐反清。”
南疆九个大城(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均由察合台的苗裔充任统治者。叶尔羌的一个是九个之中的首领。其他八个听命于他，他听命于住在伊犁的察合台汗国的君主。
(其实，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二国，在伊犁的不过是东察合台汗国的汗而已。)
铁木耳土赫鲁克的儿子，叫做吉匝尔和卓。他分明不是“和卓”(圣裔)，他之所以被称为“和卓”，无非是因为“和卓”一词业已被用作一种“尊号”了。
吉匝尔和卓丢掉伊犁，迁居吐鲁番。
另一支和卓，比玛木特·额敏东来更早。这一支和卓，在1943年仍有后代住在库车。
这库车一支的和卓，比喀什噶尔的一支传代传得较慢．可能原是旁支。
喀什噶尔的和卓阿布都实墨特，被老噶尔丹捉去伊犁以后，在伊犁住了十九年。老噶尔丹战败自杀以后，阿布都实墨特带了儿子玛罕木特向康熙投效，康熙准他们回南疆，却不让他们在喀什噶尔住，叫他们到叶尔羌去住。这时候南疆在政治上真空。阿布都实墨特死后，他的儿子玛罕木特凭了在宗教上的地位．渐渐成为南疆各城所共戴的领袖。
然而，不久他也被继承噶尔丹而为准噶尔汗的策妄阿拉布坦所逮捕，关在伊犁，死在伊犁。他的两个儿子，大和卓布拉呢敦与小和卓霍集占，也囚居在伊犁，直到阿睦尔撒纳引来清军，打走达瓦齐之时(乾隆二十年)。
清军在伊犁释放了大小和卓，传说还交了一些兵给大和卓，叫他去南疆扫荡准噶尔的残余势力。小和卓被留在伊犁，度一种“人质”的生活。
大和卓到了南疆，便纠合白派的教徒，在乌什与黑派的教徒大战一场，获胜，一跃而成为全南疆的军事、政治领袖，
小和卓在次年(乾隆二十一年)逃出伊犁，到了乌什，劝哥哥帮助阿睦尔撒纳反清，把南疆独立起来，作为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王国。
小和卓杀了阿敏道。其后，库车被雅尔哈善围攻．小和卓来援救，入城助守，城内粮尽，他在深使之中带兵出西门逃往阿克苏，阿克苏的伯克关了城门，不欢迎。再逃到乌仆，乌仆的伯克也是如此。
小和卓逃到喀什噶尔，找大和卓，大和卓决定自守喀什噶尔，叫小和卓去守叶尔羌。
兆惠带领了若干满洲军官、厄鲁特兵士，以及陕甘的绿营，到了库车，又到了阿克苏、乌什。乾隆派了一个叫做舒赫德的，以头等侍卫的官衔，坐镇阿克苏。这舒赫德是满洲正白旗人，当过汉军镶黄旗都统，因事革职，“为兵赎罪”，任奉命毕镇阿克苏、以后，乾隆不久便逐渐升他为参赞大臣、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满洲镶红旗都统。
兆惠从乌什转军西南，溯叶尔羌河而上，奔驰了一千五百里，直攻小和卓于叶尔羌城。
他攻不下这叶尔羌城，却为了诱敌出城，故意到城南喀喇区苏(黑水)地方去抢掠敌人的牧马场，被敌人包围，困守了十几天。
舒赫德派了一个叫做富德的带兵来救，解了兆惠的围，两人会面以后，不再攻叶尔羌，也不去喀什噶尔打大和卓，却撤军回阿克苏。这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间的事。当时，清军的一个支队，由瑚尔起率领，已在和阗被围，兆惠与富德二人就好像不知道一样．
乾隆接到报告，大为震怒，下旨申斥他们:“你们说人马疲乏，但是阿克苏远、和阗近，为什么不击和阗．要回阿克苏？”
富德只好再从阿克苏去叶尔羌，准备由叶尔羌去和阗，解瑚尔起之尉 他尚未到达和阗，瑚尔起已“突围”出来。于是，富德专心对付在叶尔羌的小和卓。
兆惠也只好进军喀什噶尔，对付大和卓。
两位和卓分别抵抗兆惠与富德，支持到同年闰六月，决计逃走，逃到葱岭西边的“巴达克山王国”。
兆惠叫富德越过葱岭去追。富德追他们追到巴勒楚尔，胜了一仗；又追到热海(伊西克库尔，清朝官方文书写作“伊西洱库淖尔”)．又胜了一仗。
巴达克山王国的汗素勒坦沙着了慌，把小和卓霍集占捉住杀了，将首级送清军。大和卓布拉呢敦可能已因作战负伤，不治而死。
（摘自《细说清朝》 作者:黎东方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乾隆皇帝统一新疆之战及对新疆的治理
新疆古称西域，汉武帝反击匈奴后，西汉置西域都护府，将该地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逢中原王朝衰弱之时，西北地区便往往出现少数民族乘机而起建立的割据政权。清初，厄鲁特蒙古曾在伊犁地区建立准噶尔政权，并强极一时，历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各汗，长期与清朝对峙。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准噶尔政权陷入内乱，乾隆帝抓住有利时机，将其一举荡平，统一了新疆地区。面对这一辽阔广大的地区，乾隆以其最高统治权威，又发出了大兴屯田的号角。
战乱后的新疆，给屯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最有利的是自然条件好，新疆中部横亘着天山山脉，把全疆自然划分成南北两部分，今天俗称北疆和南疆，清时一般又称天山以北为北路，天山以南为南路。北疆地区沙漠较少，草场茂盛，土肥地沃，适宜耕牧。厄鲁特蒙古四部中，辉特部游牧于雅尔（今新疆塔城附近），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四部共有二十万户，六十多万人。准噶尔政权割据新疆时，从天山南部迁移数千户维吾尔人在伊犁附近地区种地交粮，因此北疆地区农牧业蓬勃发展，成为支撑准噶尔政权的物质保证。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逝世，准噶尔政权长期内乱，大批牧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投降清朝。尤其十八年（1753年），和硕特部台吉三车凌等人来降，次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部台吉讷默库等率二万余人投降清朝，给乾隆决策用兵准噶尔以可乘之机。
乾隆用兵准噶尔时，曾决定在其地仍设四汗，“众建之而分其力”。当准噶尔汗达瓦齐未被清军俘获时，乾隆就提出封阿睦尔撒纳等人分别为四部汗，“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清高宗实录》，卷490，3页。，由清政府设驻扎大臣管理四部事务。阿睦尔撒纳图谋当四部总汗未遂，发动反清叛乱，乾隆仍坚持设四汗的计划，宣布噶勒藏多尔济为绰啰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表示待平定阿睦尔撒纳之后仍按四部体制管理。但后来辉特汗巴雅尔、绰啰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先后参与叛乱，清定北将军班第、定西将军策楞，参赞大臣鄂容安、玉保，副都统和起、唐喀禄，领队大臣满福等重要将领战死，其中不少将领是被叛军以投降为名诱杀的。乾隆据此认为厄鲁特蒙古不可信任，放纵清军大开杀戒，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就是在这种猜疑情况下被清军误杀的。长城以北号称塞外，从来没有天花，而清军平叛过程中，天山北部流行天花。厄鲁特牧民大量出痘而死，或因避痘外迁，或避乱外逃，造成当地人口锐减。清人魏源说：“计数十万户中，出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率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成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喇一毡帐。”魏源的说法基本反映了人口下降的情况，但有些事实要予以澄清：1.清军入伊犁之前若干年，北疆牧区厄鲁特四部因争夺汗位，互相残杀，人口实际已处于大量下降阶段；2.乾隆继位之后，厄鲁特蒙古不断地内逃，历史上此类记载甚多；3.有些厄鲁特牧民被清政府迁移内蒙古地区居住，像杜尔伯特三车凌部，达什达瓦部就是如此，这种减少和战乱死亡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新疆实行屯田，就是为了解决人口锐减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清统一新疆以后，北疆成为国防最前哨，恰巧又和最富侵略心的沙俄为邻。沙俄一贯积极支持准噶尔政权分裂祖国的活动，甚至收留阿睦尔撒纳，因其出痘身亡才将尸体交给清政府。对于沙俄的居心乾隆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派重兵守卫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地区，才能有效地阻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北疆人口稀少，给大批驻兵带来很大困难，军粮没有保证，其他后勤支援更谈不上，就是从新疆最近的甘肃省调拨粮食，运至伊犁也有数千里之遥。长途运输，民力艰难不说，甘肃地瘠民贫，本省经常仰赖陕西粮食，实际上是无粮可调。若从内地供应，财政负担势必激增，清政府与准噶尔对峙近七十年，每年在西北地区耗掉了大量军费，乾隆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正在于一劳永逸，彻底摆脱军费负担。既不能增加财政负担，又要巩固西北国防，在他看来，舍屯田别无出路。
新疆北部的屯田，乾隆以前就已有之。“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诺尔地驻兵，因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监视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议立屯，命傅尔丹、苏尔德、梁世勋分职其事。”《清史稿?食货一》，卷120。那时的屯田，仅是清政府解决军粮不足的辅助手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的战争接近尾声，大批绿旗兵退出战场成为闲员。当时清军粮食不足，杂以羊只供应，很多羊死于驱赶途中。乾隆想到不能让这些脱离战斗的绿旗兵坐耗军粮，就命令驻守巴里坤的参赞大臣永贵率领绿旗兵，“广为垦种，以裕军食”。永贵组织绿旗兵在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罗克伦、昌吉等处开荒种地。据永贵报告，当年参加种地的士兵三千六百名，开荒二万九千三百亩，秋收得粮三万五千八百石，为往年三倍以上《清高宗实录》，卷559，19页。。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类似的屯田兵最多时有一万三千四百名。乾隆认为这些屯田兵“多系闲住，不妨暂令乘时布种”，仍是作为解决军食的临时手段。将屯田作为保卫边防、开发新疆的主要措施是在清政府平定回部之后开始的。
开发新疆：大兴屯田
新疆北部的屯田，是乾隆亲自规划并且倾注了全副精力搞起来的。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乾隆就强调指出：“惟明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虽乌鲁木齐等处现在耕种，而伊犁尚属荒闲，倘被布鲁特等侵占，又须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两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清高宗实录》，卷560，7页。乾隆曾计划召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到北京详细布置屯田事，后来因兆惠负责指挥进剿霍集占叛乱，改由陕甘总督黄廷桂主持此事。黄廷桂打算由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七处地方同时修筑城堡，派遣兵丁，开展屯田。黄廷桂为此要求供给种子七八千石，农具五六千副，驼马一万五千只。军机处接到黄廷桂的报告后，认为根据国家财力，一时无法凑齐如此庞大数量的农具和驼马供给屯田士兵。乾隆反对黄廷桂的主张，认为黄廷桂表面上雷厉风行，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空想。不久，黄廷桂又提出大量招募维吾尔族人屯田的办法，参赞大臣舒赫德也提出于伊犁派满洲、索伦兵四千，绿旗兵四千前往驻防，派维吾尔人三千户屯田的办法，都被乾隆否定。乾隆的方针是“伊犁屯田应由近及远”，若是一下子聚集满汉兵丁及维吾尔人逾万，是无法妥善安置的。他具体说道：“至于屯田伊始，或派兵五百名防守，回人（指维吾尔族）五百户耕作，计所获之粮，足敷食用，再议开扩。”《清高宗实录》，卷599，44页。他的办法是尽量不依靠国家财政，由屯田自身积累逐步扩大规模。
伊犁地处西陲，其屯田最受乾隆重视。二十四年（1759年）冬天，命令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率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户赴伊犁开始试种。他指示阿桂，“伊犁向为准夷腹地，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着重强调屯田驻兵是巩固国防建设的大事。他还告诫阿桂，一定要抓好屯田，不可苟且塞责，存早想京师之念。阿桂率领五百士兵和三百回户，在伊犁河南岸海努克地方安营扎寨，开始了历史性的事业。
尽管乾隆帝把新疆屯田视为造福于子孙后代之举，但此举并非是清政府全体成员的共识，朝野内外分歧较大。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进行廷试时，新科进士的条奏中有人就说“古之屯田为劳民”的不同看法，变相地指责伊犁屯田与西汉轮台屯田同样劳民伤财。乾隆抓住这个机会宣传新疆屯田的深远用意，他说，现在伊犁屯田，完全是依靠维吾尔人种地，维吾尔人本以种地为业，准噶尔部控制新疆时就是如此。伊犁地区原有大面积耕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令维吾尔人照旧种地，“不过是还其所固有，而驻防大臣等循行劝垦，亦惟用其人以垦其地。曾有一内地百姓抑之负耒而往者乎”。可见根本不存在劳民的问题。乾隆针对遣犯种地一事解释说，这些罪犯都是恶贯满盈、本该处死之人，现在让他们前往新疆种地，“以减死之人而予以谋生之路，伊等即不得谓之民，又安得谓之劳也”。他特别强调新疆屯田，不单单为守土军队解决粮食问题，“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汙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他最后表示：“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清高宗实录》，卷612，19～22页。今天人们来看待这件事，不能完全否定乾隆是从维护大清统治的目的出发，也不能说在大西北屯田不需要人力物力，但是新疆的确从此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有利于当地的社会进步，应肯定这是乾隆做出的历史性功绩。
开发新疆：屯田的分布
皇帝和臣下发生争论，而且皇帝又有理，结果必是他胜利无疑。乾隆如此看重屯田，其他人当然只得退避三舍，不再反对，所以在他的直接参与之下，北疆多年沉睡的大地人欢马叫，呈现出一派生机，到处都掀起了开垦土地的热潮，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伊犁地区
伊犁位于北疆最西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当清军还在进行平定回部的战斗时，乾隆已开始筹划伊犁屯田了。乾隆的指示很具体：“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部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参杂。额敏和卓系回部望族，应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娴习，主客相安，再回吐鲁番，方为有益。”《清高宗实录》，卷560，25～26页。乾隆想得很细致，伊犁距内地极远，与南疆却甚近，调发维吾尔族种地需费用极少。额敏和卓忠于清政府，由他来管理维吾尔人可减少民族矛盾，加上绿旗兵一起耕作，增加了稳定性。因为乾隆的重视，伊犁屯田成效最大，有兵屯、回屯、犯屯、民屯四种形式。
回屯（即维吾尔人之屯）。二十四年（1759年）冬，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带领三百户维吾尔族农民来到伊犁，他们是最早的屯田生产者。三百户人在土地肥沃的海努克地方播种，当年就获得大丰收。阿桂报告说，以播种量计算，上地获二十倍，中地获十倍，保守估计可获粮食二万四千石，除种地者自用外，还可供上千人来年麦熟前食用。有了粮食，阿桂提出扩大回屯规模，要求增派七百户，达到一千户。阿桂说，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有原先就在伊犁种地、后随霍集占逃回去的两三千人，“今闻开设屯田，愿来效力者甚多”《清高宗实录》，卷634，13页。。但是上述各城伯克以钱粮缺额为借口，阻碍他们来伊犁种地。阿桂建议取消各城户口钱粮定额，以争取伯克们的支持。乾隆批示“伊犁再增回人千余，生齿更觉繁盛，亦于伊犁生计有益”，赞成此举。二十六年秋，伊犁回屯再次大丰收，收获小麦为播种量二十倍以上，青稞高达四十倍以上，平均每人收谷四十石，半数充做军粮。阿桂决定：“嗣后人给籽种一石五斗，以交粮十六石为率。”《清高宗实录》，卷650，20页。从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清政府陆续从乌什、哈密、叶尔羌、和阗、吐鲁番等处调入伊犁地区六千户维吾尔农民，分布伊犁河南岸海努克与北岸固勒扎周围，编成九屯。每户交粮十六石，每年共交粮九万六千石，乾隆末年，伊犁将军保宁因当地维吾尔人生齿日繁，增垦土地，加征粮食四千石，总数达十万石。二十五年，清政府任命额敏和卓的儿子茂萨为伊犁阿奇木伯克，管理种地农民。三十一年，又任命茂萨弟鄂罗木管理。后来，定阿奇木伯克为专职，阶三品，总理回屯，下设十五人为属员。
绿旗兵屯田，简称兵屯。兵屯是与回屯同时开始的。二十五年春，有一百绿旗兵和维吾尔农民一起播种，秋天丰收后，阿桂请增派九百人。第二年，清政府将辟展屯田士兵调入伊犁，他们共种地八千亩，收获大小麦、青稞共二万七千一百石。伊犁兵屯产粮最多，据阿桂说，乌鲁木齐兵一人年获粮约十四石，雅尔仅十一石，伊犁可达二十七石，一人所获，可供八人食用。至三十四年，清政府陆续从内地增调屯田兵二千五百人，五年换班，以五百人操练，两千人种地。伊犁将军伊勒图规定，屯田兵每人种地获粮达二十八分以上，屯田官员议叙，士兵赏给两个月盐菜银两；十八分以上，士兵赏给一个月盐菜银，官员议叙。四十三年，屯田兵改成携带家属长期驻守，定额三千人，五百人训练，二千五百人种地，共分为二十五屯，每屯百人。每人种地二十亩，百名士兵共种地两千亩，领籽种一百一十石，收获十八分者交粮一千八百石，二十八分者交粮二千八百石。四十七年，伊勒图因伊犁粮食连年丰收，仓储粮食达五十万石以上，将屯田兵减去一千名，一半训练，一半种地。
伊犁地区还有犯人参加种地，称做“犯屯”。民人种地谓“民屯”，无论人数、规模都比较小。伊犁驻军每年用粮十六万石，其中回屯交纳十万石，兵屯交六万石以上，“视仓储多寡，随时增减屯种”《钦定新疆识略》，卷6，《兵屯》。，做到自给有余。乾隆末，伊犁贮粮经常在三十万石以上。
乌鲁木齐地区
乌鲁木齐位于北疆中部，气候条件适宜农耕，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周围的昌吉、阜康、玛纳斯、呼图壁等地，屯务蔚然可观。该地区兵屯、民屯先后兴起，犯屯也占相当比重。
兵屯由盛而衰。杜尔伯特蒙古游牧乌鲁木齐时，就在当地开垦出不少地亩，乾隆在平叛时，要求绿旗兵耕种那些荒弃的土地，“省馈饷而丰积贮”。二十三年，派往乌鲁木齐的屯田兵多达上万人，乾隆指示：“此次屯田，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准其带往，伊等即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生业”，鼓励绿旗兵在该地安家落户。然而新疆初定，人心不稳，并无多少人携眷前往，不久设防中心西移伊犁，绿旗兵大量被裁撤。次年，据管理屯田事务的护军统领努三报告，“乌鲁木齐新旧屯田兵一千名，旧兵除差遣外，实屯田兵六百七十四名，种地一万五千一百余亩，收麦黍一万二千二百四十石。新兵二百名，种地一千五百余亩，收粮二千二百四十余石”《清高宗实录》，卷598，23页。。乾隆陆续把从南疆撤回的绿旗兵派往乌鲁木齐，让他们开垦昌吉、罗克伦、玛纳斯等处耕地，使乌鲁木齐屯田兵达到三千五百人。乌鲁木齐兵屯收获量虽不如伊犁多，但兵皆耕田，出现“售卖乏人”的情况。该处屯田官安泰奏请减少屯田兵数，乾隆坚决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做，“则现在垦熟地亩，坐致荒废前功，甚属可惜，将来或酌令兵丁家口陆续迁往，开垦就食，或令腹地愿往无业流民量为迁移。则垦辟愈广，内地即可稍减食指之繁，而该处粮石亦不致陈积，自属一举两得”《清高宗实录》，卷642，11页。。
开发新疆：屯田的分布
民屯蒸蒸日上。为解决乌鲁木齐兵屯地荒和内地流民无地可种的问题，乾隆命令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内地流民前往乌鲁木齐种地，是为民屯。二十六年（1761年）秋天，杨应琚从甘肃省安西、肃州、高台等处共招募贫民四百户，携眷前赴乌鲁木齐屯种。次年，杨应琚又从张掖、山丹、东乐等县招民二百户、男妇大小七百八十余口。《清高宗实录》，卷653，7页。二十九年，甘肃大旱，乾隆再次提出移民乌鲁木齐：“年来新疆屯政屡丰，如乌鲁木齐粮贮甚为饶裕，且其地泉甘土沃，并无旱潦之虞。如令该省接壤居民，量其道里远近，迁移新屯各处，则腹地资生即广，而边地旷土愈开。”这一年，杨应琚从肃州、张掖、敦煌县共招民七百零八户前往乌鲁木齐。移居的民户，都由政府提供车辆，派专人护送到乌鲁木齐。三十年，杨应琚又于肃州招民八百户、高台县四百户，“现饬道员，在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处，查明余地，给与车辆口粮，送往安插”《清高宗实录》，卷742，4页。。据移民王世昌等讲，到达乌鲁木齐后，“所有农器籽种及种地马匹，俱系官办”《清高宗实录》，卷725，17页。。他们来到这里有房住，有粮吃，有地种，遂安心从事生产，“伐木采煤，养育鸡豚，渐成村落，与内地无异”。到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地区民屯，共开垦土地五十多万亩。这些民屯无任何军事意义，是开发新疆的最有效途径。
巴里坤、穆垒地区
巴里坤和穆垒位于北疆东部，原是清军与准噶尔对峙的前线阵地，康熙末已有屯田，以绿旗兵为主。清定准噶尔，巴里坤成为内地，清军防线西移，兵屯日益削弱，犯屯和民屯相继兴起。
巴里坤犯屯。清政府对免于死刑的重犯，一般都遣送黑龙江给八旗官兵为奴。乾隆二十三年，因新疆平定，改派巴里坤给屯田绿旗兵为奴。第二年，乾隆决定让这些犯人屯田种地。他解释让犯人种地的目的是“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清高宗实录》，卷599，14页。。二十六年，清政府一次就遣送巴里坤四百八十名罪犯参加屯田。屯田不单纯是为了获得粮食，而是给这些罪犯开辟了一条改造自新的道路。清政府规定，参加屯田的罪犯，只要努力生产，重犯以五年为期，轻犯以三年为期，即可以释放为民。满洲旗人可以驻塔尔巴哈台为旗兵，汉军旗人可以加入绿营，民人编入当地户籍。三十一年，巴里坤有种地犯人二百五十名，人均种地二十二亩，因收成较好，清政府又从沙州挑选强壮犯人一百五十名前来种地。《清高宗实录》，卷775，27页。
巴里坤民屯。巴里坤地处东北部，气候相对比其他地方寒冷，兵屯与犯屯，每年合计种地仅一万四五千亩。民屯始于二十九年（1764年），地方官员注重水利建设，克服了气候不利的因素，使民屯发展了起来。二十九年五月，陕甘总督杨应琚从敦煌县招募民户六十余户，为民屯之始。在这些民人未到之前，杨应琚就开始解决水利问题。巴里坤北山一带，旧有水渠三道，杨应琚组织属员详细勘测后，于头道、二道渠尾部开渠两千丈，又用开渠之土建起村堡三座，一座周围一百丈，另两座六十丈。民户到来后，“因见有堡可居，有渠可灌，倍加欣喜”。商民（借商人力量招募的民户）接踵而至，前来认垦，当年垦地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亩，次年又认垦四千余亩，“连前拨给安西民户承垦地共二万五六千亩”《清高宗实录》，卷739，18页。。当时商民认垦地位于水渠上游，安西民户承垦地在水渠下游，易因引水灌田产生纠纷。杨应琚命令废员陈文枢组织人力新凿大渠一道，把河水直接引至下游，分设二闸，控制水量，消除了上下游争水的矛盾。
穆垒（今新疆木垒）民屯。穆垒地处巴里坤和乌鲁木齐中间。三十年（1765年），巴里坤总兵德昌受命筹办穆垒屯田，德昌经实地勘查，认为穆垒可垦地八万亩，安插民户二千，准备每年招民二百户。军机处研究后，决定每年招民三百户，事先由绿旗兵种地贮粮供给前来民户，还为每户盖土屋两间。下年，陕甘总督吴达善确定穆垒移民办法，规定每年招徕民户编为一里，一里分成十甲，总共招三千户，设十里；每里设里长一人，每百户设渠长一人，乡约、保正各一人；户民认垦土地，由政府发给标准步弓丈地，以三十亩为准，村庄附近土地作为公用场圃。《清高宗实录》，卷775，25～26页。这是在乾隆同意下新疆最早设立的里甲机构，为后来建州县准备了条件。

塔尔巴哈台地区
塔尔巴哈台今天简称塔城，位于新疆最北部，与沙俄为邻。二十六年（1761年），参赞大臣阿桂即奏请“塔尔巴哈台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应驻兵屯田”。阿桂请从伊犁派领队大臣率一千名绿旗兵前往驻扎，沿途设卡二十一所，选派侍卫分驻各哨卡，并迁移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前往游牧，以加强国防。乾隆因为财政原因，没有批准这一计划。直到二十八年，伊犁将军明瑞重提此事，清政府始于塔城驻兵屯田。三十三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巴尔品又建议于楚呼楚地方屯田，“以裕储积而备欠收”《清高宗实录》，卷820，21页。，清政府从乌鲁木齐调绿旗兵四百人前往种地。塔尔巴哈台因地处极北，故只有绿旗兵屯。
开发新疆：屯田三利
乾隆帝曾为新疆屯田作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汉代嘉充国，屯田充便始；
尔时实边防，多有戒心矣。
今日亦屯田，事乃异乎彼；
西域平定后，疆辟二万里。
地即无争战，土复甚丰美；
雪山引沟渠，水旱均足恃。
督臣欲招垦，条奏其事体；
甘肃地即瘠，新疆利堪指。《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3，《陕甘总督文绶奏新疆屯田诗以志事》。
这几句诗，乾隆既说明清朝在新疆屯田与汉代从军事目的出发有不同，又提出在新疆屯田的方法和条件。的确，新疆北部屯田，清代也以解决军粮始，进而才大兴民屯，成为开发边疆的事业。总的来看，新疆屯田有三利：
首先，军粮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新疆的地理位置，由东北而西南，先后与喀尔喀蒙古、甘肃、青海和西藏为邻。这些地方，除甘肃之外，均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农业比重很小。甘肃地方，多年供应清军，民力极其疲惫，平定准噶尔，该省人民虽除掉挽运之劳，而其本身粮食不能自给。清政府若从外省调拨粮食，须经河西走廊运送，路程几近上万里。那时新疆地区路程，从北疆巴里坤到南疆叶尔羌就有六千里。清政府即使财物充足，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乾隆深知新疆驻军粮食必须自力更生，唯有大兴屯田。那时的情况，可以说先种粮食后驻兵，或者说有多少粮食决定驻多少兵，所以，乾隆希望生产粮食愈多愈好，反对减少种地亩数。三十五年（1770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当地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奏请停止由内地派往伊犁屯田士兵，结果被乾隆大加斥责。乾隆明确说：“新疆地方，开垦地亩以备积谷，甚属紧要。积谷虽多，不患无用，且多垦土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费用亦属无几。今伊勒图如此奏请甚属烦琐，伊从前不致如此糊涂！”《清高宗实录》，卷873，14页。乾隆鼓励屯田多多益善，才促使天山北部屯田星罗棋布、四处开花。从东部的巴里坤到西边的伊犁，北至塔尔巴哈台，南抵库尔喀喇乌苏，从绿旗兵到维吾尔农民、汉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垦荒的热潮中。结果北疆的粮食生产不仅大大满足清军设防之需，而且开始外调。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因为新疆粮食充裕，商贩稀少，提出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区准许商民报监捐粮，就是向清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粮食获得监生资格。文绶计划于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地，各收监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各收监粮五万石，总计为五十万石。大量粮食储备除满足军事需要外，还为移民开发新疆准备了条件。
其次，屯田促进了新疆的农业开发，推动了民治机构的建立。清代新疆东西七千余里，南北六千余里，周两万余里，清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就提出移民开发的政策。二十五年，乾隆主张迁移“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认为这样既有利于开发新疆，又可以缓和内地人口矛盾，可以一举两利。他多次指示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甘肃民人到新疆种地。三十六年初，乾隆得知甘肃省连年受旱灾之苦，从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共欠仓粮四百零四万石，折色银一百三十二万两时，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能不考虑“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但他更注意到“边陲生计艰难，尤当急为筹画以裕久长”，使甘肃灾区人民改善困境。乾隆认为，新疆统一以后，大兴屯田已成乐土，“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但没有出现内地民人踊跃前往的局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新疆开发情况的具体了解，所以裹足不前。他要求地方官员设法劝导甘肃民人出嘉峪关种地，“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清高宗实录》，卷877，9页。。半年后，甘肃又遇大旱，到处都是流民，乾隆拨银二百万两、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并指示陕甘总督明山，令其设法劝谕流民赴新疆种地，“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欠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甘肃民人不断进入新疆，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清政府逐渐设立起民治机构。三十八年（1773年）起，清政府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这些州县机构都设在北疆，是屯田制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屯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新疆北部原为厄鲁特四部游牧地，东部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因避战乱于雍正五年（1727年）内迁到甘肃瓜州，伊犁种地几千户维吾尔人也随霍集占逃回南疆。清政府消灭准噶尔政权后，北疆仅存少数投降的厄鲁特牧民。乾隆确立屯田开发方针，绿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队的作用。他们垦荒积谷，伐木造屋，为其他民人准备生产和生活物资，许多人后来携眷驻守，成为土著居民，与后来移居新疆的汉民构成汉族主体居民。迁移内地的维吾尔族重归吐鲁番、哈密旧地，逃到南疆的维吾尔族又回到伊犁种地，这两部分人构成后来维吾尔人的主体。早年被准噶尔压迫出走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返回祖国，被清政府安置在北疆游牧，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原准噶尔首领舍楞率领的牧民安置在科布多附近，与留居原地的牧民构成蒙古民族的主体。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是当时北疆的三大民族，他们非常珍惜和平安定局面，团结互助，互通有无，成为繁荣北疆经济的主要劳动者。
对新疆的管辖：南疆之治
新疆的南部，与北疆地理环境不同，塔里木盆地中部有面积达32万多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气候干燥，寸草皆无。唯一令人庆幸的是周围高大的雪山流淌着常年不断的雪水，维吾尔人就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开垦出片片绿洲，从事农业生产。因维吾尔人善于种地，准噶尔政权控制南疆时，将当地维吾尔人首领玛罕木特押往伊犁，又迁移数千居民同往，令其种地输粮。伊犁地区的农业开发，维吾尔人有创业之功。
清军尚未结束平定霍集占的叛乱时，乾隆就已经提出对南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方针。他说：“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统归伊犁军营节制。”《清高宗实录》，卷570，26页。清政府对南疆实行因俗而治，是其客观条件决定的。南疆周围绝大部分地区与哈萨克、爱乌罕（即阿富汗）、巴达克山等部相邻，这些部落慑于清军兵威，纷纷向清朝纳贡称臣，外境没有强邻压迫。清军在平叛过程中，和阗头人霍集斯、阿克苏头人颇拉特等维吾尔族首领先后归附清朝，仅库车和叶尔羌两城战事激烈，其他地区均不战而降。这种情况使南疆地区原有的行政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可以为清朝利用，因俗而治。
维吾尔人的行政机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边将军兆惠指挥清军攻下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城后，向乾隆报告了当地的行政机构情况。据他说：“查回部头目，曰阿奇木，总理一城；曰伊沙罕，协办阿奇木事；曰商伯克，管理租赋；曰哈子，管理刑名；曰密喇布，管理水利；曰讷克布，管理匠役；曰帕察沙布，查拏贼盗；曰茂特色布，承办经教；曰本特斡里，管理田宅；曰都管，管理馆驿；曰巴济格尔，管理税课；曰阿尔布巴，派差催课；曰市珲，协办都管事；曰巴克迈塔尔，专管园林；曰明伯克，其职如千总。”《清高宗实录》，卷593，12页。由此可知，南疆各城自阿奇木伯克以下，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系统。大小伯克及其属吏占有大量土地，役使维吾尔人民种地交租，他们还利用南疆地处丝绸之路孔道的便利，向来往商人征税。南疆地区还自行铸造货币，即“普尔钱”，通行各地。
采用伯克制度，是因俗而治的基本内容。南疆地区经济是依赖绿洲农业生存的，维吾尔族在片片绿洲上筑城居住，西汉时西域有三十六国，东汉有五十五国，皆指城数而言。各城城主就是兆惠所讲的阿奇木伯克。乾隆与大臣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实行阿奇木伯克制，作为清政府在南疆的地方机构。南疆共三十一城设立阿奇木伯克，因城市规模大小不一，清政府把它们分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英噶萨尔（即英吉沙尔）、库车、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赛里木、拜城、库尔勒、玉古尔、牌祖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陇哈什、齐尔拉、塔克、阿斯腾阿拉图什、阿喇古、玉斯腾阿喇图什、英额奇盘、巴尔楚克、沙尔呼勒、鲁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为二十三小城，“俱给与阿奇木伯克图记。其大城图记分寸视内地佐领，中小等城以次递减”《清高宗实录》，卷642，32页。。阿奇木伯克由三品至五品不等，他们已不再是自行其是的城主，而是听命于清政府的地方官员。
减轻赋税，改善维吾尔人生活。准噶尔政权控制南疆时，向各城横征暴敛，定额每年征收钱六万七千腾格（一腾格相当于一两银子），粮食四万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玛（一帕特玛合四石五斗），棉花一千六百四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合十斤），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克色克、绰克巴什人、商贾牧羊人等，每年要交钱四万六千腾格，商人还有金铜税——边界贸易维吾尔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之人，征税二十分之一。由于税收过重，怨声载道，每年都不可能按数征收。清定南疆后，将赋税大减，以争取人心，规定每年征粮四千帕特玛，还不到旧额十分之一；征银六千腾格，同样不足过去的十分之一。因北疆驻军需用棉织品，棉花、红花照旧征收外，“其余零星杂税，概行蠲免”《清高宗实录》，卷593，13页。。通过税制改革，减轻了广大维吾尔人民的负担，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使清朝的统治受到拥护。清政府还废除了南疆各城使用的普尔钱，在当地铸造“乾隆通宝”，统一了货币。
清政府在南疆设参赞大臣、帮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管理，还规定各城阿奇木伯克轮班入觐汇报政情。乾隆能讲维吾尔语，在接见各城伯克时，可以直接了解情况。一次，清政府任命总理南疆事务的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来京，向乾隆报告说，喀什噶尔城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人甚平常，且勒取属人财物”等事。乾隆马上叫舒赫德、福森布、苏尔德等人调查此事，结果是噶岱默特根本没有勒索财物事，而且受人拥戴，“喀什噶尔回人咸云感谢噶岱默特”。这件事是额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愤。额敏和卓因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霍集占叛乱而受清政府信任，委以管理南疆事务大权，乾隆由此认识到对任何官员都不能偏听偏信，“回人互相倾陷，是其积习”。当时不仅额敏和卓这样做，不少来京觐见乾隆的伯克都诬陷他人，乾隆对额敏和卓予以免职处分，让他回到吐鲁番“安居静养”。对其他伯克们，“俱降旨训谕，嗣后各当痛加悛改”《清高宗实录》，卷900，5页。。各城阿奇木伯克经常借征税之机加赋于民，又大肆造谣，把责任推到驻扎大臣身上。办事大臣永贵主张采取没收牲畜财物办法给予制裁，乾隆不同意，“办理回部事务，宜因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清高宗实录》，卷648，18页。。他强调的是只要不危及清朝在当地的统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靠伯克们治理地方，不多加干涉。
对新疆的管辖：乌什起义及善后处理
乌什起义是由于该城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及清派驻大臣素诚残暴压迫维吾尔群众引起的。阿卜都拉是哈密郡王玉素布弟，从清军平霍集占有功，受命为乌什阿奇木伯克，为南疆六大伯克之一（其他为叶尔羌伯克鄂对，喀什噶尔伯克色提巴尔第，库车伯克鄂斯满，和阗伯克汉咱尔巴，阿克苏伯克达墨特），位居三品。《清史稿?职官四》，卷117。阿卜都拉性情残暴，对乌什人民经常鞭责凌辱，并且多方勒索财物。他还从哈密带来部分随从作为心腹，这些随从假借其势作威作福。据起义发生后被清军俘虏的额伊敏说：“驻扎大臣等从前派出屯田回人前往伊犁，所购马匹牲只及采买官粮，均未给价。又将瘦羊四百只，每只令回人交价四两，此项银两俱系哈密回人侵蚀。”《清高宗实录》，卷731，10页。清政府派驻乌什的办事大臣、副都统素诚，非但不能约束阿卜都拉及其随从的暴行，还与其他办事人员任意奸淫妇女、科派群众，终于导致了起义的发生。
运送沙枣树事件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根据伊犁将军明瑞的报告：素诚征调人力往济木得地方运送沙枣树时，“将伊子派出押运，沿途行李，俱令回人背负，以致所派之人甚多，并将小伯克赖和木图拉亦行派出。而赖和木图拉之妻，从前又曾被素诚留宿，因此蓄有嫌怨，遂至作乱”《清高宗实录》，卷733，17页。。二月十四日夜，赖和木图拉率领二百四十名维吾尔群众举行起义，攻打乌什城衙署。素诚和阿卜都拉闻讯后跑到附近的山上，被起义群众包围，素诚自杀，阿卜都拉投降了起义军。清政府派驻阿克苏的办事大臣、副都统卞塔海闻讯后率五百清兵赶往乌什，当地群众还开城迎接清军，卞塔海不问青红皂白，命令见人就开枪，“至第三日用炮攻打城门，回人始行出拒”。乌人起义本来是一次突发事件，素诚已死，如果卞塔海再行安抚，本可迅速结案，但卞塔海却把事态扩大，使参加起义的群众迅速增加到两千多人，占领了乌什城，并派出使者到安集延、霍罕等处求援兵。伊犁将军明瑞接到卞塔海请求增援的报告后，火速派纳世通、观音保等人率清军前往乌什，并准备亲自前去指挥。纳世通没把起义群众放在眼里，“恐明瑞与伊分功”，阻止明瑞率兵来援，结果反被起义群众击退。乾隆对乌什人民被迫起义的肇事官员深恶痛绝。
乌什起义发生后，南疆各城人民群众纷纷准备响应，但被各城维吾尔族上层人物所破坏瓦解。据载，起义发生时，叶尔羌城阿奇木伯克鄂对的妻子叶依木和儿子鄂斯满在库车得知，便用了五天五夜赶回叶尔羌，大摆酒席，把准备响应起义的小伯克诸阿浑、爱曼等召到公署，晓以利害，又让歌女劝酒把他们灌醉。叶依木还暗中派人收缴了这些人的武器，把马匹驱赶到百里之外，“人心始定”。鄂对的儿子鄂斯满率库车城维吾尔士兵增援乌什，城中一些群众打算乘虚而起，伯克阿那雅尔率亲信群集清驻库车大臣公署周围严密防范。阿克苏伯克达墨特正值轮班入觐北京，行走至肃州时听到乌什起义的消息，策马七昼夜返回阿克苏，“城中乃不敢动”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新疆后事记》。。假如不是这些维吾尔族上层人物站在清政府一边，其后果是无法设想的。
伊犁将军明瑞三月初到达乌什，陆续调集新疆各地军队上万人会集乌什合围起义群众。明瑞向乾隆报告卞塔海擅自下令开枪激变，纳世通平素殴打伯克、行围骚扰诸劣迹。乾隆下令将卞塔海、纳世通二人于军前正法，以安抚维吾尔族人心。六月份，清军在攻城中射死了起义领袖赖和木图拉，城中又缺乏粮食，起义群众试图突围都没有成功。八月十五日，清军耗费半年时间，才攻下乌什城。
此次乌什起义的发生，伊犁将军明瑞错误地把素诚个人不法激变归结到政治制度上，建议取消大臣驻扎制度，结果受到乾隆的严厉斥责。乾隆认为，清政府自平定霍集占叛乱后，在南疆驻兵，各城设办事大臣已成定制，“一旦忽尔改易，殊非国体”。乾隆反问明瑞：若将各城驻扎大臣裁撤，“补授阿奇木伯克，谁为拣选保举?而阿奇木等或妄自尊大，不奉伊犁约束，又将如何办理耶”《清高宗实录》，卷734，10页。？乾隆主张，对南疆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派驻大臣不法，只要严治其罪，后任自会小心。根据乾隆的多次指示，明瑞与尚书阿桂、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等人反复研究，制定了《回部善后事宜》，对清政府在南疆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若干改革。
1．限制阿奇木伯克权力。南疆各城旧制，“以阿奇木伯克总办事务”，日久权重，任用私人，与承办具体事务的小伯克产生矛盾。乌什起义与素诚有关，更与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任用私人有关。现改为以后承办各种事件，阿奇木伯克先与承办之小伯克商量，由小伯克提出具体方案后，再与伊什罕伯克（即副城主）会商。阿奇木伯克若照旧揽权独办，允许向驻扎大臣控告。此条规定使阿奇木伯克的权力受到限制，相应提高了驻扎大臣的权利。
2．取消陋规。清政府在南疆征赋税本来极轻，但从前准噶尔政权有格讷坦税一项，以备办差使用，每年各城派四五千腾格不等，系临时征派，且无定额。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向各城派差均发给口粮羊只，驻扎大臣由政府发给养廉银，因此决定彻底取消这项陋规。以后预选富户拨给若干土地，每户一二年内轮办差务一次。
3．平均赋役负担。准噶尔政权控制南疆时，每年派哈刺罕一人、和卓一人编制各城户口赋役清册，据此征收赋役。清统一新疆后，此事完全依靠阿奇木伯克办理，“渐生隐匿贿脱之弊”。现规定以后每隔一年派政府官员查核户口赋役情况，若有轻重不均，将阿奇木伯克治罪。
4．整顿选举。南疆各城属官出缺，阿奇木伯克并不秉公补用，经常任命自己的子弟亲戚。现在规定以后由伊什罕、噶匝纳齐、商伯克共同保举。阿奇木伯克亲戚子弟，一律回避。
5．减少颜齐人数。颜齐是伯克随从，有一定额数，从中等人户中挑选。伯克专门挑选富裕人家做随从，而将其应纳赋税摊入穷户，伯克等从中侵蚀，颜齐又乘机挟制伯克骚扰百姓。现规定以后由阿奇木伯克按定数挑派，额外挑派一概革除。
6.确定赋役额数。维吾尔群众每年应办赋役，从前一律由伯克指派，并不提前通知，“每致放富差贫”，即富人免差，穷人重收。现规定将应办赋役定额，令办事大臣以印文公布，如有不遵守定额滥征者，允许维吾尔群众控告。
7.整顿贸易。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内地商人来南疆贸易的人数逐渐增多，与维吾尔人混居在一起，时有摩擦。现令内地商人赴驻兵处贸易，由各城大臣稽查，不准与维吾尔人杂居。
8.规定礼仪。南疆各城驻扎大臣与阿奇木伯克的关系，一向很不明确，清派驻的办事大臣逞胜利之威，妄自尊大，对大小伯克们颐指气使，视同奴仆。现规定阿奇木、伊什罕伯克见办事大臣“照总管、副总管例”，其余小伯克均照官兵例，明确了办事大臣的主权地位，阿奇木伯克是其属官。《清高宗实录》，卷746，12～15页。
以上八条是《回部善后事宜》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乾隆对南疆的“因俗而治”暴露出许多问题，基本上是依赖各城阿奇木伯克，对原来的社会问题根本没有触动。以阿奇木伯克为代表的维吾尔地主阶级倚仗清政府赋予的权力，横征暴敛，加上办事大臣腐败，是造成乌什起义的主要原因。乌什起义发生后，乾隆对“因俗而治”的政策进行了改革，以限制阿奇木伯克权力为中心，剔除了许多弊端，明确了驻各城办事大臣和阿奇木伯克的统属关系，加强了对南疆地区的管辖。这次改革使当地矛盾得到缓和，维吾尔人民群众的生活多少有些改善。直到鸦片战争，南疆地区始终处于安宁稳定的环境，说明《回部善后事宜》是有积极作用的。
对新疆的管辖：布防和巡边
新疆地处边陲，清朝在新疆虽然取得了平定天山南北各种分裂势力的胜利，实现了统一的管辖，但在维护统治方面，不能不依靠一定的武力。这既是从镇压当地可能出现的反抗出发，又是考虑防止来自外境的侵犯。
“乾隆二十五年，始议于新疆设兵驻守。”《清史稿?兵志一》，卷130。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率满洲、索伦骑兵五百人，绿旗兵百人，维吾尔人三百户，至伊犁搜捕玛哈沁，招抚厄鲁特牧民，筑城屯垦，为新疆设兵驻防之始。据阿桂向乾隆报告，当时伊犁只有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八百人。那时乌鲁木齐、巴里坤虽有屯田绿旗兵近万人，主要任务是生产粮食，为清政府调兵布防准备物质基础。二十七年（1762年）以后，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乾隆开始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防。
设立伊犁将军。天山虽然把新疆分成南北两部分，但南疆“由乌什、阿克苏逾冰岭赴伊犁者为捷道”。乾隆二十七年，清军机大臣因为“回部与伊犁相通”，“伊犁当勘定之初，为新疆总汇”《清高宗实录》，卷673，13页。，提出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得到乾隆批准。明瑞被任命为首任伊犁将军，全称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其职权是“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乾隆明文规定，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兵由伊犁将军总统调遣；南疆地区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包括哈密地区的驻兵也归伊犁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仍由各处驻扎大臣照旧办理。从此，确立起以伊犁将军为中心的新疆驻防体制。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大臣二人，由爱隆阿、伊勒图担任，协助管理伊犁事务。纳世通授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总理南疆各路驻军。绰克托授参赞大臣，驻塔尔巴哈台。三十七年（1772年），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由索诺木策棱担任，次年升为乌鲁木齐都统。从设官来看，驻防重点在北疆。
增兵新疆，携眷驻防。二十七年，乾隆谕军机大臣：前因准噶尔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满洲、蒙古、汉军数千名移往驻防，现在统一新疆，巴里坤以西已成内地，凉州、庄浪均在甘肃，更无驻兵的必要。他说：“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携眷迁移较为省便?”从而做出了调八旗兵携眷驻防的决策。乾隆还提出，不仅凉州、庄浪二处可裁兵，内地京口、杭州等处也可减少兵额，现在正办理汉军出旗为民一事，可将凉州、京口、杭州等处汉军出旗所空兵额，“拣选索伦、察哈尔余丁派往伊犁驻防，庶粮饷不致虚糜，而伊等得以及时效用，差操得所，为国家增一劲旅”《清高宗实录》，卷677，15～16页。。
从二十八年（1763年）开始，根据乾隆的指示开始了大规模布防新疆的调兵行动。这一年，凉州、庄浪驻防八旗兵三千二百人全部携带家属移驻伊犁，同年索伦兵一千人、察哈尔蒙古兵一千名也被派往伊犁。清政府对开往伊犁的八旗兵丁，每三丁给车一辆，每户给装运杂物的大车一辆。二十九年，乾隆又下令从承德地区调满蒙八旗兵一千人，从盛京地区调锡伯兵一千人，一律携眷驻防伊犁。乾隆指示伊犁将军明瑞：“索伦、察哈尔兵丁令其照常游牧，即满洲兵丁亦不宜常居城市，仍令其兼以游牧为事，即可撙节薪刍，伊等亦不忘本业。”《清高宗实录》，卷678，6页。他要驻守伊犁的八旗兵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培养吃苦耐劳习惯，以保持精于骑射的传统。三十三年，驻守乌鲁木齐地区的三千六百名绿旗兵改为携眷驻防。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再次大规模增兵新疆，乌鲁木齐驻防满洲八旗兵三千，巴里坤驻满洲八旗兵两千，塔尔巴哈台原有兵额一千人增至两千人。《清高宗实录》，卷896，7页。至此，大体完成了对新疆的驻兵设防。据《新疆识略》记载：
新疆满洲、绿营官兵分布南北两路，有驻防、换防之分。驻防者携眷之兵，永远驻守，惟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满洲绿营为然，土鲁番满兵亦如之。其北路之塔尔巴哈台满兵，则自伊犁调拨。南路之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调拨。绿营兵则自陕甘各营调拨，皆轮班更替，非常驻者也。伊犁地处西陲，将军镇守，故驻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兵，约束严明，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惠远城满营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热河、凉州、庄浪移驻。惠宁城满营始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驻。锡伯营自乾隆三十年由盛京移驻。索伦营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张家口移驻。厄鲁特营有自乾隆二十九年由热河移驻者为达什达瓦厄鲁特。此外绿营兵则自乾隆二十五年由陕甘两省陆续换防，至四十三年始改为携眷永远驻防。《钦定新疆识略》，卷7，1～2页，《营务》。
乾隆执政时，新疆共设官一千四百员，驻军一万九千人，岁需饷银六十八万两，粮食十三万五千石。清政府每年向新疆调拨饷银六十一万两，粮食则全部就地解决。新疆驻兵数仅次于首都和东北地区，为全国第三（指八旗驻防兵）。
乾隆规划新疆驻防，不少朝野人士以为使清政府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实际并没有增加多少开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公布了新疆军费开支情况。当年清军在天山南北地区共驻马步兵一万九千人，其中马兵三千一百一十名，步兵一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名，台站兵二千六百二十三名。驻军所需粮食料豆八万二千八百余石，统由屯田供应，大臣养廉、官兵盐菜银岁需三十三万多两。清政府从南疆叶尔羌等城征收腾格钱合银五万八千余两外，每年从内地调入新疆二十七万五千两白银，相比从前清政府西北驻军费用大为减少。清政府统一新疆后，陕甘兵额裁员十分之一，加上裁减马匹、撤销西宁卡伦台站、哈密防兵，共节省银六十六万余两，除补新疆驻军之外，仍有余额三十九万两。根据这一统计数字，乾隆的结论是：“视未用兵之前，不但绝无所增，实可减用三分之二。其屯垦自给之粮，即不可以靡运费，且将来耕种日开，所入倍当充裕，又不在此时约计之内。”《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5，1926年12月丙寅。若同与准噶尔政权用兵打仗相比较，则其节省不知是多少倍。

清军大规模驻防天山南北之后，在伊犁将军的统一指挥下，修筑城堡，设立哨卡，巡查边界，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防务的管辖。
设置卡伦。新疆驻防清军沿国境线建立的巡边哨所，称为卡伦。由两个哨所交替巡查地区的卡伦，称为“开齐”；小卡伦分置瞭望之处，称为“布克申”，都统称为卡伦。清军沿新疆国境线从北到南设置的卡伦，分别由塔尔巴哈台、伊犁、乌什、喀什噶尔四城驻军管辖。
塔尔巴哈台所属卡伦有：乌里雅苏图卡伦、吉莫尔色克卡伦、哈尔巴噶台卡伦、布和什卡伦、阿布达尔莫多卡伦、和通喀尔海卡伦，以上卡伦在塔尔巴哈台北境。玛呢图卡伦、察罕托辉卡伦、巴尔鲁克卡伦，在塔尔巴哈台西境.
对新疆的管辖：布防和巡边
伊犁属卡伦：塔勒奇卡伦、斡珠罕卡伦、硕波图卡伦、达兰沁卡伦、莎达巴卡伦、哈布齐垓卡伦、库克托木卡伦，以上在伊犁北境。和尔郭斯卡伦、奇齐克卡伦、奎屯卡伦、博罗呼济尔卡伦、烘郭尔鄂笼卡伦、惠番卡伦，以上在伊犁西境。沙布尔托海卡伦、托里卡伦、春济卡伦、塔木哈卡伦、特木尔里克卡伦、格根卡伦、呼图克拜卡伦、鄂尔和珠尔卡伦、珠尔奇拉卡伦，以上在伊犁南境。博罗布尔噶苏卡伦、库克木锡克卡伦、纳拉特卡伦、乌努固特卡伦，以上在伊犁东境。
乌什属卡伦：巴什雅克玛卡伦，在乌什西境。古古尔鲁克卡伦、必特克里克卡伦、沙图卡伦，以上在乌什西北境。
喀什噶尔属卡伦：霍尔干卡伦，在喀什噶尔北境。玉斯屯阿喇图卡伦，在喀什噶尔西境。木什卡伦、鄂坡勒卡伦，以上在喀什噶尔西南境。塔什巴里克卡伦，在喀什噶尔南境。喀木帕尔卡伦、沙玛拉卡伦，以上在英噶沙尔城西北境。特斯比卡伦，在英噶沙尔城西境。额克资雅尔卡伦，在英噶沙尔城西南境。察木伦卡伦，在英噶沙尔城东北境。《西域图志》，卷31，《兵卫》。
以上地区各卡伦还有常设、移设和添设之区别。在某一地点长年设置者，谓之常设卡伦；有的卡伦官兵经常迁移，有时在甲地设卡，有时在乙处设卡，或春秋两季易地设卡，或春冬两季轮换地点，还有的春夏秋三季轮换防守地点，谓之移设卡伦；有的卡伦根据防守需要，到一定季节前往守卫，大雪封山时就撤回，谓之添设卡伦。因为移设、添设卡伦流动性较大，所以新疆全部卡伦数经常发生变化。各卡伦由前锋校或骁骑校带兵守卫，“内稽逃人，外控荒服，沿边定界线，几察森严”。
巡查国境，驱逐哈萨克。新疆地域辽阔，漫长的边境线长达数千里，当时需要防范的首先是哈萨克。哈萨克和厄鲁特蒙古同属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准噶尔政权控制新疆地区时，哈萨克人惧怕准噶尔骑兵的抢掠，曾躲避到很远的地方。清统一新疆后，北疆厄鲁特蒙古因战争与疫役人口锐减，哈萨克乘虚而入，阿布赉汗竟派使者向清政府说：“厄鲁特之地现俱闲旷，我哈萨克人有在塔尔巴哈台、库克乌苏、绰尔浑巴尔鲁克、阿勒坦额默勒等处游牧者。我等皆天朝臣仆，恳准至伊犁游牧。”对于这种无理要求，乾隆严词拒绝，明确敕谕哈萨克阿布赉汗：伊犁绝不允许哈萨克人进入，塔尔巴哈台等处游牧之人必须迁出。二十五年（1760年）夏天，乾隆命令伊犁办事大臣阿桂：“暂停搜捕玛哈沁，以巡察边界为由，领兵四五百名，前往塔尔巴哈台等处，遇有哈萨克人等在彼驻牧者，即明切晓示云：此天朝平定之地，尔头目等从前奏请游牧，大皇帝并未允行，何得擅行栖止！”《清高宗实录》，卷613，18页。他明确指示阿桂，不惜动用武力，务将越界游牧哈萨克驱逐出境，但不必没收其牲畜，以示友好。第二年，乾隆再次敕谕哈萨克阿布赉汗：
尔等使人……谬言爱呼斯地方，已蒙大皇帝赏给哈萨克游牧，经伊犁大臣查询具奏。从前使人奏请在塔尔巴哈台游牧，朕即谕以不应越境，且载在敕书。而尔等属人仍造言生事若此，是侥幸之心，尚未止息。已谕伊犁大臣等，有哈萨克越境游牧者即行驱逐。今卓勒巴喇斯等所奏：又有南界绰尔郭、西界沙喇伯勒、中抵勒布西等语。凡此数处，皆厄鲁特故地，而尔使谓哈萨克俱有游牧，隐跃其辞，希图窥伺，更属侥幸。试思我国家以大兵平定之地，岂可任尔等侵踞!况尔等前为厄鲁特所扰，虽现在游牧之处，亦远徙避去，仍不能免于抢掠。今干戈宁静，共乐升平，尔等游牧，并非狭小，乃妄行陈奏，朕必不允，是徒有贪得见小之名。《清高宗实录》，卷628，19~20页。
通过外交途径，乾隆表达了清政府坚决保卫国土、绝不允许哈萨克以游牧为名行侵略之实的严正立场。
乾隆对哈萨克人越界游牧，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二十八年（1763年），居住在伊犁以西吹地方乌瓦克部落首领阿哈拉克齐雅纳什拜“因向慕天朝威德”，率其子爱图干等人前往南疆喀什噶尔，向办事大臣永贵呈献马匹等物，永贵以礼接待，回赠给他们许多缎绸。乾隆接到此事的报告，从中发现阿桂、明瑞等驻军将领对塔尔巴哈台段边界巡查较严，对伊犁以西地方相对差些，以致从来没有到达吹地的报告，这些地方与哈萨克什么关系不甚清楚。乾隆传谕明瑞等：“酌派人员，率同熟谙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塔拉斯、阿勒和硕、沙喇伯特等处巡查。”《清高宗实录》，卷690，18页。明瑞接到命令后，派领队大臣伊勒图率兵巡视。伊勒图率清军至吹地方，又派三等侍卫品图库带十名士兵继续前进，途遇布鲁特数人，用枪将一名察哈尔士兵穿的皮袄刺透。品图库闻报，率其他士兵往擒，布鲁特人见到品图库的翎顶，知是清军，忙下马叩头请罪，说误以为清军是哈萨克人。
后来哈萨克牧民因贪图伊犁地区水草繁茂的自然条件，常在冬季偷越清军卡伦，携带大批牲畜在伊犁过冬。春天到来后，伊犁清军才将他们驱逐出国境。久之，不少人留居当地，成为我国哈萨克族的祖先。
清军驻防新疆，为乾隆新辟了一块锻炼官兵的天地。乾隆有意识地把他认为可堪培养的官员派往新疆，“令伊等在边疆学习，以便回京另行简用。伊等果能于地方情形随事尽心办理，朕必加恩特擢”《清高宗实录》，卷851，3页。乾隆一朝很多督抚大学士都有在新疆任职的记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满洲正白旗人永贵，清军平定准噶尔后主持乌鲁木齐屯田，先后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署伊犁将军、吏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满洲正白旗人阿桂，因主持伊犁屯田成功受乾隆信任，擢至伊犁将军，后担任平定两金川的统帅，官至内阁大学士。

左宗棠进疆----平判建立行省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而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英、俄借着阿古柏叛乱乘机窥视新疆。在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清政府毅然决定派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并为此借款4000万两白银。左宗棠也不负众望，非但顺利收复新疆，并且通过努力，使得新疆成为我国又一行省，这是我国边疆建设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而新疆建省也为新疆的民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19世纪中期 分裂份子勾结英、俄妄图分裂新疆

一、英俄对中亚的争夺
1861年以后，沙皇俄国由于对农奴制度实行了改革，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迫切要求掠夺新的地盘，以便从国外攫取更多的财富，加速自己的发展，赶上和超过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失败，俄国企图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折，于是，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1864年，俄国开始向邻近中国新疆的浩罕①发动军事进攻。同年，沙俄从中国西部边境割去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妄想侵吞整个新疆。当时，英国已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正在积极向北扩张，不仅力图占领中亚，而且还妄想把新疆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对抗，以及中国反对英俄侵略扩张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紧张和复杂起来。
二、阿古柏侵入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属于中国。它地处我国西北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千米以上。天山山脉由西向东，横亘中部，习惯上常称天山以南地区为南疆（或南路），天山以北地区为北疆（或北路），哈密、吐鲁番盆地一带为东疆（或东路）。南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人口聚居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富饶地区，主要城市有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总称南疆八城。北疆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主要城市有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今伊宁市西惠远）、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之后，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西域改名新疆。三年后，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统辖新疆一切事务，并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统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诸地，从而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
新疆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回、蒙古、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聚居区。清乾隆以后，大兴屯垦，至同治初年，约有一百余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占三分之二。由于地广人稀，宜于放牧（特别是北疆），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家畜以羊、马、牛为大宗，骆驼次之。
1864年（同治三年）夏，新疆的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内地人民起义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起义，先后占领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乌鲁木齐、玛纳斯、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但是，这次起义不久就被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窃取了领导权，迅速改变了起义的性质。他们乘机实行封建割据，进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混战，有的甚至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当时，新疆地区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其中主要的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了和卓（即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玛纳斯和吐鲁番在内的妥明（或称妥得璘）“清真王”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回族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为头目的封建地主政权等。
思的克、金相印等占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后，久攻仍由清军控制的汉城（今疏勒）不下，便向英国支持的浩罕汗国乞援。同时，思的克为了利用宗教贵族的力量统治喀什噶尔一带人民，要求浩罕统治者将匿居于浩罕的新疆宗教贵族后裔张格尔①之子布素鲁克遣返喀什噶尔为王。当时的浩罕摄政王阿里姆·库里，决定派遣在军队中颇有名气的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乘机排除阿古柏这个政敌。1865年1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纠集一批歹徒侵入我国境内。阿古柏善于玩弄阴谋权术，他被思的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以后，立即把思的克赶走，夺取了统治权。同年4月，阿古柏派兵攻占由思的克控制的英吉沙尔回城，随即又占领英吉沙尔汉城，守城清军二千人惨遭杀害。9月，困守喀什噶尔汉城的绿营守备何步云接受阿古柏的重金贿买，率清军三千人投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奎英等举家自尽。不久，一伙在塔什干败于俄军的浩罕兵七千余人侵入南疆，到达喀什噶尔，进一步增强了阿古柏的势力。布素鲁克见阿古柏的权势不断扩大，密谋剪除他。但事机暴露，许多人因而被杀，布素鲁克也成了阿古柏的阶下囚。这样，阿古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一带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1866年秋，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又用诱骗手段擒杀哈比布拉而据有和阗。1867年初，阿古柏将布素鲁克驱逐出新疆，于喀什噶尔自称“毕条勒特汗”（又译作“巴达吾来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并悍然宣布成立伪“哲德莎尔国”②。同年夏，阿古柏率军东侵，夺占了热西丁和卓占据的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1870年10月，阿古柏军先后攻占妥明控制的达坂城和吐鲁番，妥明军头目马仲、马人得投降。11月下旬，阿古柏军又攻占乌鲁木齐，妥明投降。接着，又派兵袭取玛纳斯。之后，阿古柏返回南疆阿克苏新建的宫殿，俨然以全疆统治者自居。
1873年9月，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到新疆，不久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与侵略者勾结在一起，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起反动的“哲德莎尔”政权后，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他将侵占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维莱耶特（相当于州），其下又分为若干个阿克莎卡尔（相当于乡）。维莱耶特设阿奇木（相当于州长），阿克莎卡尔设谢尔卡尔（相当于乡长）。
在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广大农牧民在交纳宗教税、农业税、军税、附加税等种种赋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除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外，阿古柏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并利用宗教信仰进行殖民统治。他规定妇女不戴面纱不准上街，并强令“军民髡发，易回服”①；对于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则肆意残杀。
阿古柏的军队（约五六万人）分为骑兵（吉杰特——意为“年青的兵士”）、步兵（沙尔巴兹——意为“勇敢的兵士”）和炮兵（托普奇）组成，还有部分抬枪兵。轻武器起先以火绳枪和燧石枪为主，后来装备了大批撞针枪，还有部分连发枪。炮兵大都使用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较先进的火炮。这些轻重武器大多数来自英国和俄国，其中又以英国供给的为主。阿古柏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还在占领区内大量建筑碉堡和城池。
对于阿古柏建立的殖民政权，英俄两国从各自的侵略野心出发，都极力予以拉拢。阿古柏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成为它们的走狗。因此，由于阿古柏入侵新疆而造成的我国西北边疆危机，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英俄侵略和争夺的背景。
英国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便经常以“经商”、“游历”、“传教”等为幌子，派遣间谍到新疆进行阴谋活动。从1868年开始，英国的商品、军火和特务，便从土耳其、印度等地不断涌进阿古柏占领区。1869年，阿古柏派人去印度接受了英国驻印度总督给予的一大批枪支弹药。1870年，以外交部官员福赛斯为首的英国特派使团，带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给阿古柏的亲笔信，经印度来到喀什噶尔，打算与阿占柏进一步勾结。适遇阿古柏在东路指挥进攻吐鲁番，因而福赛斯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进一行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不久，阿古柏便派人前往印度“答礼”。1873年底，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的福赛斯使团，第二次来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信件和英印总督送给的一万支步枪及若干大炮。经双方密谋，于1874年春签订了“通商条约”十二条，阿古柏给英国以在新疆驻使、通商和设领等特权，英国则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对新疆凯觎已久的沙皇俄国，也阴谋假手阿古柏来达到侵占中国新疆的目的。在阿古柏侵入新疆之后不久，沙俄便吞并了浩罕的北方领土，并随着浩罕被肢解和布哈拉（中亚三汗国之一）军队在1866年被击溃，俄国的侵略矛头便直接指向新疆。阿古柏为了谋求沙俄对他入侵南疆的认可，于1866年非法与沙俄订立所谓“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人的权利等。1867年，沙俄将尚未完全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俄属土尔克斯坦”（亦称“西土尔克斯坦”），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其侵吞新疆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次年，沙俄先后派遣使者和军官至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进一步勾结。由于此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已经得手，它要求阿古柏步中亚诸汗的后尘，向沙皇称臣纳贡，借以将阿古柏窃据的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纳入沙俄的统治范围。但沙俄的贪欲，引起了阿古柏的疑忌，使他进一步向英国靠拢，以谋求英国的更大支持。
三、沙俄强占伊犁
由于阿古柏进一步投靠英国，沙皇俄国政府恼羞成怒，积极图谋用武力强占伊犁地区，进而夺取整个新疆北部。因此，当阿古柏由南疆向北疆窜犯时，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立即上奏沙皇，“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①。1870年秋，俄国派兵进驻特克斯河上游，侵占天山穆查尔特山口（冰岭），扼住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同时，派兵入据我国博罗胡吉尔（赛里木湖西）地区，对伊犁构成夹击之势。这是俄国用武力侵占伊犁并进一步侵略新疆的一个重大步骤。
伊犁位于伊犁河谷地中心，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清政府统辖新疆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治所，即设于此。伊犁河横贯伊犁地区，自东向西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既是通往中亚的要冲，又是新疆西部地区联系南北两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沙皇俄国对我国伊犁地区垂涎已久，亟欲侵占。1871年夏，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命科尔帕科夫斯基率兵近二千人，悍然进犯伊犁地区。伊犁人民同俄国侵略军浴血苦战了五十个昼夜，最后由于粮尽弹绝，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上层人物的叛降，伊犁九城①被俄军侵占。同年冬，俄国又派军队由伊犁东进，企图夺取乌鲁木齐。俄军把前锋部队伪装成商队，带着大批驼马货物向东开进。新疆人民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民团领袖徐学功预先在玛纳斯西八十里的石河子布置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兵四起，歼敌数十名，并缴获驼马二千多匹（峰），迫使俄国侵略军狼狈逃回伊犁。
沙俄强占伊犁，也是向阿古柏炫耀武力，阻止其由玛纳斯继续向西北扩张。阿古柏在俄国的军事压力下，于1872年6月同俄国非法签订了“通商条约”五条。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可以在南疆自由通商和旅行，设置商务专员，并规定进出口税仅按2.5％征收等等，从而扩大了俄国对新疆的侵略特权。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撤销中国设在那里的一切机构，非法拘留和拷打清政府派去的官吏。同时，对占领区人民“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①。
对于阿古柏和沙俄的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例如，被阿古柏任命为乌鲁木齐阿奇木的马仲，就是因他充当侵略者的走狗、鱼肉人民而被民军所诛杀的。在伊犁，“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②。新疆人民为了摆脱黑暗统治，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盼望中国政府早日出兵赶走侵略者，光复失地。

收复新疆 同治中兴的标志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继续为您揭秘慈禧真相。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我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左宗棠收复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对外的结果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人杨昌濬一八七九年写的一首七绝，它改造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里的佳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并赋予新的意境。这首诗热情歌颂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高度赞扬了这一壮举的最高统帅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此诗不但轰动当时，而且载入史册，长期流传。这就说明，凡是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多年来，一些历史研究工作者对窃踞新疆达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政权的性质，清军西征的意义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特别是近两年来；有些文章对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作了新的评价，但讨论尚有待展开和深入。下面仅就左宗棠收复新疆做一些分析。
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着新疆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把面积广阔、蕴藏丰富、位置重要的新疆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还是把它保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绵延不断。其中虽然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某些民族上层分子也曾独树一帜，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但在西方侵略势力东来以前，这种地方割据的出现与内地割据政权一样，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只是随着沙俄不断向东扩张和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后，搞分裂的野心家往往投靠外国侵略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为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推波助澜。
一八六四年，正当新疆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为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反动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而占据喀什噶尔回城的金相印(回族)，因久攻喀什噶尔汉城和英吉沙尔不下，竞伙同柯尔克孜族封建主司迪克，派人去紧邻南疆的浩罕汗国，要求迎回原回疆叛乱分子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这就给了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以入侵之机。阿古柏是个阴险狡诈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以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手段闻名于浩罕政治舞台。一八六五年元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一道，带着六十八人越过边界进入南疆，很快攻占了英吉沙尔和喀什噶尔汉城。第二年攻占叶尔羌、和阗。此后，又进一步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势力，宣布成立哲得沙尔(七城)汗国。一八七〇年又攻占吐各番、乌鲁木齐，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它的控制区内，“安集延人是各城市的统治者，是军队的长官，是收税人和国王本人的卫兵”[1]。阿古柏对南疆的统治，完全是一幅血泪斑斑的图画。到过阿古柏占领区的俄国间谍普瓦热瓦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阿古柏伯克的残酷太过分了: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死刑是最平常的现象”[2]，“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都没有保障；密探活动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人人都为明天而担心。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都肆意横行，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安集延人不光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赋税之重是惊人的，同时，收税人也没有忘记为自己搜括”[3]阿古柏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但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它撒下的腥风血雨，污泥浊水，只有通过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涤荡。
围绕新疆问题的斗争，还存在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当时英、俄两个争霸世界的殖民大国，一个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实现彼得一世的“遗愿”；一个想拚命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人染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双方都向中亚推进，更显得剑拔弩张。
阿古柏政权的出现，自然会引起英、俄的极大关注，对峙的双方都力图控制它，使其成为各自战略棋盘上的一枚卒子。而地理位置优越的沙俄，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一八七一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沙俄凶相毕露，竟无视我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就在沙俄准备出兵伊犁的时候，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公然叫嚣“支持喀什噶尔阿古柏政权”[4]。随后，沙皇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六月派总参谋部大尉考尔巴尔斯率代表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许多权益，其中包括在南疆通商、访问、设立商务专员和对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二·五的入口税等。对此，英国自然不甘落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访问喀什噶尔的英国使团攫取了更多利益，根据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部分，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5]，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将不受开包检查，英国人可以在南疆购买、出售土地和房屋、仓库。此外，阿古柏还同意接受一名由伦敦任命的外交代表和一名商务专员。对沙俄怀有疑惧的阿古柏，自然更希望得到英国主子的垂青，他卑躬届膝地向英国使节茀赛斯表示:“女皇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象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6]做为犒赏，茀赛斯不但承认阿古柏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还带去了大批军火，并指使英国的附庸土耳其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收复新疆卜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要同俄、英的扩张野心作斗争。
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重重困难，毅然承担规复新疆的重任，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左宗棠虽然头白临边，但他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早在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其中第三首对新疆“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7]。一八三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失败后，他回家博览群书，认真阅读了研究新疆的专著《西域图志》。一八五〇年元月，在湘江舟中，左宗棠与曾谪戍新疆的林则徐会面，两人也曾“谈及西域时务”[8]。一八七一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的扩张已进一步升级，“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并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9]。
一八七三年春，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方略，要“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要撙节使用，统一各军专饷，“相其缓急，均其多寡”[10]。一八七四年春，张曜、金顺、额尔庆额三支部队约一万多人先后相继出关。八月，清廷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为帮办大臣，负责关外军务。十月，又任命左宗棠为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以袁保恒为帮办。从表面看，清政府好象决心要收复新疆了，其实清廷内部疑虑重重，意见纷纭，举棋不定，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
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11]，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一八七五年二月，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12]。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河南巡抚钱鼎铭要求将驻扎甘肃前线的“毅军”调回本省，他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详及此，以为关外祗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13]无疑，李鸿章之流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如不彻底批驳其谬论，西征势必半途而废。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14]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当清政府因李鸿章等的反对而不能决策时，文祥“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15]。这样，清廷终于下了决心，收复新疆。决策之后，立刻在人事安排上做了调整，与左宗棠不能合作共事的原“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原“帮办粮饷转运”袁保恒被调回北京。一八七五年五月二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帮办，”陕西巡抚谭钟麟“督西征饷事”，组成了西征军最高统帅。
为保证收复新疆的胜利，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物质准备，即筹粮、筹饷、筹转运。
左宗棠十分重视部队给养的筹划。他常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16]。出关作战，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跋涉沙漠，翻越天山，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都相当困难。为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加紧采办，北路于归化设“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并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开辟粮源；南路主要是指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一带，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五年，共在这里采粮四十七万五千石。此外，还从俄国购到一批粮食。
在筹措军粮时，左宗棠以政治家的眼光注意了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17]。河西走廊历经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万状，但征军云集，需粮数目很大，一八七四年在这一带就购粮十九万多石，相当战乱前全省一年的额赋，可是，一些部队不顾百姓死活，还要继续加价订购。左宗棠坚决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他指出:“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18]“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19]
左宗棠深知解决军粮问题决不能单靠征购，因此于采办之外还十分重视屯田。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20]。一八七四年，张曜一军进驻哈密，左宗棠立即指示他:“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贼扰，驻军其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21]。关外屯田，首先要兴修水利，为修复已废的石城子渠，张曜请求拨毡条六千条备铺底防渗用，左宗棠在军费奇绌的情况下，命令赶造万条解赴哈密，宁可多筹于先，以防功亏一篑。后来，哈密屯田终于取得成效，垦荒两万亩，每年可收军粮几万石。左宗棠在兴办军屯的同时，还强调搞好民屯。他嘱咐张曜，当地“缠回”(即维吾尔族)  “如借籽粮，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22]。“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23]
有了粮，还需要运。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谈何容易．因此左宗棠对后方勤务的总方针是“粮运兼筹”。运输工具关内以车驮为主，关外以驼运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调集到的运输工具计有: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而这些对繁重的运输量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出征的士兵，除武器、装备外，还不得不裹带一部分粮食行军。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扩大运输量，左宗棠很注重组织民运。他认为“转运一节，固非藉资民力不可”[24]。既要借助民力，自然要爱惜民力。因此，他对出关军队强拉民间牲畜，甚至扣留不还的扰民行为十分震怒。在给金顺的信中，他严词指责说:  “天下事不外人情物理。乌有倒行逆施而能济事者乎！用兵所以卫民，今卫民之效未闻，而虐民之事则无不毕具，不知主兵者于目前事势、日后事势亦曾涉想否？”[25]
经过左宗棠多方设法，分途采运，到一八七六年初夏军事行动即将开始时，已在安西、哈密、古城子、巴里坤等前沿地区集中了二千四百八十万斤军粮。其他军需物资的补给，左宗棠也做了妥善安排，他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收集情报，在汉口设后路粮台，转运上海军需，在西安又设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早在一八七一年已创设甘肃制造局，一八七五年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以就近供应军火。
筹粮、筹转运固然很不容易，但相比之下，筹饷的困难更大。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是艰难竭蹶，捉襟见肘，要打仗却拿不出钱。左宗棠一年的军费支出约需银八百多万两，实际只能收到五百多万两，即每年要短缺三百万两。所谓“海防”之议起，各省实解的西征“协饷”(当时西征军费由各省、关分摊)更只剩下二百几十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情景，左宗棠“昼夜焦急，无从设措”[26]。为摆脱窘境，他只好要求借外债以充军费。最后，消政府决定从户部的海关税中拨出二百万两，并命各省关尽先解银三百万两(限期三个月)，再由左宗棠自借外债五百万两，才暂时解决了军费的难题。
除了以上的准备工作之外，左宗棠还通过整顿、集训、改善武器装备来提高出征部队的战斗力。他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27]。因此首先整顿关外部队，裁减冗兵，节约军饷，并将畏葸不前灼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奏清撤职查办，将景廉旧部三十四营裁并成十九营(以后金顺接统又裁并一次)。刘锦棠部“老湘军”是主力部队，于一八七五年秋天在凉州(甘肃武威)训练了几个月，一八七六年二月下旬才进驻肃州(甘肃酒泉)，并于四月份三批出关。对于出关各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也做了调整和充实，尽量配备比较先进的武器。金顺出关时，配备开花大炮一门；桂锡桢出关时，配备德国后膛开花大炮一门；张曜出关时，配备各种炮十一门，主力刘锦棠部配备最优，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又配备包括新式大炮在内的各种火炮十多门，各种枪支一千多杆；侯名贵的炮队计有大、小炮六门，七响马枪三孔四十支(每支配子弹五百六十发)。前线指挥官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英国人包罗杰评论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问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28]
为做到“知己知彼”，左宗棠还很重视敌情的搜集和分析。他曾多次派人出关了解阿古柏窃据新疆的来龙去脉及当前状况，认真研究作战对手。他还通过在上海筹办军需的胡光墉了解各国动向，收集外交情报，以配合军事行动。对英、俄争霸亚洲的矛盾，左宗棠有自己的分析，他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則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29]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人。
正是在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夏天拉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疆土的战幕。
二
一八七六年四月七日，左宗棠从兰州抵达肃州(酒泉)，在这里设置大本营，就近指挥。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在与左宗棠“熟商进兵机宜”后，率主力部队二十五营(约一万一千人左右)前后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迸发(此时金顺、张曜、额尔庆额各部均早已出关)，紧接着又派蜀军徐占彪部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为了收复新疆，清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总兵力约七万多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计八十多营，近四万人。战事从一八七六年夏季开始，到一八七七年底结束，天山南、北两路除伊犁地区外均告克复。一八八一年又以备战为后盾，通过外交淡判收复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下面对收复全疆的两大阶段做一简述。
第一阶段:粉碎阿古柏伪政权，收复天山南北。
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湘军总统刘锦棠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济木萨会商进兵计划。八月十一日，清军出奇制胜，袭占战略要地黄田。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集团，集中主力扼守乌鲁木齐北面的古牧地(乌城只有守敌千人)。刘锦棠和金顺两军合兵一处，以优势兵力展开攻坚战。在击溃阿古柏派来的增援部队后，又以猛烈炮火轰坍城墙。十七日，清军克复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乘胜猛进，于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十一月十一日，金顺在刘锦棠部和伊犁将军荣全的协助下，攻占围困达两月之久的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路之役。
北路告捷后，阿古柏十分恐慌，他拚凑了二万七千名军队[30]，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达坂城是天山的重要孔道，是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派“大通哈”(地方高级军政长官)爱伊得尔呼里率精兵四千驻守，并给他配备了大炮三十门。又派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人，带炮六门，屯扎达坂东南的战略要地——托克逊。吐鲁番盆地，则由从北路逃归的马人得、白彦虎驻守。阿古柏亲自坐镇喀喇沙尔督阵。
清军主力南下之前，左宗棠着重分析了军事形势。他预料:“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31]基于这一分析，左宗棠做了如下部署:“徐、张攻吐鲁番，总统攻达坂城，两处克复，乃进攻托克逊坚巢。其师期则徐、张先而刘后，贼势则达坂重而吐鲁番轻也。”[32]
一八七七年春夏之交，北路后方巩固之后(左宗棠又调金运昌部五千人出关驻守乌鲁木齐一带)，清军分三路由北、东两个方向向吐鲁番地区展开钳形攻势。四月十四日，主力刘锦棠部翻越天山，南下达坂，连夜衔枚疾进。敌人引湖水自卫，清军乘夜雾潜渡，逼城筑垒。四月二十日，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敌军大、小头目无一漏网，爱伊得尔呼里束手就擒。二十五日，北路清军进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两路前进，命营务处道员罗长祜，左军分统、宁夏镇总兵潭拔萃率步骑六营趋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会师，自率十四营直捣托克逊。此时，托克逊守敌海古拉已弃城遁定，白彦虎从吐鲁番逃至，四出劫掠，焚烧村堡，当地人民“泣求大军速援，并称大军所遣免死回目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33]。四月二十六日，清军进克托克逊城。
在刘锦棠部南下达坂的同时，张曜的“嵩武军”，徐占彪的“蜀军”分别以哈密、巴里坤为基地西进，四月二十一日，“嵩武军”分统孙金彪与徐占彪协作，攻克吐鲁番东面门户——七克腾木。然后轻取辟展，于二十六日直抵吐鲁番城下。此时，北路湘军罗长祜部亦至，三路合攻，马人得投降，吐鲁番全境克复。
达坂、吐鲁番之役，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事态发展与左宗棠的预计基本吻合。清军在这一战役中重创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打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造成了破竹之势。据估计，敌军被歼、被俘、逃亡，总计“大概损失了不下二万人”[34]，相当于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35]。对这一战役，左宗棠评价很高，认为“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36]。这一战役后，众叛亲离的阿古柏惶惶不可终日，遂于五月在库尔勒眼毒自杀(一说为部下所杀)。
阿古柏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发生火并，内部更加分崩离析。但左宗棠由于“饷源涸竭，转运不继”，遂把第三个战役推迟到秋凉之后。炎夏一过，刘锦棠部三十二营以托克逊为基地，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动秋季攻势，张曜部十五营为第二梯队继进，左宗棠另调易开俊马步七营填防吐鲁番。
当清军继续西进吋，白彦虎已于决开都河后狼狈逃窜，喀拉沙尔、库尔勒之间均被水淹，清军涉水、搭桥而进，十月十七日在库车郊外赶上白彦虎大队，歼敌千余人，然后连克库车、阿克苏、乌什。从库尔勒至库车，六天内行军八百余里，前后“拔出被裹回众以十万计”[37]。十二月十七日，清军冒着严寒进克喀什噶尔，并陆续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收复和阗。阿古柏的大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穷途末路，遂窜出边境，置身于沙俄的卵翼之下。
清军远征阿古柏取得了重大胜利，由进军北路到收复南疆虽历时一年半，实际作战却不过八个半月，进展之速超过一般人的预料，一些西方“评论家”也承认这是“一支出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38]。但收复全疆并未告竣，因为伊犁一带还被沙俄占据着。
第二阶段:收复伊犁地区
一八七一年，俄军悍然侵占伊犁后，沙皇政府估计清廷根本无力收复新疆，曾假惺惺地表示:“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39]。出乎沙俄意料，中国军民竟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连战告捷，除伊犁地区外，新疆沦陷区均告克复。这使沙皇政府处境十分尴尬，于是它一面指使白彦虎残部骚扰我国边境，力图牵制，一面则在外交上玩弄朴种花招，以攫取更多利益。
一八七八年底，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去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沙皇政府连吓带骗，迫使昏庸的崇厚签订了屈辱的《里瓦基亚条约》，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五百万卢布为代价“收回”了九座空城。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左宗棠也极为愤慨，他痛斥崇厚的卖国行径，指出，“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40]”迫于舆论，清政府遂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一八八〇年四月，左宗棠开始部署军队，准备以刘锦棠步骑万人出乌什，张曜所部七千人从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金顺所部万余人扼守晶河，备俄军东犯乌鲁木齐，他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41]。五月底，左宗棠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舆榇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其爱国热忱是很感人的。六月十五日，左宗棠进抵哈密，命令各军戒备。沙皇政府见如意算盘将成画饼，遂恼羞成怒，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调遣军舰东来，虚张声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讹诈之下马上准备妥协，八月十一日，急调左宗棠回京以避免冲突。左宗棠对沙俄的色厉内荏是了解的，他认为“俄船东下，偏历海疆，结倭奴，封辽海，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42]。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之可”[43]。八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在哈密接到清廷调他回京“以备顾问”的命令，壮志未酬，十分苦闷，他在家信中表白自己此时的心情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
由于清政府的怯懦和短视，左宗棠收复伊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在左宗棠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却有了进展。对左宗棠被召回一事，沙俄并不明白底细，误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并就此事几次问及曾纪泽[44]。如果真的对华作战，沙俄是力不从心的。刚刚结束了俄土战争的沙皇政府，财政已经涸竭，曾纪泽的主要谈判对手若米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45]迫于形势，沙俄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即左宗棠到达北京的前三天，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崇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此外，放弃了俄货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但赔款却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这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与《崇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46]这个评论并非溢美之词。从贪婪成性的沙俄嘴里挖出部分“猎物”，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
三
收复新疆的胜利，在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史上是不可多得的记录。因此很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这次西征胜利的原因。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正义与否，人心的向背如何。收复新疆之役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首先在于战争的正义
性质，如左宗棠所说，“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47]。在阿古柏残暴统治下的新疆各族人民，日夜盼望回归祖国怀抱，南疆一带更广泛流传清军快要入疆的信息，“喀什伽师地方有个农民在犁地撒种时，有人问他:‘喂！朋友，请问你在种什么？’那个农民回答说:‘还要种什么？种的是赫太依(意为汉人)’，问话的人微笑着高兴地走了。”[48]有的人不堪迫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逃往内地，赴北京呈报情况。大军入疆后，所到之处也得到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一八七六年七月底，清军挺进古牧地，“吋屯地乏水，军渴甚。锦棠询土人，知黑沟驿上黄田有积泉”[49]，遂进袭黄田，取得了入疆第一的胜利。一八七六年秋，吐鲁番地区“缠回”(维吾尔族)阿哈默特投奔张曜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50]。一八七七年春，清军围困达坂，“城中投出缠回报称:安夷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偪，群议突围而走。”刘锦棠得知后传令严加防范，“夜间列燧照耀，光如白昼”[51]，破坏了敌人的突围计划，达到了全歼的目的。当刘锦棠挥戈南指时，饱受阿古柏暴虐统治的各族人民，“皆日夜延颈，拭目盼望”清军[52]。“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53]。保证了部队继续前进。当白彦虎狼狈窜至拜城时，城内人民“即闭城门，白逆攻之未下”[54]；清军进抵阿克苏，“城内缠回十数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者”[55]。在清军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和阗伯克呢牙斯还据城起义，并进攻叶尔羌，牵制了伯克胡里的力量。清军收复新疆的斗争，不但得到维族各阶层的支持，也为其他各族人民所拥护，如由喀喇沙尔避居博尔吐山的蒙古“台吉”扎希德勒克，听说大军进抵托克逊，立即赶赴该城，向刘锦棠领受机宜。清军南进后，他“随同驰驱，于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据实备陈”[56]。又如从伊犁逃出的锡伯族人民在喀尔博户一带屯田储粮，大军进抵乌苏，他们就送粮食到营中以供军用。
为收复祖国疆土、驱逐侵略者而战，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也是广大士兵的心愿。出关大军上下一心，士气高涨，“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57]。本来进军新疆，条件很艰苦:耍跋涉于戈壁之上，天山之巅；要忍受吐鲁番盆地的酷暑，要经历“霜冻凝积”的寒冬；有时因敌人决水，要泅渡一片汪洋，有时因前进断粮，又面临忍饥挨珧。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清军仍能坚忍不拔，所向披靡。南疆西四城克复后，清军更深入人迹罕到之地，攀缘石壁、冰梯，追歼残敌，“四昼夜驰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祁抖擞，愈接愈厉”。[58]事实说明，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着清军广大将士奋勇杀敌。
左宗棠要求西征将士保持良好的军纪以及采取正确的俘虏政策，是胜利进军的第二点原因。对于部队的纪律，左宗棠三令五申，十分重视。他指示各军:“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59]在给嵩武军统领张曜的信中一再告诫:“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60]对每一支开赴前线的部队，左宗棠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咛，说明军纪好坏直接关系民心的得失，战争的胜负，乃至新疆今后的“长治久安”。易开俊所部由吐鲁番开赴库车一带填防时，左宗棠在信中指示说．“麾下所部虽皆劲旅，然于纪律一切，能否恪遵无误，究未可知。此次进驻库车，尤宜时加申儆，勿稍宽纵，致失民心。”[61]对主力刘锦棠部，左宗棠虽较放心，但还是谆谆嘱咐:“此次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62]这就把严整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左自己说，“此次大军所至，秋毫无犯”[63]可能有些夸张，但清军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望风投命”，“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64]。这说明入疆清军的纪律确实是较好的。对某些不守军纪的部队，一经发现，左宗棠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处置。吐鲁番之役，发生过蜀军统领徐占彪纵兵扰掠的事，左宗棠立即将该部从前线撤回，并拟将徐撤职。
为瓦解敌军，一清军还采取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对达坂之役的一千二百名战俘，除将二百多名安集延人送到肃州监禁外，其余战俘，刘锦棠“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俘虏们“皆惊喜过望，踊跃欢呼而去”[65]。事实证明，释俘政策是成功的。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大伤脑筋，“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余俱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各城缠回，畏官军之威，感官军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约束。”[66]清军从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抵抗，正确的俘虏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疆一举克复的第三点原因，是清军统帅部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基本战略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其作战原则是。“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乃为一了百了之计。”[67]“先北后南”，是从空间角度说的。当时，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南路，北路则由后来归附的白彦虎、马人得驻守。“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68]，如果先攻北路，对整个战局发展将十分有利。首先，可以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环节后再进行决战，这样就可以先声夺人，鼓舞士气。第二，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将阿古柏的一部分军队在北路聚而歼之，为挺进南疆创造条件。第三，占领北路后，取得了前进基地，解除了南下大军的后顾之忧，从而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敌人之势。
“缓进速战”，是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即在每一战役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匆忙进兵，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就要速战速决，不拖泥带水。左宗棠自信“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69]比如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只用了一个星朔。达坂之战，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了四天。从三个大战役来看，收复北路用了三个多月，收复吐鲁番不到半个月，进克南路只用了四个半月，总计也不过八个多月。但海战之前的准备却花费较长时间。从一八七四年九月，左宗棠任“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到正式作战，其间共一年半，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到进攻吐鲁番(一八七七年四月)，则休整了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地区(一八七七年五月)到进军南路(一八七七年九月)，又准备了四个月。每战之前，左宗棠对后勤供给(包括军粮、军火、军装的供应)都做了仔细筹划，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的配合做了安排，对进攻叫机的选择做了周密考虑(如尽量避开寒冬、酷暑)。同时，左宗棠还注意了失地收复后的善后工作，如召集流亡，奖励开垦等。当然，准备工作中也有失误的时候，库尔勒断粮就是一例。
总之，“先北后南”，“缓进速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作战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清军西征胜利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比较充分。正因为有了准备，才能稳操胜券。关于准备工作的具体内容，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
四
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把窃踞新疆达十三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动政权一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者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沙皇俄国鲸吞天山南北的美梦成为泡影。收复新疆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阿古柏政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监狱。在其统治区内“严刑厚敛，税及园树”[70]，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繁重的苛捐杂税“使他们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交纳税款”[71]。更有大批人民沦为奴隶，“奴隶制在喀什发展到了相当大的程度，单是巴特乌列特本人就拥有三千名以上。不管是被征服的和部分变为奴隶的汉人、回人和卡尔梅克人，从巴达克山和其他与‘哲得沙尔’相邻的独立领地运来的人都在喀什市场上出售。有劳动能力的奴隶每名售价不超过四十天罡[72]。新疆的收复，不但使这一辽阔地区重归祖国版图，也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收复新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沉重打击了英、俄两个殖民大国的阴谋，遏制了他们掠夺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
阿古柏被称为“英国人在克什米尔以北土地上所树立的英雄”[73]。为使阿古柏政权苟延残喘，英国侵略者费尽了心机。战斗未曾开始，他们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在上海的报纸散播清军在关外已遭失败的谣言，妄图混淆视听，惑乱人心。当左宗棠准备借外债以充军饷时，英国政府又阻止英商提供贷款。此外，他们还通过对李鸿章施加影响，企图动摇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决策。清军收复天山北路以后，他们又积极活动，妄图阻止大军南下。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公然要求让阿古柏继续窃踞一隅。对此，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74]一八七七年七、八月间，清军已克复吐鲁番盆地，阿古柏政权即将全面崩溃，英国政府竟于此时与中国驻伦敦外交使臣郭嵩焘交涉，无理要求在喀什噶尔一带保存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对这一横蛮干涉，左宗棠十分气愤，他严词驳斥说:“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75]左宗棠没有理睬英国的无理纠缠，把阿古柏的残渣余孽一直赶出国境。英国殖民者的外交阴谋没有挽救了浩罕入侵者的灭顶厄运。
对新疆早就垂涎三尺的沙俄，在清军大举出关前后，更加紧策划，妄图左右局势。一八七五年七月，俄国总参谋部军官索思诺福齐率领一个“考察团”，在兰州左宗棠的总督衙门住了二十七天，刺探出关清军的实力和中国备战的情报。索思诺福齐一面侈谈“和好”，一面想以提供军粮为诱饵束缚中国的手脚。他直言不讳地供认:“我的考虑在于使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这个俄国特务竟飘飘然陶醉于自己的“杰作”，他写道:“假如七万武器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76]但侵略者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沙俄虽然答应卖给中国五百万斤军粮，却根本无法左右局势。会谈中索思诺福齐曾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派兵、派军官“助剿”，左宗棠当即断然拒绝，“中国边防，中国自有办法，可无须帮助。”[77]索思诺福齐回到俄国后，又故意刁难，拒不执行购粮合同，并节外生枝，要清政府同意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一带贸易的无理要求。对此，左宗棠嗤之以鼻。他指出:“伊所挟者，不过办粮、供子药两事，然均须重价见银，我有重价见银亦由内地可办(见在包、归、宁夏商驼甚形踊跃，肃、安一带亦然)，不必俄人也。”[78]
一八七六年八月，正当清军在北路节节胜利的，另一个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普瓦热瓦瓦斯基中校带着一个所谓“探险队”去阿古柏占领区收集情报。普瓦热瓦尔斯基一到南疆，就迫不及待地为风雨飘摇中的阿古柏政权出谋划策。一八七七年一月十五日，阿古柏的心腹扎曼给普瓦热瓦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透露说；“您关于如何同中国人进行战争的良策都转达给可汗殿下了，可汗完全赞同，极为满意。”[79]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以库罗巴特金大尉为首的俄国官方代表团到了南疆，它的使命在于胁迫朝不保夕的阿古柏政权炮制一个“边界条约”，以便赶在这个政权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普瓦热瓦尔斯基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对俄国来说，当前正是确立同东土耳其斯坦的关系使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最好时机。阿古柏伯克现在对于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一定同意”。“现在最好是把我们的疆界从纳喇特岭移到达兰达坂”[80]，即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只是因为阿古柏政权迅速崩溃，沙俄的扩张阴谋才未得逞，所谓“阿古柏边界”的叫嚣也销声匿迹了。新疆回归祖国怀抱，宣告了英、俄殖民者鬼蜮伎俩的失败。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遏制俄、英(特别是俄国)的蚕食，在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十分重视建设新疆。当战争仍在进行时，每收复一城，他就派专人前往办理善后。一俟战争结束，即着手召集流亡，兴修水利，恢复生产，改革税制，仅仅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一定成效。左宗棠一方面着手减轻赋税负担。土地税在清丈前按实际收获物的十一分之一计征，清丈以后再按亩征赋；另一方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库尔勒等地，以军队修整，兵民合力、官方贷款民间出力等方式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此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大力推广蚕丝业，“移浙之桑种于西域”[81]，并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设局，聘请湖州工匠传授栽桑、养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技术，“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82]。在经过了十多年战乱之后，新疆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关内回民复扶老携幼，不远数千里，接续而来”[83]，残破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单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还不足以巩固边防。一八七七年四月，吐鲁番战役后，左宗棠即在《统筹新疆全局疏》中，“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他指出严重威胁来自沙皇俄国。“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84]为了有效地抵御沙俄的侵略，必须废除过去存在于新疆的“军府制度”，“设行省，改郡县”，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在以后五年中，左宗棠曾四次上奏清廷，要求在新疆建省，这一宿愿在他去世后几个月终于实现了。新疆建省的主张，早在鸦片战争前就为龚自珍、魏源等一些有识之士所提出，青年时代的左宗棠也曾吟唱过“置省尚烦他日策”[85]的诗句，但当时人们对这一建议的意义还缺乏认识，经过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新疆建省对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性才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各族人民为收复新疆进行的斗争，不但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在以后一百年中也造成了深远影响。当年，老沙皇的凶狠、狡诈，在侵略新疆的罪恶活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其咄咄逼人，大有囊括全疆之势。时至今日，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完全继承了老祖宗的衣钵，甚至比老沙皇走得更远。他们大放厥词，说什么，“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86]不难想象，如果一百年前，中国收复新疆的斗争归于失败，那么，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很可能已在玉门关外虎视眈眈了。当年左宗棠警告过的:“若新疆不固，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87]就要成为现实。一百年前，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为祖国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给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左宗棠不愧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新疆回归祖国怀抱，首先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左宗棠做为一个组织者、指挥者和最高决策的参与者，在收复新疆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应给以足够估计的。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左宗棠不可能超越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阶级，我们在肯定他的功绩的同时，也应正视他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中的罪责，但本文并非全面评价左宗棠一生的功过，这里就不多加论述了。
（资料来源:本文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沙皇咆哮武装讹诈无效 曾纪泽虎口索伊犁

亚历山大二世大叫道:"混蛋！你忽视了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和他的舰队！"米留舍说道:"陛下，您应该很清楚，我们的舰队目前连油料的来源都成了问题，没有力量干出什么大事来的。陆军的补给也无法解决。我国目前没有向北京进军的实力！我向陛下建议，我国目前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向大清国索要大堆的卢布，比方说两个亿或更多，我国的困境就全部解决了！"
亚历山大二世接过格尔斯手中的电报看了看，忽然道:"如果停止与他们谈判，我们会怎样？"米留舍答:"陛下，这很清楚，这将会给我国增加更大的困难，我们将会为伊犁付出无休止的代价！"布策说:"曾纪泽也同意中止谈判，但他们保留随时索取伊犁的权力。曾纪泽说，伊犁在很早以前就是他们的领土。他们将来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索取，也可以通过武力来索取。"
亚历山大二世挥着手道:"他这是在放屁！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是靠战争夺来的，土地永远归强者所有！告诉勒索夫斯基上将，让他带着舰队向中国靠拢，我们要强迫他们交给我们几个亿的卢布！我要用这些钱装备我的军队和舰队，然后，我要让他们把我们想要的地方都交出来！--请传考夫曼和热梅尼来！"考夫曼和热梅尼很快来到。亚历山大二世着各员坐下重新计议。
热梅尼这时说道:"陛下，他们已经同意让出伊犁西边的一块地方安置我们的居民，这大概是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如再想取得其他的地皮似不可能。惟今之计，我们只有向他们的李鸿章施加更大的有效的压力，他们或许能在通商或赔偿问题上作出大的让步。但如果让他们拿出两到三个亿的卢布出来，恐怕不可能，这笔钱比失去伊犁损失更大！"格尔斯说道:"目前他们的总理衙门已同意在通商和赔偿上对我国作出让步，我们不能失去这次赚钱的大好机会！"米留舍说:"我们目前太需要一大笔钱了！"会后形成决议:不再过多地索取领土，在通商和赔偿上狠敲中国一把。俄国此时很有些穷疯了的意思。但在用什么名目来勒索赔款的问题上，热梅尼与布策意见相左。布策不同意用增加伊犁占领费的名义，而最好用赔偿军费的名义。布策认为这样是为了取得"道义上的满足"。
布策还说:"只要原则能保持，我们可以减少赔偿的总数，这样一来，也能得到世界各国的理解。"布策是从一个外交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热梅尼则挥着手说:"什么名义不名义，我们注重实际，而不在于名词概念。我们就是要钱！"财政大臣米留舍说:"说的很好！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一大笔钱！"
亚历山大二世吼道:"告诉他们，不给钱，俄国就要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发射！"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命令勒索夫斯基和他的军舰向中国沿海靠拢。俄国军舰向中国沿海靠拢的举动立时让清政府慌作一团。慈禧太后一边安排人收拾东西准备避难，一边连连召集王大臣们商量办法。一看真要开战，李鸿藻等一班爱国之臣霎时告假的告假、头晕的头晕，竟然都没了踪影。只有李鸿章仍在天津督练水、陆各军，左宗棠、曾国荃、鲍超、刘铭传等一班统兵大员亦从各地发来主战折。左宗棠为表达收复伊犁的决心，竟然不顾年迈体弱，毅然率亲兵营从肃州出发，抬棺赶到新疆哈密督军。李鸿章奉诏紧急进京赶到总理衙门来见恭王，恭王请李鸿章出面邀请戈登来华斡旋此事。李鸿章见事情紧急，不敢耽搁，很快发电印度总督府，向时任总督府高级官员的戈登发出邀请。
转日，恭王又同着醇王、李鸿章带上几位军机大臣进宫面见太后。礼毕，恭王当先说道:"禀太后，俄国虽大兵压境，但恐一时还不能开衅！"李鸿章道:"太后，臣已发电报给戈登，戈登很快就能来到京师从中斡旋此事。请太后放宽心！"慈禧太后道:"你们不是说曾纪泽在俄国谈得好好的吗？怎么说崩就崩了？这曾纪泽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咱不是答应把伊犁西边给他们了吗？俄国怎么还不依不饶的？"恭王道:"俄国索取赔偿巨大，曾纪泽不敢答应。"慈禧太后问:"他们想要多少钱哪？"
李鸿章答:"俄国狮子大张口，要两个亿卢布！"慈禧太后问恭王:"两个亿卢布是多少啊？"恭王答:"约合我户部官银一亿两还多！"慈禧太后忽地站起身道:"这俄国是不想让咱们过日子了！他们这是在抄咱们的家呀！"李鸿章道:"俄国是各国中装备最强的国家，他没有把伊犁霸去，自然要从钱上找回损失。臣已电告曾纪泽，在通商和赔偿上可以给他们一些甜头，力争不开衅。但他们索要的两亿卢布却万万不能答应！"
慈禧太后道:"你就是答应也该有地方弄不是！现在拿什么给人家呀？"恭王答:"太后但请宽心，臣想曾纪泽久历外交，会把事情办妥帖的！"慈禧太后长叹一口气道:"也真够难为他的。他最近身子骨怎么样啊？"李鸿章答:"回太后话，他最近又添了心慌和手颤二症，但于谈判尚无大碍。"慈禧太后马上道:"这是让俄国人给气的！--他到俄国办交涉有些日子了吧？他好像是去年七八月份去的。"恭王道:"回太后话，曾纪泽与俄国搞交涉已近五个月。"慈禧太后用手举着一个折子说:"这是左宗棠从哈密递过来的折子，他已经做出部署，准备兵分三路收复伊犁。"
醇王这时道:"回太后话，奴才以为左宗棠此举实是糊涂！是在给太后添乱！俄国已答应将伊犁归还于我，只要在通商和赔偿上达成一致，就可成局；左宗棠此举是逼俄方向我开衅，万不可行！据奴才所知，凯阳德已向各国公使放言:左宗棠在新疆一日，我大清对和局就缺少一分诚意！就算戈登到后，斡旋起来也会极难！"慈禧太后沉思片刻，问:"听人说，左宗棠到了哈密之后一直闹病来着？"醇王抢着答:"回太后话，左宗棠已近七十，如不及时召回，很可能埋尸边疆！
"慈禧太后想了想问恭王:"你以为呢？"恭王答:"但凭太后吩咐，臣照办就是！"慈禧太后就道:"那就让他回来吧，留刘锦棠在那里顶着。他回来呢，一方面养养身子骨儿，一方面也说说伊犁的事情！"醇王马上说:"太后圣明！"李鸿章口里的戈登何许人也？
如何大清国的事情要请他来斡旋？戈登，英文名字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九月被派到中国，任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十月，参与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圆明园，旋回驻天津。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五月，至上海，与太平军作战，占青浦，不久攻松江泗泾镇和上海七宝镇等，随后勘测上海附近百里以内地区。
同治二年三月，在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和侵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指使下，接任"常胜军"统带，配合淮军进攻太平军。四月，攻下常熟福山，解常熟之围，被清政府授为总兵。次年十一月，离上海回国，任英国皇家工兵队肯特区司令官。同治十三年起，在苏丹赤道任总督。光绪六年初（公元1880年）任印度总督府高级官员。戈登应李鸿章之邀很快来到京城，经与李鸿章及恭王密谈，同意出面"调停"。曾纪泽很快便收到李鸿章发来的电报。
李鸿章的电报首先通报了朝廷已下旨将左宗棠调离新疆任值枢庭的事，接着又通报了戈登斡旋的情况及戈登、凯阳德、恭王三方面达成的意向性协议，曰:
一、伊犁西边修界时酌让若干，亦可将特克斯川归划俄境，以免开衅。
二、中国同意向俄国赔偿一千二百万卢布。
三、通商可按原议放宽，俄在新疆各城贸易俱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免税。
四、准俄在肃州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李鸿章最后又说:"将已成条约改订，在俄已是从未有之事，各国均无成案。能做到今天这一步，已是不幸中之万幸。如若这点甜头亦不给俄人，俄必恼羞开衅，则我国损失更大矣！"电报最后透露戈登的好处则由总理衙门与英方单独商定。曾纪泽刚将此电文编号归档，又接总理衙门一电。曾纪泽急忙译出，不由顿然失色:法国侵越频繁，虽屡被刘永福击退，却仍袭扰不止，越方派员连连向中方告急。
总理衙门因俄事未办结，不能有所举措，以免引起更大的麻烦；电报着曾纪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俄事完结，以防俄、法联手。曾纪泽眼望着电报，浑身冷汗直冒。曾纪泽深深知道，越事发展成今天这样，全是总理衙门及一班自以为爱国的当权王大臣们怯弱所致。法国对越南干预初期，中国即调兵进驻越南，法国安敢有以后之举？但大清任法军与刘永福一军往来拼杀，坐山观虎斗，不派一兵一卒前往！
致使法国再度被刘永福打败之后仍敢重整旗鼓，对越南频繁进犯！曾纪泽进而推想，大概也正是法国对越南的连连袭扰，才促使慈禧太后将左帅调离新疆，对俄摆了个妥协的姿态。曾纪泽暗暗叫苦不迭。清王朝自以为走了一步极高明的棋，实际却把谈判桌前的曾纪泽给逼进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曾纪泽着人将此电文编号归档后，便从书架上拿出郭嵩焘所著之《使西纪程》，埋首看起来。可他怎么能看得下去！
他将书重新放回书架，信步走进使馆后面的小花园，或倚树赏枝，或临池观鱼，郁闷之情终不能结。午饭后，曾纪泽感觉比平日更加心慌气短、足冷手颤，便对邵友濂交代了一下要办的事务，一个人来到卧房躺下歇息。曾纪泽刚刚躺下，值事戈什哈便进来禀报，刚刚收到俄国外交部发来的照会，明日着我方派员到俄外交部继续磋商伊犁的事情。曾纪泽精神一振，急忙翻身下床，略整了整衣冠，快步来到签押房。到了签押房，知杨书霖已签了回应文，便马上着杨书霖带人整理明日会谈的一应材料。
自己则坐在签押房，对戈登、李鸿章及俄方达成的意向性协议逐字逐句推敲起来。是夜，中国驻俄国公使馆内的灯火夜半才熄。第二天早饭后，曾纪泽着人备了两壶开水又拿了两瓶法国医生开具的西药片，便带上邵友濂等一班随员登车赶往俄外交部。此次俄方参加会谈的人员竟达十几人之多，增加了商务、财政等方面的大员。落座后，热梅尼道:"这是我国大皇帝格外开恩拟就的条约，也是戈登与贵国的总理衙门及我国的凯阳德三人反复磋商出来的，请曾公使阅后就签字吧！"曾纪泽把条约拿起来看了一遍，
内容确实和李鸿章电报所提的吻合。曾纪泽没有言语，默默拿出自己拟就的用中俄两种文字写就的方案，让随行翻译发给俄方人员。
曾纪泽说道:"热梅尼先生，很遗憾，戈登、总理衙门与贵国的凯阳德所共同达成的协约我不能签字。因为:一、伊犁早在古时就是我国的领土，贵国提出要安置伊犁的俄籍百姓，我已同意将伊犁西边在修界时为贵国酌情让出若干，这已是最大的让步，至于特克斯川却决不能划归贵国！我是我国皇帝指派的钦差大臣、全权代表，我直接禀承我家皇帝的旨意。伊犁的事情以我的话为准。二、赔偿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无正当理由，我亦绝难答应。就算有正当理由，我国也只能出九百万卢布，多一分则无！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不能免税，为示两国修好，可暂不纳税！"曾纪泽的话一讲完，俄方所有参谈的人员都大吃一惊。热梅尼不相信地问:"曾公使，您的脑子没有出问题吧？您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把枪口对准了贵国的胸膛？难道贵国把左宗棠调回京城是为了重新布置兵力？"
曾纪泽答道:"左中堂此次奉调进京是我国的内政，本爵无可奉告。本爵要说的是，我们不希望开衅，伊犁的事情能磋商解决我们一定磋商解决。如贵国一意开衅，我们不仅奉陪，且奉陪到底！"
布策这时道:"曾公使，听阁下适才所讲的话是决定开衅了？"
曾纪泽答:"我国不想打仗，但不怕打仗。本爵适才送给各位的条约已是我国最后的态度！不可再让！"
曾纪泽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几口茶，静听对方发言。俄方沉默了一会儿，考夫曼忽然站起身抡起拳头吼道:"我们不要和你谈了！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要让我们军队手里的枪口来说话！"
格尔斯这时说道:"曾公使，你不要把我们当成穷鬼，我们永远都不是穷鬼！你不能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一味地讨价还价！我国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早就忍耐不住了！他率领的舰队能把贵国打成烂土豆！你还是马上在我们的条约上签字吧！--否则，我们的磋商将无法进行下去！我们马上就会用其他的、令贵国想不到的方法对付贵国！"
俄方参谈人员全部瞪大眼睛，热梅尼甚至指使人员将签字用的毛笔都摆了上来。曾纪泽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站起身，冷静地说道:"贵国所拟条约甚不合理，本爵不能签字！"翻译的话音刚落，热梅尼便应声大叫道:"既然如此，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磋商下去的必要！我们会把阁下的态度一字不落地奏给我国大皇帝！"
曾纪泽当日回到使馆，不久，便接到李经方由巴黎发来的电报，告知法国近日的几项国事活动及其中的几项必须公使亲自参加的外交活动。曾纪泽知道俄方很可能明日对华宣战，也有可能把伊犁之事就此长期地拖下去。
曾纪泽判断后一种的可能性极大，否则，俄方不会将赔偿的金额由两亿卢布变成一千五百万卢布。基此可以看出俄国国内目前的窘况。俄国很需要钱，没有钱的国家是不敢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除非一点甜头都尝不到，才肯行此下策。慈禧太后怕打仗，李鸿章因为太熟悉大清军队内部的情况而不敢打仗。曾纪泽并不是好战分子，他也不想打仗，但他只是不想让大清失去更多。他宁肯把上千万的卢布用来装备国内的军队，也不想白白送给俄国。曾纪泽从日、英、美等国的斡旋中分析出，这些国家是想通过斡旋从大清得到利益，不想通过战争得到利益。
他们有可能已达成共识:战争中得到的利益决不会大于斡旋中得到的利益，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则是无法计算的。于是各国都争着斡旋此事，以期渔利。但法国对越南连连挑起的小规模战争却搅得慈禧太后和恭王心神不安，也搅得曾纪泽寝食难宁。曾纪泽最担心法、俄联手共同对付中国。一连三天，俄方无任何动静，总理衙门却连连催促曾纪泽尽快完结俄案；慈禧太后甚至发来懿旨，着曾纪泽按总理衙门与凯阳德、戈登所议办理。曾纪泽不动声色，将太后懿旨封存归档后，便将使馆该办之事交付邵友濂，自己则带上杨书霖及两名戈什哈赴巴黎公干。
曾纪泽到巴黎后把公事处理停当，又急赴英国伦敦。
曾纪泽到伦敦的时间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二月十日。曾纪泽到伦敦的当天就投入到外事活动中，忙到第三天便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在自己的签押房里。使馆一片慌乱，李经方着人急忙去请熟悉的医生来看视。医生到后不敢耽搁，先推了一针强心剂，又马上拿出几片药来给曾纪泽服下。
曾纪泽渐渐苏醒，众人这才放下一颗心来。使馆参赞官李经方拿着电报草稿对曾纪泽道:"大人再不苏醒，下官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就发走了。"曾纪泽被人扶下床来，坐到旁边的木椅子上，喘息了一会儿方说:"本官这身毛病是生生让俄人气的！--小村可有电报来？"李经方摇了摇头道:"大人只管好好将养，有什么事情，下官及时禀告即是。大人，可否将发病之事告知巴黎？"曾纪泽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让她们担心吧。家妹最近也正在患病，钖儿也是时好时坏，松生已是忙得不可开交。若知我又发病，你让他如何办理？可不是难为人！"
第二天，曾纪泽病势渐弱，已能到签押房坐着处理公事，全馆上下俱各欢喜。午饭后，曾纪泽刚到卧房躺下，李经方拿着一封尚未译出的电报稿匆匆走进来道:"大人，报房刚刚收到邵小村发来的加急加密电报，是专发给大人的，需大人亲自破译方得看！"曾纪泽全身一抖，不知俄国出了什么大事。
曾纪泽一边下床一边问:"可收到总理衙门的电报？"李经方答:"没有！"曾纪泽接过电报一边往签押房走一边自言自语:"俄国若开衅，总理衙门定当有电报来！"走进签押房，李经方着人给曾纪泽沏了一杯茶水便退出去。曾纪泽从怀里掏出与邵友濂私订的电报密码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译起来；全部译完后，曾纪泽读了一遍，便马上着人传李经方进来。
李经方走进签押房。曾纪泽道:"你马上着人去订船票，我马上返回圣彼德堡！--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在今晨阅兵时遭炸弹袭击身死；小村一得到消息便发报告知。俄国遭此变故，很可能同意本官拟就的伊犁条约！"李经方一听也满心欢喜，但他犹豫了一下道:"大人，依下官想来，大人就算再将养几日起程也不算晚。吊唁事邵小村自可应付。大人在途中一旦发病可如何是好？"
曾纪泽想了想道:"我已想好，可多备些药片，再到英医处购几瓶强心药水。端甫啊，此是天佑我大清不失去更多代价。外交场变化莫测，本官就算爬也要爬到俄国去！你快去着人买票吧！"李经方这才离去。曾纪泽一边电告邵友濂密切注意俄方动静，一边告知自己已着人买票起程赴俄。李经方买票归来，曾纪泽已将行囊收拾齐整。临行前，李经方私下对曾纪泽的随身戈什哈千叮咛万嘱咐一番，这才亲自带人将曾纪泽送到码头。在船上，曾纪泽按时吃药，定时到甲板去散步、看海。两名戈什哈提着万分小心，轮流伺候在他的左右。也许真是天佑大清，曾纪泽竟然平安到达俄都。曾纪泽下得船来，见邵友濂正带着一应随员俱等在岸边。到了公使馆，得知邵友濂已代表公使馆到俄皇宫去吊唁过亚历山大二世，这才放下心来。曾纪泽一边安心养病，一边静候俄外交部的通知。隔天，俄外交部派员照会各国驻俄公使，言明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亚历山大三世已正式登基。
曾纪泽急忙带随员同着各国公使一起到皇宫向新皇帝递交国书，表达睦意。会后，俄外交部特备酒席款待各国公使。席间，布策将曾纪泽引到宴会厅的小会客厅，神情沮丧地说:"曾公使，我受我家新皇帝的委托，特来向阁下转达我国的意愿:伊犁之事就按阁下所拟条款办吧。
久拖不决，对贵我两国都没有什么好处。阁下如无异议，明日午后就签字吧。"曾纪泽犹豫了一下道:"我代表我国皇帝向贵国新皇帝致意！明日午后，我们再见！"未等席散，曾纪泽便赶回公使馆，将即将要签订的条约一条一款列出，着报房加急加密发往总理衙门。当夜子时，总理衙门的加急加密电报发至使馆。曾纪泽闻报披衣坐起，译出电报一看，却是:旨准甚慰，已着吏部将该大臣叙优。曾纪泽着人将电报编码归档便回到卧房躺下，竟很快入睡。入俄以来，曾纪泽第一次睡得这么香，这么沉，竟致早饭时尚鼾然未醒。
武官汪清臣小声对杨书霖道:"杨大人，看曾大人的睡相，该不会有什么事吧？"杨书霖笑答:"与俄磋商最艰巨的时节大人都没有躺下，如今黎明将至，曾大人更不会有事了！曾大人这半年，为了伊犁的事，让俄人给折磨坏了！大人很快就会醒的！"这话说过尚不出两刻钟，曾纪泽果然醒来。戈什哈立即伺候着起床、洗漱等事，然后用饭。饭后，曾纪泽又喝了两壶茶，和邵友濂下了几盘棋，便用午饭。午饭后，曾纪泽按布策所约带上邵友濂等随员及一应材料、印绶，登车赴俄外交部签约。
到了俄外交部，在座的只有格尔斯与布策二人。双方拉过手，归座，便互看文本，然后便签字。时间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三时许。签字毕，格尔斯握着曾纪泽颤抖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
曾纪泽答道:"贵我条约既已签订，希望我们双方照约办事，不要再有其他之想！"布策在旁边答道:"曾公使真能讲笑话。不照约办事，贵我两国又签约干什么？"中俄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还是曾纪泽亲手书写。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但为安置"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两岸的中国大片领土交由俄方管理。（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三）中国赔款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零九万两白银），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中俄改订条约》和俄国与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
界务方面，在伊犁地区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领土。在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地区的界线，改为在《里瓦几亚条约》界线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原线之间"勘定新界"，中国收回了一部分领土。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二处；中俄陆路通商新疆至汉口一条路线，删除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段；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
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哗然。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则这样说道:"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大学者、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俞樾，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则用了十六个字来评价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1884新疆设立行省 新疆各个方面得到巨大发展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由于清政府的重视，有关督抚大员的切实整顿，新疆各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府厅州县的相继设置，使清政府加强了行政方面的管理。采取新的屯垦制，设立蚕桑局，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大规模兴办义学，使各族更多的儿童学习文化，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这一切，为新疆实施新政奠定了基础。
新疆怎样实施新政，清政府曾命有关人员广泛陈述意见。伊犁将军长庚认为，练兵、购械、牧政、商务、工艺、兴学等项，是新疆实施新政的主要内容[1]。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则觉得，大旨不外改官、开垦、兴学、练兵数端。至于设谘议局，只有整顿学堂，普及教育，才会见效[2]。继任甘肃新疆巡抚袁大化提出，新疆筹办新政，民力维艰，应加意抚绥，以利民用固民心为本。他特别强调办理垦荒、开渠及采矿等事，以有益民生[3]。清政府决定实施新政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实施。
一
在政治方面，包括筹改旧制、调整行政建置、整顿吏治、增设谘议局等内容。
筹改旧制。有人提出，应斟酌旧制，特设新陕总督，驻扎新疆，节制新疆、甘肃、陕西三省，裁撤陕甘总督，另置甘肃巡抚[4]。这样，新疆就可以和甘肃分离，而独立建省。也有人提出，设西北行省，增设民官[5]；创设殖务部，专管东三省、内外蒙古及新疆伊犁、西藏各行省[6]。还有人提出，将新疆巡抚改为总督，以统一事权[7]；将伊犁将军、新疆巡抚等一并裁撤，改设新疆总督[8]。但是，这些方案最终都未能落实，只是反映了新疆实施新政过程中的一些轨迹。
调整行政建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前，新疆的行政建置是四道二府十一厅四直隶州十一县，“其时种民多未复业，地旷人稀，所设地方官足资控制”[9]。后来，内地人民携眷来新疆耕种、经商络绎不绝，土地开辟，户口日繁，原来的行政建置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用乡约回目帮助做事，百姓又多受其鱼肉，更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况且，府少而直隶厅州较多，不利于官吏升迁，也影响了行政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在新疆“增设厅县，升设郡守”，“以宏治化而安边民”[10]。二十八年八月，疏勒、莎车、温宿三直隶州均升为府，改设知府三员，三州吏目均改为府经历。库车直隶厅改为直隶州，原设同知改为知州。玛喇巴什直隶厅改为巴楚州，原设通判改为知州，归疏勒府管辖。两厅照磨，均改为州吏目。莎车州属色勒库尔地方，增设分防通判一员，名蒲犁通判。新平县属卡克里克县丞所辖，升为ruò＠①羌县。阜康县属济木萨县丞所辖，升为孚远县。温宿府属旧城巡检所辖，升为温宿县。焉耆府属布古尔巡检所辖，升为轮台县。吐鲁番厅属辟展巡检所辖，升为鄯善县。以上各设知县一员。疏勒州属增置伽师县，莎车州属增置泽普县，和阗州属增置洛浦县，库车州属增置沙雅县，各添设知县一员，九县均添设典史各一员。温宿县属柯尔坪，增设分防县丞一员，名柯坪县丞。昌吉县属呼图壁巡检，改为县丞一员。伊犁府以及温宿、疏勒改府后，各设训导一员。[11]。
整顿吏治。随着行政建置的调整，对吏治也进行了整肃。因苛征巧取、贪黩虐民、擅作威福、废弛公务，莎车府知府联恩，叶城县候补知县王礼源、鄯善县候补知县苗茂、ruò＠①羌县候补知县夏朝选、候补知县刘襄、吐鲁番候补县丞赵谦、于阗县典吏徐丙炎、候补巡检周鸿年、候补典史韩兴奇，均即行革职。和阗直隶州知州刘兆松、轮台县知县易绍昌、乌什直隶厅候补通判李振銮、候补知州梁贞＠③、候补府经历许汝霖、候补知县罗梭杰、拜城县知县刘兆栋、轮台县典史甘铭鼎、皮山县典史余家骧、奇台县典史龙式作、拜城县典史许惠元，因苛敛有据，揽权舞弊、昏愦糊涂、纵役扰民，均即行革职。此外，焉耆府知府闻端兰、署轮台县知县荫锡、署沙雅县知县李微高、署乌什厅同知胡赐福、署英吉沙尔同知黎丙元、叶城县知县易润痒、阜康县知县巨国柱、宁远县知县李方学、孚远县知县王懋勋、署于阗县知县安允升，或因为官贪劣，经征钱粮，又额外私加火耗，或因兴学不力，也都即行革职。奇台县知县杨方炽，措置乖方，几酿重案；鄯善县知县寻选，驭下不严，控案累累，则被开缺另补。对实心兴学的焉耆府知府张铣、温宿府知府彭绪瞻、署宁远县知县赵孟盘等人，则从优议叙，传旨嘉奖。
增设谘议局等机构。清末新政进入到预备立宪阶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清政府颁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谘议局，作为地方的谘议机关，“采取舆论之所，即将来议院之基”[12]。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新疆设局开办，并遴选官绅充当议员；十月，奉宪政编查馆文，将谘议局改为谘议局筹办处，制定了章程，组建了机构。筹办处设总办三员，坐办一员，总务、考核、文牍三科。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新疆谘议局成立，设议长一员，副议长二员，常驻议员四员，议员二十三员，满营专额议员一员。谘议局制定了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办事规则等。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又设立了新疆全省地方自治筹办处，以筹办谘议局人员兼司其事。宣统元年七月，还设立了省城自治研究所，“以开自治之知识，养自治之能力”[13]。为此，新疆各府厅州县都分别设立了调查处、自治研究所、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
二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编练新军和实行警政。
编练新军。“参用西法，汰标兵，练新军，为固圉绥边之计”[14]，在新疆是一个新举措。新疆新军也称陆军，以别于过去的土著世袭兵和常备兵。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伊犁将军长庚奏报在伊犁编练新军。十月，巡抚联魁奏称在新疆全省范围内编练新军已告完成。联魁编练新军，是在新疆原有续备步队五营，以及左右翼马队六旗的基础上，挑选裁并而成。原计划步队三营为一标，马队两营炮队一营为一标，共为混成协，暂名新疆陆军。后经陆军部核议，认为马炮队为一标，编制糅杂，教练较难，且与制章不合，于是改为马炮分设，编制不足的暂时空缺，等到将来饷项充裕时再行添足。编练成的新疆新军体制是，由巡抚兼摄督练处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各设参议官、文案、总办等员。步队马队均设三营为一标，炮队暂设一营，工程队暂设一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清政府陆军部拟定全国陆军为三十六镇，新疆为一镇，限三年编练足额。到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新疆新军除上年改编马步炮队外，又添编工程队一队，马队一营，而炮队尚需两营。伊犁将军长庚编练的新军，到宣统元年已成一协，逐渐成镇。遵照清政府练兵处章程，伊犁新军设有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作为组织协调机构。伊犁新军士兵一部分是从陕甘等省召募来的，也有的是从湖北等省调来的，包括步兵、炮兵、工程兵等。
为编练新军，新疆设立了各种军事学堂。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巡抚饶应祺就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武备学堂，奉旨“认真训练，务除积习，期收实效”[15]。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吴引荪任巡抚，奏请在武备学堂内附设陆军小学堂，教授普通课及军事教育课，未及开办，联魁继任巡抚。他认为陆军小学堂是造就初级军官的基础，便创办了陆军小学堂，附设速成科。陆军小学堂以新疆布政使、按察使兼摄总办，有监督、提调、教员多名，学生二百余名，设修身、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兵学、操练等十门课程。除陆军小学堂外，迪化督练公所内还设有将弁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伊犁将军长庚在伊犁也设立了武备学堂，聘请日本人原尚志为总教习。宣统元年（1909年），长庚在伊犁还创办了武备速成学堂。
实行警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巡抚吴引荪将省城保甲改编为巡警，经费由巡防队项下拨用，共设立七局、七十二处警棚，每棚驻兵四名。这是新疆迪化有巡警之始。不过，新疆省城迪化巡警，在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王高升率众纵火延烧市面事件发生后，经过整顿，巡警始规仿西方警察章程，各街配置岗位，巡兵日夜分班站岗，才改变了以往“并未设有站岗，警兵各称虽易，而保甲之积习未汰”[16]的现象。
光绪三十年（1904年），巡抚潘效苏以“辖境辽阔，不敷分布，议设巡警兵，以资防御”[17]，新疆全省设立巡警自此始。只是当时规模粗具，未能遽臻完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疆巡警重加整顿，并拟定章程三十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巡抚联魁因巡防步队可抽六营额饷，奏请招练巡警，获得清政府允准。新疆省城以外府厅州县共三十九属，分为最要、次要、中要三等，每属各设巡弁、巡记、教习、巡丁、巡目、巡兵、伙夫不等，总计设巡弁兵夫一千五百三十人，合计全省巡警共二千五百六十名。宣统三年（1911年），将弁学堂毕业生加授警察功课，查照陆军警察队定章，编成警察队一队，驻扎省城，专司稽察陆军各营，并辅助地方行政司法警察工作。新疆设立警政的目的，“重在联络乡村，互相保卫”，“共保治安”[18]。新疆的巡警制是在仿效英、美、法、俄、德、日等国警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省城迪化先后设立了巡警总局、巡警道，以及审判厅和检查厅。在省城以外的各府厅州县。先后设立了城治教练所。一部分巡防队，也改编成了巡警队。新疆巡警制定有比较完备的章程，对职务、权限、赏罚、纪律等都有明确规定，从而保证了巡警工作的正常进行。
为了培养警官和巡警中的骨干力量，新疆设立了巡警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迪化设立了高等巡警学堂，学生一年毕业，分到省城以外各属，为二等巡官。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迪化又设立了巡警教练所，学生也是一年毕业，其中优等生选派为巡长。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迪化又成立了警务公所，设司法、行政、总务、卫生四科，分科治事。
三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广开利源，创办实业，包括开矿藏，办局厂（场），成立公司，修筑铁路，发展通讯业等。
开矿藏。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固有振兴实业之资”[19]。新政期间，新疆产生了一些机器生产的工矿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喀什噶尔道袁鸿佑请仿照漠河金矿章程，官商合资设立保利、保大、保源、保兴四个金矿厂，官家认筹股银二万两，招集商股一万两。开办后不到两年内，炼成条金四千七百七十余两，销往北京、上海等地，共获赢利四万余两[20]。塔城喀图金矿，曾由中俄双方各出资本一半合办，用机器生产，后因效益不好停办。实施新政以后，巡抚潘效苏再发官本银二万余两恢复开采，生产三年多以后才因亏本停办。此外，四棵树银矿、于阗金矿、拜城铜矿、吉木萨尔（孚远）铁矿等也相继开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乌苏独山子石油矿。“光绪三十三年，新疆大吏惩前事之失，谋以全力专办一二矿，改用机器新法，以为之倡。遍察南北疆诸矿，惟石油之富，利擅五洲，欲借此以抵制俄美外来之利，乃委员采取西湖一带石油石蜡矿质，赍赴俄国工厂考验大佳，始建厂购机试办”[21]。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办局厂（场）。新政期间，新疆迪化、和田、洛浦、库尔喀喇乌苏、皮山等地先后设立了工艺厂、劝工所、工艺局、工艺会、织造局、实业讲习所等。这些厂所局会，根据当地人民生活所需，“分别教授，酌量制造”[22]。还有的使无业人“入所研习，颇能占一技自赡”[23]。取得了一定成效。光绪三十四（1908年）。阿克苏道复请在温宿增设习艺所。此后新疆工艺日异月新，智创巧述成效日著。巡抚联魁曾为工艺局厂酌定章程大纲十二款，子目五十五条，“以冀挽回权利，开导民智”[24]。迪化的工艺局曾“遣吏如俄德各国考求工艺，延匠购机以归，于是更革旧制，拓地建厂，安置机＠②”[25]，生产石油、石蜡、胰油、火柴、电灯、强碱等，反映了工艺局生产达到的水平。在创办工艺局厂的同时，伊犁、喀什、和田、哈密、于阗、拜城、吐鲁番等地，还设立了艺徒学堂，为工艺局厂输送人才。在迪化、皮山、焉耆、阜康、和田、吐鲁番等地。还创办有农林试验场和实业讲习所。和田、疏勒、皮山、库尔喀喇乌苏等地还分别设立了蚕桑和农林业学堂及讲习所，培养的学生除自己试种谷物、瓜类、桑棉、果树外，还经常分赴各地进行考察，指导生产。据清政府农工商部统计，到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除农林试验场外，新疆还举办了农林讲习所、农务研究所、水利公司等，栽种成活树已达数百万株[26]。
成立公司。长庚在伊犁创办了制革有限公司，原为官商合办，后来改为商办。经营者是维吾尔族商人、大牧主玉山巴依。机器从德国购进，技师从德国和俄国招聘。该公司有工人一百多名，大多是维吾尔族，年产一万张大皮，资金曾发展到三十万两[27]。伊犁皮毛公司，由伊犁将军马亮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奏请创办。鉴于蒙古哈萨克牧放马牛羊只，所收皮毛，转售俄商，盘剥受欺，遂设皮毛公司，以收回利权。塔城也设有皮毛公司，官商合办，为杜绝俄商从蒙古哈萨克那里贱价收买，贩运出洋，蒙哈受其愚弄。伊塔茶务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设立，“以济蒙哈日用，而防俄茶倒灌”[28]。
筹修铁路。“欲兴实业，当自铁路始”[29]。清末新政期间，新疆铁路多次筹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邮传部规定，全国干路关于西北大势，一由洛阳入潼关到西安，走固原抵兰州，西经甘凉出嘉峪关以达新疆；一由张家口西趋归化至蒙古科布多以达新疆[30]。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陕甘总督长庚又提出，拟请借款接筑归新铁路，即从归化城至伊犁[31]。不过，直到清朝灭亡，新疆铁路并未修成。
发展通讯业。新疆电报业在清末新政期间有所发展。光绪三十年（1904年），巡抚潘效苏奏设迪化至古城（奇台）电线，认为“古城为省城天山以北屏敞，北通蒙古，东通归化。包头、京城、天津等处，地面辽阔，行旅往来络绎，兼以驻防满营暨奇台县治移设于斯，商贾云集，民杂五方，控制抚绥，最至紧要”[32]。于是，该线从迪化经阜康、孚远到达古城，全线长四百里，“全疆边报迅捷，瞬息万里”[33]，所起作用显而易见。宣统二年（1910年），从绥来（玛纳斯）到阿尔泰的线路也已接通。
四
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是创办学堂和选派留学生。新政期间，清政府强调“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34]。为此，新疆设立了各级兴学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留日归国的杜彤充任新疆提学使，负责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程。杜彤提出了“求普不求高”，“以次渐进”等原则[35]。又设立了劝学所，作为提学使的下属机构，具体负责各地兴学事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疆各地的劝学所已达三十余处。于是，巡抚联魁在行馆东院创设学务公所，“以为阖省学务总汇之区”[36]，加强对新设学堂的管理。
新疆兴办的学堂，在迪化，最初有高等学堂，后改为中学堂，内设简易师范班，为全省各地培养师资。有官办省立中学堂，由前博大书院改设，初为高等学堂，后改为省立中学堂。有师范馆，后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内附设小学堂。有全省官立中俄学堂，由前俄文馆改设。此外，还有由前课吏馆改设的法政学堂，以及全省官立实业教员讲习所等。在伊犁，有兴文学校改设的驻防满营两等小学堂，而兴文学校原为养正学堂。还有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宁远初高两等学校，汉回学校，满营义学和女子琼玉学校。塔城设立了养正学堂，招收满、汉、蒙、哈等族上层子弟入学。阿尔泰创办了两所初等小学堂。此外，新疆各府厅州县也纷纷设立回、维吾尔族初高两等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新疆全省汉语学堂已达到八十余所。到宣统二年（1910年），全省学生已达四千余人[37]。
在新疆创办学堂过程中，非常注意师范学堂的创办，认为“师范为教育之根基”，是“教育之母”[38]。因此，除在迪化设有简易师范班，为全省各地培养师资外，又续办初级师范，推广汉语学堂，设立官话讲习所，以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在新疆普及教育过程中，主要以普及文化为主。各府厅州县的学堂，大力推广简易识字课本。为此，许多地方捐田兴学，捐产兴学，在哈密、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玛纳巴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奇台、吉木萨尔、阜康、迪化、昌吉、绥来、呼图壁等处，兴办的义学多达七十余所。
选派留学生是和培养外语人才结合进行的。新疆与俄国等国接壤，外交事务频繁。伊犁将军马亮曾说:“满营办事人员，通晓满、汉、蒙、回文义者，固不乏人，然兼通俄国语言文字，熟悉交涉事务者，究难其选”，“若不开通风气，培养才能，诚恐继起无人”[39]。为此，不仅设立了俄文学堂，开设俄文、英文等课程，而且注意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伊犁将军府每年都选派10名学生到俄国阿拉木图留学。
五
清末新疆地区实施新政之时，正值英、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而激烈的渗透和掠夺。它们通过建立贸易圈霸占土地和牧场，大规模进行移民，设立邮政机构控制通讯联络，倾销商品进行掠夺，建立银行垄断商业贸易，等等。正是在上述严峻的危机形势下，新疆地区实施新政，尤其是废除旧的军制，建立新军制，编练新军、巡警，整编巡防队，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增养军事人才，加强武备，这些一定程度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
清末新疆地区实施新政，特别是大办学堂，振兴教育，设立厂（场）矿，发展经济，使新疆地区呈现出新的气象。通过普及文化，进行新式教育，讲授科学知识；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更是直接培养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人才。这样，不仅更多的人扫除了文盲，而且使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边疆地区，适合于边疆建设和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涌现。这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疆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经济上发展实业，大办厂（场）矿，振兴商务，使一批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的工矿业产生。这一切，使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近代化的轨迹。

民国治疆----从未放弃的疆土

从1912年到1943年，新疆经历了杨曾新、金树仁和盛世才三位地方军阀的主政时期，他们依仗天高皇帝远的“优势”，再背靠苏联的“支持”，长期逍遥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之外。当中央政府想恢复对新疆的控制之时，由于新疆主政者的挟洋自重，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的复杂斗争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西北屏障。中国历届中央政府都对新疆实行着有效管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疆历任军阀虽然表面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但是仍然割据自雄。杨增新主政时期(1912-1928)，对中央政府是“认庙不认神”，“嘉峪关外唯我独尊”。“凡是北京派人来新，除与他有特殊关系或特殊情况外，他一律拒绝”；金树仁主新时期(1928-1933)，与杨增新一样竭力阻止南京派人来新，即使来了也不能发挥作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加强对新疆的控制，与当时新疆的实际统治者进行了争夺控制权的斗争。
一、建立省党部与金树仁争夺控制权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新疆领导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和伊犁起义，但他们在伊犁建立的同盟会，随着伊犁起义的失败而消失了。杨增新鉴于伊犁起义的教训，坚决反对在新疆建立任何政党组织，因此国民党在新疆始终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更未获得发展。1913年，新疆选出的参议员、众议员中虽然有不少是秘密国民党员，却不敢公开活动。对于杨的统治，新疆的国民党极为不满，1928年7月以前，他们特派定希程代表新疆国民党到内地进行倒杨活动。定希程到达南京后，一面报告新疆党务情况，一面鼓动冯玉祥进疆推倒杨增新政权。正当国民党中央酝酿冯玉祥插手新疆以及在新疆设立省党部之际，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南京国民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局势，重新考虑控制新疆的方案，决定从设立省党部开始，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以渗透的方式进入政权组织，最后在新疆取得政权。1928年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由7人组成的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会。
对于国民党中央设立新疆党部指导委员会的决定，刚刚取得政权的金树仁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借口委员地方化，拒绝由内地派人到新疆。这一年的10月，国民党中央便以新省党部指导委员会没有如期赴新为由，宣布撤消了这一组织。事实上金树仁一开始执政，就自行设立了一个省党部，并自命为党部的党务委员，以此来抵制南京国民党中央派人到新疆建立省党部的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个省党部，国民党认为“新疆省党部人员未经过中央正式委派，决议不理”（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5)，第2718页，（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1929年，国民党中央发表骆美奂等为新疆省党部委员，金树仁以这些人不熟悉新疆情况为借口，拒绝接受，迫使国民党撤消了成命。南京国民党中央与金树仁电商不通时，干脆直接派人入新。1930年，国民党CC派魏允中到新疆主持党务。魏到迪化后，金树仁不得不应付一下场面，在上帝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然后把他安排在省党部，并派人予以监视。魏在迪化期间，军政上层人物并不与之来往，终日无事可做。后来金借口生活作风问题，将其逐出新疆。
最后，经过国民党和金树仁一再磋商，提出一个“混合编组”的折中方案:南京和新疆各自推举四、五人组成新疆省党部，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1931年7月，国民党中央发表了金树仁、朱瑞樨、鲁效祖、宫碧澄、白毓秀、李洽、曹启文为特派员。这个名单，显然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南京企图以省党部为跳板，逐步取代金而直接掌握政权。金树仁则想掌握省党部为御用工具。哈密事变发生后，金树仁终日忙于应付战事，无力顾及党务，国民党中央趁机加强国民党在新疆的力量，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宫碧澄、白毓秀于1932年冬以外交人员的身份离开南京，取道日本神户转苏联，然后乘飞机到达塔城，12月底抵达迪化。同行的还有新疆省府从天津聘请的开发阿山金矿的顾问吴蔼宸。这样新疆省党部就算成立了。
对宫碧澄、白毓秀的到来，金树仁并不欢迎，这使他们很难开展工作，除了办点所谓“慈善”事业外，别无其他作为。
二、两派宣慰使入新与盛世才争夺控制权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国人开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新疆又是西北屏藩，地位更为重要，可实际上，国民党的势力尚未到达陇西，因此国民党政府急于实现对新疆的控制。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这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次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
1、派黄慕松入新宣慰
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出逃。4月14日新疆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刘文龙为临时主席、盛世才为临时边防督办。4月24日金树仁在塔城通电下野。同一天，《大公报》报道:“政府对新乱事甚注意，连日汪与蒋往返电商，决将派大员入新，期就地解决，人选日内即可发表”（注:1933年4月24日天津《大公报》。）。4月28日，国民政府发表“特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的国府令（注:1933年4月29日天津《大公报》。）。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会议，通过致新疆省府各委员、厅长电，称“中央现正慎简贤能，勤求治理”；并发亦安抚新疆民众的国府命令，内称:“金树仁引咎辞职，中央已核准，正在慎选贤良，妥筹治理，并先特派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务期和辑军民，嘉靖地方。”（注:1933年5月3日天津《大公报》。）6月7日，蒋介石自南昌致电汪精卫:“对刘、盛之电话拟定三案，请与汪院长妥商裁决:(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久已不通，拟仍暂搁置，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做复电，应加以奖勉，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以上三项，究以何项为宜，或中央有无切合良策，统请妥商酌核为盼。”（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黄慕松“宣慰”的实质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和盛世才为首的地方势力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据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特派员宫碧澄回忆:蒋介石令他回新疆转告盛“好好听从黄宣慰使的指示，不得有格外行动”；汪则担忧黄慕松去新能否站住脚，让宫碧澄“通知新疆临时政府的有关人员要好好拥护黄慕松”（注:宫碧澄:《国民党在新的活动点滴》，《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8页。）。于是黄慕松带了一个庞大的宣慰使团，分批进入新疆。该团配备了党务、民政、建设、军事、教育、宗教、交通各方面的人才，大有准备一旦南京明令自己任新省政府主席及边防督办后，即可走马上任之势。
黄慕松在新疆的主要活动是拉拢各方，以图架空盛世才。他首先争取到了在新疆的东北军各部队长官“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咸愿驰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他又争取到当时的伊犁屯垦使第五军军长张培元“表示受中央驱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黄慕松又征得汪精卫同意，将金树仁废黜王位、当时在维吾尔中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的哈密王白锡尔的“爵位如故”，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以及给予“军事、外交悉听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事则由地方办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45页。）的许诺。使得白锡尔领衔的南疆一带各实力派首领等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基础上对南京政府表示归附。黄慕松还对新疆部分军界官员进行拉拢利用，比如省临时主席刘文龙、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后三者还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等都围绕在黄的身边成为黄的智囊人物。另外，黄幕松还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他的这一主张一开始就遭到盛世才的拒绝，但是黄仍然坚持，并且背着盛与陈中等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以盛为委员长。黄慕松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弄垮盛世才。
可是，盛世才在黄慕松的身边早已派人侦察和监视，而且黄慕松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也被盛世才的电台截获，所以，盛世才对黄慕松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由参谋主任一跃为临时督办，这一机会他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尤其是在击溃马仲英之后，他以胜利者自居，当然不同意黄慕松提出的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何况当时还谣传黄慕松将主持新疆。于是盛世才在战场上与马仲英厮杀得胜后回到迪化，于1934年6月26日突然发动政变，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且软禁黄慕松，以此向国民党中央表示在新疆是他盛世才说了算。次日，刘文龙、盛世才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趁隙勾煽后方军士，拟将现有之主席、督办同时推翻”，“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而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之大员如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等四员迅乘飞机来新疆，切实调查，以明真相。”（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4）黄慕松这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没有扳倒盛反而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自救，他于6月28日以明码致电中央，内称“新疆僻处强邻，情形复杂，隐忧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祈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注: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以明码发电中央，证明其用意明显。但是南京方面对刘、盛职位始终不予真除，这使得刘、盛寝食不安，害怕夜长梦多，于是策动各机关、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真除刘、盛职位，电报就象雪片飞向国民政府各机关、报社。
不过这件事的确让南京政府大失颜面——堂堂政府宣慰大员却卷入一场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阴谋中。这在盛世才给南京的解释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时迪化街头巷尾也是这样谣传的。当时国内各报纸也为此对国民政府责备甚烈。一时间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南京方面自然要为自己圆场，挽回颜面。7月7日蒋、汪联名致电刘、盛说:“两兄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万不可自生携贰，致堕前功，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成，中央日前有电，促其回京报告，至对于新省善后办法，一经议决，当随时颁布施行，两兄务须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注:1933年7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7月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一周要政中提到新疆问题，主要解释了”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他说这是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应该交给谁去负责新疆的善后责任呢？就要看谁能做到这几件事。”这几件事是什么事情呢？“第一件是外交要统一于中央；第二件军事要统一于中央；第三件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是新疆善后的三大原则。谁能奉行这三大原则，就把责任交给他。如果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我们便交给他们，否则便交给另一个。”（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的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以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由此可见，蒋、汪不得不自找台阶下。为什么这样讲？首先，这三条原则，新疆方面早在4月14日的十大纲领中已经宣布过，对此南京应该知道；第二，既然有这三大原则为何不早些讲出来，或许会避免发生第二次政变；第三，此时的南京政府对新疆鞭长莫及，盛世才又势力高涨，他如果不遵守三大原则南京政府也奈何他不得。大概黄慕松的“铩羽而归”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南京政府只好向盛世才表示妥协——只要你宣誓效忠中央，就给你正名。于是，7月19日，刘、盛联名致电行政院，一方面消除与黄慕松的误会，说陶明樾事件“皆系陶、陈、李扇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干”；另一方面，向中央表示效忠，“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但能晓此，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8-579页。）7月26日，刘、盛再次致电蒋、汪，表明心迹:“当此糜烂纷扰之余，寇匪侵凌之际，非仗中央威信，何能自立，职等粗知大义，万无携贰之理，皇天白日，实鉴此心，一切措施，谨当恪守文训，不敢稍有逾越，致负谆谆之意，谨此电陈，伏祈垂察。”（注:1933年7月27日《大公报》。）这就等于刘、盛给蒋、汪递上效忠书。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决议:“（一）任命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并以刘文龙为主席。（二）任命盛世才兼边防督办，张培元兼伊犁屯垦使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注: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这也等于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了。
2、罗文干入新宣慰
虽然南京政府被迫承认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国民政府就轻易放弃了对新疆的控制，因为蒋从来不允许地方势力做大，但派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民党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借助新疆现有力量限制盛的势力扩大，以此达到控制盛世才的目的。当时的确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在新疆还存在着马仲英、张培元两股势力，分别控制着东部和西北部，而且南疆也不为盛世才所掌握，盛世才控制的地盘只是以迪化为中心，东至古城，西至塔城这一片，大约占有全省的五分之一。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盛、张的任命，就是实现这一平衡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雄踞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盛世才之东，这样盛在张、马二人夹击之下也就不能有所作为。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据《中央日报》报道:“自宣慰使黄慕松回京报告后，中央以新疆地处边要，除任命刘文龙为主席，盛世才为督办，俾地方事务，有人负责外，关于中央政务，如外交，交通诸端，深觉有派大员前往视察，以期分别办理之必要。”“国民政府昨（十七日）命令，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出巡新疆，所有外交部部长职务，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暂行兼署”（注:1933年8月18日南京《中央日报》。）。罗文干于9月2日到达迪化，主持完刘文龙、盛世才就职典礼，就着手撮合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如果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的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于是前往吐鲁番劝马仲英停止与盛世才武力对抗，盛世才为了表示和平诚意还派其弟盛成骐等人随行，实际上他是想把马仲英骗到迪化加以处置，所以后来由于罗文干没有把马仲英骗到迪化来，盛世才对罗不满意，并把随罗文干来到迪化的马仲英的和谈代表拘押，借此向马仲英挑衅，对罗文干也多方刁难，罗文干无奈，决定离开迪化去塔城，然后去苏联与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会晤，可是，临行时盛世才以没有汽油为理由，打算扣留罗文干，罗文干只好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弄到汽油，匆促离开迪化。罗文干离开迪化不久，盛世才与马仲英就重新开火了。迪化当时有人说罗文干是被盛世才“嚇跑”的，因为罗文干走时未带之行李，被盛世才以“逆产”没收，在1937年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拍卖逆产时，“标有罗文干逆产一项，仅手提小皮箱一个，折扇一把，绸衫一件。”（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1页。）
罗文干与颜惠庆就整顿新疆省外交特派员公署、整顿驻苏五领事馆、在新西伯利亚添设领事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商定中苏商约及废止新苏协定（1931年金树仁政府时签订，未经南京政府批准）、中苏划界、禁止新疆向苏购军火诸问题进行会谈后，于10月6日回到伊犁。7日，参加了张培元就职典礼。在伊犁期间，罗文干要张培元对盛世才“捐弃成见，不计前嫌”，“张培元的答复，就只有斩钉截铁，全无回旋余地的两句话，‘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的事情什么都好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六），第3313页。）。如果联系到金树仁出走塔城时，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推荐张培元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的话，可以理解张培元能有此情绪。但是张培元在1933年6月12日曾致电行政院请中央正式任命刘文龙为新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其中对刘、盛颇有赞誉之词:“查二公德才兼备，众望所归，任职以来，和衷共济，秩序赖以恢复，军事渐告结束，……盛督办不避艰险，提师东征，所有将士因久蒙训练，皆奋不顾身。……此非刘、盛二公之苦心孤诣，曷克臻此？”（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第573页。）这就令人费解。但是不管怎么说，罗文干所推行的平衡政策实际上破产了，因为盛世才、马仲英这时正在迪化火并。罗文干原打算赴新疆南疆宣抚，也因南疆正在大乱而未去，遂绕道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回国。本来，罗文干此行计划四个月，结果两个多月就结束了。南京派到新疆的大员再次“铩羽而归”。
但是，南京方面仍然试图控制新疆，于是先前的“平衡战略”便变成了“张马联手倒盛”。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罗文干之人新本来就是考察新疆的情况，如果平衡牵制政策在新疆能够实现当然好，如果不行就换个方式；另一方面中央不了解新疆情况，主要依靠黄慕松和罗文干带回来的报告来决定对新疆的政策，而黄、罗二人均受盛之刁难，对盛世才都没有好印象，尤其是罗更不堪盛之辱，于是罗在离开新疆前夕便向国民政府建议说“以弟所见，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启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文干回南京后，曾讲新疆问题“其症结仅在吏治，故甚易解决，但具体解决方案，须俟与政府商酌，现尚不能发表。”（注:1933年11月14日《大公报》。）“本人自将巡视新疆所得贡献中央后，经过汪院长与各部会长官作深切商讨，大致对新初步方案，已有相当议决。”（注:1933年11月15日《大公报》。）“现在军事解决办法业令面陈鉴核在案。”于是“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采取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赞同蔡锦松得出的这个结论，因为他的主要依据是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两份外交部档案抄件。均是张培元给驻苏联大使颜惠庆的电报，其中有“培元遵照中央与罗部长计划，已出兵讨伐，将盛逆购得大批枪弹，业派兵截留”（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令与马仲英合作。”（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培元死前遗书中有“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注:王恩溶:《张培元事略》，《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8页。）之语；况且蒋介石也承认有“属张罗特约专用”之电码本（注:《蒋介石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1934年9月2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卷37，第105页。）。南京政府没有料想到的是，盛世才会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帮助打败了张培元和马仲英，巩固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这样，南京政府失去了控制新疆的任何依托，第二次控制新疆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分析上述两次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武力控制还到不了新疆，在武人执政时期，没有军队作为后盾是万万不行的。而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此时，连河西走廊都没有控制住，派军队谈何容易？再者，国民政府在新疆又没有什么基础，仅仅派两个大员，千里迢迢去就能空手套白狼？没有非凡的手段恐怕不行，事实上，黄、罗二人都是文职官员，并无怎样的实力，而盛世才已在新疆三年，手中掌握着兵权，又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黄、罗二人根本不是盛世才的对手。不仅如此，反而使盛世才与南京交恶，于是他竭力阻止南京势力进入新疆，举起亲苏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做起“新疆王”来。南京政府鞭长莫及，只要盛表示“服从中央”，“永远使新疆为中国之领土”也就奈何他不得。但是一旦有机会南京方面是不会放弃的。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居然在不久以后被盛世才自己送上门来了。
三、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同年9月至1942年2月，苏联首都莫斯科被德军围攻，苏联卫国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国共也困难重重，他要投靠新的政治力量，于是他改变了叫喊多年的亲苏政策。他对被重新启用的“十大博士”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我的政策变了，要改信三民主义，如果你们能随我入国民党，我可以放你们，各个官复原职；如果不然，那你们就回去，哪一天放你们就不得而知了。”（注:郎道衡:《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页。）显然，盛世才已经把继续维持新疆独裁统治的赌注押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身上。对这一转变，盛世才在1942年7月7日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解释为主要是受到苏联的欺骗，“现已澈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斯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挂着马克斯主义假招牌，以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是以职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斯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注:《盛世才第一次上蒋委员长书》，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6页。）这样，蒋介石再次盼来了控制新疆的时机。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未放松图谋新疆，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曾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原职，蒋介石回答:“不但不能辞，而且要做长期打算。你放走了盛世才，有责任收服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一日不能离开西北。”（注: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页。）可见，蒋介石一直在等待着插手新疆的时机的到来。由于盛世才的变化，国民党便趁机向新疆全方位进军，重点是政治上渗透，而关键是在军事上控制。
在政治上，国民党一面派大员与盛世才频繁接触，采取封官拉拢等手段，让盛世才死心塌地地反苏反共到底；一面不失时机地派大批人员入新，从党务、政务、外交等方面逐步取代了盛世才的势力。
为使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先后5次出关到迪化。盛世才称:“在朱长官逸民将军五次出关中，随着他每次出关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获，所谓不同收获，并不是别的，乃都是对国家民族，对抗战建国建新，对巩固抗战后方等事业上有特殊的贡献与莫大的帮助。”（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1943年4月20日出版。）朱绍良为国民党图谋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真“可谓边疆大吏中之首功者”（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9页。）。蒋介石还命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制定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1942年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到新疆安抚和拉拢盛世才，随行中有吴忠信、朱绍良、梁寒操、吴泽湘等。宋一行受到盛世才的隆重接待。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对盛世才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省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注:吴忠信:《主新日记》，1945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5)，第331页。）等于给盛世才吃了一个定心丸。最后双方协定:“(1)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钳制在哈密俄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3)肃清新疆共党；(4)着俄国军退出新疆等”（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7页。）。盛世才表示:“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注:晋庸:《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创刊号，1943年4月20日出版。）。宋美龄等在迪化除在政治上收买盛世才以外，还谈起军事、外交、反苏、反共等内容，盛世才遵照指示，切实奉行。果然，当宋美龄一行离开迪化后半个多月，盛世才就向中共驻新人员下了毒手。中共人员被软禁、逮捕和屠杀。
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重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无疑是国民党控制新疆的一大要政。从此国民党在新疆的党务活动有了基地。组建的头几个月，省党部只有40多人，后来编制逐渐增加。国民党力图通过发展党员和建立各级组织来控制新疆，仅1943年就发展党员7224名，发展对象主要是公务员、青年学生、教员，还有商人和其他阶层的人员。这一年的6-8月，共成立县党部31个。全年成立区党部84个，区分部461个，小组808个。省党部下属各级组织的建立，使国民党在当地有了一批力量，这表明国民党在与盛世才争夺地方干部的斗争中已经迈出一大步。
国民党不断地从内地往新疆调派外交、党务、政府、军事、特工、金融、文教等各类人员。1942年底，重庆集中了数百名青年进行进疆前的训练，还有5000多人报名愿意到新疆工作。官方宣扬进新疆要效仿张骞、班超，“献身边疆，开发大西北”。“到新疆去！”在当时的重庆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国民党中央制定了一个《派新工作人员待遇办法》，对派新工作人员继续支给原任党政职务的职级和薪水，同时根据派新后担任工作的职级支给新疆地方待遇，这对于当时濒于饥饿线下的重庆公教人员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在梁（寒操）、黄（如今）等去新以后，陆续一批一批地派去了不少干事、总干事（相当于县书记长）级的人员。除一部分在省党部工作外，在盛世才离新前夕，全疆成立县党部的县已超过半数，县书记长均以此类人员充任。”（注: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0-31页。）调入新疆工作的还有蒙、藏训练班的学生。这是国民党专门培养的党务人员，到新疆后担任基层领导职务。
国民党不但从内地调派人员到新疆，还在新疆就地培养力量。1942年4月，国民党在迪化成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它前后举办十期训练班，训练了数以千计的人员。仅当年就办了三期，训练出580余名干部，被分配到各级党部充当骨干。
在经济领域，国民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处长林继庸调往新疆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林出发时带了一批公路、水利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批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等也陆续进入新疆。在金融、商业等方面，国民党当局毫不迟疑地插足新疆。1943年3月哈密成立中央银行哈密分局。次年元月，迪化也设立分行和中央信托局迪化分局，办理各种金融业务。2月，建立新疆海关，下设分关和支关，掌握了关税贸易大权。
国民党图谋新疆的另一手段是严密控制意识形态，在文化思想领域大肆传播国民党的宗旨、党义之类，宣扬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法西斯言论。他们控制宣传出版机构，用维、汉、俄等文字刊印宣传国民党所谓党义的各类书籍达16种、12.65万册。另一方面，查禁进步书籍，经过他们审查的332种图书，有71种被查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盛世才引以为荣的《六大政策教程》也在封存之列。对进步戏剧、进步电影也不放过，有12个剧本、22部电影被禁演。
国民党将控制新疆的外交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宋美龄在新疆与盛世才见面时，谈到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党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吴泽湘便充当了这个角色，在迪化建立了外交署。
由于有前次以黄、罗宣慰图谋新疆的教训，国民政府把军事视为控制新疆之关键所在，“中央军之入新，表示新疆真正属于国民政府。”（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5129页。）1941年吴忠信劝说马步芳把河西走廊交给国民党驻防。马步芳为了自身利益，亲自到重庆向蒋介石表忠心，愿意让出河西走廊。次年春，蒋介石即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入河西走廊，从而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1943年朱绍良以第八战区的名义调六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给盛世才训练。同年9月，又派所属十八混成旅入新，1944年春，再将上年秋在武威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到新疆哈密。乌斯曼在阿山组织暴动反对盛世才统治，国民党乘机以平乱为由派大批部队入新。
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对新疆的统治。而国民党的方针是要通过盛世才之手全面控制新疆。因此随着国民党势力在新疆不断增长、扩大，盛世才与入新的国民党势力之间矛盾也就随之尖锐起来。起初，到新疆的国民党人员还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事事秉承盛督办之指挥督导”，“处处小心谨慎”（注:《蒋介石对派赴新疆工作同志之指示》（1942年12月2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卷19，第403、405页。）。但是没多久，就盛气凌人，自恃有中央为靠山，对盛多有抨击。盛世才对国民党人员也多方监视和限制，如1943年3月，成立了监督新疆政务的机构——新疆省监察使署，可是作为监察使的罗家伦基本无权过问政事，终日填词吟诗，看《新疆图志》。
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苏联军队把德军赶出国土；在国内，国民党在华中华南一再败退，而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捷报频传，见风使舵的盛世才又想再次倒向苏联，继续依靠苏联的力量维持其在新疆的统治，保住“新疆王”的地位。于是他又玩起了惯用的伎俩，即制造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把重庆派来的人员绝大多数逮捕起来，对蒋说被捕者全是共人，对斯大林说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但是，蒋介石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他，盛世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由于盛世才为投靠蒋介石而迫使苏联势力退出新疆，从而与苏联关系恶化，激起苏联的怨恨，盛世才已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障碍。蒋介石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1944年8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市官邸接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告诉他准备去新疆接替盛世才。16日，朱绍良飞抵迪化，代表蒋介石要盛世才离新，去重庆当农林部长。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亦作好应变准备，若干架飞机集中于酒泉待命。至此，盛世才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结束语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统一了新疆，结束了新疆长期的实际上的割据状态。蒋介石为此也十分得意，认为这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4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82年版。）也正因为盛世才将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国民政府，所以蒋介石才不计一切前嫌，对盛世才过去的过错全部宥免，并为之一保到底。比如，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疆代表麦斯武德在大会上控诉盛世才在新疆的罪行，翌日，蒋介石就在大会上发言，为盛世才开脱:“诸位同志，要知道新疆省在我国西北边陲，其面积十五倍于浙江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与该省之联系似断似续，无权过问，盛同志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功在党国，诸位同志，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注:吴忠信:《主新日记》（1945年5月18日），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406页。）但是蒋介石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国民党的腐败也到了新疆。1944年秋，新疆发生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建立了与国民政府对恃的政权，虽然经过和平谈判，建立了联合政府，但是十分短暂，这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牵制在新疆，不能开到内地配合蒋介石打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

杨增新:关外唯我独尊

杨增新（1859年-1928年）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在民国初曾统治新疆达十七年之久。
早期经历
1889年，考上进士，曾任甘肃河州知州，对于处理当地回汉问题有功、又曾任陆军学堂总办，后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的推举下，在新疆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
统一新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新疆省长袁大化了解其才扞，升任提刑按察司，并训练穆斯林军队，后袁大化逃离新疆，推荐他为督军，他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穆斯林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此后到他去逝为止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管辖任，后来1928年又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任为省主席，但他实际上是独立统治新疆，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使便于统一事权，解决了清代以来新疆一省之内巡抚、将军、参赞大臣三者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金树仁：自行设立党部

金树仁（1880年—1941年），字德庵，永靖县金家嘴人，后迁唵歌集，世代无有显者。父讳声清，一生亦农亦商；母鲁氏，生五男二女，树仁为其长子。幼奇慧，颖悟异常，诗文经书过目成诵。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十二岁幼龄考中秀才，时人目之为神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任云南蒙自杨增新为河州知州。上任伊始，整顿吏治，兴利除弊；修办书院，培养人才。先后复兴创办凤林、龙泉、爱莲等书院，“聚士之秀而文者于三书院，月课而旬考之，于是士知响学，人文蔚起”。并拔其“邑人士之翘楚者数辈，招入署斋，躬自课之，均有成就……”金树仁备受杨增新器重，亲自教读，学业猛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增新调任甘肃学政兼高等学堂监督，金树仁便负笈省城，从杨公游，留心经世之学。旋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尽师硕儒，尽友群雅，由是见闻骤广，记览骤博。毕业后，又进法政学堂钻研数年，遍览经史，精研西学。卒业后，先后任龙泉书院、凤林书院校长。宣统元年（1909年）参加科考，举为孝廉方正，同年又应己酉科试，考取拔贡。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全国议会选举，金树仁高票当选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时论荣之。诗人马恕吟出“久仰仁山最特奇，而今晤对更相宜”，“器度推君最是贤”的诗句，誉其怀抱高远，气度不凡。 杨增新主政新疆之后，急需人才，金树仁便应杨之召，于1915年西出阳关，投其麾下，任书记官兼科员。未几，政治研究所招考，金树仁名列第一。翌年六月，又参加新疆全省县长考试，以甲等成绩分发任阿克苏县长。其后或疏附、或迪化、或库车，皆在基层历练，凡十余年。
1926年，因政绩显著，升任省公署政务厅厅长。 民国8年（1919年），俄国革命，沙俄中亚细亚总司令阿年科夫，因溃败窜入新疆，以此为基地，图谋反攻苏俄。在新俄人纷纷聚其麾下。阿山道尹周务学被逼自杀。边局吃紧，省垣告危，一时众皆束手。金树仁沉着应对，计诱阿年科夫于省城拘押，将其军队分化瓦解，将一场危机消弭于无形，深得杨增新赏识。
1928年，新疆发生“七七事变”，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樊耀南刺杀省长杨增新于宴会。事变乍起，金树仁闻变不惊，临危不惧，一边命其部属把守要隘，固守城防；一边集结部队包围现场，樊耀南弹尽被捕。次日，樊全部余党一并擒获，磔刑处死。事后，各级军政要员会议，一致推举金树仁为省主席。地方南北将领、各族王公通电拥护。南京政府亦以平乱有功，任其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 金树仁刚一履任，既绍杨增新既定方略，又开创新局：扩充师范，新建工业、无线电等学校；各县均设初等中学，凡住50户以上村寨，均设小学一所；曾多次派人到德国和日本留学，还送大批学生到内地求学。
民国18年（1929年）底，从德国购置压路机6部，并拨其工兵修通迪化至古长城473公里车路；继而又修通迪塔、迪伊、迪阿、迪哈等线，使省内各区公路互相联结。同时在新疆发展畜牧，畜牧业在新疆向来发达，尤其马、羊。为改良马、羊品种，曾派专家到苏联购来纯种马、良种卷毛羊，在迪化、伊犁、马里坤设立牧场，专饲繁殖。
为发展工业经济，先披露方针政策于报端，吁请国内外资本家来新投资，兴办实业、建设边疆。如与德国合作，在新疆开采石油；与西门子公司接洽，商请派工程师建立大型发电厂；从英国购买机器，并要求苏联提供机械设备和技术人才等。还采用官办、官督民办等形式着手开采阿山金矿和于阗金矿。如民国22年（1933年），塔城一带投入的淘金机就已有20余部。另外力施新政，改土归流，安置难民；整顿军队，新办军官学校，购枪炮、置飞机，以巩固国防。民国18年（1929年）甘肃大旱，饥民塞途，金树仁三次拨款，赈济灾民，恩被全陇，尤其对家乡临夏、永靖特捐急赈。 然当时的新疆孤悬塞外，强俄逼视，英人窥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邻援无望，协饷不来；地方民族，矛盾频生；加之内部所用非人，奸宄生心，盘踞要津，可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辈，取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支持，率众包围省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奋力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力不能支，不及携带印信，被迫出走。当时，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按兵观望，伺机渔利。
4月13日，金树仁携眷去昌吉，后至塔城。时有俄国领使迎到绥来，表示无条件支持他恢复地方。金树仁以内部事务婉言谢绝。24日在塔城通电下野。各地将领发来电报，劝其留在塔城，与邻邦协商，以便取得帮助，反攻省城，金树仁以内部矛盾，不让外人渔利为由，皆以婉拒。并向全疆各地将领及行政长官发出“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黄台之瓜，不堪再摘，望各严束队伍，和衷共济，以固边防，而维地方”的通电后，义无反顾，潇然离去。后假道苏境，转赴内地。
是年10月，金树仁至南昌晋谒蒋介石，继而赴南京民国政府述职。时汪精卫党羽诸民谊任行政院秘书长，恨金树仁在新疆时未以礼待，唆人控告下狱，并以金擅自与苏联订立通商协定判罪。甘宁青军政要员及士绅喇世俊、鲁大昌、邓隆、邓宝珊、裴建准、水梓、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张建等20余人屡向中央政府进言为其辩护。甘宁青新各地官绅及河州各县民众，得悉金树仁被羁，亦均为其表示援解。青海省主席马麟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当时江宁法院虽要顾及行政院长汪精卫的面子，不能判金无罪，又迫于各方舆论，不敢贸然判刑。同年10月10日，国民党主席林森宣布：“金树仁与苏联政府订立临时通商协定，是为维护地方，因以获罪，应予特赦。” 获释后，金树仁先寓居南京，后举家迁至兰州，民国30年（1941年）秋9月12日卒，终年62岁，灵骨归葬永靖先茔。（中共甘肃省永靖县委宣传部供稿）

盛世才：先拒后迎
盛世才主政时期(1933—1944)，国民政府两次派宣慰使入新宣慰均失败，盛世才背靠苏联做起“新疆王”。德国进攻苏联后，盛世才觉得苏联靠不住，这才转投蒋介石的中央政府。

1944年新疆叛乱国民党驻军被灭 张治中化危机

伊宁事变后，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他的使命是“确保乌鲁木齐的安全，振奋士气”，然而他却走了一条和平之路，最终把偌大的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共，成为著名“和平将军”。
一、初飞新疆
1944年11月，新疆伊犁发生了暴动，消灭了国民党的驻军，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军队武装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新疆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危险得很。蒋介石知道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命令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蒋介石交代他此行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找出发生事变的原因”。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当天下午，驻乌鲁木齐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向张治中汇报了乌鲁木齐随时被攻打的危险情况。张治中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的问题只有遵循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叶谢也夫的调解下，经过重重努力，通过曲折的谈判，于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发展。新疆问题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具体来说，张治中主新期间，制定和推行的内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改组省政府，成立了有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省、县参议员、专员、县长民选、逐渐消除“大汉族主义”和“一切由汉人包办”的现象。二、休养生息，免捐减税，中央财力资助等，切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三、坚持亲苏政策，实行“联苏”、“和共”政策。四、对于民族纠纷，采取忍让和宽大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之，和平解决新疆的一系列问题。
二、释放政治犯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到重庆的张治中家里拜访，周恩来说:“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并关着，至今生死不明，希望文白兄去后过问此事，释放共人为盼。”张治中答应了。
新疆狱中何以有一批共人？这要追溯到1933年，当时新疆发生了政变，军阀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省督办兼主席，此人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亲苏、亲共，一方面又亲国民党，采取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亲国民党、和平”五大政策，把新疆搞成了自己独立王国。中共许多人，诸如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黄火青、汪哮春等均在新疆政府中担任要职。1942年，由于苏德局势的变化，加上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军阀盛世才相时而动，撕掉亲苏、联共的假面具，于1942年9月17日下令把中共在新疆所有人员160余人全部逮捕。并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3位同志。
张治中飞往乌鲁木齐后，未负周恩来的委托，不久派屈武等人多次去狱中探望和了解情况，并改善囚禁共的生活条件，俟机释放共人。另一方面，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分析关押共人利弊，提出释放“共政治犯”和平意愿。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无条件释放共政治犯。
1946年6月10日，131位释放人员分坐八辆大卡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兰州进发。张治中派专人护送，一路曲折行进，1946年7月底，共129人平安到达延安。
三、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初，南京政府电令驻在乌鲁木齐的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参加内战。随后，在广州的副总统李宗仁也电令陶峙岳带兵南下广州。陶峙岳都未答应，他的借口是，军队进关需要的大量汽车、汽油和现金，国民政府办不到。
陶峙岳和张治中协商后，积极着手新疆军队的和平起义问题。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在乌鲁木齐军队中，明显分成两派:罗恕人、马呈祥、叶成等是胡宗南的心腹，他们不愿意向解放军投降，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是亲共的民主将军，他们赞同和平起义，让解放军整编。经过机智及耐心工作，罗、马、叶打消了坚持进关并准备干掉刘、屈、刘三人的企图，于1949年9月20日答应接受解放军对新疆国民军队的和平整编。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宣布了起义通电。毛、朱德于9月28日给新疆起义将士复电:欢迎并友好善待起义的将士。为建设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显然，和平解放新疆，张治中和陶峙岳起到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

新中国的治理---各民族平等

1949年9月，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接着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新疆和平解放 解放军进入新疆清剿土匪

1949年9月20日，当人民解放军重兵云集在河西重镇酒泉时，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悄然离开新疆首府迪化，潜入奇台和乌斯满密谋策划。1950年3月19日，尧乐博斯带领匪徒离开哈密逃进南山。于是，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汉和骑兵第七师反叛官兵勾结在一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乌斯满（哈萨克族）是北疆有名惯匪，从30年代开始，就专事啸聚部众，杀人越货，逞强行霸。三区革命时，窃居阿山专员职务，暗中却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对抗三区革命，得到国民党军事装备和各方面的支持。他不仅有2个团，而且利用民族关系控制着哈萨克族头人。
尧乐博斯（维吾尔族）是国民党哈密专员，乌斯满的结拜兄弟。蒋介石为了收买他，特地派去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舍身救国队员）做他的小老婆，使之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贾尼木汉（哈萨克族）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是一名政客，很早就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对起义逃进南山。
1950年3月，台湾蒋介石委任匪首乌斯满为“新疆反G总司令”。乌斯满等匪徒便到处煽风点火，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残酷屠杀等手段，胁迫牧民2万多人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同年4月，叛匪开始向人民解放军驻守哈密东北地区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的部队发动攻击，并对各族群众进行大肆烧杀抢劫。在短短2个月内，即发生抢劫案300余起，烧毁民房30余间，打死打伤群众130余人。他们把奇台南山大、小红柳峡一带作为反革命的巢穴，东向巴里坤取包围态势，伺机夺取哈密，截断人民解放军与关内交通。又以主力由奇台沿公路向西窜犯，企图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为了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示，新疆军区迅速组织了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亲自担任总指挥，张希钦任参谋长，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担任北疆剿匪前线指挥官。根据匪情，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第十六师在哈密，第十七师及第五军第四十团、第六军骑兵团、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一部在迪化至奇台一线。王震司令员还将胡鉴指挥的战车团调归第六军指挥。剿匪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肃清乌斯满、尧乐博斯匪徒和骑兵第七师部分叛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新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迪化。
3月25日，新疆军区派出第十六师、十七师、第六军骑兵团、第五军第四十团、骑兵第七师一部、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等2．5万多人，并出动了飞机和坦克，西线指挥程悦长、东线指挥吴宗先，在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配合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4月1日下午，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率机要秘书、参谋、报务员、警卫员等6人，乘小吉普车一辆，亲赴七角井前线侦察，未与主力同行。行进途中，于七角井以东车古泉山地隘路，被叛匪40余人伏击，罗少伟等5人壮烈牺牲。罗少伟牺牲时年仅30岁，是解放战争以来西北战场牺牲的第一位师级指挥员。
4月14日，剿匪大军兵分两路，取道深山密林、雪原戈壁，日夜兼程，向叛匪巢穴大、小红柳峡奔袭，出其不意地突入匪集。匪帮乱成一团，丢下大批尸体，纷纷四散逃命，仅乌斯满和少数头目侥幸逃脱。
在天山高峰天格尔大坂之下，另一股叛匪头子乌拉孜拜（哈萨克族），也在绥来、景化、昌吉等地，裹胁l万多牧民叛乱。乌斯满向北塔山地区逃窜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后，企图通过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逃天格尔大坂，与乌拉孜拜汇合，进行反扑。为了粉碎敌人阴谋，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勇猛追击，严密封锁。同时，又及时打响了天格尔大坂的围歼战，歼灭叛匪大部，仅匪首乌拉孜拜带20余骑南逃。
3月26日，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第二连，由副营长胡青山带领进驻伊吾，与主力部队相距100公里。在主力进剿骑兵第七师叛乱时，二连突然被尧乐博斯匪帮包围。敌人破坏了交通，切断了电话线，使二连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二连孤军与匪作战，英勇地坚守伊吾40天，击退敌人7次大规模的进攻，毙匪53人，直至5月7日始与东进部队会师，完成了保卫伊吾的光荣任务。5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来电嘉奖二连，后又授予“钢铁二连”光荣称号，授予胡青山“战斗英雄”称号。
在剿匪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历经千辛万苦，进军红柳峡，翻越冰大坂，奇袭北塔山，在人迹罕至无水无草的五百里将军戈壁上追击叛匪，战胜重重困难，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对敌人穷追猛打，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实行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区别对待的政策，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6月15日，新疆军区发布剿匪战报，宣布新疆剿匪部队自3月分东西路钳追乌斯满、尧乐博斯残余股匪后，西线骑兵已沿北塔山一带向西清剿乌斯满残余匪徒；东线部队兵分三路追击南窜的尧乐博斯残余匪徒，并在黑山头以东扫清了曾在七角井一带进行破坏活动的哈巴斯股匪。
6月20日，新疆军区再次发布战报，宣布剿匪部队自3月5日以来，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大股匪帮业已击溃，剿匪斗争获得重大胜利。
由新疆逃至甘肃敦煌、安西一带的乌斯满、尧乐博斯等少数残匪，经新疆、甘肃部队联合清剿，于11月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参加叛乱的国民党起义军官马占林（副师长）被俘，乌斯满于1952年2月在甘肃被捕获，贾尼木汉、乌拉孜拜亦先后就擒，仅尧乐博斯只身逃往台湾。

新中国开发新疆的特殊道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地区的屯田始于汉代，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曾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为更好地发展经济，保卫边疆，党中央决定于1954年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它成为巩固边疆重要的基石。
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
(一)屯垦戍边与西域
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随着疆域的不断拓展，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进行屯垦(屯田)就成了历朝历代守边固边的重要国策。
“屯垦”的本义是指军队在屯营的地方开荒种地。从广义上说，是指国家通过驻扎军队和安置居民，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从事各种经济社会开发建设事业，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1]。
西域的屯田始于西汉。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年)，汉武帝为更有效地打击匈奴，决定联络乌孙，“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2]3903，“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靁(乌孙北)为塞”[3]。为了解决细君公主及侍御数百人的粮食问题，随从兵士就在肱露筑塞，屯田积谷，卫侍公主。胘靁也就成为西域首个屯田点。
由于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2]2989之功效，汉代在西域的屯田，从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起来，屯田区也逐渐扩大到天山南北。屯田人员以士卒为主。屯田既可解决驻军及来往使者、商旅的粮食供应问题，同时屯田人员又可成为戍守和维护西域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朝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所借鉴。但是，因不同朝代所面临的西域形势、国力强弱、经营方略不同，屯田的规模和效果也有较大差异。西汉之后，唐、清二代，无论在屯田规模，还是屯田效果上较之其他各代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始于630年伊吾(今哈密)城主归顺唐朝，唐太宗在此设置西伊州，两年后改为伊州，并派兵士屯田于此，为统一西域做准备。640年，唐朝开始对西域用兵。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屯田也由东向西展开，“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4]据记载，唐朝在西域的屯田点:安西20屯，疏勒7屯，焉耆7屯，北庭20屯，伊吾1屯，天山1屯[5]，共有56屯。按照唐制，一屯为50顷，一顷折合100亩，56屯就是28万亩。后由于唐朝与西突厥、吐蕃等对西域的争夺相当激烈，屯田的人数时多时少，规模时大时小。791年，吐蕃攻占西域时，屯田基本停止。
清王朝在新疆屯田的兴盛时规，主要集中在乾嘉时期和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之后这两个时期。乾隆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时，就命令统军将领适时屯垦，“以省兵粮运费”。[8]统一新疆后，便在新疆大兴屯田，以适应戍守的需要。屯田开始以军屯为主，并逐渐发展到民屯、犯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由于屯田的迅猛发展，使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景象。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广袤的南部沦丧于浩罕军官阿古柏之手，而丰腴的伊犁则落人沙俄的魔掌，陕甘总督左宗棠及其所率湘军力挽狂澜，收复失地。收复新疆后，面对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创痍的新疆，清朝决定利用驻军重兴屯田。“现在营勇，新疆尚有4万余人，不裁则终年并无战事，遽裁则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底止?惟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利以养人。”[7]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各族军民进行屯垦，使新疆的屯垦事业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
纵观新疆历史，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屯田兴，新疆宁，屯田废，新疆乱。屯垦能为戍边提供有效的经济保障，而戍边又为屯垦提供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二者结合形成了良性互动。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新疆和平解放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粮食问题。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国共双方部队共17万多人，一年所需粮食10万吨。号称面积中国第一的新疆，却无力供应。当时新疆人均占有口粮不足200千克，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民生之凋敝，可见一斑。从内地调运或从苏联进口粮食，要么运费奇高，是粮价的8～10倍，要么必须动用大量的外汇。这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当时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即便如此，国家对新疆部队的供应也极为有限。1950年仅1—4月，按供给标准，欠供经费达22236万元；北疆部队13．5万人，军马2．9万匹，于1950年1月粮料处于半断供状态[8]137。原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在离开新疆时，曾叫嚣:“共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8]188。
熟读中国历史的毛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战争年代就积累了军队进行生产建设的经验。1949年12月5日，毛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王震将军向新疆守军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要求当年开荒种地4万公顷。1950年共有11万军人投身到开荒屯垦的大生产运动中去，实际开垦荒地6．4万公顷，播种近5．53万公顷，实现粮食自给7个月，蔬菜、油、肉全部自给。到1952年，全军播种面积达到11．07万公顷，实现主副食全部自给，并建立起一批军垦农场。
1953年，新疆军区根据毛和中央军委整编军队的指示，将驻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二军、六军大部，五军(民族军)一部和二十二兵团(起义部队)全部编为生产部队。这次整编为以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奠定了基础。
1954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拉开帷幕，而军队即将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衔制。为了保障新疆军区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国防部队的建设工作，同时为了使新疆的生产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并将生产部队的生产建设纳入国家计划，这就需要在新疆成立一个专门领导生产部队的机构。考虑到“仍用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是不相宜的，取消二十二兵团的番号如不以‘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代替之，则可能引起起义干部，特别是高级起义干部的思想波动；另一方面，二、五、六军所编的生产部队，不愿一下子脱离军队性质的番号，甚至因采用名称不适当，也可能引起部队的思想波动。根据部队当前思想情况，采用完全脱离军事性质的名称尚需一个过渡时间，则较为稳妥。”[9]因此，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政委王恩茂和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经过商议，于1954年7月15日，以新疆军区的名义向西北军区和军委总参谋部，正式提出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8月6日，经毛批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复电:同意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10月7日，新疆军区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命令》。新疆生产部队的广大指战员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任第一任司令员，王恩茂任第一任政委。当时总人口17．5万人。
兵团成立初期，党政工作受新疆军区和新疆分局领导，生产管理工作受新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1956年6月，中国农垦部成立，王震任部长，兵团副政委张仲瀚是副部长之一。“1957年1月起，新疆兵团脱离了军队系统，已不属于正式军队系列，而变成了国家的农垦企业。”[10]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垦区，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
(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与恢复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后，一改过去军垦农场时期的自给性生产为经营性生产，按照企业化生产进行管理，加强了对生产建设的领导，使兵团的各项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兵团是新疆生产建设的主力军。1954年耕地面积为7．67万公顷，到1966年底达到80．8万公顷；工农业生产总值也由1954年的9195．5万元增到12．15亿元；人口由17．5万增加到148．5万人；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10万吨增加到1966年的72万吨，当年上缴粮食22．5万吨[11]413。
兵团秉承不和当地百姓争利，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宗旨，仅1964—1966年底，兵团帮助新疆58个县(市)的87个公社进行“五好农村”(好条田、好渠道、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规划建设，共“投资2393．95万元，完成99个项目，勘测土地852万亩，建设条田1745万亩，修建水泥和卵石渠道91公里，水利建筑物2066座，公路296公里，修建民房26340平方米，修建小电站1座……派出长年驻社干部752人，培训技术人员2097名”[11]423。
兵团虽然退出了军队的序列，但它却是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退伍的战斗队。1962年4月，新疆发生了伊犁、塔城边境的6万多居民，带着财产，赶着牲畜，逃往苏联的边民外逃事件。这一恶性事件造成了我边境地区的空虚和混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立即抽调兵团干部群众奔赴这些地区，执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同时，按照中央的指示，兵团在沿中苏边境地区开始建设边境国营农场。从1962—1966年，兵团共建立了53个边境农场，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这条被誉为生命界碑的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同时具备守卫边防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功效。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场爆发在世界屋脊上的战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战争不仅比战斗力，更要比后勤保障能力。兵团当时的口号就是“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一切为了前线”。在接到运输任务后，兵团立即抽调1125名精兵强将，401辆汽车，将6309吨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风雪弥漫的世界屋脊，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3—1965年，新疆兵团的模式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首先在西北被推广。根据新疆兵团已有十个农业师的建制，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新建的农业建设师被续称为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文革”中，新疆兵团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全国新组建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三个生产师。
这些兵团虽然在“文革”中对稳定当时的局势和巩固边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1972年开始，各地兵团先后被撤销，1975年3月2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也被撤销，由新疆农垦总局来主管国营农场。然而，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加上政策的失误，新疆各地，尤其是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地区多次发生群众闹事、民族纠纷，甚至是反革命暴乱事件，这直接威胁着中国西大门的国防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因此，尽快恢复兵团，就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1978年，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调研，提出了恢复新疆兵团的建议。1981年，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4次赴疆调研、考察，再次向中央提出恢复新疆兵团的建议。1981年7月1日，邓公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12]8月，77岁高龄的邓公亲自偕王震、王任重前来新疆视察，就恢复新疆兵团的问题，广泛地听取了各方意见，认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邓公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于1981年9月22日向中央写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从战略考虑，提出恢复兵团体制的三大好处:一是有利于巩固国防，二是有利于加快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兵团的决定》。
恢复的兵团与撤销前兵团的名称有明显的不同，撤销前的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中央批准恢复的名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邓公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1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兵团，也是“文革”中所有被撤销的兵团中，惟一被恢复也是如今惟一存在的兵团。
二、新疆兵团是中国共人的伟大创举
(一)新疆兵团是建设道路探索中的组织创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不是现役部队，又非一般的经济组织，它是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集中了不同的产业部门，形成了三大产业的梯度分工；有完整的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系统；拥有自己的公安、检查、法院、司法、劳改监管系统及武装警察部队，构建了“生产、生活、军事”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兵团实行计划单列。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确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宏观上分析是中国共人的一项制度创新，从微观上理解是兵团人的管理创新。
从兵团内部的组织机理分析，兵团自成立之时，就保留了人民解放军原有的师、团、营连、排体制，传承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既有民主制度，又有统一意志，具有体制上的优势作用，能够做到政令统一、集中人财物，达到规模效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兵团具有较强的“寓兵于民”色彩。20世纪50年代，兵团就形成了一支1．4万人的武装部队。60年代初，又组建了一支武装民兵队伍。1965年以后，组建了466个值班连队，并有炮兵团、坦克团、骑兵、机炮、工兵、通信等兵种。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兵团的武装事业已发展为武警、预备役、基干民兵三位一体的富有兵团特色、适合新疆特点的专业门类齐全、装备优良的武装体系。
兵团这一组织形式一方面与地方行政区和军事管辖区有着区别，另一方面与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的屯垦戍边也有明显的区别:
一是性质的不同，古代的屯垦戍边是封建国有制的一种政治、军事和经济组织形式，屯垦戍边军民是依附于封建王朝的农奴。而兵团的屯垦戍边则是社会主义国有制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组织，军垦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参与各项事业管理，劳动积极性较高。
二是管理方式不同，古代屯垦戍边实施封建社会的军事化管理，从事单一的农业经济；而兵团实行民主科学的管理模式，采用现代化机器和技术，以农业为核心，采取多元化经营，拥有齐全的产业部门，在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着力提高经济效益。
三是规模、发展不同。古代屯垦戍边的发展，决定于封建王朝的国力和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西汉时，新疆屯田人数达2万余人，唐朝达5万余人，清朝(1840年以前)达12．67万人，屯田20万公顷[14]59。而兵团屯垦则是在国家和自治区的大力支持下，依靠自身努力，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发展潜力。正因为如此，兵团由刚成立时的17．5万人发展成为如今的256万人。特别是兵团与地方的不断融合，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双赢”态势。
(二)新疆兵团是建设道路探索中生产力发展的新创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总人口256万，下辖14个农业师，4634个企事业单位[14]620，控股11个上市公司，与地方企业和中央直属企业并列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
1．兵团在新疆工业化进程中的贡献
解放前，新疆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兵团成立以来，兴办各类工业企业，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到2004年末，兵团拥有工业生产单位3006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1户，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35户，占自治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17．2％，形成了煤炭、电力、纺织、轻工、食品、造纸、皮革、机械、化工、建材、医药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完成工业总产值144．48亿元，比1954年的0．57亿元增长了253倍；生产纱11．18万吨，机制糖13．22万吨，原煤402．30万吨，水泥271．06万吨，分别占据了自治区的38．4％、35．5％、10．7％和22．3％，为改善新疆工业布局和加快工业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2．兵团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成就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土地面积745．56万公顷，其中耕地103．72万公顷，园地5．76万公顷，林地43．57万公顷，牧草地242．81万公顷，其他农用地为21．73万公顷[14]57。现有水库114座，总库容31．51亿立方米，机电井10590眼，灌溉渠道总长99375千米，其中已防渗渠道26657千米[14]64。兵团还拥有32架农用航空作业飞机和数万台农机具，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2004年兵团的农业总产值为239．45亿元，占自治区的31．9％，其中棉花产量达87．78万吨，占自治区的50．1％，人均耕地及人均棉花、油料产量居全国第一。
3．兵团在新疆整体经济中的作用
2004年，兵团生产总值达到302．15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占自治区的13．7％，人均生产总值为1．18万元，为自治区的105．7％。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8:26: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1．1％、20．1％和48．8％[14]53。产业结构也日臻优化，生产力布局逐渐合理，形成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南疆边境经济带和哈密特色经济区的发展格局，石河子垦区则成为兵团对外开放的龙头。
经过兵团人的不懈努力，在荒原上崛起了一批新城，形成了以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图木舒克等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极，并在各个团部形成了175个集镇，为加速推进新疆工业化、城镇化做出贡献。
(三)新疆兵团是建设道路探索中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1．为社会稳定、国防安全做出巨大贡献
兵团成立后，一直执行着守边、内卫的任务。60年代，兵团根据中央指示，先后在边境一线组建了58个边境团场，与边防部队一起担负着2019公里的守卫任务，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在与新疆长期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兵团始终将平息暴乱及突发事件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成为稳定新疆的核心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后，兵团的武装民兵先后协助部队平息了麦盖提、伽师、巴仁乡、伊宁等地一系列暴乱，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兵团成立的50多年中，先后看押改造了内地遣送的12万名犯人。1983年“严打”后，又承担了对18个省市重刑犯的看押改造任务。从1983年以来，兵团共出动民兵4万余人次，协助公安部门抓捕犯罪分子500余人，追捕越狱犯70余人[15]，为新疆地区和全国的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2．为解决就业，吸引迁移人口做出贡献
兵团自成立以来，不仅成功地接收和安置了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退伍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各类自动来疆人员，同时，国家每年还有计划地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人才到兵团工作。这些人员的进疆，不仅减轻了当时国家的就业压力，改善了我国人口布局，而且给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移民最突出的作用之一就是将人才和智力资源进行高程度的开发、利用和重新配置，促使偏远、闭塞和相对封闭、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发生变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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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新疆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织形式，为吸收迁移人口、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也为新疆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3．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兵团先后实施了“西部边境造林工程”、“准噶尔盆地南缘防沙基干林建设工程”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绿色走廊建设工程”等一批工程，在戈壁荒漠建成绿色生态经济网络，形成了106．4万公顷的新绿洲。兵团还在国家支持下，新建喷、滴灌30万公顷，使喷、滴灌总面积达36．67万公顷，占兵团总灌溉面积的1／3，成为改善绿洲生态环境、保持绿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其中，高新技术节水面积达24万公顷，成为全国最大的节水灌溉区。
同时，兵团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以合理利用资源为依托，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前提，全面促进兵团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总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肩负历史重任，不仅成为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做出巨大贡献，成为巩固边疆的重要基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模式是新中国建设道路探索的结晶，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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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勇，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新疆乌鲁木齐83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