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的迷思，而它呈现在一般大众面前的诸多象徵，其实就正如玛丽皇后那句无中生有地被传扬开来的“名言” ——“倘若没有面包，何不让他们吃蛋糕？” 那样的不真实。有许多学者为《人权宣言》里所提倡的博爱、自由、平等而欢呼；也有更多的学者为大革命时期“血流漂杵”而叹息。但无论如何，发生在220年前的这场革命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启示。

财政危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
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农学派著名学者杜尔哥为财政总监进行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穿袍贵族”（法官）的特权，反对改革的力量骤然增大，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此后，国王又接连任用瑞士银行家内克、里尔省总督卡隆以及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主持财政改革，亦无不以失败告终。万不得已的国王于1788年7月5日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然而，历史没有给路易十六留下足够的时间。1787～1789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工业危机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而加剧，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巴黎本地的情况更加严重，1788年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进巴黎，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病和社会不满情绪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带来不祥的兆头，终将导致严重事态的发生。
激变发生
如果国王改善财政状况以求政治稳定的意图在三级会议上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会议开得果然很不顺利。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长的注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大肆抢劫。7月12日下午开始，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开始焚烧遭人痛恨的税卡。这些税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费者恨之入骨，早已成为经常引起骚乱和企图走私的场所。在四天的骚乱中，54个税卡有40个被摧毁，文件、登记簿和收据均化为灰烬，税务官四处逃散。7月14日，爆发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
迅速变化的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路易十六为了控制局势，命令驻扎在杜埃的佛兰德团向凡尔赛进军，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路易十六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
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纳税人成为立法者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像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此刻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他们把积累了一个世纪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头上。
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取消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是”，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远远做不到的。他又一次次地妥协、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期望一个旧时代的君王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改革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我们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更加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早在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然而，波旁王朝却长期充当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当路易十三还是个“儿童国王”的时候，就由他摄政的母亲做主解散了三级会议。路易十四又进一步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路易十六面临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时的第三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力量空前强大，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纳税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权力，此时召开三级会议反而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这次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就不只是作为纳税人，更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所以，这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竟没有丝毫察觉，更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应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要求。这样看，国王早在他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或许，在他登上断头台时仍在为当初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悔恨不已。
点燃“干柴堆”的改革之火
路易十六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如托克维尔说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阿克顿写道:“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如托克维尔所说: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实行的仍然是旧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已经完全腐朽了的体制之上进行改革会有多么大的危险！“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
这种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从而命中注定他所进行的财政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旧制度灭亡前的一种毫无前途和希望的挣扎。而当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国家的各个部分已经“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因而，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个道理，而以往人们对这个观点是比较忽略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在革命前几年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但这里却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6亿锂，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财政家所说的，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的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惊心动魄财政史
就这样，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对专制制度已经难以继续忍受的、私有财产欲望日益膨胀的民众到此时已经不会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政府、国王的“改革”上了，他们要亲自动手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刻起，一场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路易十六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有把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如果他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顺水推舟，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的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法国将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因为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彻底革新，舍此没有更好的出路。当年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历史的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足资借鉴。
作为一个身处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中国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场惨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伤。1789年，正是“皇恩浩荡”的乾隆54年，中国人在做什么？“盛世”下的奴隶与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讨价还价的可能？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真实的细节来结束本文，这个细节恐怕是任何一种法国大革命史的教科书和著作都不会遗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三级会议

在法国旧制度中，三级会议指的是法国全国人民的代表应国王的召集而举行的会议。参加者有教士、贵族以及其他民众（称为第三等级）这三个等级的代表。会议通常是在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开，因此是不定期的。

1302年，腓力四世因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冲突。为了与教廷对抗，腓力四世于1302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三级会议，除了教会和贵族的代表之外，还第一次召集每个城市的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会议[1]。后来各省也模仿全国的三级会议，召开自己的三级会议。在此后的487年中，三级会议还召开过21次，每次都是在国家遇到财政或政治上的困难时召开的特殊会议，目的是在重大问题上询问民众的看法，或通过某些重大决议。

三级会议的代表自首次召开时就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教士、贵族以及第三等级。百年战争时期，为了抵抗外敌，三级会议有权监督政府。16至17世纪初，专制王权加强，三级会议的权力被削弱。从1614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三级会议中断了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后，三级会议随着旧制度一道被废除，不复存在。

“到巴士底去”纪念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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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14日，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阅兵式，纪念法国大革命。

“到巴士底去！”
“到巴士底去！”
1789年7月14日清晨，愤怒的巴黎市民，成千上万地向巴士底狱奔去。他们有的拿着火枪，有的握着长矛，有的手举斧头，人们呐喊着，像大海的怒涛一样涌向巴士底监狱。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建造于12世纪，当时是一座军事城堡，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前。后来，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就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18世纪末，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法国国王在那里驻扎了大量军队，专门关押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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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很厚，有八个塔楼。上面架着大炮，里面有个军火库，装有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怪兽，虎视眈眈地在那里随时准备扑上来，吞掉每一个胆敢反对封建专制的人。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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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

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都梦想有一天把它推倒，他们在等待时机。18世纪后期，法国国王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拼命向人民搜刮钱财。1789年5月，国王路易十六为筹款继续吃喝玩乐，召开已经停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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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法国的国民三等级

原来，封建的法国把国民分为三个等级。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为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但是，他们有钱有势，想尽各种方法压榨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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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法王召开“三级会议”

参加“三极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主要有工商业者、银行家、律师、作家等，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封建专制的法国政治，争取获得自由和平等，因而得到广大巴黎市民的拥护。他们趁开会的机会提出，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后来他们又宣布由他们自己组织国民议会，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讨论国家大事。
第三等级代表的叛逆行动引起了国王的震怒和恐慌，他马上出动军警，封闭会场，禁止国民议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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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等级网球场会议

国王的专制行为，不仅没压住第三等级代表的反抗，反而在他们胸中燃烧的怒火中撒了一把盐。他们表示一定要制成一部代表全体法国人民利益的宪法，否则决不罢休。第三级代表被迫转移地方，集体转往附近的一个网球场举行紧急会议。两天后，半数的教士代表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决定法王若不承认他们的要求便不散会。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会议”，公开反抗国王，双方的冲突更加激烈。
国王路易十六暴跳如雷，偷偷向巴黎调集了大量军队，准备逮捕第三等级代表，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消息传出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愤，7月12日，数万巴黎市民上街游行。1万多市民涌到罗亚尔官的花园里，一个年轻人，站在一个高高的亭子上，大声喊道:“公民们，国王雇佣的德国兵正向巴黎开来，他们要带来流血和屠杀，拿起武器吧，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拿起武器！”
“拿起武器！”
市民们齐声高呼，人们奔回家中，拿来了斧头、菜刀、铁棍、猎枪，又聚集在一起，涌向王宫。
这时，一队骑兵冲过来，是国王的近卫军，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手举马刀，野蛮地向群众砍去，转眼之间，街道上躺满了市民的尸体，血流遍地，群众只好四散奔逃。
7月13日清早，巴黎全城的警钟一起敲响，血腥搏斗的一天又开始了。市民们首先冲向军火库，夺得了几万支火枪，手执各种武器的市民们攻占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巴黎市区内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中。
“到巴士底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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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首先用塔楼上的大炮轰击，然后从房顶上，窗户里向人群开火。猛烈的炮火阻止了前进的起义者，他们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只好从四周的街垒中向里面射击，但因为距离太远，根本对里面的士兵构不成威胁。
“大炮，我们需要大炮！”人群中有人喊道。
许多人离开战场去寻找大炮。不久，大炮推来了，但都是一些旧炮，有的还长满铁锈，象几百年前的古董。一时也没有炮手，有人自告奋勇地出来开炮，一个卖酒的肖恩居然当了炮手。这些旧炮好像也受了起义者高昂情绪感染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发出了轰鸡。一排排炮弹打在监狱的墙上，打得砖屑乱飞，烟雾弥漫。人们发出一阵欢呼。
但是，巴士底狱的墙实在太厚了，旧炮打出去的炮弹没有威力，根本无法打穿它。敌人的大炮倒是凶猛无比，起义者的伤亡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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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巴士底狱前聚集了数万起义者，可就是拿巴士底狱厚厚的围墙毫无办法。有人主张冲到墙边，把墙挖个洞装上火药，真的有几个勇敢者拿着工具，提着火药桶冲向墙边。塔楼里，士兵的子弹雨点般射了过来，眼看就要接近围墙的勇士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人们十分焦急。“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街垒里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
战场上一时沉寂下来，人们在等待着。

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终于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跟随而来。大炮发出了怒吼，一颗颗炮弹猛烈射向巴士底狱，围墙被轰塌了。守卫的士兵眼看大势已去，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
接着，起义者把巴士底狱完全拆毁，象征着封建罪恶的巴士底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为了纪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狱的伟大功绩，法国把7月14日，作为自己的国庆节

严重经济危机导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1931年，德国已经有了500多万失业者，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生活几乎全无着落，雇人的单位少得可怜。无论是保守党、社民党，还是共，都只知道在议会和刊物上互相批评，“主义”提了一大堆，但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都拿不出来。
纳粹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别人争辩理论的它，此时几乎被建成了一个大公司，党员们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产自救的活动中去:有搞市场情报的，有搞推销的，有搞组织的，有搞运输的，有搞培训的，有搞财会的，对穷人们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简直和宗~教组织或红十字会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们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工人们不领工资－反正此时马克的价值同废纸一样－而是领大锅饭和一些实物补贴，比如衣服、工具之类，还负责介绍福利住宅。
对劳苦大众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啊！负责发放大锅饭的纳粹党员一边往穷人们的碗里倒土豆、面包和副食，一边淳淳善诱地对他们说:“您瞅，咱们这国家披山带河，沃野千里，要物资有物资，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照单全收过。可说起这经济，咱就能搞成现在这样子呢？还不是因为当权的都被帝国主义收买了，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的，其实个个不都是卖国贼的走狗爪牙吗？这些混帐王八蛋全都是德国人民的公敌！啥时候咱们希特勒主席上台了，啥时候咱们这苦日子才能有盼头哇！”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万工农群众对他们的再生父母－纳粹党感激不尽的泪水中，1932年德国总理大选的胜负就已经很清楚了。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此时，德国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吓人，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莱茵河西岸地区虽然已被盟军在1930年6月归还，但却百废待兴；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而且，纳粹党的执政还有些先天不足，因为它并不拥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这些都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在执政的第一年里，希特勒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反对党被不违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缔了，莱茵河西岸重工业区的工厂相继恢复了正常运转，德国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权。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大部分德国人民对反对党和工会的消失都并不反对，甚至很赞成。魏玛共和国的14年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场丧权辱国的灾难，人民生活水准比一战前的帝国时期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对这个民~主政体及其政党并无好感；旧工会连起码的就业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争取不到，更遑论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数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以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亲手设计和主持下，人类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绝后的伟大经济奇迹开始了。
自1928年起，各种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就已经纷纷出台了，但总是因为政~府财政困难而作罢。希特勒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但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因为德国人当时穷得叮当响，连能否保住饭碗都有问题，根本没钱买汽车。但希特勒还是决定拉紧裤腰带来加以支持，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必须先有路，然后才能有汽车，不然汽车就是造出来也没地方开。何况高速公路可以创造大批就业机会，而高失业率又使得当时德国人的工资低廉，降低了建筑成本。所以他力排众议，跑遍全国各地，喊了许多口号，四处为工程剪彩、奠基。有的时候，口号比钱还管用，德国人民真的不计报酬，不讲待遇地跟着他们的领~袖，以军事化的纪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Fuehrer(领~袖):这个词一直被错误地翻译成“元首”。这是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为一身的希特勒给自己取的新称呼，目的就是贴近群众，不要像“主席”或“总统”那样，显得太贵族化。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实在出色:1933、1934、1935，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
在这三年内，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无疑远远超过了100%－当然这也得益于大量旧工厂重新开工，世界经济复苏等客观因素，而德国国民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监狱的那些犹太人和反对派以外。更加惊人的是，希特勒实际上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决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工资上涨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阶层不久就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他们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了。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工人，三年前还在下岗，为了每小时工资只够买一块面包的临时工岗位，你和你的左邻右舍争得头破血流。而三年之后，你却坐着豪华游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阳光假日去了。工薪阶级有权并有钱出国度假，这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英国没有，美国没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纳粹德国就有。
随着长达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还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种造车厂、修车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众汽车”公司。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在比较飞机和飞艇之间的优劣，以决定他下一个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应该叫做“大众飞机”，还是“大众飞艇”呢。当然，希特勒热衷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积累实力。他曾经说过:“人民需要度假，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坚定的精神状态。”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带着秦始皇“帝万世”的豪情壮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
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
和大部分独~裁者一样，希特勒对艺术特别地关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建筑工程师，谁要想否定这一点，倒还不如去致力于否定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才能，后者显然会容易些。似乎直到当了总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台了，我就去当工程师！”除了交通方面的建筑以外，他还亲身参加设计了许多的社会、体育、文艺场馆和水利设施－决不限于题个词，剪个彩，听听报告，拍个桌子之类的，而是真正的研究图纸，分析数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直至二战结束为止，大部分他参预设计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罗陀大坝，目的是排干整个地中海，化碧波千里为万顷良田(另外，这样英美的潜水艇也就进不来了)；不列颠大桥，现在这个计划已经由海底隧道多所取代；以全盛时期的巴比伦和雅典为范本，重建整个柏林城，把它造成日耳曼尼亚(他按拉丁语给德意志起的新名字)的新首都，它将比罗马、巴黎、莫斯科和伦敦更辉煌，更壮观……即便是当时已经完工的建筑，在二战后也大都被盟军用炸药彻底铲除，只有几个文艺场馆，因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得以幸存。
希特勒的艺术口味是相当保守的，或者说，是相当古典的。当时，抽象派艺术已经风靡整个欧洲，而希特勒对此极其反感，他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黑鬼化”的艺术，矛头直指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后者的艺术和政~治思想都与纳粹背道而驰。希特勒看到当时的艺术有严重的抽象化、暴力化、色情化的倾向，所以呼吁艺术界以希腊、罗马为准则，进行第二次古典文艺复兴。对于那些还顽固不化，坚持“黑鬼化”下去的艺术家，希特勒说:“他们的作品是Mist(德语，即英语中的？？？？，中文我想就不用翻译了吧)，应该被扔到Mist应该去的地方去。”历史证明，政~治家对艺术过分关心，往往既是艺术的不幸，也是政~治家的不幸。但以我个人的看法，希特勒当年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意见并没有错。二战后，世界艺术与东西方的古典艺术完全背道而驰，即便不说是“黑鬼化”，至少也也严重“非洲化”了(当然，你要是觉得黑人快板、南美裸舞，以及画展里满眼丰满的乳房和臀部比起达芬奇、莫扎特来是进步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就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德国电影界迎来了它不仅空前，而且很可能也绝后的辉煌时期。德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几位导演都在这个时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们发明的许多拍摄技法好莱坞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为纳粹党拍摄的几部记录片堪称经典，开创了大场面电影的先河。希特勒本人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也当数他为纳粹党设计的旗帜和制服。象征社会主义的红色，象征民族主义的白色，还有那醒目的钩形图案，在党旗上如此和谐地凝聚在一起，让人一见便终身不忘。灰黑色的头盔、大衣、长筒靴和粗皮带组合起来，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威压感，让敌人一见便胆战心惊。没有艺术造诣的人，就像中国的汽车外形设计师，是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独特的创意的。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宣传的盛大舞台。那是一届高科技的奥运会，场面前所未有的壮观。这次演出的高潮其实在揭幕式上就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外国运动员－其中包括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波兰人……这些德国未来死敌的运动员们，集体向观众席上的希特勒和纳粹官员们行举臂礼。它也同样是希特勒的独创，在当时的欧洲被看作极其时髦的礼仪。纳粹德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制作的纪录片，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杰作之一。
尽管德国运动员在田径场上输给杰西·欧文斯让希特勒很不愉快，他拒绝和这个美国黑人握手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官方抗议，但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第11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已经令德国人民对本民族和希特勒政~府的信心空前高涨，同一个声音在全德国各地响起:“Heil，Hitler！”(赞美你，希特勒！)如果他在此时突然意外去世的话，必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流芳千古。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1937年，希特勒在视察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时，突然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看着吧，德国经济很快就能达到足以支撑战争的规模了！”

经济崩溃导致苏联解体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56.2%，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作者:[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明帝国的经济危机引发李自成等农民军大起义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注1]。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注2]；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注3]。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当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注5]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但？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即使明帝国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那农民肯定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实在太轻了。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共产主义”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泪痕敢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的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的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的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如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的地租会是这样小的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注4]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的明帝国是一个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的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呢？这最保守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的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是真的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帝国的皇帝无论表现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的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的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的20%以上；农民留有这样份额，再辅助以全家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副业、零工，才能保证生存）。地租、赋税通常不会超越这种极限的，如果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就意味着要损坏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当然了，当地租、赋税加起来接近这种极限之后；那赋税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地主阶级想维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额、农民阶级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从阶级利斗争的角度去看，帝国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响彻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也威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支持下，这种声音才会响彻天空。
为什么泪痕要如此说呢？因为，反对帝国政府加税的声音响彻天空；但比这更危及农民生存的高额地租，但显然比赋税数量大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额地租，却显然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永远也成不了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他是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永远不会在当时成为主流。
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以会响彻天空；那是因为帝国政府已彻底官僚化了；官员们遇事都是大说漂亮话，就是不干一点实事。我们首先必须得清楚，帝国政府为什么要加税；那是因为帝国政府财政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帝国政府的军队已开始成天欠饷了，在外敌日益强大、并开始蚕食帝国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恢复从前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清除军事系统内部的贪污、腐败。但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呢？谁敢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一切呢？显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自然没有这种人才，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中，也不会有这种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国军队成天欠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皇帝听到反对加饷的话，通常反应是非常讨厌；因为这种漂亮话谁都会说；问题是，帝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做为官员如何不顾这个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说漂亮话有意思吗？
所谓皇帝拿出私房钱，就能解决帝国军事系统存在的问题；那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且不说明帝国灭亡后，崇祯皇帝绝不可能有三千多万两的私房钱，就算他真有这样一大笔私房钱，拿出来就真的能挽救帝国的命运吗？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笔银子是多么大一笔数字；3000万两银子，按一石米0.7两银子，能买多少米呢？大约能买不到4286万石米；这些米推在7亿亩田地中，一亩地平均多少斤米呢？总共不到12斤米罢了！如果把这些银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无非是每亩少征收0.7斤米罢了。（我们只想知道，随便拉出一个地主所收的地租，会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就这样一个数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国的灭亡。
帝国经济的大窟窿，绝不是这样一个小的数字可以补上的！
不要说皇帝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银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对帝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车薪。人们之所以肆意夸大这笔银子的数量，及其作用；无非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在英雄史观中，历史的变迁好象就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但实际上历史哪有这样简单！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他出现在历史大潮流之中时，他也是渺小之极的；历史的变迁是受各种利益群体搏奕的合力推动的！
我们许多人在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厉害；好象某笔区区几百万两、或一千多万两银子（三饷）的何去何从，就是导致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某笔区区几百万两银子的何去何从，实在意义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显然是一个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的经济物资流出了帝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无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额，与明初相比；那实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国的经济资源的50%、60%以上都通过这种渠道流向地主阶级手中； 这笔经济资源是帝国政府无力支配的；这笔经济资源也是普遍百姓无福享用的。仅此就已够可怕了，更主要的是这笔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走向了帝国政府、社会的反面；地主阶级利用这样庞大的经济实力，更肆无忌惮的继续侵蚀帝国社会、政府所剩的、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于是帝国经济危机遂越来越无法挽回。
这才是帝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那13年间；帝国政府所加的辽饷，最多时只是五百二十万两，平均一亩地加9厘银子罢了；这九厘银子按当时物价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两银子），能买现在不到2.5市斤米。
从崇祯3年到崇祯10年，辽饷一共加到650万两；[注1]一亩地平均加银一分二厘罢了；这一分二厘银子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多少斤米呢？大约是3.2斤吧！
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剿饷、练饷。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饷，征收于崇祯10年，一年二百八十万两。在崇祯十二年时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12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所谓三饷，就是在帝国征收最穷凶极恶之时（那时帝国已乱得一蹋糊涂了）；也无非是每亩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罢了（大约折合当时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仍然是以米价7钱银子计算的，事实上当时米价哪有这么低的？当然了，这也是以帝国政府能够足额征收而言的，事实上帝国政府当时哪还有这种本事呢？
做为一帝国，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国政府一年一亩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万两白银)、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万两白银）？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一切，那也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多收这几斤米，就足以成为帝国灭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远高于这种数额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个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祯9年，他向皇帝上书说现在社会的财富都到了少数有钱人家里（在小农帝国中，当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种种法令让他们拿出钱来，那帝国的财政危机马上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论调，一下子把地主阶级给打晕了；这种论调竟然会出现在帝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不要造反吗？
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妖言惑众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东林一系的钱士升更是激动的大呼小叫，好象这种论调敢出现，真是国将不国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家伙抓进牢里、或是砍了头，那帝国就会要大乱了。[注3]
虽然是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对于李琎那种可以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言论也是深以为然的。但皇帝终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实在不敢采用李琎这种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
李琎还算幸运，他这种妖言惑众；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恐怕最次也得抓进大牢里面，会不会被杀头，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清流士大夫给他上纲上线定的罪是:“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明史、钱士升传》）
但李琎有幸遇见了残暴的崇祯皇帝、著名的奸臣温体仁；事实上只有残暴的皇帝、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才会想法保护这种死有余辜的狂徒。当然了，皇帝与温体仁也绝不敢公然说李琎这种妖言惑众无罪（如果这种公然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论都无罪，那发表什么言论才算有罪呢？），皇帝与温体仁只是说如果惩罚进言者，那以后谁还敢进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认可这种言论，他们也只有把这种认可压在心底；谁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这种言论。至于普通的官员、百姓谁敢发表这种言论、公然支持这种言论，那肯定是不想在社会里混了。
一个人想非议皇帝，说皇帝应该拿出私房钱，说皇帝贪财好色弄得国将不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皇帝实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样了，这以后也是你在政坛继续混的资本。但你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的利益，后果一定很严重。
对皇帝的利益扩张（收取矿税），你如果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级、免你的官、甚至让你进监狱。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支持你；这种东西通常总会转化成无形的政治财富。
但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张（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是皇帝非常认可你、欣赏你，你也注定是要进监狱的，因为你这种言论是注定要得罪整个上流社会的。区区一个皇帝，哪敢为你去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呢？
你别看所谓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极的样子，但他们、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是“躬耕于南阳”的？有几个不是靠地租相关的东西维持体面生活的？至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地主恶霸就更别说了。你说日益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地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谁会支持你呢？
泪痕也非常相信钱士升的观点；因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观点，那帝国恐怕真国将不国了。这个帝国不过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罢了；如果帝国、还有皇帝敢站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那崇祯皇帝他真是不想继续往下混了！
在经济上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威胁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李琎那种异端邪说），在当时主流社会中永远也没有敢响应；甚至有人敢表达这种思想，所谓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东林一系的钱士升对李琎反应更是激烈异常，他认为应该马上把李琎关时监狱去。
而对地主阶级利益构成帮助的思想（比如反对帝国政府加税、让皇帝拿出私房钱）永远会在社会中上响彻天地；因为这种思想，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与赋税的竞争中，对地租继续保持、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打着为帝国百姓利益的旗号。
但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帝国的赋税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会原地踏步不增长，甚至会适当减少呢？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当童话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帝国政府赋税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扩张的空间；即使政府的赋税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因为地租的扩张继续缩小。
既然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年头，在政府横征暴敛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泪痕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他家田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注1]。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从理论上，帝国政府加税，并不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帝国政府加一千万两白银，也无非是向每亩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罢了。如果增加这么点税收，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也实在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而且如果多收这么点赋税，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的威胁，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这高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从理论上讲，帝国政府加税，只有向田地加税罢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阶级手中；这种税只地使地主阶级利益受到点损失罢了，这种加税法，还会使地主阶级扩张的脚步放慢呢！杨嗣昌在大谈加税时，大约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注4]但利益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有句老话早就说尽了，羊毛他永远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注5]
但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监督政府方面，绝不是封闭、孤立、分散的小农阶级可以比拟的！所以劳资之间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而无产阶级利益被压榨到近于极限也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
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显然实在太难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缓和。虽然在农民利益高额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边缘；但他们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可能缓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敢把地主阶级高额的地租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把一切矛头指向了帝国政府，把帝国皇帝的私房钱、帝国政府加的税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帝国的税不加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帝国财政的大窟窿，是明摆着存在的；而不加税却显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至少所谓的“阉党”、东林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补上这个大窟窿。
而且帝国不加税，是不是地租数额就会停在原地不前进、甚至减少呢？显然是不会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数额就不会原地踏步，更别说指望他减少了。既然如此，一个劲的反对帝国加税；有什么意义呢？他真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吗？
至于皇帝的私房钱，我们在第一节中也论证过；这笔钱即使真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大（3700万两白银），但它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的。
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不敢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为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越来越充满整个帝国。他们只有从此之外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当然了，把这矛头他们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所有强势群体的联合体）。
我们习惯性认为，帝国吏治的败坏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国的吏治为什么地败坏呢？当然了，最简单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归于官员们的道德；但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永远不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因为唯物物史观不是有句名言吗，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 路易十四

说起凡尔赛宫，人人都会想到它的主人路易十四。尽管在他之后还有几位皇帝住过这里，时间也过去了两百多年，但路易十四永远是凡尔赛宫永恒的主人。他骑着高头大马，站在高处迎来送往，他的雕像和画像不时在房间的墙或天顶上的油画中出现，还有他太阳神的标志无时不刻向人们宣告他的威严。这位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是法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他的长子 --- 5岁的小路易登上王位，由他的母亲安娜和红衣主教马萨林摄政。当时的法国十分动荡，巴黎时常发生动乱。路易十四先后两次因为投石党的叛乱而逃离巴黎，颠沛流离，吃了不少苦。1661年，马萨林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真正开始亲政，他的才能渐渐得以发挥。他大搞经济改革，大兴土木建设，在战场上英勇善战，颇得人心，创造了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路易十四刚刚开始亲政时，他住在巴黎的皇宫、卢浮宫或者杜乐丽宫，也曾试着在樊尚宫和圣日珥曼新宫长住，旅居枫丹白露宫。国王对这些宫殿权衡利弊，每个宫殿都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也督促进行了一些装修工程，但始终没有一个让他觉得特别舒适的宫殿。
另外，由于儿时不愉快的记忆，使路易十四产生将政治中心搬离巴黎的想法。他梦想建立一座独一无二的宫殿，将他周围的内阁大臣全部重新组合，达到其政权集中的目的。而这一切在卢浮宫和杜乐丽宫是 不可能达到的。1651年，当路易十四第一次来到凡尔赛，就对这里一见钟情，也只有这里这里才能满足他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凡尔赛宫。
1661年，凡尔赛宫的扩建工程在马萨林死后正式开始了。他的这一决定在群臣中引发了一些相当激烈的批评。西蒙爵士认为这将是个徒劳无益的工程，说这里风景凄凉，缺树少水，除了泥沙就是沼泽，空气也相当污浊。然而路易十四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向这个工程中投入了一百多万磅。
子爵府的建筑师路易斯·勒沃承担了这项工程；夏尔-艾尔拉德和诺埃尔-克易贝尔负责套间的装饰；勒诺特则整理花园和动物园。在整个建造过程中，路易十四对艺术家们十分重视，给予他们丰厚的薪水，让他们的艺术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当时，园内绿树成荫的凡尔赛宫只是一个娱乐性的住所，卢浮宫才是正式的皇宫。但国王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凡尔赛。在一封保留下来的信中，科尔伯抱怨路易十四抛弃了卢浮宫:""陛下在凡尔赛宫投入大笔的资金，完全遗忘了卢甚至是日常行为也套上神圣的光环，例如，大小起床仪式、大小就寝仪式，就连皇后的生育过程也是公开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栅栏后面观看这一切，得以参加的贵族也就将此看作一种荣耀。路易十四一周三次在套间内集会，从19点到22点，受邀大臣们可以来套间享受各种娱乐。即使国王过来，也不必停下向他致敬。得到来自国王的邀请函是无比的光荣，尽管贵族们必须为购置服装负担昂贵的费用。据说路易十四一进入大厅就可以看出谁在场，谁缺席，所以如果贵浮宫这座公认的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可叹啊，伟大的国王拘束在凡尔赛的方寸之地上"
在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终于达到了他专制统治的目的。路易十四的执政是典型的欧洲君主专政制度。他将整个法国的官僚机构紧紧地稳在他周围，尤其是那些好战的贵族和潜在的反抗分子，让他们忠于国家，忠于国王。路易十四在孩提时候就感受到贵族投石党暴动的危险，他希望能维护皇室政权及其成员。他将贵族变成他宫廷中的一员，大大地消弱他们作为地方官的实质性权力，压下了他们的骄傲自负。这些手段包括:
用各种荣誉、头衔和年金将贵族们召集到宫中来；
向他们提供城堡最好的房间；
设立一系列复杂严格的西班牙式宫廷礼仪将贵族们分为各个等级。
要求他们随伺君王左右。

国王将他的各种行为，族们想博得国王的欢心，就必须天天在场，还要忙于在国王面前争风吃醋，哪里还有时间去管理地方，也就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于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路易十四手中，他为政勤勉，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虽然他善于选择亲信大臣负责财政军事，但他们最终不过是执行王命的传声筒罢了。在他的统治下，没有首相，也不开三级会议，甚至还取消了高级法院对国王大赦的指摘权。他的至理名言就是"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在舞蹈上颇有天分，不但在巴黎创立的了世界上第一所皇家舞蹈学校，他自己还出任芭蕾舞剧的主角。从十三岁开始登台演出，一直到30岁才因为体重关系退出舞台。在这个时期，三位著名的艺术大师吕厉利、莫里哀和博尚负责芭蕾艺术的创作和演出，芭蕾也就是此时形成了其独特的舞蹈动作体系。国王也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给予了资助，法国科学院、法国建筑学院和法国戏剧院先后成立，艺术家、文学家层出不穷，除了上面提到的莫里哀，还有戏剧家拉辛、集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与一身的笛卡尔、寓言家拉封丹等等。
路易十四信奉重商主义，所以在法国积累了许多贵重金属。这也是法国干预经济生活的开端。国家兴办大规模的手工共产，并拨给巨额津贴，配备先进的设备。路易十四还修建公路，改善河道，奖励工农业生产，市场得到了极大发展。
仗着法国强大的军队和几位叱咤风云的将军，路易十四在其统治期间发动了四次较大的战争:1667年至1668年，同西班牙的遗产继承战；1672年至1678年同荷兰的战争；1688年至1697与奥地利皇帝为首的奥格斯堡同盟的九年战争以及1702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继承权战争，另外法国也参与了西欧国家掠夺海外殖民地的竞争，在印度、路易斯安娜、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扩大殖民地侵略。 1685年，路易十四还颁布了"黑法"，允许在法国所有的殖民地贩卖奴隶。
路易十四坚信一个国家的宗教应该绝对统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1598年颁布的宽容的南特赦令被路易十四完全推翻。他对新教教徒施加压力，摧毁胡格诺派的教堂，关闭新教的学校，许多胡格诺派教徒不得不逃到国外。
路易十四在其统治期间扩大了法国的疆土，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17、18世纪，法语是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就连18世纪的俄罗斯上层贵族说法语也多于说俄语。而与此同时，由于常年征战，法国负债累累，路易十四又大肆修建凡尔赛，每年几乎一半的税收用于凡尔赛的日常开销，平民百姓在苛捐杂税压迫下生活非常贫困。在临终前，路易十四也告诫后来的路易十五，要尽可能地避免战争。有历史学家认为后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1715年9月1日早上八点，照耀了欧洲半个多世纪的太阳陨落了。路易十四77年的生命当中，有72年统治着法国，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几乎亏空殆尽的国库。他的死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完结，伏尔泰称之为是伟大的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同他第一位皇后，西班牙公主玛丽-黛莱丝，育有三男三女。皇后去世后，又与孟脱侬女伯爵弗朗索瓦丝·徳·奧比尼结婚，又有了四男二女。此外，他还有三个私生子和一个私生女。但由于路易十四的寿命比他的儿子和孙子都要长，最后继承他皇位的是他的曾孙子，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五。
至于路易十四的真实形像，我们有他各个年龄时的画像。有人说他高大俊美，也有人说他其实非常矮小，不得不穿上高跟鞋。究竟如何，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只能凭借他的画像和相关电影发挥想象了。

18世纪欧洲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1756～1763年间，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英国与法国，以及普鲁士的侵略政策与奥地利和俄国的国际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
战前形势
七年战争前夕，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正酝酿着新的大变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英法矛盾。英国从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70年代先后打败西班牙和荷兰，它同剩下的唯一强大对手法国的矛盾迅速上升，两强决战在所难免。其次是普奥矛盾。自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一系列独立的诸侯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最为强大，它们都想成为德意志诸侯国中的霸主，同时由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领地西里西亚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被普鲁士占领，两国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再次是俄普矛盾。沙皇俄国在18世纪初叶打败瑞典而成为欧洲强国之后，继续推行西进和南下扩张政策，并把目标首先指向东普鲁士。普鲁士的日益强大和对外扩张，构成了俄国西进的阻力，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在上述背景下，各国都积极争取盟国，孤立对手，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展开尖锐而复杂的外交斗争。
其中，英国的目的是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垄断整个制海权；普鲁土企图吞并萨克森，变波兰为自己的附属国，奥地利企图削弱争夺中欧霸权的对手普鲁士，收复1740年被侵占的西里西亚，法国则力图吞并英国国王在欧洲的世袭领地汉诺威，保护法国在美洲和东印度的殖民地，遏制普鲁士的势力，瑞典试图夺取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俄国力图阻止普鲁士东侵，并扩大自己在西方的领地。各种矛盾和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两个对立同盟的建立:—方是汉诺威、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和其它一些德意志诸侯国参加的英普同盟，另一方是由瑞典，萨克森和加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国组成的法奥俄同盟。
战争简单经过
1756年奥地利为夺回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被普鲁士夺占的西里西亚，准备发动对普战争，便与法国结盟。俄国、萨克森、瑞典和西班牙先后参加，结成交战国的一方。英国为与法国争夺殖民地，需要普鲁士在欧洲牵制法国，遂率英王领地汉诺威选帝侯国，同普鲁士结盟，结成交战国的另一方。在欧洲，普鲁士在英国的援助下，派遣7万大军，于1756年8月进攻萨克森，旋败奥军，迫使萨克森投降。次年5月，俄军攻入东普鲁士，普军败绩。1757年11月普军在罗斯巴赫打败法奥联军，继之在洛伊滕再败奥军，奥军损失2.2万人。1759年，俄奥联军在库纳斯多夫重创普军，普军损失惨重，投入的4.8万人，最后只剩下3000人。同年英军突袭法国基伯龙湾，消灭大批法军。1760年10月俄奥联军占领柏林。1762年初俄国彼得三世(1762.1～1762.7在位)即位，同年5月与普媾和，退出反普联盟，战局改观。最后，普军击退法奥联军，取得胜利。1763年2月15日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签订《胡贝图斯堡条约》，欧洲战事结束。
与此同时，英法在美洲、印度等地继续争夺殖民地。在美洲，1759年英军占领魁北克。1760年英军占领蒙特利尔，完全征服加拿大。在印度，1757年在普拉西战役中，英军打败亲法的孟加拉的那瓦布。至1761年，英国完全取代法国，处于绝对优势。法国只保留几个贸易据点。在西非，英军占领塞内加尔的戈雷岛。在西印度群岛，英军击溃法西联军，占领马提尼克、格林纳达和圣卢西亚诸岛。法国被迫媾和，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订《巴黎条约》，欧洲以外战事结束。
战争详细经过
战争以普鲁士进犯萨克森为开端。1756年8月28日，普鲁土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军队(9.5万人)突然侵入萨克森，包围了萨克森军队(1.8万人)，迫使该部于10月15日投降。在1757年的战局中，腓特烈二世利用法奥俄同盟步调不一致(法国于春天开始战斗行动，而俄国于夏天才开始行动)，以及军队(30余万人)展开缓慢的弱点，首先对奥开战。普军(19.2万人)从四面对布拉格展开向心进攻。5月6日，普军击败布劳恩元帅指挥的6万奥军，并将其围困在布拉格。但是，前来增援的奥军道恩元帅所部(5万余人)于6月18日在科林附近击溃了普军，迫使普军放弃捷克。4月，德·埃斯特列元帅所率的法军(7万人)占领了黑森—卡塞尔，在克洛斯捷尔—采文附近击败汉诺威军队(3万人)，并攻占了汉诺威。苏比兹亲王指挥的法军(5.7万人)于8月兵临埃森纳赫，威逼普鲁士。腓特烈二世调动主力迎击法军，11月5日在罗斯巴赫战役(1757)中大破法军。随后，他又将兵力(4万人)迅速转移到西里西亚。当时，奥军道恩部在西里西亚包围了施韦德尼茨，并占领了布雷斯劳(韦罗茨瓦夫)。12月5日在洛依滕交战中，奥军也被腓特烈二世击败。与进攻东普鲁土的俄军(7万人)作战的是莱瓦尔德元帅指挥的普军(3万人)。7月5日，阿普拉克辛元帅指挥下的部分俄军(2.4万人)在波罗的海舰队支援下攻占了梅梅尔(克莱佩达)，蒂尔西特(苏维埃茨克)、贡宾嫩(古谢夫)和因斯特堡(切尔尼亚霍夫斯克)。8月30日，俄军在大耶格尔斯多夫附近的交战中击溃莱瓦尔德部，打通了进入东普鲁士的道路(参见大耶格尔斯多夫战役)。但是，阿普拉克辛认为，腓特烈二世的追随者彼得三世不久将成为俄国皇帝(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患病)，遂命令部队撤回梅梅尔。为此，他被女皇送交法庭审判，其职务由费尔莫尔将军接替。瑞军(2.3万人)于9月向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什切青)进攻，但在俄军撤回梅梅尔后，也撤到施特拉尔松。这样，普军在1757年战局中获胜。
在1758年的战局中，反普同盟出动军队达31.6万人，而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只有14.5万人。反普同盟虽拥有两倍以上的优势兵力，但因步调不一致、相互不配合， 而未能发挥其作用。1757年12月在东普鲁土展开进攻的俄军于1758年1月占领了东普鲁士，并把它划为俄国属地。1758年夏，俄军(5.8万人)包围了屈斯特林(科斯琴)。奥地利由于担心俄国取胜，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采取消极防御，而法国在黑森—卡塞尔和汉诺威也是这样。腓特烈二世集中兵力，企图一一击破奥俄这两个主要敌人，遂从西里西亚侵入捷克，包围了奥尔米茨(奥洛穆茨)。但当他获悉屈斯特林被围后，又把主力调往屈斯特林作战。8月25日的措恩多夫血战，双方未分胜负。普军退向屈斯特林。俄军退向兰茨贝格，从那里转到波美拉尼亚，然后随着冬季酌来临又撤退到维斯瓦河以东。
1759年初，反普同盟军队已达35.2万人，英普同盟军队约有22.2万人。俄国在1759年战局中的计划，是将军队集结于波兹南地区，以便随后开往奥得河与奥军会师。4月，4万俄军(自6月30日起，由有才略的萨尔特科夫将军指挥)向奥得河推进。韦德尔将军指挥的普军(3万人)企图阻截俄军，但7月23日在帕尔齐希战役(1759)中被俄军击溃。萨尔特科夫在克罗森地区与劳东的奥地利军(1.8万人)会合，并在占领法兰克福(奥得河畔)后，建议道恩一起进攻柏林。道思拒绝了这一建议，而力图把军事行动转向西里西亚。腓特烈二世决定抵挡萨尔特科夫对柏林的进攻。8月12日，在库讷斯多夫的交战中，普军(4.8万人)遭到失败(参见库讷斯多夫战役)。但是，由于奥军统帅部的过失，攻克普鲁土首都柏林从而结束战争这个业已展现的可能性未能成为现实。俄军撤到维斯瓦河以东。在西线，法国联军进行了保卫黑森—卡塞尔的战斗和汉诺威的战斗，在汉诺威，8月1日明登要塞被围时遭到失败。因此，尽管俄军取得了辉煌胜利，1759年的战局并未取得重大战果，这是奥地利奉行的政策造成的，奥地利害怕普鲁士被彻底打垮而使俄国势力得到加强。在1759年的战局中，反普同盟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法国反对东普鲁土归属俄国，而准备与英国签订和约，但和谈以失败告终。
1760年，腓特烈二世费尽力气才使兵力增加到10—12万人。反普同盟的军队为22万人。同盟国计划采取协同行动:俄奥军在西里西亚，帝国军在萨克森，法军则对付汉诺威。腓特烈二世为掩护自己的补给线和军需库而转入了防御。俄军和奥军在敌交通线上作战，企图迫使普军放弃其占领的要塞和城市。由于道思逃避了协同行动，萨尔特科夫把俄军主力调往波美拉尼亚，而派遣部分兵力袭击柏林。结果，切尔内绍夫将军率领的俄军(2.3万人)于10月9日占领柏林。但是，由于腓特烈二世率领7万普军在向柏林接近，切尔内绍夫军在摧毁敌军需库和其它军事设施后，便撤出柏林，与在法兰克福地区作战的俄军主力会合。1760年的战局以双方局势都未发生根本变化而结束。
1761年战局中，12月16日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鲁缅采夫将军指挥的俄军在波罗的海舰队的配合下，攻占了普鲁士的坚固要塞科尔贝格(见科沃布热格)。布图尔林元帅(接替染病的萨尔特科夫)统率的俄军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后，与瑞军建立了联系，以便共同从北面对柏林实施突击。在1761年的战局中，普鲁土丧失了南西里西亚，被切断同波兰(普鲁土的粮食供给地)和波罗的海的联系。普鲁士已陷入困境。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1762年1月5日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病死，腓特烈二世的追随者彼得三世即位，使俄国退出战争，并且把俄军占领的全部土地归还给普鲁士。此后，在5月5日同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从而拯救了普鲁士，使其免于彻底覆灭。继俄国之后，瑞典也于1762年5月22日退出战争。
在1762年的战局中，普军在俄国切尔内绍夫军(临时编入普军)的援助下，把奥军逐出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并在弗赖堡附近的交战(1762.10)中战胜了帝国军队。但是，战争已把交战各方拖得精墟力竭，因此，普法于11月3日签订初步和约，普奥于11月24日订立停战协定。
七年战争里发生的战役
1756年5月20日—梅诺卡战役
1756年10月1日—罗布西茨战役
1757年4月21日—莱亨堡战役
1757年5月6日—布拉格战役
1757年6月18日—科林战役
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战役
1757年7月26日—Battle of Hastenbeck
1757年8月3日-8月6日—Battle of Fort William Henry
1757年8月30日—大耶格尔斯多夫战役
1757年9月7日—Battle of Moys
1757年11月5日—罗斯巴赫会战
1757年11月22日—布雷斯劳战役
1757年12月5日—洛伊滕会战
1758年4月29日—古德洛尔战役
1758年6月30日—Battle of Domstadtl
1758年7月7日-7月8日—卡里永战役
1758年8月3日—尼加巴丹战役
1758年8月25日—曹恩道夫战役
1758年10月14日—霍克齐战役
1759年4月13日—卑尔根战役
1759年7月23日—Battle of Kay
1759年8月1日—明登战役
1759年8月12日—库勒斯道夫战役
1759年8月19日—拉哥斯战役
1759年9月10日—本地治里战役
1759年9月13日—魁北克战役 亦称为亚伯拉罕平原战役
1759年9月25日—霍耶斯韦达战役
1759年11月20日—基伯龙湾战役
1759年11月21日—Battle of Maxen
1759年12月4日—迈森战役
1760年6月23日—兰茨胡特战役
1760年8月1日—瓦尔堡战役
1760年8月15日—李格尼茨战役
1760年11月3日—托尔高战役
1761年7月15日-7月16日—Battle of Villinghausen
1762年7月21日—博克施道夫战役
1762年7月23日—Second Battle of Lutterberg
1762年9月24日—马尼拉战役
1762年10月29日—弗赖堡战役
七年战争的影响
七年战争的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参战国家众多，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七年战争中，英国是在七年战争中最大的赢家，法国在《巴黎和约》中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整个印度撤出，只保留5个市镇，英国成为了海外殖民地霸主，迈向日不落帝国的传奇。但英国将这次的大帝国战争（法国-印第安战争）的战费转嫁在北美殖民地身上，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七年战争完后13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对德国而言，七年战争使得普鲁士崛起，正式成为英、法、奥、俄外的欧洲列强之一，但也使王国本土成为一片废墟。不过战后的腓特烈全力投入重建和平和经济的工作，普鲁士的地位变得稳定，而腓特烈亦因这场战事被冠而“军事天才”及“大帝”的荣誉。对法国来说，《巴黎和约》成为了其君主制时期的最屈辱的事件之一。 法国放弃了印度、加拿大、密西西比河西岸， 虽然仍然拥有密西西比河西面的纽奥良和瓜德罗普岛，但是这次失败标志著法国失去了新大陆。法国的对外策略黯然失败，声望也显著下落。这次战争亦使路易十五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并且在他死后成为了法国的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奥地利继上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再次不敌普鲁士，痛失了西里西亚这个富庶地。玛丽娅·特蕾西娅尔后一直对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二世有敌对情绪，并在晚年致力于反对瓜分波兰的战争和维护国际和平。俄国在七年战争中巩固了其在东欧的势力，并更趋于向西扩张，踊跃于瓜分波兰。俄国在战争后期的举动亦赢得了普鲁士的友谊。俄国名将鲁缅采夫亦在此战中成名。
此外，七年战争在军事学术上的主要影响是，暴露了以切断交通线为主目标的“机动战略”和呆板的线式战术的许多弊端，发展了野战歼敌的新的作战方法。

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1710年2月15日——1774年5月10日)，被称作被喜爱者 (法语:''le Bien-Aimé'')，作为法国国王在1715年至1774年期间执政。他神奇地延续着整个濒死的家庭，他执政的早期受到法国人民的喜爱。 但是，他无力改革法国君主制和他在欧洲绥靖政策，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并且在他死后成为了法国的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
路易十五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曾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的孙子勃艮第公爵。1712年，麻疹夺去了他父母和哥哥的性命，小路易也遭感染，但御医挽救了他的生命。路易十五很敬佩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称他为“我亲爱的国王爸爸”。太阳王去世前召见了他且给予其最后的忠告，即少战事，要做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温和国王，这令他非常感动。
路易十五5岁便登基，但奥尔良公爵菲利浦二世为当时的摄政王。1725年9月5日，他与21岁的波兰公主玛丽·蕾姗斯卡结婚，他们共育有10个子女。从1726年到1743年，是他执政期间最繁荣太平的一段时期。1734年，他有了第一个情妇德·玛奕，之后还有庞巴度夫人，巴莉夫人等。
路易十五执政后期，宫廷生活糜烂，路易十四时期的经济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小时候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疾病的折磨，1774年死于天花。
值得一提的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这位国王说的。这是关于他执政末期奢华暴虐的体现。
路易十五是法国历史上最具矛盾性格的国王。尽管史学家诬蔑了他很多，现代研究表示，他实际上对统治欧洲最大王国的任务是非常聪明和热忱的。他的优柔寡断，加上他了解他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他的内心的胆怯，都掩藏在一位专横国王的面具之后。在他统治期间造成了坏的结果。路易十五预见到19 世纪中产阶级浪漫主义的统治:虽然他以曾祖父路易十四为榜样，尽职地充当皇家国王的角色，实际上对于路易十五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远离盛典和仪式的私人生活。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他总渴望母性的存在。他设法获取妇女的亲密陪伴。这些使他备受诋毁，即使在过世后也没有停歇。
奇迹小子
1710年2月15日路易十五出生在凡尔赛宫，当时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是勃艮地公爵路易和玛丽-阿德莱德·德·萨瓦之子。玛丽-阿德莱德是一位非常活泼的女子，她深受是老国王路易十四的喜爱。并且这对年轻夫妇相互深爱（这在凡尔赛宫廷里是个相当异常的情况），这使老国王的宫廷恢复活力并成为了凡尔赛吸引力的中心。路易十五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布列塔尼公爵路易。勃艮地公爵是路易十四唯一的儿子伟大的王太子路易的长子。勃艮地公爵有二个弟弟: Berry公爵查理和很快成为腓力五世 (西班牙)的安久公爵腓力。 因而，在1710年，路易十四有大量男性后裔: 一个儿子， 三个孙子和二个长重孙。
但是，戏剧化的事件改变了皇家的结构。在1700年，安久公爵继承祖母（路易十四的妻子，西班牙公主）的王冠，成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在随后的西班牙连续战争中，腓力不得不须放弃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英国不愿意看到将来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与法国被团结在一位唯一国王之下。腓力权力的放弃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路易十四有许多其它男性后裔。但是，在1711年4月伟大的王太子突然死了，勃艮地公爵成为了王位继承人。然后一年后，精力充沛和活泼的玛丽-阿德莱德患了天花(或麻疹) 并在1712年2月12日去世，这使老国王路易十四非常沮丧。勃艮地公爵极度悲痛于爱妻的死亡，一个星期之内死于同样的疾病。在勃艮地公爵死亡的一个星期之内，显然这对夫妇的二个孩子也被病毒感染。长子布列塔尼公爵，虽然医生一再的对其进行放血治疗，但他还是在1712年3月8日过世。他的弟弟路易十五被他的家庭女教师 Madame de Ventadour保护，她坚决地禁止医生对这个年幼孩子的放血治疗并在他的病症期间亲自照看。最后1714年Berry公爵，伟大王太子的第二个儿子也过世了。
因为在三年内路易十四失去了四个男性后裔，王朝的命运现在取决于一个四岁的男孩的生命。如果男孩死了，王位会传递到路易十四的侄子，伟大王太子的首位表兄腓力二世 (奥尔良)。 但是极有可能腓力五世会谴责条约凭什么逼迫他放弃了法国王位，并且将必然导致一场主要欧洲战争和法国内战。年轻的四岁男孩肩上的重任非常明确，并且他的生命在每一分钟都仔细监护。而且，这个年轻男孩现在是一个孤儿，没有活着的兄弟姐妹，没有伯父或伯母(除了从未见面的在马德里的腓力五世)，并且没有第一代表兄(除了那些在马德里的)。这个家族背景塑造了以后许多国王的性格。
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
1715年8月，路易十四死于坏疽。在8月26日他叫他的五岁的重孙子路易对他的床边对他说了以下著名的话:“我的孩子，你将成为是一位了不起的国王。不要象我一样喜欢建筑和战争。相反，设法与你的邻居和平相处。给上帝你所应该给的。 总是遵循好的建议。设法免除人民的痛苦，而这正是我所没能做到的。”六天以后，统治了法国超过70年的人死了，并且路易十五立刻成为了法国的新国王。
由于怀疑他的侄子腓力二世 (奥尔良)，路易十四任命他的私生子缅因公爵路易作为年轻的路易十五的摄政者。但是，在9月2日，在国王死亡的一天后，巴黎的“最高法院”公布摄政权，腓力和议会做了一笔交易，授予他们否决皇家法令的权力，这些权力是被路易十四所收回的。腓力当时41岁，由“高法院”正式地任命为摄政者，圣徒西蒙详细记录了法院的“政变”摄政者做出象征性决定调迁政府到巴黎，并且遣散在凡尔赛的法院。
摄政者在巴黎的宫殿大皇宫(Palais Royal)里处理国事。年轻的路易十五被转移到位于巴黎东边7公里的万森讷森林里的中世纪万森讷城堡的寄居地，那里的空气被认为比在巴黎的卫生和健康。在以后摄政期间他被转移到巴黎中心靠近巴黎皇室的图勒利宫。
在1717年，七岁的国王与他的家庭女教师Madame de Ventadour分开，由负责他的教育的缅因公爵照看，在André-Hercule de Fleury (以后成为弗勒里红衣主教)的协助下，辅导年轻国王。Duke Villeroi 管理年轻的国王。Villeroi公爵是一个年老和自负的朝臣，他爱显示他的学生有礼和天分。年轻的国王在没有穷尽的公开仪式期间必须学会掩藏他的感觉和他的天生的胆怯。他在公众面前的一生显露了冷淡的态度和权威的气质，同时也喜欢为私有的空间和亲密的圈子——简而言之是一种接近私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他的家庭教师弗勒里与有名的教授譬如地理学家Guillaume Delisle一起给了他优秀教育。路易十五有一种极端好奇和虚心的个性。他是一个有折衷口味的热心读者。人的启蒙时期，喜欢科学和新技术。他推动了在法国大学创建物理部门(1769年) 和机械部(1773年)。弗勒里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并且象国王一样神秘而又和蔼可亲，路易深深地敬佩他，并且他对国王以后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在摄政期间摄政者腓力，向路易十四执政时期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二阶层 (贵族) 寻求支持。他建立了所谓polysynody (1715年 9月15日)，允许贵族参加政府。他在1717年结束了与大英帝国的三方联盟。该联盟阻止腓力五世在路易十五死后继承王位。面对在政府事务中贵族统治的经验的安全不足，摄政者恢复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政府的国王统治，并且在1718年恢复了国家秘书。 Cardinal Dubois得到摄政者的密切信任，1722年任命为首相。为重新补充法国国库，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原始的财政实验， 约翰法律是其中著名财政系统。财政泡沫最终破产并导致了许多贵族的破产。
在1721年，路易十五和他的第一代表姐，腓力五世的女儿Marie-Anne-Victoire订婚，十一岁的国王对于他的未婚妻来巴黎没有什么兴趣，比他大三岁的西班牙郡主只使他感到乏味。在1722年6月年轻国王和法院回到了凡尔赛，他们将在那里停留到王朝的终结。同年的10月，路易十五正式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在1723年2月15日，他已经十三岁了，巴黎最高法院宣告国王成年，由此结束摄政。国王留下奥尔良公爵负责国事。奥尔良公爵在1723年8月红衣主教迪布瓦死后成为首相，在同年的12月他也离开人世。在弗勒里的建议下，路易十五任命他的表兄弟波旁公爵，孔代王子，取代已故的奥尔良公爵。
波旁公爵内阁
在波旁公爵控制之下国王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政府暗地受到投机商和轮车经销商比如&Eacute；. Berthelot de Pléneuf和银行家J. P&acirc；ris-Duverney一组人的影响。
波旁公爵为年轻国王的健康担心，不是出于关心国王或朝代的未来，实际上出于防止奥尔良家族(最近的摄政者) 在国王死后登上王位。波旁公爵把奥尔良家族作为他的敌人。国王是相当虚弱的，而且多种警示告诫他要注意他的生活。西班牙郡主太年轻以至于不能生育出继承人。因而与西班牙敌对的波旁公爵把郡主送回西班牙并着手选择一位年龄足够产生继承人的欧洲公主。最终，机会指向了21岁Marie Leszczyńska，她是斯坦尼斯洛斯一世（倒台的波兰国王）的女儿。这位带着她的父亲的不幸的可怜公主，仍然可以说是善良的，并且相当迷人。并且她的家族从未与法国皇家混血，她会带着新的血液进入法国皇家。她的父亲相对低的地位能确保这个婚姻不会使法国因必须选择另一个皇家法院而陷入外交窘态。1725年9月举行了婚礼。年轻国王立刻爱上了比他大七岁的新妻子。但是，最强有力的国王与这样低等级公主的结合被欧洲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适和不庄重的。
波旁公爵内阁在1726年迫害新教教徒，操控货币，增加新税。譬如1725年的五十税和粮食的高昂价格，这些造成了许多问题和经济的萧条。
1726年国王已经十六岁了，所有人都注意到自从结婚后，国王得到了健康和权力。他罢免了极端不得人心和正在准备与西班牙和奥地利作战的波旁公爵。取而代之，他提拔以前的家庭教师红衣主教弗勒里担当首相。
红衣主教弗勒里内阁
红衣主教弗勒里从1726年直到他在1743年死亡，他在国王的授意下统治了法国。尽管有一些国会议员和詹森教派信徒不安分，这还是路易十五统治期间最和平和最兴旺的时期。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财政和人力遭受了损失，这使得弗勒里的统治趋向和平和秩序，这被史学家视为“恢复”时期。很难划分国王在弗勒里内阁中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国王持续地支持弗勒里反对法院和部长的阴谋。
在财务官员Michel Robert Le Peletier des Forts (1726年——1730年)和Philibert Orry (1730年——1745年)的帮助下，弗勒里稳定了法国货币(1726年) 和最终设法平衡了财政预算。经济发展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改进交通，完成圣昆廷运河(连接瓦兹河和索姆河) ，1738年以后又延伸到埃斯考河和荷兰，并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国家公路网系统。国立桥梁和道路学校由国家设立，修造的现代的平直的高速公路开始由巴黎到达法国遥远疆界，典型的星型样式至今仍然是法国国道网络主要部分。到18 世纪的中期，法国有世界上最现代和最广泛的公路网存在，并且大部分高速公路至今仍然使用。商务委员会和商务局刺激了沿海贸易，在1716年到1748年年间，法国对外沿海贸易额从0.8亿增加到3.08亿“里弗”。 但是，强硬的科尔贝法律(预示着“统制经济”) 妨害了工业发展。
专制君主制的力量体现在镇压詹森教派信徒和高卢主义的反对上。麻烦由巴黎圣梅达墓地开始(一组詹森教派信徒假装奇迹发生在这个坟园)到1732年结束。另一方面，在“流放”139 位各省的国会议员后，巴黎的“最高法院”必须记录教皇公牛“唯一圣子”并且被禁止在将来审理宗教案件。
海外，弗勒里以所有的代价寻求和平，反对战争。他的和平政策以与英国联盟和与西班牙和解为基础。在1729年9月，王后的第三次怀孕终于生产了一个男婴——路易，法国王太子，他立即成为王位的继承人。一位等候已久的继承人的诞生，填补了自1712年以来王朝继承人的空缺，带来了法国社会各个层面和欧洲王室的极大欢迎。这对王室夫妇当时非常团结和相爱， 并且年轻国王非常受欢迎。一位男性继承人的诞生同时缓解了和西班牙的持续危机和可能的战争风险。
在1733年，尽管弗勒里的政策以和平为主，但国王争取到法国外交部长Germain Louis Chauvelin (1727年——1737年)的支持，干预波兰的连续战争以恢复他的岳父斯坦尼斯洛斯一世在波兰人王位。法国也希望从洛林公爵[ (神圣罗马帝国)弗朗索瓦三世 ]手中得到一直垂涎的洛林公国，当时弗朗索瓦三世被认为将和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亚？特里萨结婚，这造成奥地利的势力紧挨法国边界的危机。半心半意的法国在东部的干预无法扭转战争的路线，并且斯坦尼斯洛斯一世也不能恢复他的王位。但是在西部法国军队迅速地侵占了洛林，并且在1735年初就控制了局面。在维也纳条约( 1738年11月)中，斯坦尼斯洛斯一世得到了洛林公国以补偿他波兰王位的损失，而这个利益在他死后通过她女儿的继承权转移到法国。而弗朗索瓦三世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继承人。与路易十四时期相比，这次战争花费很少，并且是法国外交方面的成功。洛林的土地(1766年斯坦尼斯洛斯一世死后) 将是法国法国大革命前大陆最后的领土扩展。
在这个有利结果之后不久，法国的斡旋开始在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之间，导致贝尔格莱德条约(1739年9月) ，战争以对土耳其帝国有利的情况下结束，从16世纪早期，土耳其帝国就是法国的一个反对哈普斯堡皇室的传统盟友。以此，在1740年土耳其帝国的更新标志了法国在中东的贸易霸权的投降条约。在所有这些成功以后，路易十五作为欧洲的裁决者的声望达到最高点。
在1740年，皇帝查理六世死亡和他的女儿玛丽亚？特里萨继位，开始了欧洲的奥地利连续战争。年老的弗勒里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对战争，并且国王在法院给了反奥地利派的强大的压力——他与普鲁士结盟，于1741年参与了战争。战争持续七年，法国转变成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战争状态。弗勒里没有看到战争结束，死于1743年1月。国王仿效前辈路易十四，决定从此没有首相的统治，由此开始他的个人王朝。
亲政
路易十四给法国遗留了财政的混乱和普遍的衰落。不幸地，路易十五没能克服这些财政问题，这主要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不守承诺。在凡尔赛，国王和围绕着他的贵族显示了颓废的标志和君主制的衰落。更糟糕的是，路易似乎意识到反君主政治力量在威胁他的家族的统治，但是仍然没有做什么来阻止它。有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路易甚至预言道:“在我们之后，洪水将至(Après nous， le déluge)。” 一个严酷和准确的预言，是路易十五唯一的预警措施。
国王路易消费了很多精力在对妇女的追求中。他与玛丽的婚姻带来了许多孩子(参见下面)，但国王持续地(和声名狼藉地) 不忠于她。他的许多情妇，像庞巴度夫人和前妓女巴莉夫人，象国王一样闻名于世，并且他和Mailly-Nesle五姐妹的风流韵事也被载入史册。在他的晚年，路易更偏好年轻女孩，在著名的鹿苑同时保留数个女孩 。
起初他普遍地为人称作受人喜爱的路易十五(Le Bien-aimé)，当1744年在梅斯他重病时，整个国家为他的康复祈祷。但是，他软弱和无效的统治导致了王朝的衰弱和法国大革命的趋向高潮。普遍认为君主制是被路易私人生活的丑闻动摇的，并且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他成为了最可恨的路易十五。在1757年1月5日，刺客 Robert Damiens 混入凡尔赛用小刀刺中他的一侧。
1743年，法国参加了奥地利连续战争。在路易的统治期间得到了科西嘉岛和洛林，但是在和英国的七年战争后失去了巨大的法国殖民地。巴黎条约 (1763年) 结束了七年的战争，这个条约是法国君主制时期的最屈辱的事件之一。法国放弃了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西岸。虽然法国仍然拥有密西西比河西面的新奥尔良和瓜德罗普岛，但是这次失败标志着法国失去了新大陆。法国的对外策略黯然失败，它的声望也显著下落了。
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殿病死于天花。他是波旁家族第一个心脏不是如传统被要求分离出和放置在一个特别箱柜。相反，酒精倾入他的棺材并且他的遗骸被浸泡在生石灰中。秘密的仪式在深夜进行，只有一个大臣参加。灵柩保存在圣丹尼教堂公墓。
由于路易十五的儿子路易 (法国王太子)比他早死九年，路易的孙子登上王位，成为路易十六 。
对财政的管理不善和他招人非议的私人生活的破坏了整个法国君主制，并且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问题会困扰和最终摧毁他的后继者生命——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特 。
路易的另外两个孙子也成为法国的国王——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 。

暴力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辛亥革命与清末十年的再反思
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晚清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推翻皇帝而没有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主义的，但在当时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但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至少在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中，中国是个需要皇帝的国度。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恐怕难以盖棺论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历史的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的追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很可惜的是，革命也未必是济世良方。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头脑一时的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完全控制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改革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如果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倒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但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真空。摄政王载沣的上台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立宪派更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沦为配角甚至所谓的“反动派”了。最终的结果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希望的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变革中的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
一、难解之谜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称赞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1]。可卡特刚离开伊朗，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间，不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王冠落地，而且巴列维王朝也寿终正寝，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随之终结。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此外，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起。第一类解释是所谓“阴谋论”:国王是美英等外国势力与霍梅尼共同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这类解释在伊朗君主主义者中颇为流行。第二类解释是所谓“伊斯兰解释”:国王是“反伊斯兰的”压迫者，他被笃信伊斯兰教的革命群众推翻不足为奇。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乌拉玛多持此类观点[3]。第三类解释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支持巴列维王朝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快。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慢。阿伯拉哈米安等学者持结构主义观点，坚称推翻国王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而是因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4]。一些伊朗左翼人士则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的经济衰退和依附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促使许多工人积极参加反对国王的运动，从而敲响了君主制的丧钟。第四类解释可以称为“多因说”，许多政治学家和伊朗问题专家的解释都可以归人此类[5]。
“阴谋论”过于牵强。实际上，从白色革命开始至1978年1月中旬，美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甚至1978年9月初军政府成立后，白宫还表示完全支持国王。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中才有人开始认真考虑改弦易辙的可能性[6]。
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具有惊人的政治能量，但鲜有严肃的学者接受“伊斯兰解释”。要摧毁国王强大的国家机器，仅仅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感召力是不够的。1963年乌拉玛领导的反对国王的运动被军方轻而易举地粉碎就是例证[7]。现代伊斯兰主义也并非无坚不摧。尽管它曾在伊朗和阿富汗过关斩将，但也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留下失败的记录。
将国王的垮台纯粹归因于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都失之偏颇。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在反传统主义方面远远超过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现代化步伐几乎都落后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但凯末尔政权和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政权却比较稳定。
从长远来看，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最终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与更迭，但仅仅从这种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诠释伊朗国王倒台或君主制覆灭可能失之简单化。实际上，在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一些后进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往往显得异常突出，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政治稳定并行不悖。二战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证明了这一点。经济繁荣是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政治现代化变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regime）提供合法性。长期经济繁荣后突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才是致命的。伊朗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问题并未恶化到威胁政权生存的程度，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不足以解释国王的威权主义统治突然崩溃。此外，伊朗产业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受惠于国王的现代化运动，在政治上缺乏组织，其革命性和战斗性颇成问题。城市贫民也远不是推翻国王的主要社会政治力量。
“多因说”的解释力较强。确实，“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涉及历史的原因和紧要关头的举措，涉及国内社会进程和国外的事态发展，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方面。”[8]但在这样复杂的问题上要避免简单罗列或泛泛而谈，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既困难而又有吸引力的挑战。
二、根本性的困境
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是现代伊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尖锐复杂的矛盾。礼萨汗曾是共和主义者，力图效法凯末尔，却在传统势力的压力下成为新王朝的缔造者[9]。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在政治功能上面临现代化的任务，在政治权力结构上却坚持传统主义。王朝的两代君王积极致力于现代化，在法律上是现代立宪君主，在实际权力运作上却几乎与传统专制君主无异。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10]。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君主制必然而且往往容易被现代政治体制所取代，但它何时被取代则取决于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和精明的领导、渐进的改革、利用大棒加胡萝卜和诉诸民族主义情绪等手段延长专制统治的寿命；而君主昏庸无能、经济危机、对外战争的失败、反对派的强大等都会加速现代传统君主制的覆灭。在现代，特定国家的专制君主制维系时间的长短还取决于该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朝的社会基础、国家是否拥有换取巨额外汇的自然资源等因素；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就伊朗而言，专制君主制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社会基础；巨额的石油收入可以成为缓和专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润滑剂。但俄、英帝国主义对伊朗的巧取豪夺和恺加王朝的卖国政策使伊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专制君主制的合法性逐渐受到侵蚀，于是引发了20世纪初的立宪革命。1906—1907年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此，宪政主义成为伊朗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巴列维王朝是一个新兴的王朝，没有部族根基，其权力基础是以军队为核心的专制国家，其最初统治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礼萨王致力于伊朗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但宪政徒有虚名。宪政名不副实有若干社会原因。当时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在客观上需要中央集权。传统社会力量因礼萨王实行君主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而容忍了他对宪政的践踏。现代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方面支持礼萨王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希望维护宪政，但无力挑战专制王权。礼萨王在实现伊朗的民族主义目标和进行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明显成功加强了他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1941年8月，伊朗武装部队在盟军的突然打击下溃不成军。礼萨王丧权辱国，威信扫地，其统治的合法性受重创。盟军随后分区占领伊朗，废黜礼萨王，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位。结果数年内专制王权式微，宪政主义原则获得前所未有的实施机会，尽管盟国对伊朗内政的粗暴干涉给这一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蒙上阴影。
在战后初期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依靠军队和美国的支持逐步重新实行君主专制。1948年，国王自持地位巩固，公开违宪干预首相人选，引起非议。翌年2月初，国王在访问德黑兰大学时遇刺受伤。他称此事是人民党和宗教反对派策划的阴谋，乘机在全国实行军管，驱逐或软禁教俗反对派领袖[11]。3月1日，国王下令召开立宪会议修改宪法。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和参议院；如两院在立法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则国王可以批准议会通过的议案，也可以搁置该议案。6月，国王宣布进行参议院的选举，从而使1906—1907年宪法规定的立法机构两院制首次得以实施。参议院议员一半由国王任命，显然对他有利。1949年修宪和设置参议院极大地削弱了议会的立法权，直接和间接地增加了国王在立法中的作用[12]。反对派人士称国王将行刺事件变成了一次“保王主义政变”[13]。
然而，20世纪40年代末“保王主义政变”后，国王作为专制君主始终为合法性危机所困扰。
国王复辟专制王权的企图和在英伊石油争端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激起了伊朗社会各界的愤怒。1952—1953年期间，摩萨台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民族阵线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愤怒情绪的体现。摩萨台政府不但致力于石油国有化，而且着手实施1906—1907年宪法，推行广泛的社会改革。1953年8月中当摩萨台的权力达到顶峰时，王室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实权被剥夺殆尽，国王再次沦为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只是由于担心左翼抬头的传统力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于8月19日发动政变，颠覆了摩萨台政权，才使国王恢复了失去的权力，但巴列维王朝也因此进一步丧失了合法性。
政变后，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任命扎赫迪将军为首相，实行军事管制，取缔一切政党和工会。在美国国务院特别代表的撮合下，扎赫迪政府与西方国际石油资本进行谈判，于1954年8月达成协议。协议与石油国有化运动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石油资本成为最大的赢家。国王历来亲美，美国在推翻摩萨台的政变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国王更加依赖美国的庇护，美国则需要伊朗国王来维护自己在伊朗的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双方结成了反对伊朗民主进步力量的同盟。因此，政变后美国马上提供4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缓解伊朗政府的财政危机，为保王派打气。1954—1962年期间，美国共向伊朗提供6．8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4]。国王则对美国投桃报李，同意伊朗加入反共的《巴格达条约》。
1957年，军事管制结束。为了防止反对派东山再起，国王开始采取一系列强化专制统治的措施。首先是加强情报安全部门，建立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机构”，即臭名昭著的“萨瓦克”。其次是下令召开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修改宪法。修宪后，议会的议员人数从136人增加到200人，议会的任期从两年延长到四年，议会法定人数降至议员总数的一半。新规定赋予国王搁置议会通过的任何财政议案的权力；被搁置的议案须经议会以与会人数的2／3多数再次通过后方能成为法律[15]。修宪削弱了国会两院的权力，有利于国王操纵国会两院，控制财政资源的分配，对付反对派。第三是搞御用“两党制”[16]。五六十年代之交，国王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
1960年，经济危机不期而至，伊朗财政濒临破产，不得不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施“经济稳定计划”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却使经济更加萧条，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许多商人破产，20％以上的劳动力失业。1960年一共爆发了100多次罢工和反政府示威[17]。于是国王许诺1960年举行自由大选。但第20届议会选举舞弊狂獗，反对派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迫于公众的压力，国王于9月“建议”新议会的议员辞职，并启用无党派的大臣艾马米任首相。
1960年底，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给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注入了新的因素。翌年3月20日，美国国务院在给肯尼迪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王本人是伊朗目前“潜在的领导人”，但他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其中包括起用温和的摩萨台主义者担任财政大臣之类的职务。报告最后建议，在提供足够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经济崩溃和财政破产的同时，美国应该劝导国王设法增加城市中产阶级对政权的参与和认同。此外，美国应该密切关注伊朗的政治发展，注意物色一旦国王垮台后可以替代他的“能干和负责任的”领导人[18]。此后美国开始改变长期以来举行的无条件支持国王的政策。
鉴于伊朗国内危机加剧和美国对伊政策的变化，艾马米内阁仅维持数月，一度似乎异常稳固的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始动摇。
三、白色革命
美国成为帮助国王克服伊朗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唯一希望。肯尼迪政府同意向伊朗提供巨额贷款，条件是国王任用自由派人士和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国王后来回忆道:“美国想要石油和它的人当首相。这个人就是阿米尼。最终压力太大，我无法抗拒，尤其是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19]作为出任首相的条件，阿米尼要求拥有不受立法机构制肘的权力。国王别无选择，于1961年5月上旬任命阿米尼为首相，并宣布解散议会和参议院，以便“被任命的强有力的政府能毫无阻碍地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20]。
阿米尼上台后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但执政仅14个月就被迫辞职。国王本来
就对阿米尼耿耿于怀。美国认为阿米尼士地改革的步子太快，且担心他控制不住局势，遂生改弦易辙之心。一些学者推测国王在1962年春夏之交访美时同肯尼迪政府达成默契:美国抛弃阿米尼，国王则亲自主持社会改革。无论是否存在默契，历史的事实是:1962年7月，阿米尼以美国拒绝向他提供伊朗急需的贷款为由辞职，国王任命宠臣阿拉姆组阁[21]。
阿拉姆的主要任务是设法重振阿米尼严重削弱的王权。到1963年1月时，国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自出马执掌政权。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国王宣布发动包括六点改革计划的“白色革命”。这六点计划:（1）土地改革；（2）森林国有化；（3）出售国有企业以筹措土改基金；（4）工人参加公司分红；（5）让妇女享有选举权；（6）组建到农村扫盲的“知识大军”。白色革命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城乡社会改良方面的政策内容[22]。
国王发动这场以土地改革为重点的社会改革运动有诸多考虑。首先，伊朗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王权处于危险之中，需要获取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王权。其次，美国肯尼迪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国王对中产阶级让步和进行土地改革。第三，夺过土地改革这面旗帜，可收一箭数雕之效；使土地改革不那么激进；争取农民对王权的支持；削弱反对现代化运动的传统阶级──教俗地主和部族酋长的权力，扩大王权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加强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第四，现代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改革有助于加强王权的合法权。总之，发动白色革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维护专制王权。
最初六点改革计划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的。在议会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为了使该计划合法化，国王采取了伊朗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于1963年1月26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据政府统计，公民投票的结果是5，598，711票赞成，4115票反对，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9％以上[23]。尽管反对派抵制公民投票和存在舞弊现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支持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计划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白色革命遭到以乌拉玛为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强有力的抵制和反抗。国王仗着美国撑腰和公民投票的胜利，对反对派采取强硬的态度。阿拉姆政府血腥地镇压了1963年6月乌拉玛领导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大肆逮捕和驱逐教俗反对派领导人，为国王实行专制和实施白色革命计划铺平了道路。
1963—1977年期间，正当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剧增长。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几乎与白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白色革命和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国家权力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同时，国王进一步强化自己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控制。1963年举行公民投票和血腥镇压反对派以后，国会沦为国王手中的玩物。连亲国王的西方学者伦乔夫斯基也承认，1963年1月的公民投票标志着摩萨台下台后国王所进行的长达10年的加强和巩固权力的时期正式结束。此后国会虽然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与大权在握的国王相比，在政治上已降到次要地位[24]。
1975年3月，国王宣布两党制不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下令实行一党制，于是御用政党──“伊朗复兴党”粉墨登场。
在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国王淡化伊朗的伊斯兰特性和君主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联系，同时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将巴列维王朝同民族的历史特性和古波斯的伟大君主联系起来显然是为了使王权神秘化和合法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体现是大搞全国性豪华庆典。此外，议会于1976年3月通过决议，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古波斯帝国创始人居鲁士大帝登基之年为元年的新历[25]。
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体系之颠，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体系。一切重要决定都源于国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军队、萨瓦克、内阁、复兴党和官员不过是供其驱使的臣仆。为了保持绝对的控制和消除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国王对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牵制，竞相邀宠效忠。这样就形成系一国之命运于国王一身的政治局面。
四、酝酿中的风暴
在阿米尼内阁短暂的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国王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以白色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和由巨额石油美元支撑的经济现代化运动成为专制王权赖以生存和强化的合法性来源。
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引发社会变迁。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承诺被弱化或背弃，同时人们能够采纳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的人口数量和结构。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年人口增长率高达2．3%。1976年时，伊朗人口已超过3370万，其中55．3%不到20岁。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20世纪50年代，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比例的31．4％，1976年时，这一比率超过47％。识字的人大幅度增加。1956年，10岁以上的伊朗人中识字率仅14．9％，1976年时，这比率也超过47％[26]。
社会动员和社会变迁的结果，政治参与的要求对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会经济的迅速现代化增强了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他们支持国王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政策，但强烈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实行宪政。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城市工人阶级从经济繁荣中获益，但他们经济地位脆弱，对国王的官僚现代化造成的腐败和贫富悬殊十分不满。鉴于传统君主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危机就越严重，而国王为了维持专制王权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外部世界以人权的名义要求国王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开放政治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严重的是，在197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以人权卫士的形象竞选，特别提到美国应在保护伊朗人权方面更有作为。卡特当选使伊朗国王不胜沮丧，反对派却备受鼓舞。
白色革命后期，反对派在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处境艰难，四分五裂，似乎成不了气候，国王因此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实际上，这时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已空前尖锐，反对派囊括了几乎所有在政治上活跃的社会集团，革命的风暴正不知不觉地在伊朗的上空形成。
有几个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
第一个因素是历次大革命前夕通常都会出现的“戴维斯J曲线”（Davies’s J-curve）即一段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后突然下滑。1973年，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两番。国王被突如其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冲昏了头脑，试图在短期内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和军事强国，并向伊朗人许诺“伟大的文明”。第五个发展计划的指标一再加码，远远高出实际可能。人们对未来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也随之急剧上扬。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一种无须努力即可迅速致富的畸形心理。
然而，在短期的空前繁荣之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失调和混乱。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伊朗石油收入低于预期。结果，政府的财政从上一年尚有20亿美元的盈余一下子变为高达73亿美元的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对工薪阶层的税收从1975年的40．2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亿美元[27]。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  16．6%，1977年上涨 25．1%[28]。
国王试图用平民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于1975年宣布了两项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吸收雇员和公众入股；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许多巴扎商人因物价原因受惩处，但并未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1977年，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国家的开支在1977年和1978年分别削减69亿美元和120亿美元。这使不少城市中下层民众在经济上蒙受进一步打击[29]。对“伟大的文明”的高期望值同令人失望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不满。
第二个因素是国王的专制官僚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以“白色革命”和“伟大的文明”的名义进行的现代化运动旨在为专制王权提供合法性。由于国王独断专行，这场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成了他的“独角戏”。在国王看来，官僚机构不过是贯彻他的意志的被动工具，而人民则是他的实验品。这种“独角戏”容易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丛生，效率低下，却没有合理的纠错机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不顾客观实际加速推行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计划，加剧了社会紧张和经济失调，造成巨大浪费。为了确保军队的忠诚，国王将本该用于建设的大量宝贵资源注入军事系统，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削弱了政权的经济基础。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是这类官僚现代化模式的通病。一家美国杂志声称，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败的程度“已经达到沸点”。1973—1974年度的调查显示，伊朗人贫富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30]。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奇缺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伊朗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反抗性和革命性[31]。穆罕默德·礼萨的专制王权在丧失了传统的社会基础的同时没有获得现代的社会基础，面临日趋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只能靠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来维持。然而，伊朗社会却比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难于控制。
伊朗各族人民所遭受的长期的形形色色的残酷压迫──来自国内外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压迫──举世罕见。这些压迫激起频繁的激烈反抗，近现代尤甚。部族主义、分离主义及列强在伊朗的争夺和干涉也是近现代伊朗反对当局的地区性和全国性运动此伏彼起的重要原因。来自邻国的政治革命思潮，如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土耳其式的世俗民族主义和在一些中东穆斯林国家流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成为伊朗政治激进主义的思想源泉。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含有社会正义、反抗主流教派的迫害、否认世俗政权的天然合法性、纪念殉教者和马赫迪（救世主）转世等思想，往往成为反抗运动或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伊朗古代长期受外族统治，近现代不少统治者形同列强傀儡，因而形成了伊朗人内心同当局权威逆反的传统民族心理。
人口爆炸、城市化、年轻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伊朗社会动荡的系数猛增。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各大学是反对国王的学生运动的温床。著名伊朗问题专家克蒂称，在此期间，“国外伊朗学生运动规模之大，反政府之激进，远非任何此类学生运动可及”。
第四个因素是以乌拉玛为首的传统势力对专制王权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是，乌拉玛和巴扎商人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保守的白色革命未能打断传统社会的脊梁。国王拨掉了农民革命的引信，却捅了传统势力的马蜂窝。清真寺和巴扎本来是专制王权的支柱，这时却成了专制王权的敌人。立宪革命期间乌拉玛与巴扎商人之间结成的反对专制王权的联盟在新的条件下又恢复了活力。乌拉玛不但长期在伊朗社会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近现代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白色革命期间，亲西方的专制君主对现代世俗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力量严厉镇压、惊人的腐败与两极分化、社会急剧变迁、大量思想保守的农民流落为城市贫民、异质的西方文化对传统伊斯兰社会的冲击和震撼，这一切为高举政治伊斯兰主义旗帜的激进派教士集团在伊朗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王朝寿终正寝
国王对他一度在西方享有的现代化改革者的形象受损深感不安。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视曾经帮助他保住王位的美国为靠山，因此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十分敏感。国王对美国民主党总统素怀戒心，高唱民主改革的肯尼迪曾通过阿米尼使他大权旁落，推行“人权外交”的卡特大概对他也不会客气。卡特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确有变化。伊朗糟糕的人权记录明显地成为美伊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中都出现了限制对伊军售的呼声，美国财政部对一直鼓吹提高世界石油价格的国王更加不耐烦[32]。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王于1977年初开始实行“自由化”政策，希望此举如1963年的白色革命一样使专制王权化险为夷。此外，白色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和反对派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使国王产生虚幻的安全感，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伊朗人的支持。甚至到1978年4月，反对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时，国王仍然对自由化政策充满信心，声称:“所以这些人（指反对派领导人──引者）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像他们害怕我在1962年实行的改革一样。自由化政策砍断了他们的老根。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将继续前进。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33]
然而，国王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尽管反对派受“萨瓦克”重创，四分五裂，但社会的不满正在积聚升温，高踞于政治体系之颠的国王好像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实行自由化，犹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政治参与急剧膨胀，主宰一切的专制君主渐成为众矢之的，政治权威的资源一步步流失。国王对反对派越让步，反对派的要求就越激进，局势就越难以控制。
实行自由化政策后，政局并非一下子就发展到足以颠覆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程度。危机期间，国王不乏机会控制政局，或至少保住巴列维王朝。且不说国王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得到美国的支持，就是伊朗社会对专制王权和君主制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最先而且最激烈地反对白色革命的社会集团是什叶派教士，但大多数毛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赞成霍梅尼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主张。大批巴扎商人也只是在1976年反投机倒把运动后才开始同乌拉玛结成政治同盟。其他社会集团不但政治软弱，在经济上依附于国家，而且或多或少在白色革命和经济现代化中获益。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主张真正的君主立宪。直到1978年秋，狱中的人民党领导人获释后，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才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介入革命。伊斯兰革命前夕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普遍地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1979年革命后不久对5个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敌视革命。在全国支持革命的示威中，发生在农村的仅占2％[34]。
政治参与急剧膨胀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但它本身至多是推翻伊朗专制王权或君主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世界政治现代化历史上，不乏意志坚强、心狠手辣、政治经验丰富的铁腕强人平安度过更严重的专制统治危机的事例。国王也可以在为时未晚之前主动回归君主立宪，同温和的世俗及宗教反对派妥协或结盟，从而保住巴列维王朝。
然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既不具备奸雄素质，又缺乏敏锐的政治洞察和远见。他生性懦弱，却又妄自尊大，好大喜功；他贪恋专制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亲自动用铁腕；他对西方大国有严重的依赖心理，却怀疑国际舆论对伊朗人权记录的批评和反对派运动的高涨是这些国家策划的阴谋[35]。伊斯兰革命期间，他的思想脱离政治现实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国王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当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时，国王完全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国王在危机中无所作为令人困惑。据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披露，国王称，他只能在生前用武力“阻止革命的蔓延”，而在他儿子统治时期。被镇压的力量将会推翻巴列维王朝。米拉尼认为，国王有强烈的宿命心理，面临严重危机时一贯犹豫不决。1953年政变主要是美英间阴谋组织策划的，1963年血腥镇压反对派是首相阿拉姆做出的决定。许多学者都提到，国王身患癌症大概也是他丧失统治意志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米拉尼猜测，国王平静地出走，部分原因是他盲目乐观，相信美国会使1953年政变重演，或至少安排将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王储礼萨·巴列维[36]。
国王出走后，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迅速土崩瓦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反对派推翻了国王，不如说国王推翻了自己。
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霍梅尼与国王形成鲜明的对照。霍梅尼意志坚强，目标明确，政策和策略灵活而精明，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政治魅力。他利用什叶派教士和机构的政治能量、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机遇和对手的软弱无能，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迹。他运筹帷幄，遥控指挥，联合各派反国王势力，分化瓦解政敌，稳住西方，使军队中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无往不胜。有西方学者认为，霍梅尼之于伊朗革命，犹如列宁之于俄国革命，毛之于中国革命，不无道理。
国王的失败与霍梅尼的成功还同外部因素有关。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卡特政府执行的是“自我挫败和不连贯的对伊政策”。这种政策主要是由于卡特政府内部两派意见严重分歧的产物。一派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担心突然自由化会破坏稳定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另一派以国务院为代表，认为自由化是伊朗长期稳定和抗拒共产主义诱惑的前提。起初，卡特专注于第二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和戴维营协议，无暇顾及伊朗，而他后来的对伊政策则是在两派对立的意见之间犹豫不决[37]。这对国王来说是灾难性的。国王怀疑美国想推翻他，一再向反对派让步以取悦于美国，并在局势恶化时希望美国明确表示支持他镇压反对派。然而，来自华盛顿的信息混乱不清。不但身患癌症意志薄弱的国王不敢轻举妄动，伊朗军方高层也对美国意图困惑不解，坐以待毙。相反，反对派受到卡特政府对伊政策的鼓舞。他们相信国王没有美国的明确支持不敢血腥镇压反对派，于是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同时密切关注卡特政府对国王的态度的任何微妙变化。他们将卡特没有明确支持国王动用铁腕解读为美国对国王感到失望和对反对派的鼓励，将当局的节节让步视为国王正在失去美国支持的证明，因而勇气倍增，要价越来越高[38]。结果，这种基于错误判断的策略取得了连反对派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成功。
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这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在现代伊朗，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君主专制主义迟迟未能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宪政主义深入人心，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尤其突出。除了40年代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以外，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一直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尖锐矛盾，即形式上采用现代君主立宪制，实际上却与传统君主制大同小异。君主立宪名不副实使巴列维王朝缺乏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因此，巴列维王朝尽管有时表面风光，其实异常脆弱，危机频仍，其突然崩裂实非偶然。
美国既是支撑战后巴列维王朝专制王权的支柱，又是导致巴列维王朝夭折的重要因素。国王依附西方大国疏离了伊朗民族主义，加剧了王朝的合法性危机。1953年政变就使巴列维王朝在许多宪政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丧失了合法性。对美国支持的过度依赖使国王失去了自主性，难以抗拒美国的压力，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牺牲品。
国王的社会经济快速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暂时挽救和强化了专制王权，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使国王在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从而为政治体系的变革创造了必要条件。诸多因素使白色革命后期的伊朗政局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突然实行自由化政策，导致政治参与膨胀和统治权威的危机。危机期间，国王和卡特政府的自我挫败政策，加上霍梅尼的政治才略，最终锁定了巴列维王朝悲剧性结局。
总之，巴列维王朝突然覆灭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国王的个人主观因素──他的性格、禀赋、心理、健康、能力、判断和决策等，也是导致巴列维王朝统治夭折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革命与改革：对社会、政治变革的研究
让我们首先引用几段最有代表性的对革命的定义来开始有关革命的讨论:
“革命是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的对国家内部价值观、社会神话、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行为和政策的变革。因此革命可以区别于叛乱、起义、政变和独立战争。”亨廷顿[1]
“社会革命”可以定义为“剧烈的，在国家、社会阶级结构上的根本变革，伴随着自下而上的反叛并且因此而成功。”斯卡波尔[2]
“革命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节日。没有什么能像革命一样让人民大众能够这样积极进步地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列宁[3]
“革命不是被创造出来的，革命是突然发生的。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就象橡树生长那样自然，但它是生长于历史上的，它的根基来自深入的过去。”菲里普斯[4]
以上是不同的作者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革命领袖、历史学家的不同的角度来定义革命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也许只有综合以上的评论我们才能对革命的定义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革命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社会变革的形式在西方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一直是中心课题之一。[5]要注意的是在有关革命的政治学学术研究中，实际上对革命在道德正义性上的评价并不重要。当然西方政治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伯克（Burke ）曾通过对法国大革命深入尖刻的分析提出了对革命这种激烈、暴力、断裂的社会政治秩序变革方式的尖锐批评；而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家则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中革命是为了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手段。而且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革命主要还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形式和正义体现，到了列宁那里革命已经成为完成共产主义目标的一个工具主义的课题。[6]但一般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更倾向把革命看作是人类集体政治行为中一种极端也罕见的变革方式，而且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关联。他们认为对革命发生的原因、过程、后果的分析、研究和理解要远比简单的对革命的道德正义判断重要得多。
对革命的研究肇始于革命为什么发生的问题。第一种最简单的常识性解释是压迫与苦难造成社会下层反叛导致革命。但问题在于社会压迫和大众遭受苦难是广泛、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革命却极少出现而且只发生于特定条件下，所以压迫和苦难造成革命的解释不能充分解答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第二种通用解释是当国家政权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和治理危机时革命就会发生，而国家政权一般正是革命所推翻的目标。但很多情况下国家政权的统治危机造成其急剧的崩塌或是逐步的瓦解，不过剧烈的革命并不经常出现，所以政权危机导致革命的情形也非政治变革的常态。第三种常规解释是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某些激进的意识形态引领人们选择激烈极端的变革方式。但激进意识形态只能在某些情况下引起革命而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引领革命发生。所以这些常识性的解说都不足以回答革命为什么发生的问题，人们必须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才能充分解释革命的现象。
关于对革命的系统研究，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三个阶段（Goldstone ，2003，1-19）:第一阶段是有关革命的历史学实证研究，第二阶段是有关革命作为一种变革的政治暴力现象的规律性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是关于革命的结构主义理论的解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对革命研究的第四个阶段:注重关于革命的代理人、意识形态、具体过程和结果的研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阶段对革命的历史研究。这主要是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研究集中于对欧美近代史上最具经典意义的几次革命的观察、描述、分析和总结，如英国1640年光荣革命、美国1776年独立革命、法国1789年大革命、俄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家，他们主要的任务首先是准确描述每个革命的历史，然后在观察和综合比较中找出带有共同特征的规律性的历史经验。他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的几乎所有的“经典意义”（classic ）革命的历史经验中都存在的现象:
1）在革命发生之前，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如新闻工作者、诗人、剧作家、作家、教师、神职人员、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吏，开始不再支持现政权并且开始批评政府并要求深入彻底的改革；
2）在作为革命对象的政权倒台之前，该政权通常对社会上改革的要求回应并开始实行一些改革措施；
3）政权倒台的直接原因常常是因为现政府面临深刻的、由于政权自身对一些严重的经济、政治、军事挑战无能应对而产生的危机而不是由于反对政权的革命势力的反叛行动；
4）虽然革命势力在推翻旧政权的问题上也许是团结的，但当作为革命对象的政权倒台后革命力量内部的分歧就会开始显现；
5）一般情况下第一个创立新政权的革命力量是相对温和的改革集团；
6）当比较温和的改革集团试图根据政治变革计划而在利用旧政权遗留下的政府组织资源重建政治秩序时，比较激进的用大众动员的新组织方式的革命力量开始发酵、在社会上增强支持力量；
7）真正的革命性的变革并不发生于作为革命对象的政权倒台之时而表现为代表新的大众动员组织形式的、激进的、选择不同路径的革命力量开始替代了温和的改革集团掌握政权；
8）因为剧烈的革命行动而产生的失序，激进的控制力量开始实施他们的政策，通常表现为革命力量用暴力强加给社会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9）那种发生在温和派和激进派、革命的维护者和外部敌人的维护者之间的争斗通常会导致革命势力中的军事领袖走到前台甚至建立绝对独裁统治以维持新政权和恢复政治秩序；
10）最后激进的革命阶段将为比较务实的现实主义的阶段所代替，而相对温和的改革力量也将最终建立革命后新的既成事实和政治秩序。
这一阶段对经典意义上的革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在观察和总结基础上对一般历史经验的概括，但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第一仍没有回答革命为什么发生的中心问题，第二对革命现象的总结仅限于欧洲/西方历史上经典的革命经验。
第二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转向革命作为一种政治暴力行为的解释，研究成果包括几个很有影响的观点。第一种是对革命的政治心理学解释，实际上是对压迫和苦难造成革命的常识观点的延伸和完善，以戴维斯（Davies，1962）和戈尔（Gurr，1970）的研究为代表。这种解释集中在什么样的遭受压迫和苦难的集体心理能导致人们选择极端的反叛方式。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压迫和苦难是一种自己无法克服的宿命时人们会继续忍受比较严酷的压迫和苦难；但当人们相信更好的生活命运是可能的但现实挫折了这种可能，他们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而倾向支持剧烈的变革。所以任何提高了苦难的受压迫者对更好生活的期望但又没有给予他们真正实现这个期望的社会状态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产生革命的土壤。就是说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值升高但社会现实却没有提供真正实现这种期望的条件时人们的集体心理就会变得更不安于现状、更具有挑战性而更可能支持革命性的变革。另外稍早一些的勒庞（Le Bon）的革命心理学研究也非常重要。[7]勒庞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而是试图描绘和解释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大众情感在革命带来的动乱、暴力和恐怖中如何变化加速，特别是革命中暴力和恐怖肆意发生的大众心理根源。勒庞的名言“自由之花并不会因专制制度被替代而绽放”道出了对革命可能带来的暴力专制后果的严肃警告。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当革命没有建立宪政秩序、民主政治时革命的动乱对社会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第二种解释则集中在对社会制度条件的分析上，以斯麦斯尔（Smelser ，1963）和约翰森（Johnson ，1966）的研究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内的几个核心子系统如经济、政治、教育等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革命的威胁。但当社会制度中的某个子系统独立发展造成剧烈变化而其它系统仍按照原来的速率运转时社会制度本身的严重失衡就会发生。这时社会制度的失衡就会导致人们失去原来的生活频率而寻求新的价值观和出路。当这种失衡变的非常严重时，那些极端的意识形态就会传播开来挑战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在这种条件下，战争、政权崩溃、饥荒等情况的发生就会直接提供发生革命的可能。
亨廷顿（1968）在其著名的分析现代化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中不但给革命作出一个完整的定义，而且综合了以上两种理论提出了自己对革命这种剧烈、暴力变革为什么发生的解说。他认为现代化要求的教育发展普及和经济增长会增加人们对现代化的预期而且加强人们政治参与的愿望，这些都会导致制度失衡。因为人们对现代化变革的期望和变革的实际发展之间总有落差，这样的落差造成对大众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挫折感从而可能引向暴乱、造反、革命。他还特别区分了西方式革命和东方式革命的不同传动方向:西方革命更代表了传统革命的发生，革命开始于政权的崩溃然后自上而下的革命性社会变革；而东方式革命的表现方式则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反叛集团代表公众对政权的合法性的挑战。他认为现在的革命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现象代表了东方式革命开始成为剧烈的社会变革的主流。
不同于集体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失衡的两种理论试图解释公众的愤怒和对政权的敌对心理是如何发生而且导致他们支持革命，堤利（Tilly ，1978）则着重强调了革命发生的资源组织动员的问题。他发现如果这种集体的反抗心理没有有效的组织和社会资源，公众的愤怒情绪本身很难直接导致革命。他认为公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其实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政治暴力如革命只有当作为公众愤怒载体的政治集团能够动用足够的社会资源和有效的组织动员才能发生。在他看来，现代化致使公众预期变化、产生对现状的愤怒、制度失衡都会发生，但这都只是革命的可能性，革命为什么真正发生要分析政治资源和组织动员的情况。
总之第二代的对革命的研究已经把对革命解说推进了一大步，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未解答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对革命的研究只能从革命的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革命发生的原因，但实际上许多情况下革命发生源于政权内部的分裂和崩溃，这些集体心理、制度失衡、资源组织动员的分析都没有充分解释作为革命对象的国家政权的内部问题。第二，现代化导致社会变革仅仅是一般规律，但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的经验是不同的，有的发生革命，有的不发生革命，有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有的则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变革。以上三个理论都未能充分解释其中的多样性。
在第二代研究和第三代研究之间，莫尔（Moore ，1966），在吸取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供了也许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影响深远的对民主和专制起源的分析。他从革命缘何发生和不同类的革命导致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果为切入点解释不同的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专制和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莫尔深入全面的比较分析在对革命研究的阶段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比如他专门讨论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路径与形式的选择和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且他的现代化革命的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路径可以决定或影响政治民主还是专制的制度结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现代比较政治学的新篇章。他对德国和日本的自上而下的带反动性的现代化改革导致专制政权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建造民主政体的分析非常有概括性。莫尔的比较研究对有关革命讨论所产生的最大的影响是在他之后，研究者们都同意对革命为什么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国家发生而没有在其它国家发生的解答必须要分析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这也就成为第三阶段研究的中心，结构主义理论研究。
结构主义对革命的分析集中在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Dunn，1989）。首先这些比较研究发现因为社会结构的区别，不同社会内部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显然不同。而革命在某个国家的发生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的聚积:政权弱化、政权和社会精英之间产生分裂甚至冲突、大众反叛。首先不同的国家政权组织在运用社会资源与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是不同的，而这种能力与国家现代化的水平相关。尤其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政权的动员、适应、生存能力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如果国家政权在战争中失败，那其积弱的内部能力就可能引发危机。当一个政权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压力而增强政权资源能力，比如增加税收和政府内部推动改革时很可能就会与传统的精英阶层和公众发生巨大的利益分歧，另外其它重要的国家组织内部的关键集团如军队的作用在政权与精英的冲突中至关重要。根据斯卡波尔（Skacpol ，1979）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深入的比较研究，她发现当与政权产生离心的精英能够运用和动员在国家控制能力之外的社会资源时，精英与政权的冲突的力量对比常常就会倒向反叛的方面。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政权的解体和革命都有可能发生。同时，即便国家内部的外在于政权的精英没有与政权发生重要的利益冲突，但当政权对其内部结构中的某些关键的制度集团的控制出现问题时，或者说政权的内部裙带关系等问题严重弱化了其保持内部团结的核心组织力量时，军队、官僚集团都有可能不再支持现政权甚至其中某些势力可能试图取而代之。这些内部政治结构上出现问题的政权在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时尤其危险。但政权倒台和剧烈的变革在危机情况下是经常发生的，不过革命却不一定发生。这主要取决于主导变革的领导人和集团的目的性是什么，如果他们行动的目的只是推翻现政权而没有计划实行彻底的社会变革，那也就是军事政变、政权集团易手，而不是根本性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也就不是革命。
总之如果相当一部分独立于政权之外而且掌握了组织资源的社会精英因为与政权的对立或者试图改进政权面对国际竞争、战争的行为能力而采取对抗行动，革命可能发生。但真正革命的爆发还要伴随着大众的反叛。最典型的革命中的大众反叛有两种形式:农民反叛和城市工人的起义。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由于地主阶级或支持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府对农民的压迫行为和政策。不过并不是最受压迫的农民最可能反叛，常常是最有规模、最有组织能力而且面对开始衰弱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容易反叛。农民自发造反的范围和目标常常是有限的，纯粹的农民革命几乎不存在。农民反叛成为现代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外在政治力量指导和支持。有时农民反叛会与城市工人起义同步，但常常是因为外在的政治组织领导协调的结果。而且与单纯孤立的农民运动不能造就革命一样，单纯孤立的城市工人起义也不是革命。因为通常城市工人起义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情况恶化，如高失业率和贫困，城市工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改善生活状况而非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只有当大众反叛包括农民造反和工人起义，与国家政权和精英的冲突、国家政权自身的危机相互作用的时候，革命的结构性条件才真正具备。
根据古帝文（Goodwin ，1993，11-37）的总结，第三代结构主义对革命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 approach ）的比较研究范畴。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个角度:国家自主性、国家政权能力、政治机会分析、和社会建构分析。国家自主性角度主要观察代表国家的官僚精英与不同社会集团要求的互动关系，以及政权相对社会来说的独立自主性；而国家政权能力角度主要讨论政权面对各种危机挑战时的能力衰减因为这可以直接造成革命发生的条件；政治机会分析角度则分析社会精英集团和社会组织动员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可能和机会，以及政权可能的反应；社会建构分析角度强调了国家政权的有意或无意的通过其政策行为在社会上促成了变革的舆论基础包括不满、愤怒、和新的社会正义目标，而导致革命的发生。
革命的主要目标固然是国家政权而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政权的垮台或解体，但重要的是革命运动如何在国家政权与社会相互关系演变中形成和发生。从国家政权的角度说，促成革命运动成型而且形成反对势力社会组织动员功能的条件包括:国家政权继续实行或者维持非常不得人心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政权排斥重要的社会动员集团的政治参与和资源分配；政权对向其挑战的社会动员集团或反对势力实行强硬的暴力镇压；政权极度弱化的组织、政策能力和逐渐失去在社会基层的权力；腐败或者个人独裁的政权在统治阶层内部造成深深的裂痕。这些结构性对国家政权的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够一般解答为什么革命发生的问题，但也有根本的局限性。比如在革命发生前后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真实情况不是对政权单方面的分析能完全解答的；代表政权的官僚和统治精英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常常是受制于整个统治阶层的情况下对危机作出反应；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还经常忽视了政治文化对集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总之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对任何一方面的孤立、单独分析有缺陷。基于这些原因，第四阶段的研究则把对革命的比较分析推到了新的深度。
我们知道前三个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回答了有关革命的最基本和一般的问题，如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度因素、结构性因素。但当人们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为什么不同的革命具有各自的特色、不同的主要参加者和特定的革命结果，那就需要集中讨论革命的过程，这也就是第四阶段对革命研究的中心任务。
第四阶段对革命的研究发生在八十年代以来，不但集中在对革命过程的比较研究和分析上，特别将革命分为三个研究解剖的阶段:革命源起、革命过程、革命成果，而且在对过程的描述解说中区别分析了国家政权和国际环境条件、社会精英的条件、大众的条件。比较研究还特别开发了对革命代理人、参加者、利益相关者，以及革命前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影响的分析。研究中两个中心概念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参与者（包括行动者和代理人agency）和路径决定（path dependence），前者强调革命的发生、过程、和结果并不完全是结构性因素事先决定的，而也取决于参与者的观念以及他们实现相关目标的主动行为；后者则强调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甚至是偶然的）将很大程度上决定革命的最终结果（Foran ，1993）。总的说来第四阶段对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对革命从起源、过程到结果的“流程分析”。
在革命源起部分，比较研究首先集中在政权自身的危机和国际条件上，而观察评估政权危机是否导致革命主要应该从两方面看:“有效统治”和“合法性”。比如当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家经济崩溃如政府财政破产时有效统治就会出现危机；而当现政权被看作是外部势力的傀儡，或在民族主义和有公众影响的宗教势力（有时是宗教极端主义如原教旨主义）眼中成为对立面，或政权在贪污腐败、社会分配不平等、过分使用暴力镇压反对势力等问题上出现问题，公众会对政权合法性产生怀疑。同时如果政权内部是团结的，社会精英的基本态度也是统一的，公众也是在严格控制之下的，以上问题可能会在妥协的情况下得到改善，政权可能躲过危机。但如果社会精英阶层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分化，在以上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异化，这就会严重削弱政权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同时如果公众面对严酷的贫困、经济情况生活状况恶化、或政权的暴力镇压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的反叛情绪就会急剧升高，革命的土壤就比较充分的形成了。其实以上有关革命起源的分析，第三阶段的结构理论已经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解释。第四阶段真正的进展是在对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上。
有关革命的过程，当政权危机、社会分裂、公众反叛的苗头出现时，现政权的反应可能是改革也可能是镇压，甚至两者兼有。但现政权改革的决心与程度和镇压的手段和力度在社会精英和公众观察中都可以证明社会变动的前景，也决定了他们对政权的根本态度。在这样复杂的变动时刻，实际上最具危险性的因素是不管现政权对克服危机采取的是改革还是镇压手段，政权的应对行为常常不能改善危机状况反而使得情况变得更加恶化，所以政权避免革命发生的行为反而经常会直接促成革命的条件更加成熟。这也就是为什么亨廷顿特别指出，对于一个面临危机的政权来说，最危险的其实是当政权试图用改革来解决危机的时候，因为这样做在社会和公众眼里表现出政权示弱的迹象，而且这样做可能会一下子释放出以往积压的反对能量。同时外部环境如战争的可能（包括侵略战争和内战），外部势力不同形式的干涉行为的可能，以及政权对国内少数族群的镇压都会对局势的发展以及是否革命发生造成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群体很可能会分裂，即使相当一部分不一定支持革命的精英也会放弃对现政权的忠诚；而那些决定推进激烈变革的精英就会试图用反对现存秩序、支持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来团结反对力量，争取公众支持，动员最大可能广泛的组织和可能掌控的社会资源，造成形势的动荡，推翻现政权取而代之。在这样的反叛精英群体的号召和领导下，广大公众对剧烈变革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当公众不但对政权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都不再信任，而且政权疯狂的镇压比如暗杀反对党领导人可能在社会上造成极端的反弹，同时当政权的衰弱已经显而易见，由反对势力组织动员的反叛造成政权的倒台也可以预期的情况下，公众可能急剧转向支持反叛、起义、动乱和革命的发生。在精英集团和组织动员的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关键的。据莱彻曼（Lachmann，1997，73-101）的分析，不同类的精英集团与现政权的关系、对政权的基本态度、以及精英集体中的团结和分裂，具体的某个精英集团与公众动员组织的结构关系决定了革命的直接可能条件和发生的形式。比如单一精英集团（比如军事独裁政权条件下）与现政权的强力组合常常可以减弱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而多元利益精英集团（特别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存在可以提供变革路径的多项选择，革命只是选项之一。不过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支持革命和反对革命力量的分化、重组都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在革命的过程中最终结果都不是确定的。大多时候，革命开始造成现政权的倒台只是第一步，而下一步真正决定革命结果的斗争也许才刚刚开始。
所以说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旧政权只是革命过程的初始阶段的完成，革命的真正成果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比如说，如果反对革命的势力仍然强大或者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革命后的新政权可能面对严酷的内战，而因为反对革命势力的威胁，新政权很有可能大量使用暴力镇压的恐怖手段消灭敌人。所以不仅革命是暴力的而且革命经常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和恐怖行为。这些都对革命后新秩序的最后形成至关重要。同时在革命的同盟者中间内部分化很可能发生，革命阵营中的温和势力和激进势力之间可能开始主导革命结果的争斗。如果是温和阵营占上风，最后的结果也许就是比较包容的民主体制的逐步建立；但如果激进革命力量占了主导，特别是当他们誓言不惜任何代价创建一个新价值观的政治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的改革时，最后的结果也许是威权或者是专制、独裁政权建立。当然革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也十分重要，而且很多时候影响并领导人们开始革命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能贯彻始终，常常在革命的过程中被更为彻底、激进的革命观点取代，比如古巴革命开始的意识形态就并非共产主义。外国势力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影响也对革命的最终结果起重要作用，比如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革命中，这种影响常常决定了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立。总之，国家危机、精英态度、公众的支持与否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不仅决定了革命的起源和过程，还决定了革命的最终成果。虽然什么样的革命的最后结局是无法预期的，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可以观察的。比如革命最终建立的政权常常是非常集权和官僚制的，因为新政权往往把推进国家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一定程度的集权是必须的；或者新政权面临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一定程度的暴力专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何时才算革命完成自己的使命很难界定，新政治秩序的巩固有时需要超过十年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对一场革命的最终影响的全面评估有时需要更长的历史时间。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Lipset，1990）在对美国和加拿大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就创造性的引用发生在两国历史上的美国革命与加拿大反对美国革命的历史事件经验来解释其后两国不同的制度选择、社会结构定型和政治文化的建立与演变。这也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formative event theory）方法的解说。根据他的解说，因为当时在北美殖民地的忠于英皇室的反对美国革命的观念和行为造就了加拿大与美国后来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的分野: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英教会传统、更多的集体主义、和政府主导的开发边疆政策。这些有关革命的历史事件的分歧使加拿大后来建构了一个不同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传统。
有关革命的最终结果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平等上的影响，凯里和克兰（KelleyKlein ，1998，78-90）提出了革命后社会分层和社会平等的假说。首先，激进革命在革命后的短时期内会产生社会平等和减弱财富、地位的继承；同时在短时期内，激进革命对重建社会分层的影响改变了社会分层的基础，更强调了人力资本自身的价值，而减弱了传统势力的影响；但激进革命并不能使最贫困的支持革命人口收益超过那些拥有人力资本和体力资本的人们。从革命后长时期的角度看，农民一般会受益于激进革命；但同样，因为农民和农业的全面经济发展，激进革命也在长期社会结果的角度解放了限制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激进革命从长远看至少创造了农民阶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激进革命长远看也鼓励农民在继承和教育上的不平等；所以总的来说激进革命将在短期内降低社会不平等和继承地位上的不平等，然后如果非农民阶层境况改善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低水平，社会平等情况就会保持稳定；如果农村经济发展则社会平等情况在穷国可能会恶化甚至坏于革命前的水平。这里的关键变量因素实际上包括农民阶级的分层和各社会集团如何享用激进革命后创造的新社会条件，如人力资本情况，和革命后国家如何利用政治手段干涉社会发展。但总的来说，根据党恩（Dunn，1989，22-23）的批判分析，革命的最终成果常常与革命鼓动者的初始愿望相悖，暴力革命最后建立的常常是专制性的政权，因为革命领导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极端信仰驱使他们走向集权，而革命的单一目的性常常在残酷的现实中牺牲了对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重要的其它价值目标。因此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革命的最终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走向了革命原始目的的反面，比如以消灭阶级差别、社会不平等为目标的革命最后常常会创造新的社会统治阶级和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对革命的发生和对革命的局限性的影响。这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对革命的研究中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 ）的分析范畴（Wickham-Crowley 1997，38-72）。而文化主义角度对结构主义观点的补充主要在于对革命后社会和革命结果的最后边界的分析。根据历史观察，许多革命领袖都特别愿意把自己领导的革命描绘成集体历史文化传统上的革新和反叛的延续与继承，以此来动员公众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历史的集体记忆服务于现代革命的目标，这反映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对革命这样的政治行为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就像历史是人类行动的表现而人们行动实际上又是一种观念指导下的主动行为，其实革命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政治现象，而非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决定的。但革命又是建立在集体的、历史传统上的观念指导下的。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化、历史的集体记忆对于革命的发生来说是重要的社会基础但对于革命的最终结果来说，又有限制性的功能。
西方著名的研究民族主义的专家史密斯（Smith ，1998，43）就曾经指出，任何极端的革命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回复传统文化中集体记忆的核心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社会集体对历史的记忆实际上限定了人们以极端形式“重建”社会的边界。特别是当人们承继了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共同历史的情况下，你彻底抛弃改变它的可能性甚微，就因为历史经验作为集体记忆的复杂性和承载的丰富性。这也就是为什么革命作为一种剧烈变革的方式的根本局限，也就是说所谓的“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包括文化传承、观念、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即造成了革命的可能也限定了革命的最后边界。
在对现代革命的研究中，两个重要的交叉因素是民族主义和导致革命的各种条件的组合相交（Revolutionary conjuncture ）。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尤其在第三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中，革命的要求与民族主义的力量的结合常常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方式。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用来鼓动特定民族、特定国家从外在的压迫中解放，或是与其它意识形态结合，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通常在现代革命中起核心作用。但是民族主义固然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讲非常有效，民族主义自身作为一个特别的意识形态又是有致命弱点的。主要由于本身的狭隘性和“民族”这个概念定义的相关性，民族主义本身并不能构成革命的意识形态核心。因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如社会正义和公平并不一定完全契合。爱森斯塔德（Eisenstadt，1999）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革命的思想来源，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革命的产物。革命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溶合重建的过程。通常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将革命的意识形态本土化，民族化，如列宁主义、毛思想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在二十世纪前期以现代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在欧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要求集中表现在“民族自决”的新观念中，而这个观念的首创者主要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的对象和革命意识的来源实际上都是来自欧美国家。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中是一种普遍现象。欧洲国家成功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在此基础上的政权合法性的榜样给后来的第三世界革命者发动革命提供了可贵的经验（Chaliand 1990，22-23）。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后与革命理想的巨大落差，特别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至少有两个重要相关原因，一是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外在的由前宗主国殖民主义者划定的，内在的民族国家认同没有建成，内部少数民族常常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二是真正现代意义的社会政治变革、制度建设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原则在民族独立后并未建立起来，而大部分政治领袖只是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选择性的实行对自己有利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在他们的政权合法性观念中，民族主义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核心。因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在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方面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常常是变形的，失败的。
所以尽管民族主义化的革命意识形态可以灌输反叛思想、把不满现政权的公众动员起来，革命还需要其它条件的相互作用，只有如此革命才可能最终发生。第四阶段的研究还发现，在传统意义上的现代革命的诸因素组合主要是当人口增长和经济衰退、价格增长、政府能力弱化等问题交集时，比如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可能就增加了。同时，当政权进入危机，精英阶层开始分裂，大众愤怒的心理积累等三方面因素汇集时，革命的条件就开始成熟了。当然有时革命的发生还取决于外部敌对力量或同情力量的态度。当外部敌对力量不再支持成为革命对象的现政权或是外部同情力量全力支持公众反叛的革命要求，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总之，作为一种非常罕见、复杂的政治现象，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很难完全准确的描绘和分析的。
第四阶段的对革命的研究，除了集中在对参与者、意识形态和路径选择的分析外，现在对革命的讨论也转而主要分析在第三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Chaliand，1977）。主要原因在于自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绝大部分现代革命都发生在非西方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而传统的对革命的解释主要建立在欧美历史经验之上，并不能清楚的告诉我们发生在法国、美国、俄国、中国和发生在越南、古巴、墨西哥、伊朗、尼加拉瓜、菲律宾的革命之根本性的不同。在对不同类别革命的研究上，经典意义上的以共和、现代化为目标的革命如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几种不同的革命产生的因果关系是可以观察总结的。比如英国革命的背景是结构型的社会变化在资本力量推动下出现的对政治矛盾的一种妥协式的解决（Goldstone ，2003）；而法国革命的直接原因则是阶级关系变化而成就的农民与第三等级的新兴资产阶级结盟推翻封建秩序的政治运动（Markoff，2003）；美国革命的主要条件则是在经典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影响下用极端的革命方式设计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秩序（Wood，2003）。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经验中，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又非常不同，俄国革命的产生条件是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君主政权的危机、社会精英的分化和革命力量的兴起（McDaniel，2003）；而中国革命则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发生的具有亚洲特征和本土特点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自主革命（Selden，2003）。但一般认为中国革命对后来其它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要大于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比如越南和古巴的革命，甚至后来拉丁美洲、非洲第三世界革命其实更都接近中国革命的模式。但俄国、中国革命的目的性还是都朝向现代化（共产主义的理念其实也在很大意义上接近现代西方现代化理论），而且对革命后政治社会秩序的设计是基于历史进步的观念。后来第三世界革命的例子则不同，有的是公众对亲西方的专制独裁政权的革命，如尼加拉瓜和古巴革命；有的则干脆就是对西方代表的现代化的反动，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下的伊朗革命。这就对我们对现代革命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在东南亚以菲律宾“人民革命”为代表，后来又在印度尼西亚取得成功的反对专制独裁政权的大众参与的革命的情况有两点与一般的第三世界革命不同，一是革命后的政权并不是集权性质并全力推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的政权，而是公众参与基础上的脆弱的民主政权；二是这类政权在革命后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社会现代化的脚步在革命后并没有加快。也可以说是革命的形式发生了但经典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成果并没有出现。而在伊朗的情况下，不但其革命的成果是对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反动，而且在革命二十年后的政权已经演变成民选的反西方的激进政权。根据舒尔茨和斯莱特（SchutzSlater，1990）的总结，与革命发生相关的关键概念是政权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围绕着这个概念，他们总结出七种不同的革命发生的形式:第一是君主制度合法性崩塌和革命性变革（Collapse of Monarchial 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Change如欧美经典革命）；第二种是伊斯兰复兴和宗教革命合法性的建立（IslamicResurge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of Religion 如伊朗革命）；第三种从乡村革命开始的革命合法性（Revolutionary Legitimazation in theCountryside 如中国革命这样的“东方革命”）；第四种是政权合法性失去和公众革命动员造成的革命性变革（Regime Illegitimacy and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如古巴、尼加拉瓜、菲律宾革命）；第五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民族主义引领的革命运动（Anticolonial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如阿尔及利亚、肯尼亚、罗得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第六类是反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叛（Anti-MarxistInsurgencies如1956、1968、1989年发生在东欧国家的抗议运动）；最后一类是在许多现主权国家内部广泛存在的民族独立、民族分离运动（EthnonationalistMovements 也是对现行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挑战）。总之他们的研究集中在非欧美经典意义的多样性的革命经验上。
其实为了研究现代革命的多样性，亨廷顿对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区别的解说是个很好的起点。人们发现发生不同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在政权的原始合法性的问题上。在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俄国和中国，革命发生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现代合法性的国家内，或者说已经有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内；但许多第三世界革命发生在前殖民地国家，许多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作为革命对象的现政权通常本来也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革命必然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相联系，民族主义就成为最主要的引导革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但民族主义运动也常常成为东方国家现代化改革的起点。亨廷顿（1968）在对改革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非常推崇的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就是以建立现代认同的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为第一阶段任务。在亨廷顿看来，与对革命的学术讨论中对革命本身的中性价值评判甚至是负面价值评判不同的是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改革在道德评判上基本上是正面的社会变革行为。但与革命相比，改革更是一种常态行为或是常态下的政治选择，而革命是非常态的极端政治行为。失败的改革常常导致政治危机乃至革命，同时成功的改革则可以延缓甚至避免革命。所以在对改革和革命关系的研究中，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改革是革命的替代（substitute）还是革命的催化剂（catalyst）的问题。列宁这样的革命家认为是后者而亨廷顿并不认为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决定关系。他更认为要具体分析改革和革命的前提条件以及改革的结果对革命来说得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标准，改革是有目的性的政治行为，判断改革的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包括经济发展、消除社会不平等、增加政治参与、增强政府的执政功能等。但亨丁顿认为改革的难度比革命更甚，因为改革要调和矛盾（革命则要激化矛盾），改革要在激进势力和保守势力中间的互动中寻找平衡，改革还要在几个中心目标中间（如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之间）作出阶段性的取舍，也就是说改革的渐进性使得其最终目的的重要性常常要让位于对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政治技巧的重视。所以亨廷顿特别推崇在改革的实践中“费边主义”的改革战略结合“闪电战”式的改革战术的实行。但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集权的政治权威来领导进行，而无论对改革还是革命的成功来说，政治权威的有效性和维持其合法性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亨廷顿总结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经验看，对改革阶段性目标的取舍来说，针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比较困难，容易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针对农民和农村的改革，特别是成功的土地改革，则更容易取得稳定政权、避免革命的效果。
许多研究（Goodwin ，2003）还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席卷前苏联和东欧的非共革命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反对专制、独裁的第三世界革命相似，而且在东欧的非共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也非常大。不过总的来说东欧的非共革命更像是一种旧的革命模式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革命的重现或延伸，因为这些革命的目的性并没有超出经典的共和主义革命的理念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那些发生在东欧的剧烈变革除了公众参与和反叛的戏剧性表现方式之外其实革命的内容并不新鲜。相反，对非共产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的比较研究也许更有价值，因为这些经验可以作为改革路径的总结为人们将来的政治选择服务。所以在对当代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 society ），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的研究成为新一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
总之，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对革命这个课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且成体系，但是对改革的政治学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相对来说仍处于“不发达”阶段，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注意。实际上现今在所谓“后共产主义”“后革命”社会如中国和俄国，改革已经取代了革命成为政治发展变革的主要路径，相应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对改革的实证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革经验，特别是中国与俄国（前苏联）改革经验的比较研究。比如一般认为俄国的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休克震荡式的而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先行、渐进式的。而在九十年代的对改革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改革路径、顺序和主要方式的不同，俄国及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改革没有中国的改革经验成功（Nolan ，1995）。但在新世纪的比较研究中开始对此提出了疑问，特别是关于经济改革的成功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政治民主化的正面关系的传统观点的争议（Pei ，2006）。
现在对改革的研究集中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目标选择和路径选择上:经济现代化、社会公平和正义、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特别重要的是在对改革的比较分析研究中，理论上开始认为这些重要的目标之间是有背离关系的。所以对改革的设计者和实践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在改革的阶段中更好的处理这些背离的关系，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最多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目标。在这些比较分析中的共识是要尽可能避免选择革命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路径。也就是说，革命作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方式逐渐被放弃，而在社会政治秩序延续下的改良行为更为广泛接受。不过人们必须承认这并不说明革命不再会发生。而社会政治变革是会继续发生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在面对危机时已经没有选择。所以尽管我们可能都同意渐进的改革是最佳选择，革命动乱的突然发生在有些情况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拿破仑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只有罗伯斯庇尔是真正站在平民一边，可最终他却被平民们送上了断头台。”科西嘉人这段话绝对不算贬义，因为事实证明“人民”从来都是看重现实利益的，“人民”不会为任何“长远”的“整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现实的，个人的利益。

巴黎市民担心外省乞丐涌入而攻打巴士底狱
政府的一场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使政府负担过重的决不是凡尔赛宫廷的奢华宏伟。1788年只有百分之五的公共经费专门用于王室各住宅的维修。使政府负担过重的是军费，既要维持现有的陆海军，又要偿付公债。在世界各国，公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每年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约一半是用于支付债务。英国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同样分配的。法国债务几达四十亿利佛尔。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但是，法国债务只有大不列颠国债的一半，按人口计算每人的负担只及英国的五分之一弱。法国债务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小，也显然不比七十五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债务大。在那时，债务曾经由于拒付而减轻了。在18世纪80年代则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打算拒付债务，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各富有阶级在间歇时期有所进步。
由于法国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这一简单的理由，连举债也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应归咎于国家贫穷，而应归咎于特权分子，尤其是贵族免税和逃税；归咎于财政制度的混乱，或者说缺乏财政制度，以致纳税者交纳的大部分税从未交到财政部手里。我们已经讲到过，最重要的税收--人头税一般只是由农民交纳，贵族凭借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被豁免，官员和资产阶级也以种种办法取得免税。教会仍坚持它的财产不能由国家征税，而定期向国王呈交的“自愿赠品”，虽然数量较大，但仍比向教会土地征收的直接税要少。因此，尽管国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库却空空如也。享有法国大部分财富的各社会阶级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
许许多多权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约翰·劳、莫普、杜尔哥，都看到了向特权阶级征税的必要性。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总监，他朝同一方向开始行动，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被免去职务。他的继任者卡洛纳在危机时上任，得出了更为革命的结论。1786年他制定一个纲领，提出有节制地采用代议制以缓和开明专制主义。他建议用所有地主都不能免除的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建议减轻间接税，取消国内关税，以促进经济发展；建议没收教会的某些财产；建议设立省级会议，作为引起政府中有产分子兴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会议中都可以有代表，而无需考虑等级或阶层。
这个纲领如果实行，也许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它不仅在税收上打击了贵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同时也打击了三重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卡洛纳从经验中知道，巴黎议会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纲领，于是在1787年召开“贵族会议”，以期能赢得对他那个计划的赞同。贵族们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他作出让步，他们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国王免去卡洛纳的职务，任命善于处世的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扬为继任者。布里扬试图通过巴黎高等法院推行类似的纲领。高等法院却加以拒绝，宣布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王国三个等级才有权同意新的税收。布里扬和路易十六最初认为，三级会议如果召开，可能受到贵族控制，因而拒绝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见。布里扬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样企图破坏高等法院，以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取而代之，在这一新体制中，法院将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就导致了贵族名符其实的叛乱。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级会议都进行抵制，军官拒绝服役，地方行政长官行动踌躇，贵族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和相应的委员会。由于政府停止活动，不能借钱和征税，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诺在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各阶级都被邀推选代表出席会议，并将他们的不满列表呈报。
从三级会议到国民议会
由于三级会议已中断一个半世纪，国王要求大家研究会议的主题，并对这样的会议在现代条件下应如何组织提出建议。这就导致一场公众的大讨论。大讨论立即远远扩大到所有以前影响公共舆论的各种运动。出现成百种政治小册子，其中多数要求废除旧体系，因为按照旧体系，三个等级分厅开会，每个厅作为一个单位投票。这样的表决制度遭到广泛的批评，因为它意味着第三等级院永远处于少数。但是1788年9月，恢复职能的巴黎高等法院规定三级会议将如1614年那样按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和表决。
贵族通过高等法院暴露了自己的目的。它强迫召开三级会议，就此而言，是法国贵族发动了革命。革命是以贵族重新反对国王的专制主义的又一次胜利而开始的。实际上贵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纲领:他们要求成立立宪政府，要求保证所有人的个人自由，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要求不得任意逮捕和禁闭。当时不少人甚至准备放弃纳税方面的特权，这一点最终有可能做到。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占优势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想法不仅要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而且要在将来通过三级会议这个最高机构统治法国，代表们在三个厅里分别开会，其中一个厅是贵族，一个厅是教士（其中的高级教士也是贵族），还有一个厅是第三等级。
这恰恰是第三等级希望避免的事。律师、银行家、商人、政府债权人、店主、工匠、工人和农民都不愿意受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的统治。他们对新时代怀有希望，这是根据启蒙运动哲学而产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国革命的激励。在“好国王路易”召开三级会议时，他们的这种希望达到了高潮。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比是给了他们一记耳光--一种无缘无故的阶级侮辱。整个第三等级以厌恶和怀疑的心情攻击贵族。修道院院长西耶斯1789年1月发表了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宣布贵族是一个无用的特权阶级，取消贵族于社会无损；第三等级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是一致的，而国家是绝对的、无限的最高权力。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通过西耶斯成为法国革命的思想。与此同时，即使在三级会议实际召开以前，贵族和平民也不是根据哲人的著作，而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当时形势，就已经忧心忡忡、满腹狐疑地相互注视着了。第三等级最初曾支持贵族反对国王大臣们的“专制主义”，而这时却认为贵族可能怀有最坏的动机。阶级对抗从一开始就毒化了革命，致使和平改革成为不可能，并使许多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萌生破坏性的激进情绪。
三级会议按计划定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开幕。其多数代表为律师的第三等级抵制了这个分三个厅开会的机构。第三等级坚持三个等级的代表应合厅开会，并实行个人投票，这个程序有利于第三等级，因为国王给予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相当于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总和。僵局持续了六周。6月13日，几个教士离开第一等级院转到第三等级一边，并和后者一起开会。他们受到热烈欢迎。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在贵族压力下封闭了他们开会的大厅。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找到邻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在那里，他们在一片混乱和忧虑的喧哗声中转来转去，宣誓并签署了1789年6月20日网球场誓约，声称他们无论在哪里开会，国民议会都是存在的，非俟宪法制成，议会决不解散。这是一个革命步骤，因为一群无合法权力者实际上接管了最高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成员分厅开会。这时国王颇为勉强地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但争取不满者的信任已为时太晚，而无论如何，国王欲使法国各合法阶级的社会机构能继续维持下去。自封的国民议会不愿作出让步。犹豫不决的国王没有果断地实施控制权，而是允许国民议会继续存在下去。在6月底的几天，他召集约一万八千名士兵到凡尔赛。
问题在于法国国王在贵族与平民的激烈争端中选择了贵族。在法国，国王传统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好几个世纪内，法国君主政权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汲取力量的。整个18世纪，国王的大臣们一直在继续反对特权集团的斗争。仅在一年前，路易十六几乎与反叛的贵族发生战争。1789年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国王失去了对三级会议的控制，没有行使自己的领导权，直至为时已晚才提出纲领，而且没有提供可使各派重新集结在其周围的象征。国王也没有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和平民百姓所流露的对他谦恭的忠诚，他们原期望国王能像往年那样支持他们，去反对贵族门第和身份。国王最初倒是试图实行妥协和延缓危机，随后，他发现自己处于连他颁布的法令都受到第三等级大胆挑战的境地。在陷于这种困境时，路易十六又屈从于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他的兄弟们以及同他一起生活的宫廷贵族，他们告诉他说，他的尊严和权威已受到侮辱和损害。6月底，路易十六毫不犹豫地倾向使用军事力量解散三级会议。但是，第三等级担心的并不是恢复旧的理论上的专制君主政权，他们担心的是贵族可能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府。现在已经不能回头，第三等级的革命使路易十六与贵族结成联盟，而第三等级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畏惧贵族，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国王已处于贵族掌握之中。
下层阶级在行动
与此同时，国家正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对资产阶级以下的各阶级已难以控制。对他们来说，召开三级会议同样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纪元的来临。长期积压的不满，以及不仅在法国而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的那些问题都一齐浮到了表面。近期内的情况又是严重的。1788年农业歉收，到1789年7月，面包价格比路易十四逝世以来任何时候都高。1789年又是一个萧条年，由于美国战争而迅猛发展的贸易突然停滞，以致工资下降，失业增加，同时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已经瘫痪的中央政府无法采取旧制度时通常采取的那种救济措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焦虑不安。劳工纠纷突然爆发，4月份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骚动破坏了巴黎一家墙纸工厂。农村地区大多是混乱的。农民宣布不再支付采邑税，还拒绝纳税。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农村也受到流民、乞丐、无赖以及活跃在许多边境关卡的走私犯的骚扰。当时商业萧条使在家从事纺织或其他家庭工业的诚实农民的收入减少，失业和贫困在国内蔓延，人们被迫离开家园，结果流民的人数增加到惊人的程度。事态的发展使人们对贵族丧失了任何信任，大家相信（虽然这不是真的）贵族为了威吓第三等级和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在秘密招募这些“土匪”。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这样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危机。
城镇担心会遭到乞丐和亡命之徒的糟蹋。甚至巴黎这个除伦敦外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有这种顾虑。巴黎人还因军队在凡尔赛附近集中而感到惊恐。他们开始武装自卫。第三等级各阶层都参加了。人群开始在军火库和公共建筑物中寻找武器。7月14日，他们来到巴士底狱，这是中世纪为了威慑城市而建造的坚固堡垒，同英国的伦敦塔是一样的。巴士底狱过去曾用作关押有足够势力逃避普通监狱的那些人，在太平时期它被认为是无害的建筑，事实上，几年前已经议论要将它拆毁，改造成为一座公共游艺场。当时，在到处发生骚乱的情况下，驻扎在那里的司令官已把大炮架在斜面墙内。人群要求他移开大炮，并要他供应武器，但遭到拒绝。有几根木头燃烧起来，遂加深了一连串的误会，群众变成为暴民，开始攻打要塞，他们在少数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五门大炮的协助下，劝说司令官投降。暴民中有九十八人死亡，他们蜂拥而进，并残酷地杀死了六名警卫队士兵。那位司令官在被护送去市政厅的路上遇害。另外几个官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头颅被割下穿在长枪尖上，在城里到处展示。当这些事情发生时，驻扎在巴黎郊区的正规部队却按兵不动，他们的忠诚已成问题，当局又无论如何不习惯向市民开火。
占领巴士底狱虽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却具有拯救凡尔赛议会的作用。手足无措的国王接受了巴黎的新局面。他承认在那里组成的公民委员会为新市政府。国王遣走召来的军队，并命令一些执拗不服的贵族和教士参加国民议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都建立起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即国民自卫军。国民议会任命“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统帅巴黎自卫军。他把波旁家族的白色和巴黎城徽的红、蓝色结合成帽徽的颜色。法兰西三色--革命的象征，就是这样来源于旧和新的结合。
在农村地区，事态每况愈下。在1789年大恐慌年代，模糊的不安全感已变为惊慌失措，随着旅行者、邮差等人的到来，在7月晚些时候，大恐慌蔓延整个农村地区。“土匪来了”的谣言到处流传，武装保护自己家园和庄稼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彼此互相影响情绪。他们不时把注意力集中于采邑主的住宅上，有时烧毁采邑主的房屋，有时则只是破坏记录各种封建义务的采邑档案。大恐慌成为一场农民总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起义中农民远非出于无法控制的惊慌所产生的动机，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打算用武力破坏采邑制度。
（摘自《现代世界史》 作者:R.R.帕尔默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路易十六因叛国被处死：我是清白的，我原谅我的敌人
1793年1月21日，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以叛国罪被推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即位的时候，波旁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很穷，穷得捉襟见肘，每年偿还外债的利息就能耗费掉一半的国库收入。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再遇上一个优柔寡断、只爱制锁不理政事的国王只能是雪上加霜。
路易十六在没有即位之前就沉溺于制锁，他制的锁工艺精湛并且极富创意，每一把都可以称作一件艺术品。为了制造更精美的锁，他从民间高薪聘请了一位制锁工匠，待遇优渥，甚至能自由出入国王的寝宫。遗憾的是，制锁与治理王国没有任何的帮助。波旁王朝连同王室的财政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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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

为了解决王室的财政问题，路易十六召开了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没想到这次会议引发了新崛起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们的矛盾，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89年10月，巴黎民众和国民卫队士兵将国王一家驱逐出凡尔赛宫，并签署了著名的《人权宣言》。
胆小并且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惶恐不安，在王后的劝说下终于动摇，打算逃出法国，此举惹来极大的民愤。在出逃的过程中路易十六被抓获，并以叛国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成为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
路易十六即位的时候，也想做出一些改革，在现有的体制内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贵族们的利益，就如同石头撞上了棉花，再加上路易十六并不是很坚决，所以最后他也只能随波逐流。在革命的时候，路易十六想借助国外的力量来夺回自己的王位，于是被安上了叛国的罪名，这罪名还是有一点冤枉的。所以，他在断头台上高喊:“我是清白的。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对于路易十六，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说: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南怀瑾说:“路易十六明知危殆，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甚至还要矢上加尖。终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在法国庆祝革命成功200周年的庆典上，时任总统的密特朗也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罗伯斯庇尔：暴君还是替罪羊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说 “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名字总是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对现在很多西方人来说，他是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令人厌恶的暴君，正是他把成千上万人送上了断头台。法国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始终无法释怀，虽然无数个革命者被后人用雕塑来纪念，但罗伯斯庇尔却得不到这样的待遇。直至如今，他还是不被人们接受，他巴黎故居的门牌，越挂越高，据说因为总有人想把他的名字抹掉。在巴黎，只有一个很不体面的小地铁站以他的名字命名。
完美的个人
罗伯斯庇尔1758年生于阿拉斯，在少年时期接连遭受不幸。他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不久之后，父亲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罗伯斯庇尔家的孩子们由亲戚抚养，这些亲戚们一有机会就提醒孩子们:他们寄人篱下的处境和他们的父亲有多么不负责任。马克西米利安是长子，他尽职尽责，刻苦学习，后来他稍有能力，就独立负担起了年幼弟妹的生活。1770年阿拉斯当地神父给了罗伯斯庇尔奖学金，让他能够到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他在学校的好友包括日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学习勤奋，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优秀，得到“罗马人”的外号。1781年他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律师，在家乡过上平静的生活。在小镇里他极力保护穷人利益，喜欢在学校里发表以爱为主题的演说。不时与当地一些律师和学者来往，并参与当地文艺活动，被阿拉斯科学院接纳为院士，并当选为阿拉斯文学院院长。他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约瑟夫·富歇，以及日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同事拉扎尔·卡诺。
1789年，他三十出头，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中，这股革命的风暴吞噬了他的余生。在5月召开的三级会议中，他被选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在这场大革命的风暴中，他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从一开始，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个激进派，一个民主主义者，捍卫“主权在民”的原则，认为权力应该扩展到所有人，包括在殖民地的奴隶。在革命早期，权力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作为一个反对派的发言人，罗伯斯皮尔无所畏惧的批评政府。很长时间，他都反对死刑。
在他作为雅各宾派领导人的统治时期，罗伯斯庇尔的个人生活都是无可指摘的。他没有居住在宫殿中，没有积攒财富，也不像拿破仑与皇室联姻。罗伯斯庇尔在一间木匠师傅出租的单间中过着一个独身寄宿人的生活。他以不可被腐蚀著称，不像很多政治家使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求私利，他靠自己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到任何地方去都没坐过马车而是步行，他喜欢在乡间散步，唯一“奢华的享受”是与他的房东共同分享晚会舞曲。
追求美德的暴君
在1794年1月发表的演说中罗伯斯庇尔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享受自由和平等，最高正义的法则不是写在大理石上，而是写在包括奴隶和暴君在内所有人的心中”。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恐怖有比赢得内战胜利更深远的道德意义:带来大众的利益。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必须消灭革命的反对者。在他同一个讲演中，为了证明恐怖的正义，他说:“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政府的根基是美德，那么在革命时期就是美德和恐怖，没有恐怖的美德是有害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无力的，恐怖就是严厉不可动摇的正义，它是美德的源泉，恐怖不仅仅是一个原则，它是民主原则的结果。”
在罗伯斯庇尔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恐怖政策的牺牲品是他以前志同道合的友人，甚至包括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卡米尔·德穆兰。德穆兰走向断头台之路开始于他支持乔治·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另一个朋友。1794年3月安全委员会决定逮捕丹东和德穆兰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运用个人对这两人的了解有力支持了官方审判，换句话说，他的证词决定了朋友死亡的命运。德穆兰的妻子露西尔想解救她的丈夫，但是她也被以阴谋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并于4月随她丈夫之后上了断头台。露西尔那心碎的母亲恳求罗伯斯皮尔网开一面的信如石沉大海。罗伯斯庇尔曾说过一个有美德的人应该把大众的利益放在私人情感之上，但是在这一事件上，他的美德那样冷酷不近人情。
独裁者？替罪羊？
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
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恐怖第一次成为官方政治，不像后来，人们用“恐怖主义”指用暴力手段反对政府的方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是政府的统治，是由议会投票通过的立法。像罗伯斯庇尔一样，雅各宾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恐怖统治采用法律的形式。 罗伯斯庇尔从来不是政府首脑，也不是唯一的恐怖主义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和他一样也要为恐怖政策负责。他们有的野心勃勃，并不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不可腐蚀。他们嘲笑他关于一个有德行政府的梦想。
在罗伯斯庇尔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参加任何会议。在这期间，恐怖政策变本加厉，死刑执行更加紧锣密鼓:基于1794年6月10日颁布的法律，不允许被告辩护，不需要确实的证据，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判以“反革命”的罪行。
罗伯斯庇尔也有反对恐怖政策的方面，比如他反对无套裤汉强行关闭修道院、禁止一切宗教行为等彻底非基督化的政策。1794年6月，基于启蒙思潮的自然神论，他组织了“最高存在节”，试图统一广泛的宗教信仰。但是这一事件使他在无神论者中成为笑柄，更不能安抚长久以来被打击的虔诚教徒。罗伯斯庇尔也指责某些与军队一起派往各省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执行的某些专员，这些人运用手中的权力逮捕、恐吓、奴役当地人民，罗伯斯皮尔认为塔耶、富歇、弗雷龙和巴拉斯就是这样的人。
1789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死前第三天，发表了他最后的演说:共和国的敌人说我是暴君！倘若我真是暴君，他们就会俯伏在我的脚下了。我会塞给他们大量的黄金，赦免他们的罪行，他们也就会感激不尽了。倘若我是个暴君，被我们打倒了的那些国王就绝不会谴责罗伯斯庇尔，反而会用他们那有罪的手支持我了……
那些打倒罗伯斯庇尔的人是些比他更无情的恐怖主义者。从本心上来说，他们希望恐怖政策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政策太不得人心了，6月26日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恐怖政策在军事上的必要性消失了。这些恐怖主义政客们迅速转向，他们现在说，只有罗伯斯皮尔是恐怖主义者，而他们自己一直专注于战争，保卫法国。在大众的心目中，罗伯斯庇尔很快成了恐怖主义政策的体现者，而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对社会和政府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被人遗忘了。当罗伯斯庇尔说反革命阴谋威胁到法国民众，需要采取极端政策的时候，他只是说出了在外国军队、本国叛乱威胁下法国当时多数人的心声。毕竟，雅各宾派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批准的。也许，这正是罗伯斯庇尔如此受中伤的原因:法国社会为了避免正视在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所有人的黑暗内心，必然抓住一个人，让他为所有的恐怖政策负责，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就是那只替罪羊。
断头台比战争恐怖？
雅各宾统治时期，巴黎的死亡人数是2639人，整个法国（包括巴黎）是16594人，除了巴黎外，大多数执行的死刑是在贵族和教士反叛的地区，像旺代省、里昂和马赛。地区间死亡人数的差异很大。雅各宾派在保存死刑记录上是很详尽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正式诉诸法庭审判就被处决了，还有些人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死在拥挤而窒息的囚牢。
为了更好地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迅速、不痛地处决死囚，1791年6月的议会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执行斩首。据说，断头台的设计还包含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智慧”:于是一台被敬称为“国家剃刀”的断头台就诞生了，这个“国家剃刀”砍掉一个人的脑袋只需百分之二秒，而被砍下的人头大约需要30秒钟才完全失去知觉。出于“革命的需要”，新断头台很快得到了国会的认可，并立刻成为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象征。当然，最后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全都和路易十六一样上了断头台。而把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人是同一个人:刽子手夏尔·桑松。
相对来说更多的人死于内战却没有留下记录，有历史学家认为25万叛军和20万共和国军死于1793~1796年的旺代战争。法国作家雨果，根据这段历史写成了不朽著作《九三年》。
今天，除了专家之外，没人记得旺代之战了，提起大革命的恐怖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断头台。经过二十世纪这么多的流血记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为什么断头台还如此震撼我们的心灵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指出: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相对是少的（他指的是死刑的官方数字），实际上几百万人死于拿破仑战争，仅仅是为了拿破仑个人的荣誉。但是拿破仑还是被看作国家英雄，而罗伯斯庇尔的名字却永远的与恐怖和暴力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历史命运发人深思。
客观评价遥遥无期
整个罗伯斯庇尔研究的文集就是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对他的评估也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而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索布尔不无同情地说“罗伯斯比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
有些批评者认为雅各宾专政是法西斯独裁专制和共政权的前身。罗伯斯庇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庇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对罗伯斯庇尔做出客观评价仍然遥遥无期。

法国革命及君主制的恢复
英国刚刚损失了美洲的13个州，伟大君主国的正中心就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从而更加生动真实地提醒欧洲，世界政治格局从本质上来讲是短暂的。
我们曾经说过，法国君主政体是欧洲个人君主政体中最成功的范例，是许多地位相当或次要的朝廷羡慕和仿效的对象。但是，它的成功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因此迅速垮台。它英明卓越，积极进取，但是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和钱财大肆挥霍。僧侣和贵族免税制的保护，不用纳税，整个国家的负担都扔给中下层阶级。农民深受税收的压榨；而中层阶级则遭到贵族的支配和侮辱。
1787年，这个法国君主政体突然发现国力已经耗尽，不得不召集王国各个阶层的代表来商讨关于缺损收入和过度支出等等令人困惑的问题。1789年，法国议会——由贵族、僧侣和平民参加的聚会，大致相当于英国议会的早期形式，在凡尔赛召集起来。1610年以来它从来没有开过会。因为那时法国是专制的君主政体。现在人民找到了一种办法，表达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不满。由于第三等级，即平民，决心控制议会，因此三个社会阶层之间的争论立即爆发。平民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于是法国议会变成了国民议会，明确决定维持王国政府的良好秩序，就像英国议会维持大不列颠王国政府的秩序一样。国王（路易十六）准备奋力挣扎，从外省调集了部队。对此，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发动了起义。
专制君主政体顷刻之间荡然无存。面目狰狞的巴士底狱受到巴黎人民的猛烈攻击，暴动很快波及了整个法国。在东部及西北各省，属于贵族的许多庄园被农民烧毁，地契被刻意毁坏，主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赶走。一个月以后，古老、腐朽的贵族统治制度彻底瓦解了。与王后有关的许多重要贵族和侍臣纷纷逃往国外。巴黎及大部分其他大城市建立了临时政府，新的军事力量国民自卫队，由这些市政机构创建起来，其主要、全部的目的就是抵抗王国政府的军队。国民议会感到有责任为新时代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
这是一项充分考验议会力量的任务。它对专制主义统治时期的非正义行为进行了大清除；取消免税制、农奴制、贵族头衔和特权，试图在巴黎建立君主立宪制。国王放弃凡尔赛宫及其辉煌，仅在巴黎的杜伊勒利宫保留一个人员裁减过的政府。
两年来，国民议会似乎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化政府。假如说它的许多工作则是实验性的，必须取消，那么还有许多工作则是正当而持久的。许多工作毫无效果。它对刑法典进行了清理；酷刑、随意关押、迫害异端这些做法被取消。法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外省，例如诺曼底、勃艮第等等，被80个新省所替代。军队中提升到最高职衔的机会向来自任何阶层的人开放。建立了良好、简单的法院体系，但是法官通过大选任命，且任期更短，这 一做法大大贬低了它的价值，使老百姓变成类似的上诉终审法院，而法官则像议会成员一样，被迫迎合大众的趣味。教会的大批财产被国家没收、处理；没有从事教育或慈善行为的宗教机构被解散，僧侣的工资由国家发放。这件事本身对于法国的低级僧侣来说并非坏事，因为与那些更富有的宗教界显贵相比，它们得到的工资入往往低得惊人。但除此之外，对牧师、主教的选择 也需选举产生，这一做法破坏了天主教会果最根本上的思想，因为教会集中在教皇 、红衣主教身上的所有权威是自上而下的。
1793年(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的微弱多数判处国王死刑。
1791年，法国君主立宪制的实验因为国王和王后的行动而突然结束，他们与国外的贵族朋友、君主主义者互相勾结。外国军队集结在东部边境。6月的一天夜晚，国王、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悄悄地溜出了杜勒利宫，跑去同外国作流放的贵族会合。他们在瓦兰被抓住，随后被带回巴黎，于是全法国人爆发出爱国主义共和制的热情。共和国宣告成立，接着发生了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公开战争。按照英国已经树立的榜样，国王因为背叛人民而受到审判，被处以死刑（1793年1月）。
现在法国人民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阶段。拥护法国和共和国的热情非常高涨。国内外妥协的状态即将结束；在国内，保王党人和任何形式的不忠行为即将被消灭；在国外，法国将成为所有革命者的保护者、帮助者。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将实现共和主义。法国青年纷纷加入共和军；一首精彩的新歌传遍大陆，这首歌——《马赛曲》今天依然象美酒一样让人热血沸腾。1792年年底，法国军队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路易十四的最佳业绩，无论何处，他们脚踏着外国的土地。他们到了布鲁塞尔，他们占领了萨瓦，他们袭击了美茵茨；他们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斯凯尔特河。
接着，法国政府干了一件不明智的事。处死路易时，英国驱逐了法国代表，此举惹怒了法国，于是它向英国宣战。这是一件蠢事，因为革命一方面使法国获得了一支新生的、满腔热情的步兵和一支技术高超的炮兵，但另一方面也破坏了 海军的训练，英国人在海上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一挑衅行为使整个英国团结起来，反对法国，而大不列颠本来刚发生过规模极大、同情革命的自由运动。
关于接下去几年里法国对欧洲同盟作战的情况，我们不可能详细述说。她把奥地利人永远赶出比利时，将荷兰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荷兰舰队冻结在特塞尔岛，没有开火就交出了少数骑兵。曾经有一段时间，法国向意大利的挺进中断了。直到1796年，一位新将军——拿破仑·波拿巴，率领衣衫褴褛、肌肠辘辘的共和军成功穿越皮埃蒙特区，到达曼图亚和维罗纳。
罗伯斯庇尔，公安委员会领导人。公众安全委员会为丹东首先发起组织，委员会集司法行政大权一身。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后掌权。
当这一大批衣衫褴褛的狂热分子高唱着《马赛曲》为法国而战时，他们心中也不太明白究竟是在洗劫还是解放他们所涌入的国家；与此同时，巴黎的共和主义热情正以远非那样壮丽的形式趋于衰歇。革命现在受制于一位狂热的领袖罗伯斯比尔。这个人很难评判；他体格瘦弱，天生腼腆，为人拘谨。可是他具备掌权者最重要的天才——信念。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拯救法国，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能担当此重任。因此，掌握大权就等于拯救共和国。
似乎共和国朝气蓬勃的活力源于屠杀保王党人和处死国王。叛乱发生了:一次是在西部，在旺代地区，那儿的人民起来反对强制征兵，反对剥夺正统神职人员的财产，这次叛乱是贵族和牧师领导的；另一次叛乱发生在南方，里昂、马赛的人民奋起反抗，土伦的保王党人已接受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守卫部队。除了继续杀害保王党人，似乎没有别的更有效的回击。
革命法庭投入工作，持续不断的大屠杀开始了。断头台的发明恰好适合这种气氛。王后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大部分对手被断头处死；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这架恶魔似的新机器剁下了一颗又一颗头颅，多得数也数不清。
革命法庭发明了断头机，从此成为恐怖暴力政治的标志，大革命期间命丧断头台者约1200人，死在断头台上的名人还有国王路易夫妇、激进的埃贝尔、主张温和的丹东、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善良的罗兰夫人临刑前号泣:“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成为最著名一句遗言，她怀疑了革命暴力的正确性，仅法庭正式判死刑的就不止17000人，而里昂清算反革命时则将囚人每200人一批置于深沟用大炮轰击。更多的血腥恐怖使法国革命看来并不是件浪漫而令人神往的事情 (周镳)
最后到了1794年夏天，罗伯斯庇尔自己被推翻、被断头处死。一个5人组成的督政府继承他的事业，他们在国外继续推行防御战，在国内维护法国团结，这样的局面维持了5年。他们的统治在剧烈变化的这段历史上形成一个奇特的插曲。他们随遇而安。宣传革命的热情推动法国军队进入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驱逐国王，创建共和国。但是，激励督政官的这种宣传热情并没有阻止他们掠夺各国被解放人民的财富，以此为缓解法国政府的财政窘迫。他们的战争离自由圣战越来越远，相反倒越来越接近针对旧政权的侵略战争。法国最不愿意丢弃的伟大君主国的一个特色就是她有关外交政策的传统。我们发现，督政官的时代的外交政策依然充满活力，仿佛没有经历过革命。
对法国和全世界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人冒了出来，他的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狂妄自大的特性。他赋予那个国家10年的辉煌，同时也带给它最终失败的羞辱。这就是那个率领督政府的军队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拿破仑·波拿巴。
在督政府统治的5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自我发展策划和努力。惭惭地，他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是个理解力非常有限的人，不过他具有铁面无私的坦率和非凡的精力。他作为罗伯斯庇尔之流的极端分子开始人生；他的第一次提升归功于那个派别；但他没有真正掌握在欧洲活动的新生力量。最大的政治幻想支撑着他企图恢复恺撒这样一个陈旧过时、华而不实的念头。他努力摧毁神圣罗马帝国的残余，准备用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帝国取而代之。维也纳的皇帝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只是奥地利的皇帝。为了娶一位奥地利公主，拿破仑和他的法国妻子离了婚。
1799年，作为第一执政，他实际上成了法国君主。1804年，他直接模仿查理大帝，称自己为法国皇帝。教皇在巴黎为他加冕，他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自己戴在头上，就像查理大帝以前教导的那样。他的儿子被封为罗马王。
有几年时间，拿破仑的统治到了胜利的顶点。他征服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打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支配着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但是，他从来没有从英国人手中赢得海上霸权，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使拿破仑的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角遭受了决定性失败（1805）。西班牙于1808年起来反对他，威灵顿率领的一支英国军队把法国军队慢慢逼向北方，最后赶出半岛。1811年，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生冲突。1812年，他以一支60万人的混合大军侵略俄国，结果失败，俄国人及俄国的严冬使他的军队遭受惨重损失。德国起来反对他，瑞典也与他为敌。法国军队被击退，拿破仑在枫丹白露被迫退位（1814）。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卷土重来，垂死挣扎，在滑铁卢被英国、比利时和普鲁士的联军打败。他作为英国的囚徒，于1821年死在圣赫勒拿岛。
法国革命所释放的力量白白浪费，就此了结。获胜联军的代表大会参维也纳召开，他们想尽最大努力恢复被大动荡搅得乱七八糟的事态。差不多40年来，欧洲一直保持所谓的和平，费尽周折的和平。

英国王室复辟，为王室欢呼与为杀掉国王欢呼的都是人民
这是一本讲述英国17世纪大革命时期审判并处死国王故事的书。书中以审判查理一世国王时的副检察总长、担任公诉人角色的约翰·库克为中心，描述了众多参与审判及判决国王死刑的人物，通过从大量的档案、回忆录、信件、日记等等的史料中发掘的细节，极其细致而又逼真的描写这群人是如何克服心中的恐惧、法律的障碍、国王的嚣张，终于得以完成史无前例的审判，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然后笔锋一转，描写这批人是如何经历了克伦威尔的专权，而又在王政复辟后被抛弃，被抓捕及押上法庭接受审判，如何被专制的特设法庭无情嘲弄与胡乱的判决，最后大多被酷刑处死，落得悲惨的下场。
完全不同于充斥市场那些以“内幕”、“揭秘”为名的戏说历史的图书，这是以学术考证的严谨程度来撰写的通俗历史书籍，每句对话，每个情节，都有史料的依据，没有任何杜撰的对话和故事情节。每一章后面详细开列注释，注明出处，并说明采用该段史料的理由。
从一个中国读者的眼光来看，这本书所描述的这两场中国人所不熟悉的审判，最令人惊异的是，处死国王和后来处死被称为“弑君者”的参与审判国王的人们，所依据的法律竟然是同样的法律，都是英国的普通法，适用的罪名都是“叛国罪”。
在审判国王时，查理一世国王傲慢的拒绝对库克代表检控方所提出的指控进行答辩，库克针锋相对的建议，以普通法中被告不进行答辩就是蔑视法庭、并且“如同承认”罪状的原则，直接给国王定下叛国罪。法庭也确实按照他的建议，在第三次审判时就宣布查理一世“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而在审判以约翰·库克等“弑君者”时，由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指令组织的特设法庭，宣布“此案件全体涉案人员统统有罪，罪名就是背叛国家”。最后库克等人被处以“被倒拖着赴死刑地处以绞刑，在还未咽气时砍下头，剥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人还未死亡，将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头颅、五马分尸”的酷刑。
显然，这两个“叛国罪”触犯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前者是国民的国家，后者则是国王的国家。奇怪的是，在当时英国法律里，国家究竟是国民的、还是国王的，居然可以有并列的解释。
在库克起草的起诉书的一开头，就认为国王行使的权力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是处在“受托”施行统治的位置上，因此应该“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可惜的是，在由一代代的国王指派的法官们的判例、以及一些著名法学家的阐述积累而成的英国普通法里，并没有直接的如同库克所言国王是接受国民委托进行统治的阐述。只是在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里，已经确定了国王征税权力是有限制的，以及不能在法律外逮捕臣民的原则；后来的宪章和法令承认臣民组成的国会有认可征税、制定法律的权力，但那些法律里面找不到国王与国家关系的规定，只能推导出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是对国家承担有责任的意思。
另外，在1640年对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德的审判中，英国国会已经扩张解释了叛国罪，将原来对国王不忠为构成要件的叛国罪，扩张为对国家的政治攻击、践踏法律、滥用权力。库克就是以这种推导与扩张作为起诉国王的理由，强调国王要对他的国家负责，尤其是当国王发动内战来对付国会的时候，那就违背了国家最高利益，因此是犯下了叛国罪。
相反，1351年的英国《叛国法》里倒是有明确的规定，“图谋和想像国王之死”就是叛国罪。而且在权威性的法学著作中也都认为国王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国王也永远正确——他的错误都应该由大臣来承担责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处死库克等“弑君者”倒更是直截了当的切合法律。
作为当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者，高度赞扬库克将国王作为受托的国家管理人的法律观点。并且作者认为在当时的英国，法律已经确立了宪政的原则，“弑君者”是合法组成法庭，依法判处国王的死罪。而后来复辟时期组成的就是非法的特设法庭，对“弑君者”采取的是非法的迫害与残杀。
不过英国的宪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640年后的革命并没有建立起能够被主要社会利益集团认同的宪政体系。在处死国王后，建立起的名义上的共和体制、实际上的克伦威尔专权，主要依靠的军事强权。因此在克伦威尔死后，旧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军队将领形成的新贵族势力、被克伦威尔专权吓破胆的中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迎接查理二世复辟。而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一意孤行，又破坏了这个先天不足的联盟关系，于是利益集团势力再度联合，在1688年发动了“光荣革命”，赶走了不得人心的国王詹姆士二世，才真正建立起宪政体制，明确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在法律之内，在法律意义上国家才真正是国民的国家。
《弑君者》带领读者经历腥风血雨的英国革命时代，让读者在感叹英国宪政及法治成长的艰难历程的同时，也使读者能够进一步深思在法律背后的社会力量。处死国王和处死“弑君者”，好似冤冤相报的故事的背后，读者能够感觉到的是，英国社会的艰难进步。

二战时期德国老百姓支持希特勒以及纳粹党
法西斯这个词在当今世界上名声并不太好，人们一提起它就会联想到独*裁专*制、摧残民主、凶残暴虐等一系列负面的东西。其实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法西斯的来龙去脉就不难看出法西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声名狼藉、一无是处的。
“法西斯”一词源于拉丁文Fasces，在古罗马时代，“法西斯”是用来维护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先进的政权的权威和秩序的标志和工具---中间插有斧头的一束棍杖，既可以代*表执政官的权威，在必要时也可以由执政官的侍卫官们将其拆散了用来驱散民众、执行砍头的死刑。“法西斯”象征着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既尊贵又重要。
现代法西斯则是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意大利语中法西斯（fascismo）则含有“协会”、“一群”之意，意大利工农运动中的许多团体都采用过此类名称，如西西里的“劳动者法西斯”组织等。1919年3月，对下层民众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的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法西斯”组*织，并于1921年11月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国家法西斯党”，翌年该党夺取政权则标志着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崛起。
与此同时，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法西斯党---以下层民众特别是城市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团结中等阶级下层的保持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德国工人党（1920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nazi的音译）后来居上，于1933年上台执政，将法西斯主义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勿庸讳言，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工农运动的分支之一从一开始就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它们各自政治理念里的对工农利益之关心和维护、对劳苦大众之同情、对社会公*正义之渴求，简直毫无二致。
纳粹党魁希特勒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深切同情的笔触写道:“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处，我们还会以为是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资本论》里向我们讲述他的政治理念呢。另外我们从一件小事里也可以看出出身贫寒的希特勒对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同情，由于希特勒有失眠的毛病，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来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他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在天亮前，我观看着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对外则要求废除歧视性的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超越议会民主的中央集权的人民国家，致力于建立zf控制一切的制度。
并宣布纳粹党旗的颜色红色象征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这对急于摆脱国家屈辱和经济困境的德国人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以此观之，说纳粹党徒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并不过份。纳粹党的纲领和共*产*党的纲领的区别仅仅是前者更偏重于民族优越，主张结束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而后者更偏重于阶级优越，主张阶级斗争，搞暴力革*命，彻底推翻上层阶级，让工人完全掌权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法西斯党和共*产*党的确只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堂兄弟而已。 转自铁血
在社会实践中，德国纳粹党更是卓有成效地履行了对德国人民的承诺。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失业率高达33％，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就在广播电*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zf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纳粹党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为1。3%，而同期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失业率则分别为1。89%、8。1%、8。7% 和9。9%。 在着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事业。希特勒在1930年指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治国思想，也是他的社会实践。
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党的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就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过去只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德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够享受了。纳粹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的目标，指令大众汽车公司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取经，以最小的利润率、最低廉的价格大批量生产工薪阶层买得起的优质小轿车（顺便说一句，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大众牌甲壳虫小轿车至今仍然是世界工薪阶层最喜爱的车种之一）。
事实上，纳粹政权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会激发民众抗议社会福利政策的事，当时普通德国民众的赋税得到减免，退休人员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德国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政权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和人民福利的奇迹。
纳粹政权靠社会福利政策的善举换取了普通德国民众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将普通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独*裁专*制的不满情绪减少到最低程度，以至于普通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希特勒的人民国家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独*裁。在纳粹统治的短短12年中，德国民众与纳粹领导层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国民众被积极地动员起来将自己的命运与纳粹政权融为一体。这就不难解释为什麽在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几百米，纳粹政权大势已去时，纳粹德国的十二、三岁的娃娃兵仍在为保卫他们的元首拼死抵抗了。
但上述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德国法西斯政权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对本国本民族人民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人民狠”的人种优越论的荒谬性---为了本国本民族人民的福祉而祸害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人民，到头来本国本民族人民也要遭殃。

鲁迅小说《药》昭示普通民众的“愚昧”
一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⑵，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 “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⑶上暗红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⑷，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 “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么？”
“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米粥么？”仍然没有人应。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 —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
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 ——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 ——你仍旧只是肚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劳里，还要劝劳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进化。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进化不是指沿着哪种特定的方向前进，相反，真正的进化只是针对过程而不是针对特定的结果的，历史是动态发展但并不是线性发展。

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国家的关系
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你把我看作老鼠？总有一天，你会把我看作狮子的。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
巴黎有日出，喷薄欲破晓。不消多时，塞纳河边的辉煌日出，却沉沦为悲壮的日落，沉落新利维坦的巨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巨大的理论创见，导致巨大的理论流产，“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几乎成为一个血污交汇的流产病房。然而，这不仅仅是卢梭、罗伯斯庇尔的个人失败，而是人类藉法兰西之手第一次挽救此岸、在此岸创造彼岸的失败。从1793年以来，卢梭之巨掌仍然提拎着近代文明的痛处；罗伯斯庇尔之遗体，仍然压迫着世俗社会的脉动。这是两个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却比成功者留下了更为丰厚的精神遗产。
正如当年卢梭从教会死手中接过救赎论遗产，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掰开卢梭的死手，从中救活他道德理想主义的遗产？正如罗伯斯庇尔对中世纪道德生活有不忍之情，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对法国大革命的执着追求有一份不忍之情，建立起一种在学理上饱含同情的批判？让我们试试看。
一、先验与经验共创历史
卢梭从先验逻辑进入历史，反对伏尔泰对既往历史的乐观估价，断然否定人类的已然状态。他从先验原理抽象出几条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喝令江河改道，放弃已然，进入应然。这种先验主义政治理想一度成为法国大革命追求的目标、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实践。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灰飞烟灭，卢梭哲学又成为西方人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津津乐道的百年笑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曾讥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没有考古学根据，英国分析主义学派亦曾把法西斯主义出现归咎于卢梭哲学，数典骂祖，振振有词。他们把200年来旧大陆所有的起义、革命都归咎于卢梭，尤其归咎于卢梭以先验反对经验，以逻辑指控历史那一份哲学遗产。
这就把婴孩连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后人批判卢梭之越位，批判卢梭无边界意识，目的之一，是帮助自己建立一种有边界意识的批判态度，不能以无边界的批判对待无边界意识的批判者。否则，在倒掉婴孩的同时，后人自己也有跳到那盆洗澡水里去的危险。
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对前者的尊重，构成经验主义的历史态度，对后者的探索，构成先验主义的理想追求。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极限，前者是纵向的积累，后者是横向的扩展。没有前者，即没有时间，没有后者，即失落空间。人类若要向第三维——高度飞跃，进入三维空间，必须经验历史与先验逻辑的共同扶持:前者作轮，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后者作翼，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
卢梭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意味着先验逻辑从笛卡儿式的学者书斋，走向社会生后的自由重建。它意味着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抬头。人类以卢梭为目，才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方能打量既往历史，审视既往历史。卢梭是人类的骄子，因为他首先是人类的巨眼。人类藉此巨眼，才能摆脱睁眼瞎的困境，回过头来审视周身上下，才能看见在历史现实的地平线后方，还有一个逻辑重建的广阔天地。卢梭之出现，是人类自身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这一事件一开始，是以突然打断人类历史经验积累的莽撞形式出现的，是以无套裤汉的性格特征出现的。打断者被打断，颠覆者被颠覆，法国革命失败，才教会这个自由意志的无套裤汉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经验主义的绅士风度。反过来也是这样。经验主义惊魂沉定之后，也开始尊重先验主义的开阔视野，与之握手言和，共同创造历史。法国革命以来的200年，如果说，它的进步幅度远远超过人类以往历史任何一个等长阶段，200年超过2000年，这就是经验与先验、自由与必然、逻辑与历史共同创造的结果。法国大革命在《人权宣言》中颁布的那些原则，已经成为200年后人类共同生活必须遵循的文明准则，它已经从先验变成了经验，沉淀为人类历史积累层中最可宝贵的一个层面。如果要从人类最近200年的文明积累中抽去这一层面，那么整个近代文明的大厦必然倾塌，成为经验积累的一堆残片。在这种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先验已经溶入经验，经验已经容纳先验，双方已经共同创造了近代文明的历史。这一部历史可以为两种相反立场所用。一部分人们可以以此认为法国革命已经失败，另一部分人们可以以此论证法国革命已经胜利，而且永生；但是，不能设想，当第三部分人们一定要从经验积累层面中剥离出原来是从先验源头流动过来的那一部分，还经验于先验，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还能够与自诩的经验主义立场相统一？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首先就违背了经验主义的要旨:承认并尊重以往历史的不可中断。
先验与经验交锋，历史与逻辑互动，必然与自由融合，这是法国革命后人类精神生活一种最可贵的趋势，也是启蒙运动分裂之后留给19世纪、20世纪人们最可宝贵的遗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殚精竭虑:他为何提出人类史当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史？他为何留下那句睿智无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这句格言如今已被到处引用，引用得过滥过俗，以致模糊了黑格尔的原意。黑格尔原意有着当时具体针对性，是站在第三维高度上发言，凝结着他综合启蒙运动分裂、法国革命失败的良苦用心:“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总结的是经验论、洛克、伏尔泰；“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总结的是先验论、笛卡儿、卢梭。尤其是后一句，黑格尔已天才地预见到:先验论先与历史对抗，继而转化为经验的形式、经验的结果，最终也能够进入历史。
因此，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法国革命以来的这部200年史，是先验论与经验论共同创造的历史。法国革命200年以后的历史，也必然是先验论与经验论共同创造的历史。
二、解构与建构平等对话
卢梭提出的另一个挑战性问题，是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的关系问题。
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前者维护既成的文明结构，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坚信随着文明的正值增长，文明内部即使存在有一开始盲目进入而造成的起点弊端，也会随着后补改进而逐渐消失。后者则怀疑已然状态的第一层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着这些盲目因素的历史化、扩大化过程，因此，他们拼命抗住伏尔泰进步时钟上的指针，要求拆卸这一时钟表面后面的机芯，而不是改变表面上的刻度。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从文明的根部而不是从文明的现状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将文明解构后再来一个重新建构。（此处出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吊诡:伏尔泰哲学表面上是理性的，然而他对历史的宿命论态度，表明他骨子里具有怀疑论的非理性倾向；卢梭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现，但他对文明起源的审视态度，证明他具有强烈的理性化倾向。故而我始终拒绝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框架来划分伏尔泰与卢梭，一如我始终拒绝用保守与激进的分析框架来划分这两者的政治主张。当然，这种拒绝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使用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我想，马克斯·韦伯之所以使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使用现成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分法，凝集着他在方法论上的良苦用心。这种良苦用心对后人的启迪意义，就在于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当他们构思一种分析框架时，首先避开了什么，而不是首先创造了什么？）
卢梭出现以前，未必没有文明解构者及其解构事件。如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早期雇佣工人起义，都有过“焚书”举功。只不过他们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文明解构者”。卢梭出现以后，从两个方面结束了这种状态，或延伸了这种状态。一是文明解构从盲目走向自觉，第一次拥有理论根据；二是文明解构从底层群众扩及到知识分子，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后院放火，参加院外解构队伍，如1793年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如1968年从法国起源然后席卷欧美大学校园的“五月风暴”。这种文明建构与文明解构的冲突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使人类文明进步始终处于一种两极张力的紧张状态，并由此获得动力，在两极之间摇摆前进。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属于文明建构的行列，只有极少数思想家在当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文明解构的主张。这两种思想家对文明进步扮演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前者如蜜蜂，忙于采花酿蜜；后者如蚯蚓，拱松文明的根部土壤。两者功能都不可缺少，但也不可相互取代。一般说来，前者务实，重视操作，容易流于保守；后者高远，重视理想，容易出现凌空蹈虚的失误。文明解构从思想进入实践，这样的历史时期并不多见。但是一旦进入，那将是整个社会逸出常规的非常，运动。为了对抗常规运动的巨大惯性，它有可能冒险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那个被常规禁忌封存着的危险能源——底层社会骚动不安的反叛激情，造成大众参预的猛烈局面。这时候，或在这之前，如果这个社会的精英文化能够及时吸纳、整合下层参预能量，政治制度能够吸纳、整合社会参与冲动，那么，这个社会或能争取到一段长时间的改革期，从容吸收、消解文明解构的爆炸性能量，化对抗为对话，化危机为机会，建立起解构与建构的文化性对话，社会性交流。文明结构本身也能渡过这段危险时期，进入逐步完善的自我改进机制。反之，则一发而不可收拾，改革变成革命，文化性对话变成政治性全面对抗，最后触发一场文明结构的全面解构，如1793年巴黎街头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局面，那就难免出现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重大悲剧。在这一方面，法国启蒙运动的吸收能力和法国政治制度的整合功能，不尽人意，都未起到应起的作用，留下了深重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国革命之所以爆发，爆发后突破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特定界限，进入革“革命”的命的激进化、全盘化的白热阶段，确实不能完全归咎于卢梭思想和罗伯斯庇尔个人，或归咎于雅各宾专政单一方面。
法国革命未能建立起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的平等对话，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后，经过几代人的自然淘汰，社会分裂和情绪冲动逐渐平息，法国人开始正视大革命的起因和遗训，并将这种研究成果用于社会对话的制度建设，才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和平局面。当然，文明解构与文明结构的冲突依然存在，柏格森、萨特、加缪乃至今天还活着的德里达，他们对文明结构提出的当头棒喝，兜底质问，不知要比卢梭当年深刻多少倍，强烈多少倍。但是，两者的关系由于建立了平等对话，却从恶性对抗进入了良性互补。文明建构与文明解构之间的千年阻隔被打通后，前者能够不断听到来自后者的呼喊，随时修正文明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后者获得合法化、社会化身份，也就遵守与前者和平对话的社会法则，从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再也用不着诉诸暴动，诉诸极端行动。到这个时候，法国人才可以松一口长气，放心地说一声:“我们终于结束了法国革命，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即使起而复生，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从恶性对抗到良性互补，卢梭提出的问题，法国人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才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途径，终于在二者之间建立了平等对话的社会机制。这一历史过程及其教训，值得其它地区、其它国家的人民念之思之。
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界定
卢梭留给后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如何评价他在那场分裂中苦心经营的那份价值理性？卢梭的价值理性，首先是以对抗启蒙运功主流学派的工具理性的形式出现的。这场分裂，当然是启蒙运动当事人的不幸。然而同样由于分裂，后代人的眼界却大大拓宽，得到了启蒙运动的双份遗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早期对抗，可能是近现代大陆政治思潮与英美政治思潮分道扬镳的起点。本书集中探讨了价值理性在法国革命中过于泛滥的祸害，但是，本书限于篇幅难以申述的另一部分史实，也会说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可偏废，两者必须兼容并举。以罗伯斯庇尔的形式再现价值理性的一家独大，或是以反卢梭的形式造成工具理性的一家独大，都将给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造成偏残畸形之后果。欧陆先验政治思潮有它的克星，英美政治思潮也有它的克星。由于英美政治思潮偏重工具理性，拒绝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目的追问及道德热情，英美经验政治思潮占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发生社会性精神危机与政治冷感症，因此才发生新左派运动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英美政治从左翼立场出发的批判运动。两方面的史实说明，卢梭的价值理性与启蒙学派的工具理性，应该构成人类精神平行飞跃的双翼，两者之间的相互对峙，相互解毒，可能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较佳模式。既然是相互对峙，道德理想主义的边际界限在哪里？或者换一个问法，在政治生活中，价值理性相对工具理性，究应定位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价值理性应该定位于社会，而不是定位于国家，定位于政治批判，而不是政治设计，定位于政治监督，而不是政治操作。
近代化是理性祛除神学巫魅的历史过程。近代政治理性化，当应是中世纪神学政治论的消磁过程，也应是卢梭式政治神学论的消磁的过程。与此同时，近代化还应是人的道德尊严高扬过程，因此，近代化的另一方面，则应是接受卢梭—罗伯斯庇尔精神遗产的过程。谁来接受这一精神遗产？怎么接受这一精神遗产？宗教神学来承担，伦理学来承担，政治哲学来承担。政治哲学应该与前二者携手，唯独与政治学分手，成为“非政治的政治学”。政治哲学退还政治学之本位，纠正本身之越位、错位，才能克服反异化理论在这里走向本身异化之弊病，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此前提下，政治哲学从人性本善的高处进入，开辟社会、文化、政治的批判层面，从外界进入与政治学操作过程的接触锋面，与之交锋、交流；政治学从人性本恶的低调进入，开辟制度约束的规范层面，承担政治操作的行为功能，同时承认并接受来自界外的批判层面；这两个层面前者在上，后者在下，前者在左，后者在右，前者在野，后者在朝，方是各自的边界划定，各自的动态范围。
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理性，在边界限定以后，才能在近代化社会健康发展，也应该在近代化社会健康发展。卢梭思想作为18世纪的精神早产儿，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可能意味着对近代化潮流的反动。但是，它在20世纪经过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污水排灌以后，又可能梅开二度，绽开它新的花朵。作为现代社会批判运动的价值资源，而不是政治蓝图的乌托邦设计，让·雅克·卢梭的名字，是可以也应该获得第二次生命。
四、政治神学论的消亡
在确定价值理性边际界定以后，本书最后一点篇幅，可以用来讨论本书最先在引言中提出的那一问题了——
如何结束政治神学论？
结束政治神学论的答案，可能就在政治神学论的清理过程之中。
近代政治神学论是中世纪神学政治论的变相延伸。基督教千年王国的道德理想，在它放弃神学形式以后，第一次把握住了此岸世俗政治的具体运作。它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赢得了在历史实践中的实质性进展。它得了一次大便宜。神学政治论过渡为政治神学论，撇除这一过程中具体的历史内涵，仅从政治思维的逻辑演变而言，大致经历有这样三个环节:
1、视人类历史为一幕漫长的道德悲剧——历史进展即意味着道德沦丧，因而要求截断已然，重写应然。重写之历史，则是道德救赎之进展，新历史的终极目的，是道德悲剧变为道德喜剧的——道德理想国的建成。也就是说，政治神学论首先起步于把历史道德化；
2、重写历史拯救危亡的道德热望，寄托于超凡脱俗的个人:或圣贤，或先知，或半神半人之奇理斯玛。个人横空出世，先对政治国家施行道德改铸，然后藉道德国家之权威，推行“公共意志”，强行改造世俗社会。也就是说，在历史道德化以后，紧接着的就是政治国家的道德化；
3、政治国家合法性奠基于“善”，而不是独立于“善”，由此获得道德霸权，因而有理由以“善”凌“恶”，凌驾于“恶”之社会。这就出现政治国家高踞于而非服务于市民社会态势:政治国家居高不下，以道德鸟瞰的方式裁夺市民社会。这种道德裁夺，当然有断头台暴力作后盾——“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然而它确有区别于历史上其他专制暴政的另外一面:暴力有道德语言为根据——“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暴力在道德语言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的扩张能力远远超过历史上仅有暴力没有道德美感的专制暴政，它能够从人的外在行为进入人的内在心灵，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与统治者合作，内外结合地改造自己，改造他人，直至改造市民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原子。这种内心统治法，即卢梭所设计罗伯斯庇尔所推行的“第四种法律”——没有成文可寻，却“镌刻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特拉西和拿破仑正确地称之为行“ideologie”，英国人正确地称之为“ideo－logy”，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裁夺市民社会，并为市民社会所接受，是历史道德化、政治国家道德化的必然结果。最终出现的，是卢梭社会化学工程的终端结果:市民社会终为“恐怖美德”所化，形成整个民族从政治国家到社会细胞通体祛魅入巫——意识形态化。
在上述逻辑三环中，第一项逻辑不可能消亡，也不会消亡。尽管它把历史道德化，是混同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混同了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只要历史存在一天，就应该允许一部分人，每一天都能对历史进程提出道德化的要求。这一部分人通常是近代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是古代僧侣的遥远后裔。他们对历史已然状态的抽底追问，他们对社会现实的道德呼吁，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历史进程应该兼顾从这一部分人中发出的道德要求，才有可能左右兼顾，不把世俗化进程推进得那样蛮横，那样独断。本书之所以在否定卢梭政治哲学以前，尽可能充分肯定卢梭的道德关切，苦心作意，即在于此。同理，本书之所以不在一般意义上否定道德理想主义，而是着力于批判意识形态化的省德理想主义，也是属意于此。
那么，能够做的文章只能从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国家的脱钩开始，从转变政治国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功能与方向开始。从这里开始，结束的就不是政治，也不是神学，而是政治与神学的分离:还政治于政治，还神学于神学，政治独立于“善”，神学或道德理想独立于“政治国家”。一旦实现这种独立，消亡的就不是政治，也不是神学或道德理想，而是政治神学论及其历史性的祸害——意识形态。
要实现这一分离、消亡，当然需要政治的、社会的、乃至经济的多方面条件。仅从知识分子这一端而言，他们似应对传统的政治思维首先完成某种自我转折，自我调整。政治神学论的出现，是从追求观念统治而来，知识分子是始作俑者，尽管他们后来身受其害。卢梭是知识分子，罗伯斯庇尔是知识分子，拿破仑确有理由把知识分子称作观念分子、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ues）。每一个具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分予，如果对此没有边界意识，就是一个潜在的雅各宾党人，潜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精神追求越执着，他的意识形态潜能就越强烈，他的存在方式就越危险，越富侵略性。对应前述政治神学论得以发生的三项逻辑关联，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乃致角色定位，是否应从下列三点开始转折？
1、对历史的道德化要求，应从先验目的论转变为经验过程论。这一转变不是放弃理想主义，而是改变理想主义相对世俗形态的存在方式:从居高临下转为平行分殊，从空间扩张转为时间延伸。至善理念永远是可近不可即的目的，目的只有相对于过程才有意义。过程不是既定目标的当下空间，而是先验与经验相伴相生的时间延伸。只有把道德要求从空间化为时间，才能切断观念形态走向意识形态的通道，才能避免道德理想变为一家独大一时横溢的道德灾变。
2、对政治的道德化要求，应从谁来统治（Whogovern）转变为如何统治（Howgovern），从哲学化统治，转变为技术性统治，以垂直上下的道德增压转变为平铺制衡的制度规范，以制度规范领袖，而不是让领袖凌驾于制度，在制度外搞“广场短路”。制度规范独立于“善”，独立于道德观念，以不善为大善，以非道德为最道德。制度独立于“善”，却是“善”的固态凝结，是政治体系内部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一句话，永远放弃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王”梦想。
3、至于道德理想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批判立场，应从制度层面退出，在制度层面外安营扎寨，建立政治批判系统。制度操作体现实然，政治批判体现应然。制度形成过程内部已凝结有固态之“善”，制度操作过程的外部环境又处于政治批判之“善”的液态包围之中。内受制于规范，外受制于批判，政治国家才能最终改变对市民社会的凌驾态势。道德理想作为批判功能而使用，并不是作为政治国家凌夺市民社会的张本而使用；道德理想是从社会这一端向政治国家施压，对政治国家布以道德禁忌，而不是相反，从政治国家这一端向社会施压，对社会施以道德禁忌。
经此三项转折，尤其是第三项中道德理想主义在角色功能上的转换、施压方向上的转换，道德理想主义才能最终与政治神学论脱钩，不为专制所用，反为民主所用，不为意识形态所用，反为消解意识形态所用。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神学论脱钩之日，即为意识形态消亡之时。
事实上，近代意识形态发展到晚期，已腐败为既无理想又无道德的赤裸裸主义，是道德与理想的双重对立之物，与当初法国革命1793年的道德美感不可同日而语。它是变种，又是孽种。时势所易，道德理想主义必然与政治神学论脱钩，必然是以近代意识形态的对立批判者的方式，重新出现于当代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洗干净的孩子是孩子，而且是更值得珍惜的孩子。
让我们套用罗伯斯庇尔的卢梭语式，作为本书的结语，作为本书作者对这两位18世纪道德英雄的祭奠:
“不，罗伯斯庇尔，死亡不是长眠，死亡是不朽的开始；”
“法国革命中的卢梭应该死，因为法国革命后的卢梭需要生！”

卢梭
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民主方面的著述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理论向导。但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思想艺术原则在后世得到了持续发展。
卢梭的高祖原是法国新教徒，因躲避宗教迫害于16世纪中期来到瑞士。卢梭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生而丧母，但在父亲的鼓励下读了许多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名人传记。10岁他被送到朗莫西埃牧师那里，两年内学会了拉丁文。 13岁至15岁时他在一个暴虐的镂刻师的店铺当学徒，遭受很多磨难。两年后他终于弃职离乡，来到法国，开始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这里，德·瓦朗夫人既是他流浪生活的第一个港湾，也是他过于丰富而略嫌病态的爱情生活中钟情的第一个女性；在这儿，卢梭度过了近10年的浪漫而稳定的生活。1749年，卢梭的应征文章《论科学与艺术》获奖。这虽使他一举成名，却也逐渐显示出他同其他启蒙主义者在思想立场上的分歧和差异。其后，他渐渐地与百科派决裂了。在法国蒙莫朗西森林附近度过的几年是他文艺创作生涯中硕果累累的阶段，他的四大名篇《新爱洛绮丝》、《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中的三篇问世于此时。因《爱弥儿》同时激怒了当局和百科派，卢梭避难逃至瑞士等地，最后回到法国仍不得安宁。他晚年时在巴黎离群索居，《忏悔录》一书于此时完稿。1778年，卢梭死在一个侯爵的庄园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他的遗体于1794年以隆重的仪式移葬于巴黎先贤祠。

伏尔泰
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但他对文学发生兴趣，后来成了一名文人。
伏尔泰才思敏捷，一生多才多艺。他的作品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而闻名。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曾因辛辣地讽刺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本人多次被逐出国门。1725年他被迫流亡英国，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伏尔泰经历了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封建王朝的统治，目睹了封建专制主义由盛转衰，亦亲身感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他深刻地预见到革命必然到来，他对朋友说:“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撤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
伏尔泰写过大量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史诗《亨利亚德》、《奥尔良少女》，悲剧《欧第伯》、喜剧《放荡的儿子》，哲理小说《老实人》。他又写过不少历史著作，如《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在哲学方面，他的代表作有《哲学辞典》、《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哲学通信》被人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
伏尔泰非凡的才智，锐利的思想以及他对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所作的揭露，使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统治者也念利用他。路易十五请他当过宫廷史官，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他待为上宾，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接见过也，但最终都由于他的叛逆思想而不欢而散。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县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在哲学上，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采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他对劳动人民是十分鄙视的，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说“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他的各个方面都有局限性，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不过他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还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伏尔泰的文学观点和趣味，基本上承袭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悲剧创作上。他的史诗《亨利亚德》（1728）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写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登基为王，颁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诗中的亨利四世被当做开明君主的榜样来歌颂。伏尔泰的哲理诗说理透彻，讽刺诗机智冷隽，有独到之处。伏尔泰毕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了50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伏尔泰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这是他开创的一种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
1726至1729年避居英国期间，潜心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哲学和文艺，回国后发表《哲学书简》（又名《英国书简》， 1734），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书简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女友爱特莱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隐居15年。
1746年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抱着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于1750年来到柏林。他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把他当文学侍从看待。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这一时期他接近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为《百科全书》撰稿，文稿后来收入他的《哲学词典》（1764）一书。
1753年他离开柏林，寄居瑞士。
1760年起定居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与欧洲各国人士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撰写大量小册子，揭露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下司法部门的黑暗。
其间，法国发生宗教上的派性斗争，造成大批逃亡者。伏尔泰在自己的庄园内，先后收留过上百户难民。他还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伸张正义，平反冤案。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卡拉事件。
1761年10月13日，图卢兹市菲拉蒂埃街的一个住家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这家的主人让·卡拉是颇受人尊敬的胡格诺派（新教的加尔文派）的商人。
当天深夜，让·卡拉发现长子马克—安东尼在店铺悬梁自尽，一时全家慌了手脚，母亲失声痛哭，惊动四邻。突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道:“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父母杀死的，因为他选择了天主教。”天主教与新教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至今已有两百多年，但对立依然十分尖锐。
图卢兹一位法官（注意:是法官，不是教会）闻讯赶来，一不调查，二不审讯，甚至连现场也没看上一眼，便将“谋杀”事件那天晚上在家的人全部拘捕归案。
马克—安东尼为什么自杀？（既未调查清楚，怎敢说他就是自杀？）原来，这位28岁的青年曾学过法律，一心想当律师，但因无法弄到天主教徒的证明书，被迫从事商业。他想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钱作生意，遭父亲拒绝，失望之余，天天上咖啡馆借酒浇愁，后因债务缠身，更觉前途渺茫，一念之差便寻了短见。
头发斑白、年近古稀的老人怎能吊死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上文既说他是自杀，这里又为何要怀疑是他杀？）“谋杀”之罪显然难以成立。检察官（不是教会）迪库大义凛然，出庭替老卡拉辩护，却被停职三个月。律师（不是教会）絮德尔想阐明事实真相，但陷入狂热兴奋中的法官（不是教会）却不屑一听，反倒认为这位律师无能。审判长（不是教会）滥施权力，逼迫卡拉供出同谋，卡拉义正辞严，断然地说:“既然没有犯罪，何来同谋？”
1762年3月10日，法庭不顾一切无罪的证据，粗暴地判决卡拉车裂之刑。临刑前，老卡拉（新教徒）悲愤地说:“我已经说明真相，我死得无辜……”
事发不久，伏尔泰便听到各种传闻。他对教会（上文一直说的是法官、法院，怎么突然出现了教会？）历来持怀疑态度，认为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无耻之徒。（那他还为何为新教徒辩护？卡拉是新教徒）
卡拉老汉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他对教会（是教会审理这个案件吗？）和司法当局的无比愤慨，他决心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奋斗。（这个案件涉及到信仰自由了吗？）
他通过各种渠道，沉着冷静地亲自调查和搜集证据，并将被流放到日内瓦的卡拉的两个儿子召到费尔奈，根据他们两人提供的详情和从过往旅客中听到的反映加以比较，从而对整个事件作出个人的判断。其间，他发表了卡拉两兄弟的口供，写了揭露这起惨无人道的冤案的小册子，并为卡拉太太提供一切费用，把她接到巴黎，以引起舆论的注意。1763年2月3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家人无辜”的结论。3月7日，枢密院下令重审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老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思想观点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但又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奈德（Knight， Walter B.）说道:有一天，伏尔泰对朋友说:“基督教是由十二个无知的渔夫所创立，我要向世界证明，一个法国人便足以将之摧毁。”他积极推行此一任务，公开嘲笑艾萨克 牛顿（Sir Isaac Newton）。有一天，牛顿根据但以理书十二章4节和那鸿书二章4节作出一个预言:“有朝一日，人类将能够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前进。”伏尔泰回应:“你看，基督教可以让聪明如牛顿这样的人变得如此的愚笨。他难道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以每小时 40 英里的速度前进，他将会窒息，而他的心脏会停止跳动吗？”
伏尔泰死后二十五年，他的家宅被日内瓦圣经公会买下，作储藏圣经之用，而他的印刷机还被人用来印刷出大量圣经。” (ibid.， p. 24.)
他的护士看到伏尔泰死前的挣扎，说:“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一个不信神者死亡。”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伏尔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他在哲学上信奉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
在哲学上，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采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他对劳动人民是十分鄙视的，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说“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孟德斯鸠
1689年1月18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布雷特庄园诞生了。
孟德斯鸠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9岁时获法学学士学位，出任律师。
1714年开始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
1716年，继承了波尔多法院院长（他的祖父、伯父一直占有这个职务）职务，并获男爵封号。孟德斯鸠博学多才，对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曾经撰写过许多有关论文。
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波尔·马多”发表了名著《波斯人信札》。这部书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书中还表达了对路易十四的憎恨，说法国比东方更专制。这部书受到了普遍欢迎。
1726年，他出卖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迁居巴黎，专心于写作和研究。漫游了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呆了两年多，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认真学习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731年回到法国后，潜心著述。
1734年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利用古罗马的历史资料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1748年，他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发表。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这部书受到极大的欢迎，两年中就印行了22版。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但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他特别强调法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规律，那时候人类处于平等状态；人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其中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认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1755年，他旅途中染病，去世。
思想影响综述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时代末和18世纪前叶，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阶级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压迫广大人民，宫廷和贵族极尽奢侈，民众却在饥寒中挣扎，长期的战乱、苛政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兴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另外，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为孟德斯鸠理论的形成作好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对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一大批进步的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进步人士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他们激烈的抨击封建主义腐朽的社会秩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这都为《论法的精神》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孟德斯鸠不愧为自己时代的儿子。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战斗了一生。他的一生是一个战士的一生，他用自己犀利的文笔，机智而勇猛的抨击了腐朽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僧侣主义。他的一生又是一个学者的一生。他毕生孜孜不倦的探索着各个科学领域的许多问题，撰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著作、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一鸿篇巨著。
由于他是一位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法国18世纪上半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温和派代表，由于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他一方面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同它进行妥协，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一方面对宗教僧侣主义进行了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虽然比其他许多启蒙思想家更深刻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力问题，可却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社会观方面他仍然是个唯心主义者。
正由于孟德斯鸠的思想具有这种两重性，所以在他逝世以后，他的思想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间便很自然地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和得到了不同的对待。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动思想家，都总是力图利用孟德斯鸠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来为自己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一切先进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先进思想家，则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孟德斯鸠的思想遗产。他们既充分肯定孟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天主教神学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又指出它在这些斗争中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既充分肯定孟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又指出它的社会学中的缺点和错误。
孟德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们理论的形成是有重大影响的。孟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批判，他的自然法理论和他有关自由、平等、私有制的论断等，曾对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过了自己的前辈。
孟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他的法制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君主立宪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谢林、黑格尔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他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不仅如此，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此外，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西方人接受并滥用。
孟德理论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他的理论曾被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用作反对封建暴政的锐利武器，尤其是他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更为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所直接采用。
当时的法国作家大多将遥远的中国描绘成乐土，独《论法的精神》中多对中华帝国的专制有批判。孟德斯鸠曾在鲁昂与一位滞留的中国海员交谈，本着严谨的态度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尽管他的见解不免偏颇，但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是较为接近事实的，也丰富了《论法的精神》的材料。

理想的社会是可能的吗——波普尔、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批判
人在世界上作为一种类而存在。从古至今，人类却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灾害、饥荒、贫穷、战争、奴役、压迫与剥削，其中大多数痛苦却是由人类自身所造成的。面对着人类的痛苦，人类也进行了反思。不少人以真挚的热情，从高尚的道德义愤感出发，力图建构起一种非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蓝图，并试图付诸人类历史的实践，去建立起一种人间天堂。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促使一些思想家进行反思:这种人间天堂存在吗？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人间天堂的过程中却往往跌下了地狱呢？就像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两人早年却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社会的深刻变迁使他们不再乐观，他们开始对理想社会进行了冷静的反省与批判。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尽善尽美的社会 ，一种试图在人间实现天堂的企图都只会把人类带到地狱。波普尔指出，“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1）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将F.荷尔德林的一句话作为引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
一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能够动员大众以其为模本而从事建立人间天堂的努力，它的善良的出发点是我们不怀疑的，这甚至是吸引大众的魅力之所在。这种理想具有宗教式的救赎与拯救的情怀，以及殉道者的勇气与决心。从柏拉图的“人类第一梦”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有一种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热情。而且这样的理决不只是少数思想家才具的形而上学式的冲动，这是人类普遍具有的理性冲动。
尽管波普尔和哈耶克对理想社会的特征认识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归纳一下，他们认为建构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主要有以下特征:
*建构性的。理想社会的形成不会是自发的，天堂不会自动降临人间，自生自发的社会往往具有保守性与滞后性。因此，人必须设计一个在各方面都较完善的理想社会。
*理想主义的。通过建构而形成的社会不再具有原先社会的种种弊端，理想的意义就在于其完善性，这是天堂在人间的实现。
*理性主义的。人之所以能建构起这种理想社会，正是由于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思维能力，能洞察社会的结构和预见社会发展的规律，故能够设计人类的未来。理想主义是基于理性主义的。
*线性主义的。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一个完满的理想社会必然存在，它必定会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来到人间。历史发展趋向着这种理想社会。
*目的论的。这种理想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它对人类社会有范导性的意义。人类社会从此有了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
*自由的。理想社会之前的各种自由是有限的、虚幻的，理想社会的到来也就是人类自由的真正来临。
*道德主义的。人设计这种理想社会的出发点就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因此目的就在于建立道德的人类社会，理想社会在理论上应同时是一个道德社会。
*整体性的。为了保证这种理想社会的实现，有必要动用一切社会资源，使用必要的强制来使之尽快加速到来。
*一劳永逸的。理想社会在实现之后，人类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大多已解决，有的只会是局部的修正与完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种社会，如何毕其功于一役。
哈耶克与波普尔从各个方面对建构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批判，但大体是集中于对理想社会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道德主义。本文主要从这四方面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阐述，力图从这一维度较全面把握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一、理性主义抑或非理性
从表面上看，我们之所以能设计一个理想社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具有理性。理性主义的建构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性，正是由于人类没有运用好自己的理性去发现支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规律造成的。他们认为，人类应能运用理性去发现社会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来设计未来，改造社会。因此，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这些社会工程师无一不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
但这种理性主义真是一种理性而不是人类的一种自大与自负吗？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明确地做出了回答:不，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实质上的非理性主义，是一种足以“致命的自负”。对人类理性的盲目自信与崇拜，这是对理性的非理性态度。建构理想社会的前提是人具有强大的理性，要求人是全知全能的，能洞悉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人被抬到神的高度。哈耶克则把人类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称之为“建构论唯理主义（construcivist rationalism）”,这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信条。
本着这种理性的自负，滥用这种理性来设计社会的作法，波普尔称为“社会整体工程”。但社会整体工程却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因为人类社会是由各种力量相关联而成，“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梦想。”3）大多数人类结构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试错而逐步形成的，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忽视社会工程的复杂性而试图去进行长期和大规模的社会预报，给人类只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哈耶克也认为人类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类得以繁荣稳定就在于我们对于一种抽象规则的遵从，这种规则“恰恰是因人们的理性不足而人们又要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而渐渐学会使用的一项工具。”4）人类文明成果，大多是一种自发的扩展秩序而取得的，这种扩展秩序因为充分利用了各个个人身上“分立的知识”。以人类有限理性去干涉需要无限理性才能处理的复杂事实与联系，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建构论者大多对经验不屑一顾，对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弃之一旁。他们认为经验的东西的变化无定的，不足以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在长期的经验中形成的传统往往具有保守性与不合理的因素，建构论者把对传统的信奉称为“迷信”。而波普尔和哈耶克两人的理论上都是建立在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之上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人对这种社会的认识总不免片面与主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因循理性推理，而是对传统的遵守。从根本上说，人之所以具有理性，是因为他置身于由经验和传统所构成的规则体系中。当他企图远离经验与传统的背景时，就像要拨起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是可笑的。
因此，人类社会那些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与形式，大多并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人类的制度往往是理性建构所不可及的，是自生自发的结果，是一个缓慢进化过程的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经验与知识不断被纳入其中，其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所能完全知道的。这并不是说社会的规则是不变的，但规则是自调的。
同时理想社会的建构者大多具有一种行动的热情，这种热情从正面讲是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从反面讲就是偏执与竭斯底里。建构论者自以为发现并拥有真理，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借助一切手段来实现这种人间天堂。
波普尔认为这样的设计同时具有唯美主义、完美主义与乌托邦的性质，在实现的过程上又往往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从纯粹并真心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遥”。5）这种狂热发展到极端，往往革命自身而不是革命的目标成为了一种价值。比如卢梭式的革命浪漫主义不过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形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后果地可怕的。这种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诱导我们放弃理性，使我们具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希望，其结果往往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6）
建构论者也认识不到理性的一个功能就在于认识理性自身的的限度。波普尔、哈耶克两人都反对唯理主义，但他们认为自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反理性主义者。相反，他们是一种更高明的理性主义者，因为正确运用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理性自身的限度。
而盲目乐观的理性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只是一种未加批判的理性主义，我们应以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代替这种非审慎的理性主义。人应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人不能傲慢地把自己摆到神的地位。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极力推崇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叫人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目的在于自知其无知，认识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柏拉图则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背叛，认识不到人的理性限度的理性主义并不是真的理性主义。
二、历史主义抑或圣人主义？
建构论者由于其理性的自负，决不会承认其理想社会是一种海市蜃楼。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发现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科学的观念。尽管历史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各种反复与曲折，但这只不过是理性的狡诈，理想社会必将在历史的血与火中开辟自己的道路。理想社会不是乌托邦，相反却是一把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现实社会应根据这把尺子进行改造。波普尔把这种历史观称作“历史决定论”，也可以说理想社会是先验的，它潜在地对现实社会起着范导的作用。
历史真是这样有规律地向既定目标呈线性地发展吗？波普尔说:“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7）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哈耶克也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并非是向特定目的的进化。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进化不是指沿着哪种特定的方向前进，相反，真正的进化只是针对过程而不是针对特定的结果的，历史是动态发展但并不是线性发展。
建构论者反对把历史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理性的自负使他们具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自命为时代的代言人，自翊为真理的发现者与占有者，波普尔称之为“神谕的哲学”。他们发现的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是我们一切预设的前提。他们是先知先觉的圣人，当线性主义的历史观破产之后，历史主义的实质就是圣人史观。正是这些他们这些圣人们创制立法，设计了历史的方向，理想社会的蓝图。他们的理论建立之后，往往就把自己的东西变成一种独断和强权的体系。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就是骄傲的真理的占有者，黑格尔之所谓“存在即合理”，不过是强权即公理，他的辩证法貌是客观严谨，其实质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任意”。他们的理想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容不得理论的反驳与经验的检验。对其理论上的攻击是保守主义的，实践上出现的问题是历史的曲折或代价。
他们还认为建构主义者的圣人史观的另外一面就是对人民的优越感。理想社会的发现与建构需要高度的智慧与充分的知识，这是大众所不具备的。他们给大众带来了福音，大众就应对他们俯首贴耳，听从他们的教导，大众需要他们理论的灌输与实践的领导。在柏拉图那里，天生的统治者就该统治；在黑格尔那里，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天不生圣人，万古如长夜。没有他们及他们的理论，人类很难走出痛苦，达到理想社会。
三、自由抑或奴役？
由于坚信这种理想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建构论者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服从，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觉投身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过程中，作为一个助产士去加速理想社会的到来，这才是真正自由精神的体现。但是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吗？
波普尔与哈耶克认为我们可以先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两者都是并存的，问题在于孰轻孰重，谁在逻辑上优先。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一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市民社会应高于国家，国家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强制来克服市民社会崩溃的趋势，是必要的恶。
建构论者则认为，理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最高目标，是个人及社会的价值之源。因此，必须以国家的名义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高于社会。构建理想社会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但是要实现它就要求统治者有独裁者的权威，国家必须被置于比个人和社会更高的地位。黑格尔明确提出，国家的强大与扩张，必然压倒市民私生活的所有其它考虑。权力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就是法律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