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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walhyh 于 2025-4-12 06:39 编辑 一、释《春秋》经传中的“吉” 实际上，在《春秋》经传中存在“吉”日所关联月相的明确记载。《春秋经·闵公二年》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左传·闵公二年》亦有记载：“夏，吉。禘于庄公，速也。”按照礼制，“禘”祭应当在君主三年之丧期满后举行。然而在闵公二年五月，庄公丧期尚未结束便举行“禘”祭，这一行为不合于礼，所以《春秋经》对此进行记载以表达讥讽之意。 以往，“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大多被断句为“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但这种断句方式，无论是从文理层面还是从逻辑层面来看，均存在不合理之处。“禘”作为祭祀之名，在其前面添加“吉”字实无必要。 通览《春秋》经传中其他与“禘”祭相关的记载，“禘”祭之前皆未添加“吉”字。例如： 《春秋经·僖公八年》记载“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左传·僖公八年》记载“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僖公八年七月，为夫人哀姜举行“禘”祭，此行为同样不合于礼，《春秋经》也记载下来以示讥讽，此次“禘”祭之前便没有“吉”字。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昭公十五年二月举行的这次“禘”祭，其前同样未出现“吉”字。 《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定公八年十月，为解决顺祀问题、匡正昭穆之序，在僖公庙举行“禘”祭，此次“禘”祭之前同样未加“吉”字。 从上述与“禘”祭相关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经·闵公二年》中的“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中的“吉”字与“禘”祭并无任何关联。那么，“吉”字在此究竟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此处的“吉”与《周礼·天官》中“正月之吉”的“吉”含义相同，即“吉日”的简称，它与乙酉日紧密相连。“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应断句为“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含义为：在夏季五月乙酉这一“吉日”，为庄公举行了“禘”祭。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在上述与“禘”祭相关的记载中，为何其余历日皆未称“吉”，唯独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称“吉”呢？笔者觉得，“夏五月乙酉，吉”与“夏六月辛未，朔”，无论是在文法上，还是在体例上，都极为相似。这表明，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的“吉”与“朔”一样，是与月亮运行相关的月相名称，它极有可能就是西周金文和文献典籍中所提及的“初吉”。 依据张培瑜先生编著的《春秋朔闰表》（以下简称《张表》）能够查知，在上述关于“禘”祭的记载中，与月相相关的共有三条。具体如下： 《春秋经·闵公二年》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闵公二年五月朔日的日干支为己卯，乙酉日处于己卯朔日之后六日，即“乙酉，吉”位于上弦日。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钥入而卒。去乐，卒事，礼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朔日的干支为己未，癸酉日在己未朔日之后十四日，也就是在望日。 《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定公八年十月朔日的干支为庚寅，辛卯日正是庚寅朔日的次日，即朏日。 在上述与月相相关的三条关于“禘”祭的记载中，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和定公八年十月辛卯日都未称“吉”，唯有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称“吉”。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吉”所对应的月相既不在“朏”，也不在“望”，而是在“弦”。《诗经·小雅·天保》记载“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传注称“恒，弦也”，笺注称“月上弦而就盈”。孔颖达疏解认为《天保》是文王时期的诗歌，创作于周公制祭礼之前。虽然这一说法缺乏可靠证据，但此诗作为西周前期的祭祖之诗却是毋庸置疑的。诗中将上弦之月与东升之日共同用作美好祝福的赞辞，实际上是在向我们传达：“吉日”即“弦日”。换言之，“初吉”所对应的月相为上、下弦日。 笔者受到郑捍马的启发，用Stellarium 24.4.0中文版桌面星空软件(以下简称《Stellarium》)许剑伟先生编著的《寿星天文历(V5.05)》(以下简称《许历》)，前者提供直观的图像，后者查对干支日名和公历日期，对在春秋经传中的历日进行还原实证，以探讨月首“初吉”与弦日的关系。 在利用《Stellarium》反演公元前的年份时，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由于这套软件将公元一年之前的一年设为了公元0年，而实际应该是公元前一年，因此《Stellarium》标明的公元前的年份都比实际年份少了一年。如软件标明的-999年实际应是公元前1000年。将《Stellarium》的观测地点按照“Qufu(曲阜)，北纬35º35'48.01，东经116º59'28.00，海拔69米”的数值设定。 通过还原实证，笔者发现它们很有可能属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以下简称《十二纪》)天象所代表的观象授时历。 现在一般认为《十二纪》中所记的星象是春秋战国时期实际观测的记录，是二十四节气在历史文献中最早、最完整的记载。现将有关星象的记载整理如下(1)：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巂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多数人认为“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的意思是“孟春这个月，太阳在白天运行到营室位置，傍晚参宿在中天(正南方)，早晨尾宿在中天”。细加推敲，就会发现，这个解释并不准确。因为它不仅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天体----月球，而且把参宿、尾宿提高到了与太阳并列的位置。这一解释与二十八宿本来的意义想去甚远。 二十八宿，是黄道附近的二十八组星象总称。上古时代人们根据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轨迹和位置，把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组，俗称“二十八宿”。古人选择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组星象作为坐标，以此作为观测运动天体的参照物。因为它们环列在日、月、五大行星的四方，很像日、月、五大行星栖宿的场所，所以称作“宿”。也就是说，“昏参中，旦尾中”中的参宿、尾宿其实和营室一样只是运动天体的坐标。那么以参宿、尾宿为坐标的会是什么天体呢？从语境来看，这个天体不可能是五大行星，而只能是月球。 所以，我们认为：“孟春之月”中的“月”，指得并不是时间意义上“月”，即月份，而是天体意义上的“月”，指得是月球。《十二纪》中的星象实际上是太阳和月球在十二个月中的三十六个坐标。“孟春之月，昏中在参，旦中在尾，日在营室”。意思是说，孟春时节的月球，黄昏时运行到南中天参宿的位置，清晨时运行到南中天尾宿的位置，太阳在白天运行到中天时，是在营室的位置。 也就是说，《十二纪》星象是后世二十四节气的雏形，它们相互之间的间距都是15天。所不同的是，《十二纪》星象对应的是太阴历，而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是太阳历。在这里，我们选取鲁襄公三年(前570)每月的上下弦日作为验证对象，以检验上下弦月与相关星宿是否同在南中天。笔者反演的结果如表一。 《Stellarium》反演的结果表明：软件所得到的月球运行到中天相关星宿的时间与《许历》中的朔望月上、下弦日的日期接近或重合。这就表明，《十二纪》所记载的天象很有可能是观象授时的标准参照物。 那么，这一时期历法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十二纪》中的天象与《春秋》经传的历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利用《Stellarium》反演当年的天象，可以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点。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实例。 《春秋经·隐公十年》有如下历日： 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左传·隐公十年》有以下历日： 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将以上历日干支代入《张表》，可得表二。 按照月首“初吉”在弦日前后的观点排列，可得表三。 根据《Stellarium》的反演，我们能够将这一年历日天象制作成表四。 这一年的16条含有年、时、月、日干支的记事中共有历日干支18个（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和癸丑盟于邓，因《春秋经》和《左传》所记的月份不同除外）。比较表二、表三，可以看到表三更符合《春秋》经传中的历日记载。 隐公十年中，历日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下： 六月戊申日至九月戊寅日的间距为90天，若每月平均以29.5天计算，合3个月另1天或2天。七月庚寅日至八月壬戌日的间距为32天，合1个月另2天或3天。八月壬戌日至九月戊寅的间距为16天，约合半个月。盟于邓之癸丑日至六月戊申日相距115天，平均每月以29.5天计算，合3个月另26或27天。癸丑日与九月戊寅日的间距为205天，平均每月以29.5天计算，合6个月另28天。 由此可见，六月戊申日和九月戊寅日应该都是在当月的月初，而盟于邓之癸丑日则是二月的月首。七月庚寅日和八月壬戌日则均在各自的月中。根据《许历》可知，六月戊申日在六月丙辰朔之前8天，为下弦日。九月戊寅日在九月甲申朔之前6天，下弦日之后1天。癸丑日在二月戊午朔之前5天，下弦日之后2天。在也就是说，这时的月首在下弦日前后。 从《Stellarium》反演的当年天象，能够看到，前713年6月23日(丁未，下弦前一日)天明时分，月球与奎宿九(βAnd)在中天附近(见图一)。《十二纪》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就是说，这时的季节在“旦奎中”的“季夏之月”。 丁未日在六月初。 利用《Stellarium》反演可以发现，9月22日(戊寅，下弦前一日)天明时分，月球与柳宿六(ζHya)在中天附近(见图二)。《十二纪》云：“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这就表明，此时候的月份在“昏虚中，旦柳中”的“季秋之月”。戊寅日为九月初。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隐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之事，《左传》记为春王正月，《春秋》记发生在春王二月，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回事。究其原因，在于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左传》记为正月，是由于整个事件大部分时间在正月。《春秋》记作二月，是因为盟于邓之癸丑日在二月。 图一 图二 综上所述，在这一年中，《十二纪》与《春秋》经传的历日是一致的。这应该就是整个春秋初期的历法状况。这一现象表明，它们很有可能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周王室。 接下来，我们将以子犯编钟、晋公盆、晋公盘等十件典型器铭为核心，结合干支纪日与月序记载，深入探讨“初吉”的内涵以及各国历法实践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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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诸侯国的历法实践与差异 1、子犯编钟 子犯编钟据传出于山西闻喜，因盗掘流失海外，先后发现共两套十六枚，后分别由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及私人收藏家所收购。由于子犯编钟铭文与著名的城濮之战有关，所以，公布之后倍受瞩目，是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重要发现。 钟铭所涉及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通过城濮之战的胜利，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说得是战后得胜还朝，献俘于周王。“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是说战争的起因，“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攻楚荆，丧厥师，灭厥属”概述了城濮之战的过程和战果，“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得朝王，克奠王位”讲叙了诸侯在晋文公的率领下的“尊王”活动。由于“子犯佑晋公左右”，因此受到了周王的赏赐和诸侯的进献。 钟铭起首的“隹王五月初吉丁未”，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归纳起来，意见大致有：1、张闻玉认为：初吉为朔日。“五月初吉丁未”在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记的是“复其邦”(子犯等人谋划灌醉安于享乐的重耳，强其去齐)；2、彭裕商主张：“五月初吉丁未”是铸器之日，在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3、冯时、陈双新等以为：初吉属于吉日系统，可以出现于历月之中的任何位置。“五月初吉丁未”是晋文公归国的时间，在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4、张光远、李学勤、裘锡圭、黄锡全、白光琦、江林昌、武家壁等力主“五月初吉丁未”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为五月十一日，这一天晋文公献楚俘于周王，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并给予赏赐，子犯也一同受到了周王的赏赐。 在上述意见中，张闻玉说（前639年）与城濮之战时间线相差7年。彭裕商说（前629年）铸器时间与事件相隔7年，且缺乏逻辑关联。冯时说（前636年），会使干支断代失效。所以这三种意见是不符合春秋时期的历日实际的。第四种也是大多数学人的意见与春秋时期的历日实际相吻合，但是与月相术语冲突：若按"初吉=朔日"的传统说法，丁未（十一日）已超出朔日范围，按"初干吉日"理论(选择旬首甲日或特定吉干)，丁未既非旬首甲日，亦非典型吉干。 这一年的“五月初吉”其实是在上弦日附近。根据《许历》可知，丁未在上弦日之后3天。前632年4月2日(庚寅)在四月丁酉朔之前7天，为下弦日。4月16日(甲辰)在四月丁酉朔之后7天，为上弦日。用《Stellarium》反演的当年天象，能够看到， 4月2日(庚寅)天明时分，月球与牛宿一(βCap)在中天附近(见图三)。4月16日(甲辰)黄昏之时，月球与星宿一(αHya)在中天附近(见图四)。《吕氏春秋·十二纪》(以下简称《十二纪》)云：季春之月 “昏七星中，旦牵牛中”。4月16日天象，说明这时季春之月，即三月已经结束，此后将进入孟夏之月，即四月。从前述可知，隐公十年时，《十二纪》和鲁国历法一致。这时，《十二纪》的四月是鲁国的五月。显然，鲁历超前《十二纪》一月。此时的月首在上弦附近。晋国、鲁国的历法基本一致，丁未在“初干吉日”时段之内。 历日及历谱如下： 图三 图四 2、晋公盆、晋公盘 晋公盆为晋国国君所作，是一件十分著名的传世青铜器。晋公盘是近年来新见的一件重要青铜器，盘内壁有铭文七处， 每处各三行，共铸铭180字(合文１，重文１)，其内容与清代已见着録的晋公盆铭文基本相同。晋公盆久佚，现存铭文拓片多有模糊漫漶之处，约四分之一的内容已难以辨识； 特别是原铭有两处补铸遮住了一部分铭文，致使学者们对该器的作器者聚讼纷纭。晋公盘铭文则较为清晰，虽有补铸遮挡了少量文字， 但足以据之校读盆铭，考定作器之晋公，并廓清之前的种种误解，为研究春秋史提供新的珍贵史料。因此晋公盘甫一公布， 便受到大家关注 铭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晋公追述了晋国自唐公以来的辉煌历程。这部分内容有实有虚，有对先祖丰功伟绩的如实记载，更多的是对同类铭文格式的巧妙套用。第二部分，晋公以第一人称自述，表达了自己帅型先王、辅保天子的坚定心志。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关系。第三部分，讲述了作器的缘起，并对其女有所告戒和祝福。 关于晋公盆的年代归属，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晋公盘出现之后，由于这位晋公在文辞中提及父亲为献公，其身份很可能是惠公夷吾或文公重耳，再结合作器者对自身事迹的叙述以及嫁女至楚之事，学界多判断此位晋公即为晋文公重耳。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具体对应晋文公在位时期(约公元前636年—前628年)。王泽文对历谱又重做分析。据讨论城濮之战在晋文公五年，此器应作于文公五年前。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鲁僖公廿五年（周襄王十七年，晋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正月乙酉朔，丁亥初三日；僖公廿六年（文公三年，公元前634年）正月己卯朔，丁亥初九日。王氏又据铭文语气推断，作器时间更可能是在文公杀王子带朝王之后的晋文公三年。 笔者同意王泽文的看法，但是以城濮之战的历日为基点，向前倒推时，发现“正月初吉丁亥”应在前635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正月初吉”其实是在上弦日前后。根据《许历》可知，丁亥在上弦日之前1天。前635年11月28日(甲戌)在十二月辛巳朔之前7天，是下弦日。12月12日(戊子)在十二月辛巳朔之后7天，为上弦日。用《Stellarium》反演的当年天象，能够看到，11月28日(甲戌)天明时分，月球与轸宿一(γCrv)在中天附近(见图五)。12月12日(戊子)黄昏之时，月球与娄宿三(αAri)在中天附近(见图六)。《吕氏春秋·十二纪》(以下简称《十二纪》)云：仲冬之月“旦轸中”，季冬之月“昏娄中”。天象表明，11月28日季节在仲冬之月，12月12日季节已经为季冬之月。这时鲁历超前《十二纪》两月。晋历滞后鲁历一月。这一年的月首在上弦附近，丁亥先上弦1日。 前634、633年历日及历谱如下： 图五 图六 3、晋公戈 此戈为台北文物收藏家王振华(室名越古阁)所藏。因历日中年、月、月相名词、日干支四要素俱全而备受学界关注。从器铭可以看出，此戈是晋国之君所作禜祭时所用的车戈，是仪仗用戈，而不是实用兵器。铭文中的“晋公”是谁，虽然学界众说不一，但其年代在春秋早中期则没有太多的疑义。据此，笔者认为晋公戈的历日当在晋历公四年、鲁成公十四年(前577年)。 根据《国语·晋语六》记载，晋厉公是一位“功烈多，服者众”杰出国君。鲁成公十三年 (前578年)，晋厉公使吕相绝秦，并率诸侯伐秦，打得秦军大败，退至泾。鲁成公十六年 (前575年)，晋厉公率兵与楚在鄢陵大战（今河南鄢陵西南）。是役，晋军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从而进一步地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由此可见，晋历公作禜祭时使用车戈三百是合乎情理的，首先，在鄢陵之战前两年（前577年）的举行禜祭具有战略意义，《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晋"治兵振旅"，正与铭文"岁之禜车戈"呼应。其次，"车戈三百"对应于《周礼·夏官》"军器，祭祀则展之"制度。最后，丁亥日合于"丙丁为火"的兵家象征体系。 《十二纪》曰：孟秋之月“昏斗中，旦毕中”。从《许历》可知，前577年7月22日(庚午)在七月丙子朔之前6天，为下弦日后1天。8月6日(乙酉)在七月丙子朔之后9天，为上弦日后2天。由《Stellarium》的反演，能够看到，7月22日(庚午)天明时分，月球与毕宿五(αTau)在中天附近 (见图七)。8月6日(乙酉)黄昏之时，月球与斗宿四(σSgr)在中天附近(见图八)。8月6日天象说明，这时孟秋之月，即七月已经结束，将进入仲秋之月，即八月。这一时期，晋国历法滞后鲁国两个月。“六月初吉”为上弦经附近。丁亥在“初干吉日”时段之内。 前577年的历日及历谱如下： 图七 图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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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栾书缶 此器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将其定名为“栾书缶”。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对传世的“栾书缶”的年代和产地有所质疑，指出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应定为楚式器物，而不是晋器。该器实是后来入楚的栾书子孙的遗物，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栾书缶作为河南辉县战国楚墓的代表性器物，既保留了晋国贵族祭祀传统，又体现了楚文化对器物形制、铭文风格的深刻影响。其铭文采用错金工艺，虽该技术始见于春秋中期，但其长达40字的精细错金铭文远超同期水平，更符合战国初期工艺成熟阶段的特征。 虽然如此，铜器上的历日仍然与栾书有关系。据《左传》记载：栾书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年) 晋楚邲之战的前夕，佐下军。景公十一年(前589年)，晋齐鞍之战前夕，将下军。自此，栾书正式登上了晋国的政治舞台。次年即景公十二年、鲁成公三年(前588年)的正月元日正是己丑日。一百余年以后的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正月元日也是己丑日，这一天随栾盈奔楚而没有去齐的栾书的后人为了祭祀他而制作了“栾书缶”。 也许会有人问，栾书以后的功绩更大，官职更高，栾书的子孙要选择这么一个并不起眼的功绩来纪念他呢？其实这不难理解。首先，在晋齐鞍之战中，栾书肯定有不俗的表现，否则也不会在一年之后将中军。正是这一功绩打下了栾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纪念这么一个并不起眼的功绩，是为了不忘根本。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栾书的最大功绩在于辅佐晋君与楚争霸。然而，其子孙已经进入楚国，有必要刺激楚国人的神经吗？为了生存，当然没有必要。所以，纪念栾书的唯一选择就是纪念他在晋齐鞍之战中的功绩。 《十二纪》曰：季冬之月“昏娄中，旦氐中”。从《许历》可知，前469年1月2日(乙亥)在二月辛巳朔之前6天，下弦日后1天。1月16日(己丑)在二月辛巳朔之后8天，为上弦日前1天。由《Stellarium》的反演，能够看到， 1月2日(乙亥)天明之时，月球与氐宿四(βLib)在中天附近(见图十一)。1月16日(己丑)黄昏时分，月球与娄宿三(αAri)在中天附近(见图十二)。1月23日天象说明，这时季冬之月已经结束，下面将进入孟春之月。这一时期，鲁国历法超前《十二纪》两个月。楚国滞后鲁国两个月。“元日己丑”先上弦日1天。前469年的历日及历谱如下： 图九 图十 《十二纪》曰：季冬之月“昏娄中，旦氐中”。从《许历》可知，前528年1月7日(亲未)在二月乙丑朔之后6天，为上弦日前1天。1月23日(丁亥)在三月甲午朔之前7天，为下弦日。由《Stellarium》的反演，能够看到，1月7日(亲未) 黄昏时分，月球与娄宿三(αAri)在中天附近(见图十一)。1月23日(丁亥)天明之时，月球与氐宿四(βLib)在中天附近(见图十二)。1月23日天象说明，这时季冬之月已经结束，下面将进入孟春之月。这一时期，鲁国历法超前《十二纪》两个月。楚国滞后鲁国两个月。“元日己丑”在下弦日后2天。前528年的历日及历谱如下： 图十一 图十二 5、王子午鼎 一九七九年河南浙川下寺春秋楚墓二号墓内，出土形制相同， 依次由大到小的平底鼎七件。此组铜鼎的内腹及底和盖上，均铸有相同的铭文。器铭表达了器主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自己施德政于民的心志，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 器主名“王子午”，文献中称作“公子午”。由《春秋》经传的记载可知，他是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王子午(公子午)的另一个身份是“令尹子庚”。令尹，这一职位在楚国相当于宰相，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铭文开篇的“隹正月初吉丁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坐标，结合《左传》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框定这段铭文的创作年代。 据《左传》，楚康王元年、鲁襄公十四年 (前559年)，“冬…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子囊即公子贞，时任令尹。楚康王二年、鲁襄公十五年 (前558年)，“春…楚公子午为令尹…”。楚康王八年、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夏楚子庚卒”。 由此可见，铭文起首的“隹正月初吉丁亥”，很可能就发生在公子午担任令尹期间，即前558年至前552年之间。这为我们解读铭文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 传统看法认为鲁国先用殷正，后用周正。其实，这有可能不是春秋时期的真实情况。笔者根据《春秋》经传中的日食以及前后的历日记载发现，当时鲁国的正月很有可能是不固定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游移。如：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借用月建的说法，这一年鲁历建丑。文公十五年(前612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该年鲁历建子。襄公十四年(前559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此时鲁历建亥。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历法水平应该不会相差太过悬殊。既然鲁国如此，楚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笔者在推定王子午鼎的历日时，只是将楚正延后鲁正两个月，而不考虑月建。王子午鼎的历日合于楚康王四年、鲁襄公十七年 (前556年)。“正月初吉”在上弦日前后，“丁亥”在“初干吉日”时段之内。前559--556年的历日和历谱如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