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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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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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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6 19: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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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随着地下简牍帛书的不断问世,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瞩目。人们研究后发现,传世文献中所说的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的确符合历史的实际,并非捕风捉影之说。那么,孔子之后儒家经书是怎样传述的?东汉时期有的学者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后来又有人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2】看来,作为孔子高足, 子夏在儒经的传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子夏与儒经的关系,本文试以传世文献资料为依据,先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于子夏其人
作为教育家,孔子一生教授过的弟*子为数众多,据说,学有所成的就有七十二人。在这些弟*子中,子夏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
子夏名卜商,春秋末战国初卫国人(一说为晋国温邑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约生于公元前508年。【3】按孔子享年七十三岁,那么孔子去世的时候,子夏还不到三十岁。《礼记·檀弓上》记孔子弟*子有子的话,说“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如此,子夏应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开始受学于孔子。孔子离开鲁国时年龄为五十五岁,孔子六十三岁时曾去楚国,如此推测,子夏可能是在孔子六十岁前后就学于孔子门下。曾子曾经对子夏说过:“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4】而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他还少于子夏二岁,他们可能都是孔子后期的弟*子。
子夏的为人与他的家境是相互联系的,据载,子夏的生活较为清寒。《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但这也造就了他的孤傲和勇武,造就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5】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子夏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6】。孔门弟*子的不同特征,连齐国的晏婴都有耳闻,《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晏婴曰:“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与颜回等人在一起可以积德行善,而与子路、子夏在一起,则可以免于“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在这里子夏为人爽直,无所畏惧的特征被突出地体现出来。
在果敢率直、为人勇武方面,子路和子夏是相同的。在孔门弟*子中,子路性情粗暴,《尸子上篇》称他为“卞之野人”,他甚至“陵暴孔子”【7】,经孔子诱导后,他成了孔子的学生。子路进入孔门,对孔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孔子本人也说,自从子路入门之后,“恶言不闻于耳”【8】。子夏与子路性情相似,晏婴所谓“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的话很能够说明问题。
关于子夏,人们议论不太一致处是孔子对子夏的评论。子贡曾经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对此,朱熹注解说:“子张(师)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有学者认为朱熹的理解不符合事实,其实,这种理解基本与子夏的表现一致。例如,孔子就告诫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9】,荀子也评价子夏氏之儒的特点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10】。其实子夏本人也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11】他所追求或者理解的“君子”,在表面上是不苟言笑,整齐严肃的,这或许也是子夏对他人评论的一种辨解。
子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交友时有一定的选择,所以孔子预言自己去世后子夏会更进步。《说苑·杂言》记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悦)不如己者。”子夏与子贡(端木赐)不同,子夏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自己不断进步的前提。《说苑》这里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论语》中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佐证。《子张》记曰: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拒人也?”在交友方面,子张也不同意子夏的做法。
在孔子的众弟*子中,子夏显然是比较出色的一位,故孔子谈到四科弟*子较优异者10人,子夏也与子游一样被称为善于“文学”。《论衡·知实》引《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然后评论说:“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子夏有圣人一体而不具,与颜渊等人还有一些区别。《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有子贡对子夏的评论:“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这基本概括了子夏的为人性格特征。
还在孔子去世之前,子夏似乎就已出仕从政,《论语·子路》便记曰:“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还告诫他不要急躁冒进,不要因小失大之类。《韩诗外传》卷六第十二章有关于子夏与卫灵公的记载,李启谦先生认为可见得子夏曾去卫国,还为卫灵公做了些事【12】,只是时间不太明确。
孔子去世后,子夏主要在魏国西河讲学。《史记》的记载正是如此,《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但后人有的对此说表示怀疑,如宋人洪迈在所著《容斋随笔》卷二《卜子夏》曰:
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按《史记》所书,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二十八岁矣。是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后一年元王立,历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
其实,洪迈的理解有所拘泥。案《史记·晋世家》索隐:“《纪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王国维《古本纪年辑校》认为“十八年”乃是“六年”之讹。其说是,是则魏文侯初立之年为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 445 年。此时距孔子去世之年(公元前479年)仅34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去世时,子夏年二十八,则魏文侯初立时,子夏年六十二。洪迈以周威烈王承认魏、赵、韩为侯之年为魏文侯始称侯之年,而实际上,他此时已经在位43年。从史料看,魏文侯即位后招贤纳士,“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等等,正是其“得誉于诸侯”【13】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周室册魏为侯前,子夏应当已经成了魏文侯师。
子夏曾经收徒授学,所收门徒可能为数不少。《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注引《史记》曰:“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论语·子张》中记有“子夏之门人”与子张的对话,《墨子·耕柱》也有关于“子夏之徒”的记载。子夏在魏时所收弟*子可能为数不少,《世本》之《秦本·姓氏篇》称“魏有子伯先,子夏门人,居西河”;《史记·儒林列传》则记曰:“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这里是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都跟从子夏等人学习。《吕氏春秋·尊师》则具体指出了“段干木学于子夏”。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称田子方、吴起、禽猾釐皆为子夏弟*子,不妥。
子夏的晚年是孤独的,他因丧子而双目失明,《礼记·檀弓上》等说他过着“离群而索居”的生活。
二、子夏与“六经”
孔子之学赖孔子弟*子而传,孔子的这些弟*子在弘扬师说方面各有侧重,故有的学者将孔门弟*子分为传经派、弘道派、践履派【14】。在传经学者当中,子夏应是最为突出的一位。我们可以从有关资料来看子夏与各经的关系。
(一)子夏与《诗》、《乐》
谈到子夏与经学的关系,首先会想到他与《诗经》的关系。经传子书等等的记载之中,子夏论《诗》说《诗》的材料很多,有的是他向孔子请教有关《诗》的问题,并受到了孔子的夸奖;有的是他与同门师友讨论《诗》的问题。他评人论事,常常将《诗》句轻松援引而来,谈论《诗》句,更往往纤细深刻地发掘意蕴。从这些材料看出,子夏对《诗》的了解明显超过了他人,达到了十分熟悉的程度。
孔子是否曾经删诗,学术界看法不一,据传统的史书*记载,今见《诗经》乃经过了孔子的手订,但有学者不相信这种说法。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竹简中有《诗论》一篇,因为其中有不见于今本《诗经》的篇名,有人便据而否定孔子删诗之说。其实,《诗》经过了孔子的删订,有不少踪迹可寻,孔子前后有逸诗存在,,应当正是孔子删诗的前提。依笔者研究的结果,孔子删诗之说是不应否定的。【15】孔子对《诗》不仅作了整理的工作,而且还向弟*子授《诗》讲《诗》,这对其弟*子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其中于《诗》所悟较深者即是子夏。
子夏于《诗》,主要是作了《诗大序》。《诗序》旨在揭橥《诗》之本义,其有《大序》、《小序》之分。《诗大序》一般置于全书之首,总论《诗经》大义。关于《诗大序》的作者,唐以前一般称作于子夏,而唐宋以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子夏所作之外,尚有子夏、毛公合作说以及东汉时期衛宏所作之说。经过今之学者的辨别考察【16】,《诗序》出于子夏之说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
今之《诗经》也是赖子夏传授下来。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据说,各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子夏。今天所看到的《毛诗》,《汉》、《隋》二志明记出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有《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末云:“三家皆列于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毛诗》比三家多出一卷,很可能是子夏所传《诗序》别为一卷,至于《毛诗故训传》又多出一卷,则可能是训传之文不置于经*文之下,又别为一卷,郑玄于亡佚之笙诗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故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常棣》疏引《郑志》答张逸:“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是郑玄本来认为《序》为子夏所作。在这一点上,后来的陆机、王肃看法与郑玄并同,《文选》将《诗大序》明题为“卜子夏”撰,《隋书·经籍志》也明言《序》为“子夏所创”。
诗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古代通常所言“六经”包含《乐经》,但《乐经》今无其书,有人说它亡于秦火,有人说《诗》、《乐》为一,自诗言之为《诗》,自乐言之为《乐》,《诗》重在诗章,《乐》重在乐曲。还有人说《周礼·大司乐》或者《礼记·乐记》原出于《乐经》。《诗》三百篇皆可入乐,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古代宴会、宗庙祭祀等等往往诗、乐并用。《礼记·孔子闲居》等记有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孔子由《诗》而谈到“五至”之说,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至而礼、乐亦至,《诗》同时也具有了乐的功能。由此,我们认为古代诗、乐合一说可能没有问题。
子夏对于乐和乐的教化功能也颇有认识,古籍中这样的记载也有不少,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他与魏文侯的对话。魏文侯问子夏曰:(《隋书》卷七十五《经籍志》)从子夏的解说中可见他对所谓“古乐”以及“郑、卫之音”等等都很通晓。
(二)子夏与《尚书》
有关子夏的材料中,关于他与《尚书》的关系的记载不多,《尚书大传·周传》记有子夏关于《尚书》中所言“慎罚”的理解:
子夏曰:“昔者,三王悫然欲错刑逐罚,平心而应之,和。然后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后行之,此之谓慎罚。”
《尚书大传·略说》还记有子夏关于《尚书》的整体看法及孔子对子夏读《书》的评价: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若明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孔子 然变容,曰:“嘻! 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
孔子之于《尚书》,所见与子夏有别。孔子说自己曾经专心于《尚书》,即他所言“悉心尽志,以入其中”,感觉《书》之义蕴既高且深,就像“前有高岸,后有大谷,填填正己而已”。孔子认为,《尚书》中的每一部分所能显示的各有深意在焉:“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可以观美。”《尚书大传·略说》的这段话,《孔丛子·论书》、《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九章都有相近的记载,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了解了这些,才能算了解了“《书》之大义”,子夏读书既毕,只是见其表,窥其门,“未为精微者也”。所以,《法言·君子》所说“子夏得其书矣,未得其所以书也”可以作为对子夏之于《尚书》关系的概括。
(三)子夏与《易》
子夏与《周易》的关系,马王堆帛书发现整理后,人们给予了新的认识。汉初(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帛书《周易》不仅卦次不同于《序卦》,与《十翼》十篇差别甚大,而且篇数亦非十,有少于今本者,也有今本中所不见者。由此可知,战国时代作翼以解《易》的学者不会止于一个人。
孔子弟*子子夏可能即是解《易》学者中的一位,据说,孔子死后,子夏讲易学于西河,但孔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对易学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易学的传承不见确实记载,后世目录书中所著录的《子夏易传》,后世学者多视为伪书,其实,依笔者看,这还有继续探究的余地。
首先,子夏曾作《易传》,《隋书·经籍志》有明确的记载。其曰:
周文王作卦,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
传统上认为“易更三圣”,孔子与《周易》联系密切,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的表述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其中的“序”与《隋志》的“为”应为同位词。有学者指出,这里的“序”字作为动词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孔子研读和整理编次《周易》时,曾为《彖》等作序文。今传本《易传》之中有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17】帛书《易传》的发现,也支持了这样的推断。如此,子夏曾作《易传》便有了很大的可能。
第二,史料显示,孔子有可能曾授《易》于子夏,这正如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中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孔子家语·六本》记: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说苑·敬慎》也有与之相同的记载。此外,据《孔子家语·执辔》的记述,子夏还曾对孔子讲述《易》理中人类和动物所受元气的分限,即所谓“气分”。从这些材料看,子夏对于《易》的确有所钻研。
第三,后世学者也有人看到子夏与《易》之间的某种联系。在孔子之后的传经之学中,子夏一系的学说对荀子之学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就说:“传经之学,子夏为多。”【18】又说:“传经之功,子夏为多。”【19】这似乎点出了荀子与子夏之间的学术关联。《荀子》中关于《周易》的言论有四条,其中三条沿袭了《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的谈《易》方法,即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着重于从义理上引申发挥,所以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20】。另一条见于《大略》,曰:“《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其对《咸》卦的解释,运用了卦义说、爻位说、刚柔说,则与《易》传有相通之处,因此,有些研究者便依之而断定《易传》属于儒家中的荀子门派,或即由荀子门徒所作。其实,荀子《易》乃继承了前人,而对其影响较大的或即子夏《易》学。
(四)子夏与《丧服传》
子夏之于礼学,实长于丧服研究,曾撰有《丧服传》,这是解释《仪礼·丧服》的文字。《丧服经传》记述了天子以下人死后相互哀丧的礼节、服饰。篇中依据尊尊、亲亲、名分、出入、长幼、从服的原则,对丧服的等级、服丧的年月、亲疏隆杀的礼仪作了详细说明。
在《仪礼》中,仅《丧服》一篇有传,《丧服》的经与传本来分别单行,1959年在武威汉墓出土的木竹简,其中有单行的《丧服》传两种,又有单行《丧服》一种,可见西汉时仍有单行的《丧服传》。
《丧服传》是否出于子夏,尚有不同看法。《隋书·经籍志》曰: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谓:“‘传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为。师师相传,盖不虚也。”唐石经《仪礼·丧服》标题作“丧服第十一子夏传”。唐朝以前,对子夏曾作《丧服传》看法比较一致。
但后来有人提出疑议,认为《丧服传》不仅解释《丧服》经*文,亦解释《丧服》经后之《记》文,并有援引《礼记》中有关论丧服者之位置,从而以为《丧服传》之撰作时代较晚,不应在子夏时,当产生于《礼记》有关记丧服诸篇之后,甚至在战国后期。如沈文倬先生将汉简《服传》与《礼记》有关文字对照后,便认为《服传》“是在《礼记》诸篇的强烈影响下撰作的,其时在秦火前夕”【21】。
《礼记》出于鲁儒,为孔门后学汇集前人论礼之文以成,其中有关丧服诸篇也是如此。将《礼记》、《服传》的相关文字比较,二者之间相似的论述很多,这当然是正常的,而从前人的文字对比中,其实看不出《服传》删削《礼记》的痕迹,倒是《礼记》可能是在《服传》基础上删繁就简,或铺陈演说,袭用其义而改撰其文。关于这一点,学者稍稍留意,并不难察见。人们带着怀疑的目光去观察前人古籍撰作的成说,往往陷入类似的逻辑颠倒。
史料显示,子夏的确善长丧服古礼。《礼记》的《檀弓上》、《曾子问》等篇,《孔子家语》、《终记解》、《曲礼子夏问》等篇都记有不少子夏与孔门师友谈论丧服的事情,他向孔子请教相关问题,他本人不仅对丧服制度表现得兴趣浓厚,而且明显地在这方面长于他人。《丧服传》出于子夏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五)子夏与《春秋》学
依笔者看,孔子作《春秋》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在《春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正名”主张,并且以之教授弟*子孔子弟*子中受《春秋》学较精者首推子夏,据记载,解释《春秋》经义的《公羊传》、《穀梁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李启谦先生说得好:“《春秋》一书要没有《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解释就很难读懂,而有了它就大有助于后人的阅读。而这些成就是和子夏有直接关系的。”【22】
孔子以《春秋》授子夏,史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古微书》所记更明确,《春秋纬·春秋说题辞》称:“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孝经纬·孝经钩俞诀》则曰:“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
后人以《古微书》属纬书而不信其说,其实这些说法不为无据。《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经过卫国去晋时,有读史的人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马上听出“三豕”为“己亥”之误,说明他精于春秋史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称“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又说:“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春秋繁露·俞序》记曰:“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又记:“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如此等等,皆能说明子夏与《春秋》的密切联系。
子夏所传《春秋》到底是哪部书呢?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 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一语,认为吴起也是子夏的弟*子;再加上吴起为军事家,而《左传》中又有不少与战争有关的描述,遂认为吴起很可能是《左传》的作者,而吴起之学即来自子夏。【23】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关于孔子之后《春秋》学的传授,《宋书·礼志》所引东晋太常荀崧上疏之语正符合事实真*相:“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左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榖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其意是说《左传》出于左丘明,而《公羊传》则出于子夏的传授。是则《左传》与子夏并没有什么关系。
子夏受《春秋》于孔子,非常重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从前引《春秋繁露俞序》的记叙中不难看得出来。解释《春秋》“大义”的《公羊传》、《榖梁传》便都出于子夏的传授。据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唐徐彦疏所引戴宏序说,《公羊传》乃子夏传公羊高,其说口授相传,到西汉时,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才著于竹帛,据唐人杨士勋的《春秋榖梁传序·疏》,《榖梁传》也本于子夏的传授,榖梁赤为鲁人,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榖梁传》,以后师弟相传,到汉宣帝时方大行于世。《公羊传》、《榖梁传》同出于子夏而有不同,情况很可能是,子夏发掘《春秋》义蕴以授弟*子,公羊高、榖梁赤皆受《春秋》于子夏,二人依据师说,在继承的基础上各有侧重的进一步发挥,以后递向传授,才形成了两部解经之作。中因为二书都渊源于子夏,故体例相近;二书又有不同,主要是公羊、榖梁进行解说,故分别以《公羊传》、《榖梁传》称名。
三、子夏经学的特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子夏的经学具有明显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也有所侧重
孔子一生所教授的学生数量众多,他们所学一定各有侧重。而在经书的传授方面,子夏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学术思想方面,孔子称自己“述而不作”。他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其实都属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即使所谓的《春秋》之“作”,其实也只是对鲁国旧史材料的整理,其注意力则在于“属词比事”,通过这些方式以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学生,孔门弟*子对于孔子所整理的这些典籍皆有所学,其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所言的“六艺”应该即指儒经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书。然而,诚如后人所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其他弟*子虽通六艺,而在后来接续孔子事业,并以经书从事教育,传授弟*子的,子夏可谓最为突出。
子夏通于各经,但明显有所侧重。如前所述,子夏于《尚书》就没能窥其堂奥,即所谓“未为精微”;子夏于礼学,也仅仅长于丧服古礼。但子夏于《诗》《乐》之学、于《春秋》微言大义、于孔子所见的《易》学之理,尤其见解独到。
第二,子夏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大义
从前述孔子与诸经的关系中,不难看出子夏习经很擅长发掘经书潜在的深义。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六经”时当然不会是随意对经书进行整理编排,而是有一定的指导思想蕴含其中,《春秋》如此,其它各经恐怕也是这样。子夏等人号为“孔子之通学”,他们便常常用心体味经书中的孔子思想,关于这一点,有关的材料表现十分明显。
例如《诗》。据说孔子以前《诗》有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他将《诗》整理删订成三百余篇,这是因为孔子看到了《诗》与社会政*治的内在联系,看到了《诗》的“温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孔子认为《诗》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兴”),对人起到思想启发和感情感染作用;《诗》能够观察社会民情,“观风俗之盛衰”;可以会通思想感情;还可以讽谕不良现象。孔子以后,《诗》更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然而,如果稍稍细心研究《诗》的研究历史,便不难发现这种倾向是自子夏开始的,《诗大序》就称《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以后,《诗》便成了儒家伦理教材,除了少数者外,大部分解《诗》注《诗》之作都有意无意地对《诗经》进行神圣化的解说,有的诗篇被解为具有“美刺”的意义;有的诗篇被看作有“颂德”的内含;还有的诗篇被看成“正俗”之作。
再如《书》。子夏于《尚书》虽然只“见其表”、“窥其门”,但他却认为《书》之论事“昭昭若明”,他认为自己读《书》首先沐浴了“先王之风”,“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
子夏与《春秋》、《易经》更是细察其理,专门发掘经*文大义。现存的《春秋》三传,经子夏传授的《公羊》、《榖梁》与《左传》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在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而《左传》则以史实的铺陈解释《春秋》,与前者有明显不同。孔子于《易》,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是从义理上引申发挥,子夏受《易》治《易》,自然也是如此,后人所谓“卜商入室,亲授微言”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子夏传经,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学说内容十分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研究孔子,材料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研究者甚至仅仅局限于《论语》一书,这自然影响到对孔子思想的全面把握。
有学者已经指出,今本《论语》只有一万余字,显然只是孔子言行的很少部分,其它孔子门人所记孔子的言行录,其性质与《论语》一样,都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献。【24】我们今天研究孔子,自然不应舍弃这些重要资料。更何况,除了孔子的言行录,他所整理编辑的文献也是研究其思想的珍贵材料,而这种研究显然离不开子夏所传诸经之说。
例如孔子《易》学思想。孔子曾作《易传》没有,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长沙马王堆帛书有关《周易》的材料被发现以来,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才有了较为确定的意见,孔子晚年“好《易》”、“喜《易》”被肯定下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看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便清楚多了。
《隋书·经籍志》称子夏曾经作《易传》,说:“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对这个记载,笔者以为不可不信。
关于孔子言论的记载,以前不断有学者加以探讨,如邢昺《论语正义》就说先秦乃至汉代典籍中的“子曰”皆指孔子,是孔子弟*子所记孔子之言。孔子论《易》之言有不少就是赖孔子弟*子记录并传留下来。从长沙马王堆帛书所出《缪和》、《昭力》等篇《易传》看,孔子晚年的论《易》之言乃出于其晚年弟*子的传述,今本《易传》可能也是如此。而从前述《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今本《易传》的传人很有可能就是子夏,如果是这样,子夏对于孔子学说的弘扬实在功不可没。
注释:
【1】《后汉书》卷十四《徐防传》
【2】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
【3】关于孔子的生年,《史记·孔子世家》作鲁襄公二十二年,当前551年;《公羊》《榖梁》二传则作鲁襄公二十一年,当前552年,有学者据日食等天象的研究,认为孔子当于前552年10月9日诞生。见江晓原、钮卫星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4】《礼记·檀弓上》。
【5】《尸子》卷下。
【6】《荀子·大略》。
【7】《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8】同上。
【9】《论语·雍也》。
【10】《荀子·非十二子》。
【11】《论语·子张》。
【12】李启谦先生:《孔门弟*子研究》第110页,齐鲁书社,1987年。
【13】《史记·魏世家》。
【14】姜广辉:《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家传统重新诠释论纲》,载《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杨朝明:《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16】如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附录一《论〈诗序〉作者》即其一例。
【17】郭沂:《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279-—28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18】《康南海先生口说·学术源流七》。
【19】同上书,《学术源流二》。
【20】《荀子·大略》。
【21】沈文倬:《汉简<服传>考》,载《文史》第二十四、二十五辑。收入其《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第116页,齐鲁书社,1987年。
【23】如徐中舒先生在《左传选·前言》中说“《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徐鸿修先生也同意此说,并称吴起是《左传》的作者,见其《孔子高足,学术大师——谈子夏的历史贡献》,《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
【24】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35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原载《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乾坤客案:杨朝明对子夏的生平及思想以及传易过程做了一定的推考,能使我们更加了解一些易学的传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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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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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6 19: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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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子夏易传真伪考》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817620.html?from=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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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6 19: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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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o_e128:}{:soso_e128:}
這個楊先生會不會說《毛選》、《毛語錄》也是子夏傳的{:soso_e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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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6 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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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zqc4124 于 2012-7-26 21:09 编辑
乾坤兄您好{:soso_e181:}
關於《詩》
這位楊先生說是“據說”:“今之《诗经》也是赖子夏传授下来。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据说,各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子夏。”
《毛詩》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末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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