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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5 12:38: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楚竹书《彭祖》揭彭祖之谜

文|戚云龙

http://ep*a*p*e*r.cnxz.com.cn/pc ... /content_141764.htm
一直以来,当代人因为质疑彭祖的八百岁传说,连带着彭祖这个人,似乎也被怀疑起来了。尽管,古文献《世本》、《大戴礼》等明确把彭祖兄弟及其祖先列入“帝系”;尽管从《论语》、《庄子》、《荀子》等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出孔子、庄子、荀子等诸子们都真诚地把彭祖作为上古圣贤来仰慕、来师范;尽管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彭祖列入帝尧时代的“二十二”名臣中,然而,在更多的古籍中,人们看到的彭祖只像个“神话”中人。也许正是这更多的“神化”色彩,隐去了历史中的真实彭祖,而让他的存在大大的不真实起来。然而,上世纪末发现的古文献竹书《彭祖》,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战国楚竹书《彭祖》的面世
  不夸张地说,战国楚竹书《彭祖》篇一经面世,顷刻间,让所有研究古文献的人*大吃一惊。更何况,它的被发现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早在1994年,正是徐州市筹备两年后举办“第一届国际彭祖(城)旅游文化节”的时节,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字专家马承源研究员,突然接到他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打来的电话,说在一家店看到了一批好像是“竹简”的东西。马馆长立即拜托张教授,请他临摹了竹简上的一些文字寄到上海。
  经认真研读,马承源从文字、语句、内容等各方面作出判断:这是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尤为珍贵的是,竹简上的内容,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已经湮灭于世两千多年。
  国宝啊!这太惊人了。也就在当时,香港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日本的一个买家已闻信赶来,携重金意在攫取此宝。马承源馆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经多方联手,一方面阻止了日本买家的觊觎;另一方面,毅然斥资100多万港币将竹简收下。几个月后,又一批相同的竹简出现在香港市场,上海博物馆又在香港友人的资助下,全部购进收藏。
  由于这两批竹简是走私货,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竹简经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高精度测试,其年代属战国后期。经自1997年年底开始的三年努力,共整理出完残简约一千二百余枚,字数达三万五千余字。这批2300多年前的战国原始古籍,是已发现的战国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实物史料。
  竹简经脱水保护后,在马承源的主持下,专
  家们开始对其进行艰苦的解读工作。对辨认文字工作的难度,有人打了个比方:就好比把一厚叠报纸剪成面条宽的长条,打乱之后重新整理。其实,这个比方并不准确,因为竹简上的文字是2300多年前的楚国人写的。内容涉及八十多个领域,包括原存书题二十篇,全部是原始的第一手战国古籍。文章不止一篇,作者也不止一个,与其说是文字,莫若说是“天书”。上海博物馆不仅动用了馆内的精英,同时还邀请了北京、香港的学者一起参与整理。竹简记载的内容填补了前秦思想文化史上的很多空白。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出版后,权威媒体评介说:“对于学术界的朋友来讲,2002年最响的鞭炮,也响不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
  而新发现的《彭祖》篇,则编入约两年后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该篇由北大李零教授整理校读作注。全篇共八简,他在篇前《説明》中强调:“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彭祖书。”
  鉴读竹书《彭祖》,那古朴的文风,诘曲聱牙的字词、语句,便扑面而来,尽管它篇幅不长,但是,就像孔子有《论语》,老子有《道德经》一样,彭祖终于有了《彭祖》,楚竹简《彭祖》的发现与整理出版,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竹书《彭祖》印证
  彭祖“道”传承者的身份
  热心彭祖文化的人*大都知道《庄子·大宗師》这么一段话:“夫道,……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然而,一直以来,“彭祖文化”的研究者们对此避而不谈,考古与文献皆无征啊!首先,彭祖为什么被誉为“大宗师”?其次,对“道”的传承,怎么会“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五伯”究竟是哪一种“五伯”?
  可以说《庄子》中的这段话,由于缺乏文献史料的考据,还真的不好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直困扰着彭祖文化研究者的难解之谜。但是,竹书《彭祖》,劈头第一句就给出了答案:
  “狗(耈)老問于彭祖曰:‘句(耈)是(氏)慹心不忘,受命永長。臣何藝何行,而與於朕身,而謐于帝嘗。’彭祖曰:‘休哉,乃將多問因由,乃不失度。彼天之道,唯亙言:天地與人,若經與緯,若表與裏。’”
  “狗”文中的“耈老”以“朕身”自称, 耈老,级别当类同于“五伯”,面对“彭祖”而谦称“臣”,亦可谦卑地自称“狗”。他问的问题,诸如“受命”于天呀,“謐于帝嘗”呀,无一不是问询“道”的本义。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两种认识:
  其一,“五伯”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春秋五霸”,而应是成玄英疏:“五伯者,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殷伯,齐桓﹑晋文为周伯,合为五伯。”
  其二,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即彭祖答疑解惑的口气,不但是“帝师待帝王”般,更像“长辈待晚辈”般。而彭祖所说的词句如“天道”、“天地人”、“經緯”、“表裏”等等,则全是在从哲学的意义上论述大“道”。
  庄子将彭祖誉为得“道”、且上承下传的“大宗师”,实至名归也。
《大戴禮記·卷九·虞戴德》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的这样一段对话: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
  子曰:“丘于君唯无言,言必尽,于他人则否。”
  公曰:“教他人则如何?”
  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袝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研究彭祖的人很多,但对于孔子的这段话,没有谁能给出一点有价值的解释与答案。似乎,孔老夫子在说胡话说昏话似地。“老彭”啥时有了这样的本事?但是楚竹简《彭祖》的发现,让我们有了明确的答案。而且,孔子语气中对“老彭”的那种尊重,我们也终于有了些答案。请看竹书《彭祖》:
  耈老曰: “三去其二,岂若已?”
  彭祖曰:“彭祖曰:“吁,汝孳孳布问,余告汝人伦……”
  耇老曰:“眊眊余朕孳,未则于天,敢为为人?”
  彭祖曰:“既只于天,或椎于囦……父子兄弟,五纪必周……”
  ——语体形式何其相似乃尔!其实,不但《大戴礼》,试看《论语》诸篇,处处都是这样的问答形式。大戴礼不同于《论语》的是,《论语》是作为老师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而上引《大戴礼》几段话,则是诸侯君主向孔子请教。今人必须注意的是,孔子不敢以“大宗师”自居,而是特别推崇了恰当的人选——“老彭”。最有趣的是,彭祖与耇老的对话,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大戴礼·卷九·虞戴德》孔子的这番话。  
  竹书《彭祖》呈现出
  被遗忘的先秦史碎片
  竹书《彭祖》篇面世以来,我们原有的对先秦乃至上古史的感觉,突然被打破了。因为文献本身展示的真实场面,让学者们认识到,这是以往任何的古文献或是考古现场从来没有发现的一段历史。考释《彭祖》,几分惊喜,但更多的是惊奇。
  惊奇之一:首先是那位“狗(耇)老”,他是什么人?“隶属哪个朝代?属于什么身份?北大的李零先生在整理校注《彭祖》的《説明》中称:“狗(耈)老于文献无征,但见于马王堆医书《十问》‘帝盘庚问于耈老’章,王家台秦简《归藏》有‘耆老’,可能也是一人。”昏为“问”的借音字。
  因为“无征”,我们便只能从“帝盘庚问于耈老”来释读了。盘庚,甲骨文做般庚,名旬,祖丁子,阳甲弟。阳甲死后继位。生卒年不详。盘庚是商代第20位国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年表:商王“盘庚(迁殷后),公元前1300年。”——商代中期略偏后一点,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盘庚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病死后,葬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庄)。咱们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甲骨文,便是出土于这里。
  让人纠结的是,“帝盘庚问于耈老”一句,感觉上“耈老”在“帝盘庚”面前好像“帝师”,最起码的,也类比于三朝元老式的政治家。而“耈老”在彭祖面前,师徒的身份恰好相反。是否彭祖太早于盘庚,所以盘庚时代耇老已代替彭祖成为新的“帝师”级人物?
  惊奇之二:因为偶然的因素,我们发现了竹书《彭祖》,知道了“耈老问于彭祖”。那么,作为当是时的“大宗师”彭祖,肯定有更多的“耈老”式人物来向其请教的。这样的记载理应存在过,至少,孔子等人是看过的。否则,孔子绝不会说出上述的那段话来。但这样的被孔子等人看过文献碎片,不知何时能又被发现。
  惊奇之三:《彭祖》通篇,谈的是哲学思想、治国与修身思想。其中的“天道”、“五纪”、“天地人”之类,道家有,儒家以及其他家也有。“人伦”、“父子兄弟”之类,儒家不但关注,而且就吸收了作为自己的精华之一。
  惊奇之四:仅仅这一篇《彭祖》展示出的哲学思想与治国修身观念,就可以看出,竹书《彭祖》,应是道家与儒家思想内核的滥觞之一。那么,先秦哲学思想史,恐怕要修订了,我对清华国学院的刘东先生提过这一观点。而葛兆光先生说的就更全面,他在列举了含竹书《彭祖》在内的一大批近几十年间发现的古文献以后说,“……古书的再发现,使思想史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
  对“彭祖”是否真实性的怀疑,从此可以取消了吧!
  
  
  附:战国楚竹书《彭祖》原文
  为方便阅读,加标点外,括号内为释字,且不按竹简、而按语句连起来。至于竹简的上、下残缺处,也不一一说明了。竹书引文,繁体字在所难免,以至于上面个别行文中也错杂了一些,由此给阅读者带来的麻烦,谨致歉意。
  狗(耈)老昏(問)于彭祖曰:“句(耉)是(氏)?心不忘,受命羕(永)長。臣可(何)(藝)可(何)行,而?與(舉)於朕身,而謐于帝嘗(常)?”
  彭祖曰:“休才(哉),乃(將)多昏(問)因由,乃不(失)厇(度)。皮(彼)天之道,唯亙言:天地與人,若經與緯,若(表)與裏。”昏(問):“三?(去)丌(其)二,幾(豈)若已?”彭祖曰:“于(吁)!女(汝)孳孳尃(布)昏(問),(余)告女(汝)人綸(倫),曰:戒之毋喬(驕),(慎)冬(終)保?勞。大(匡)之,戁(難)易?欲。(余)〔告汝〕……不(知)所冬(終)。”
  狗(耈)老曰:“眊(眊眊)(余)朕孳,未則于天,敢昏(問)為人?”
  彭祖曰:“……既只(躋)於天,或(又)椎(墜)於囦(淵)。夫子之惪登矣,可(何)丌宗(崇),古(故)君之(愿)!良……父子兄弟。五?(紀)必(畢)周,唯(雖)貧必攸(修);五(紀)不工,唯(雖)福(富)必?(失)。?(余)告女(汝)(禍)……之(謀)不可行,述(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甬(用)素,心白身澤(釋)。(余)告女(汝)咎。……□者不,多(務)者多(憂),賊者自賊也。”彭祖曰:“一命,氏(是)胃(謂)益愈;一命三,氏(是)胃(謂)自厚;三命四,氏(是)胃(謂)百眚(姓)之宔(主)。一命(一),氏(是)胃(謂)(遭)(殃);(一)命三□,氏(是)胃(謂)不長;三命四,氏(是)胃(謂)(絕)(輟)。毋(富),毋(賢),毋向梪。”
  狗(耈)老弍(二)拜旨(稽)首曰:“朕孳不(敏),既(得)昏(聞)道,(恐)弗能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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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25 12: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一)
————兼論《漢志》“小說家”之成立
林志鵬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有《彭祖》一篇[1],內容託言耇老問道於彭祖,敷陳“慎終葆勞”、“ 五紀畢周”、 “心白身懌”等說,並有主敬慎、非鬬及戒驕泰盈滿之論,其思想介於儒、道、墨之間,不少詞句可與《老子》、《莊子》、《管子》、《說苑》等書互相印證。竹書《彭祖》通篇用韻[2],部分語句類似箴銘格言,為當時學者“上說下教”之材料,其體裁及思想皆與《老子》及稷下道家作品具有明顯的承傳關係。簡文經整理者李零先生的考釋後,大致可讀,後周鳳五師及楊芬、陳斯鵬、陳偉武等諸位先生或調整簡序,或重新釋讀部分字詞,竹書的復原工作更臻周密。本文在前賢的基礎上,就竹簡編聯、字詞考釋、竹書學派歸屬及體製特色等四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尚祈方家教正。
一、竹簡編聯

  楚竹書《彭祖》共存簡八枚,完簡約53釐米(依整理者說)[3],一簡容字約53至55字。竹簡編繩有三道。上契口距竹簡頂端約9.8釐米,抄寫9到10字;上契口至中契口約17.5釐米,抄寫17到18字;中契口至下契口約17釐米,亦抄寫17到18字;下契口至尾端約9.8釐米,抄寫7至10字不等。[4]
  竹書殘斷較甚,趙炳清、季旭昇、楊芬三位先生及周鳳五師都曾對此篇竹書提出重編意見。[5]茲將四家編聯方案羅列如下:
  趙:簡1、簡2、簡5、簡3、簡4、簡6、缺簡、簡7、簡8。
  季:簡1、簡3、簡2、簡5、簡6、缺簡、簡4、缺簡、簡7、簡8。
  楊:簡1、簡4+簡3、簡2、簡5+簡6、簡7、簡8。
  周師:簡1、簡3、簡4、簡2、簡6、簡5、簡7、簡8。
簡1以“耇老問於彭祖”始,簡7與簡8連讀,語意一貫而下,簡8下有勾識符號,標示全篇結束,諸家編聯僅此二處與整理者同,簡2至簡6之位置皆有所調整。對於各家編聯之得失,可以由竹簡形制、文義及押韻三方面考察。筆者以為:
  1. 簡1與簡2疑不能連讀。愚嘗與黃人二先生將簡1末字與簡2首字連讀為“恆言”(趙炳清說略同),並引《孟子‧離婁上》“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為說,解為人之常言。[6]但楊芬指出:“就完簡長度估計,1號簡現存末字‘亙’下很可能缺失一字。”[7]周鳳五師指出:簡1與簡2連讀,文意不順。“細心體會簡文,應是耇老請教彭祖,如何方能長享國祚?彭祖以‘天道’答之,耇老辭以‘未則於天’而‘敢問為人’。”是以簡1後應接簡3。季旭昇先生對於此段的理解與周師同。[8]按,後說是。簡1下半彭祖之語以“由”、“道”為韻(幽部),與簡3(上殘)首句“不知所終”之“終”可諧(幽、冬合韻),可證簡1後當接簡3。
  2. 簡3之後,季旭昇與楊芬二位先生皆繫以簡2;周鳳五師與趙炳清則接簡4。季旭昇先生認為,簡3與簡2相連,是說“狗老謙遜地說不敢學習天道,只想問為人之道。彭祖於是說天道與人道是互為表裏的。”[9]楊芬於簡3(下殘)末二字“彭祖”下補“乃”字,與簡2首字“言”連讀為“彭祖乃言”。[10]周鳳五師將簡3與簡4連讀,認為簡文是說“彭祖仍欲闡述天道,耇老又辭以德行不及,而更請教人道。”[11]按,楊芬先生之說雖能通解簡文,但其編聯方案中將簡4置於簡1之後,文意不甚通暢。[12]季旭昇先生的簡序亦存在類似問題,他認為“簡4文義孤懸,無所歸屬,顯然上下俱缺。”暫寄於簡6與簡7之間。[13]季先生以“缺簡說”迴避簡4的編聯問題,但此說變數較多。疑此處當從周鳳五師說,將簡3與簡4相連。細味簡文所述耇老與彭祖之應對,一推一就,充滿貴族雍容氣度,若將簡4耇老盛讚彭祖之語(即“既躋於天”四句)略去,不免質直無文。
  3. 簡2、簡5、簡6分別有“余告汝人綸”、“ 余告汝咎”、“ 余告汝禍”,句例一致,同為彭祖回答耇老之語,三簡可視為一編聯組。[14]季旭昇、楊芬及周鳳五三位先生都將三簡編在一起,惟對於簡5和簡6之先後順序尚有不同意見。季旭昇先生以簡5、簡6為序,認為二簡都談人倫,可接在簡2後;楊芬先生更以簡5、簡6可能為一簡之折。[15]周鳳五師指出:“第五簡亦可編在第六簡前,以第六簡尾‘余告汝咎’的‘咎’與第七簡頭‘□者不以,多務者多憂,賊者自賊也’的‘以’、‘憂’、‘賊’為韻腳,之、幽合韻,見於《楚辭》。但參照第二簡‘余告汝人倫,曰’的句法,‘余告汝咎’下應有‘曰’字,亦即第六簡尾‘余告汝咎’與第七簡頭‘□者不以’之間至少要有‘曰□’二字,但第六簡尾與第七簡頭都是完整的,兩簡之間僅容一字,故不採取。”[16]謹按,簡5、簡6文義接續,當可綴合。楊芬說是。周鳳五師所舉簡6 ‘咎’與簡7“以’、“憂”、“ 賊”為韻,可為其說旁證。愚疑簡文所論“尤”(據文例及韻例補,詳下)、“禍”、“咎”俱為人綸之過,故僅在簡2“余告汝人綸”句下著一“曰”字,至於簡2接簡5之“余〔告汝尤〕”、簡5末之“余告汝禍”、簡6末“ 余告汝咎”可能省去“曰”字,蓋皆踵上而言。簡5與簡6綴合後有49字,加上擬補之“尤君臣夫婦”五字(詳下)計54字,合於本篇竹簡容字之數。
  
  綜上所論,《彭祖》之簡序當重編為:簡1、簡3、簡4、簡2、簡5、簡6、簡7、簡8,即周鳳五師所提之第二方案。[17]
二、釋文

  今依上節所定簡序將竹書釋文迻錄於下。釋文採用通行字,簡號以【1】、【2】、【3】……標於各簡末。釋文於諸家意見擇善而從,凡有前賢考釋異於整理者說之處,皆於腳注說明。筆者改釋及擬補之字詞則見下節詳論。
  
  耇老問於彭祖曰:“耇氏執心不芒,受命永長。臣何設何行,而舉於朕身,而毖于禘嘗[18]?”彭祖曰:“休哉,乃[19]將多問因由,乃不失度。彼天之道,唯恆[20]□[21]【1】□□□□□□□□□□□□□□[22]不知所終。”耇老曰:“眇眇余沖子[23],未則於天,敢問為人?”彭祖乃曰[24]:“□□□□□□□□□□□□。」耇老曰[25]:【3】“既躋於天,又潛[26]於淵,夫子之德,盛矣何其[27]。主寡君[28]之願,良□□□□□□□□□□□□□□□□□□□。”
  彭祖曰:“□□□□□□□□□[29]【4】言。天地與人,若經與緯,若表[30]與裡。」問曰:「三去其二,奚[31]若已?”彭祖曰:“吁,汝孳孳博問[32],余告汝人綸,曰:戒之毋驕,慎終葆勞。泰盈之愆,難以遣欲。余告汝【2】尤:君臣夫婦,父子兄弟,五紀畢周,雖貧必攸;五紀不正,雖富必失。余告汝禍:【5】勿勿之謀不可行,訹易(從人)之心不可長。遠慮用素,心白身懌[33]。余告汝咎:【6】倍者倍矣,多務者多憂,賊者自賊也。”
  彭祖曰:“一命二[34]俯[35],是謂益愈。二[36]命三俯,是謂自厚。三命四俯,是謂百姓之主。一命二仰[37],是謂遭殃。二命三仰,【7】是謂不長。三命四仰,是謂絕世[38]。毋怙富,毋倚賢,毋尚鬬。”
  耇老三[39]拜稽首曰:“沖子不敏,既得聞道,恐不能守。”し【8】
  
三、字詞考釋及擬補

1、執心不芒(簡1)
  周鳳五師訓“執”為“守”。“執心”即掌握自己的心,與下文“心白”相呼應。[40]簡文“芒”原作“忙”,陳斯鵬先生讀為“妄”,訓為妄亂;孟蓬生先生如字讀,訓為“忽忘”之“忘”(又作“荒”);魏啟鵬先生讀為“亡”,訓為斷絕。[41]按,疑讀為“芒”,訓為昧。《莊子‧齊物論》:“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陸德明《釋文》:“芒,芒昧也。”《管子‧勢》:“分其師眾,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依王引之校)尹知章注:“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眾矣。”馬王堆帛書《十問》:“俗人茫生,乃恃巫醫。”馬繼興先生云:“生假為性。……茫字古又異寫作芒,其義為昏昧、不明。《集韻‧上‧蕩》:‘芒,昏也。’”[42]按,《說文》訓“芒”為“艸耑”,疑非本義。《說文》:“萌,艸芽也。”艸耑義之本字疑即“萌”,《白虎通義‧五行》云:“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為言萌也。”“芒”字從艸、從亡兼聲,會叢草掩蔽意,其解寄於“荒”字下,《說文》云:“荒,蕪也。……一曰艸掩地也。”此“艸掩地”文當移作“芒”之訓解。由“芒”之掩蔽義可引伸出昏昧、茫昧義,後更孳乳為“茫”字(《說文》無“茫”)。芒、荒音義皆近,雜草掩蔽則地荒蕪,“荒”亦由“芒”孳乳而來,二字在古書中往往通用。[43]
  《管子‧七臣七主》:“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寤,則所惡及身。”尹知章注:“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黎翔鳳《校注》引何如璋云:“‘芒’讀為荒。《戒篇》:‘好(當作“從”)樂而不反謂之荒。’”[44]按,“芒主”之“芒”如字讀可,若必讀作“荒”,則與《逸周書‧諡法》“分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之“荒”同訓荒廢、荒亂,說亦可通。
  
2、何設何行,而舉於朕身(簡1)
  簡文“設”本作“埶”,整理者讀為“藝”,訓為才能。並訓“行”為德行。魏啟鵬先生讀為“臬”,訓為準則、法度。[45]按,“埶”當讀為“設”,訓為施行。郭店楚簡《老子‧乙》簡7“埶大象,天下往。”裘錫圭先生云:“首字實為‘埶’,當讀為‘設’,各本作‘執’恐誤。”[46]古音“埶”為疑母月部,從其得聲之“勢”則為書紐月部,與“設”同音,故可通假。[47]馬王堆帛書《繆和》:“列埶尤尊,賞祿甚厚”、“ 埶為賞慶爵列”、“ 埶列爵位之尊”等文句之“埶”,裘錫圭先生亦指出當讀為“設”,並舉出《荀子‧儒效》及武威漢簡《儀禮》中“埶”通為“設”之例。[48]此外,馬王堆帛書《稱》:“〔聖人〕不埶偃兵,不埶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魏啟鵬先生亦讀“埶”為“設”。 [49]凡此皆為二字通假之例證。《說文》:“設,施陳也。”《儀禮》中祭祀陳列器具、祭品多用“設”,下文云“毖於禘嘗”,則此云“設”又與其呼應。簡文“何設何行”猶言“何施何行”,“行”訓為從事。
  “舉於朕身”之“舉”原作“與”,當從整理者釋為“舉”。諸家或釋“遷”、“營(當從“興”破讀)”[50],皆於字形不合。楚文字的“興”、“遷”、“舉”三字雖有混用現象,但字形仍可分別清楚。季旭昇先生從上博《詩論》簡28“青蠅(原從邕聲、從興省聲,從二虫)[51]”之釋進一步歸納楚簡中“興”、“與”二字之別,其說云:“上部‘’形中間從‘凡’形、‘人’形、‘八’形的都是‘興’;從‘牙’形、‘ㄐ ’形、‘∣’形的才是‘興’”。[52]按,其說大致不誤,唯從‘∣’者當是“僊(省人)”字。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簡21“民遷教而化乎道”之“遷”字原作“”,中間從‘∣’,與郭店《五行》簡32“遷于兄弟”之“遷”所從同,惟下部從足,乃後增義符。[53]簡文此字上部‘’形中間從“ㄐ”,當為“與”字無疑,惟下從“足”,則與“遷”字所從混。簡文“舉於朕身”之“舉”當依周鳳五師說訓為“君舉必書”、“王舉則從”之“舉”,即行也、為也。[54]下句“毖于禘嘗”,從周鳳五先生釋[55],此不贅言。
  
3、人綸(簡2)
  簡文“綸”,諸家多從整理者說讀為“倫”。竊謂此“人倫”之“倫”,即《詩‧小雅‧正月》“維號斯言,有倫有脊。”《論語‧微子》“言中倫,行中慮”之“倫”,即所謂“道理”也。“人倫”猶“人道”。此解雖通,但如字讀亦可。《說文》:“綸,糾青絲綬也。”段玉裁《注》:“各本無糾字,今依《西都賦》李注、《急救篇》顏注補。糾,三合繩也。糾青絲成綬是為綸。”本義為治絲而合之,引伸有綱綸之意。《廣雅‧釋詁三》:“綸,道也。”簡文“人綸”即人之行為綱領。《禮記‧中庸》“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朱熹云:“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56]
  馬王堆帛書《九主》有“天綸”一詞,原文作“法君者,法天地之則者。志曰天,曰〔地〕,曰四時,覆生萬物,神聖是則,以配天地。禮數四則,曰天綸,唯天不失範,四綸〔是〕[57]則。古今四綸,道數不忒,聖王是法,法則名分。”“爭道得主者薨[58]起,大干天綸,四則相侵。”帛書整理者引《莊子‧刻意》:“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禮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將《九主》“天綸”一詞讀為“天倫”。[59]魏啟鵬先生則指出:“綸字無須破讀。《爾雅‧釋詁》:‘貉縮,綸也。’《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易‧繫辭上》:‘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疏:‘綸謂經綸牽引。’‘天綸’及下文之‘四綸’,正與本書所云‘繩適臣主之罪’[60]、‘木其能侵繩乎’[61]文意相呼應。”[62]按,魏先生聯繫《九主》上下文,將“天綸”如字讀,其說甚確。《彭祖》下文云“五紀畢周”、“五紀不正”亦以治絲為喻(詳下),正與簡文“人綸”呼應。
  
4、慎終葆勞(簡2)
  “葆”字原作“保”。黃錫全先生解釋此句為“始終謹慎,保持勤勞(或褒獎勞績)”。[63]按,簡文“慎終”非《論語‧學而》“慎終追遠”之意。《說文》:“終,絿絲也。”前人已指出《說文》古文及金文之“終”字象絲線兩端有結形[64],所以“終”可訓為盡(引伸為人死之代稱),亦有周、成之意(引伸為時間上的從開始到結束)。黃先生將簡文“終”訓為始終,蓋取後義。愚以為簡文“慎終”即“慎終如始”、“慎始敬終”之意。《老子》:“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說苑‧談叢》:“慎終如始,常以為戒。”《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皆可移為簡文註腳。
  簡文“保勞”之“勞”訓為功。“保”與“抱”為同源詞[65],可引伸為持、守,但在此篇疑破讀為“葆”。《說文》:“葆,艸盛貌。”引申為隱蔽,如《莊子‧齊物論》:“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同書《田子方》:“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論語‧公冶長》載顏淵語:“願無伐善,無施勞。”施勞與伐善對文,朱熹《集注》云:“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66]簡文“葆勞”即“蔽勞”,亦即顏淵所謂“無施勞”。
  
5、泰盈之愆,難以遣欲(簡2)
  “泰”字,簡文原作“大”,整理者及諸家皆如字讀。頗疑簡文“大”當讀作“泰”。“泰”從“大”聲,二字韻母皆在月部,聲則定、透旁紐,音近可通。《說文》:“泰,滑也。……,古文泰如此。”段玉裁《注》:“滑則寬裕自如,故引伸為縱泰,如《論語》‘泰而不驕’是也。又引伸為泰侈,如《左傳》之‘大(從水)侈’、《西京賦》之‘心奓體泰’是也。”[67]簡文“泰”蓋取泰侈義,與奢、甚義近。今本《老子》第二十九章:“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馬王堆帛書甲、乙二本“泰”俱作“大”[68],亦“大”讀為“泰”之例證。
  “盈”字,原從“竹、從止、從壬(音挺)”,整理者釋為“匡”,蓋以此字“竹”下所從為“”(即“往”字)。趙炳清、黃錫全、楊澤生二位先生皆從整理說釋為《管子》之“大匡”。[69]周鳳五師釋此字為“往”,以“大往”為人死之諱稱。[70]李銳先生指出此字與上博《詩論》簡1、《子羔》簡1、簡5的“者”字同,當釋為“箸”,後來季旭昇先生更詳考字形,欲證成其說。 陳斯鵬先生從此說,讀“箸”為“圖”,以“大圖”猶“大謀”、“大業”。[71]按,此字可分析為“從竹、從止、從壬(音挺)會意,壬兼聲”,會草木挺生意,疑即“挺”字。簡文此字從“止”與挺字從“廴”(《說文》訓為長行)義類相近。《說文》:“壬(音挺),善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挺,拔也。”“挺”當讀為“盈”,二字上古音同為耕部,當可通假。《說文》:“盈,滿器也。”引伸為凡滿溢之稱,如今本《老子》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莊子‧徐無鬼》:“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盈滿為道家所深戒,又如《管子‧白心》云:“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疑“滿”本作“盈”,為避漢惠帝諱而改,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稱》“不士於盛盈之國,不嫁子於盛盈之家”[72]可證。本篇與稷下道家有關(詳後),而泰與盈皆老、莊所欲去,是以簡文亦泰盈連稱。
  簡文“愆”字,整理者依字摹寫而無說。楊澤生、黃錫全二位先生釋此字為“要”。[73]陳斯鵬及季旭生二位先生則釋為“婁”,分別讀為“數”、“謱”(訓為謹)。[74]周鳳五師指出,此字從遣、陷二字省聲,當釋為“衍”,訓為行。類似的字形見郭店《語叢四》簡19“善事其上者,若齒之事舌,而終弗愆。”及《老子‧甲》“大曰衍,衍曰轉,轉曰反。”[75]謹按,周師說是。上文“泰盈”二字所釋若不誤,則此字疑當讀為“愆”,訓為“過”。“衍”另可訓為滿溢[76],如《詩‧小雅‧伐木》“伐木於版,釃酒有衍。”“愆”字從衍,則有過度之意。《說文》:“愆,過也。”簡文云“泰盈之愆”即“泰盈之過”。《荀子‧大略》云:“《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王天海《校釋》引張覺之說云:“愆,超過。止,界限,指禮制的規定。”[77]盈、愆二字用法與簡文同,但論旨有別。
  “難以遣欲”,簡文作“難(從心)易欠(從言)欲”。“ 欠(從言)”字又見於郭店《性自命出》簡62“身欲靜而毋欠(從言)”。李銳先生據陳劍先生之說,釋為“難易滯欲”,陳斯鵬先生則釋為“難易遣欲”。 [78]周鳳五師連繫上句“大往之衍”之解,釋為“難以遷延”。[79]謹按,郭店《性自命出》的“身欲靜而毋欠(從言)”之“欠(從言)”,上博《性情論》簡27作“遣(從陷省)”,與上文讀為“愆”之字同形構,周鳳五師已釋為“遣”。[80]疑簡文“欠(從言[81])欲”可依陳斯鵬先生說讀為“遣欲”。“易”則從周鳳五師說讀為“以”。[82]簡文“泰盈之愆,難以遣欲”是說泰奢、盈滿之過度,使人無法去除多餘的欲望。
  
6、余〔告汝尤:君臣夫婦〕,父子兄弟(簡2至簡5)
  竹書簡2下端殘,整理者在簡末“余”字下補“告汝”二字,揆諸文例,知其說是。簡2後當接簡5、簡6,且簡5與簡6為一簡之折(詳上節所引楊芬說),二簡綴合後有49字,若以全簡54字計,則尚有5字缺文。愚意以為此五字當補於簡5之前,首字當補“尤”字,後四字則為一句,可補“君臣夫婦”。此段蓋以尤、婦、弟、周、攸為韻,前二字為之部,“弟”字為脂部,後二字為幽部,之脂幽合韻(之、幽旁轉,楚方言之、脂二部可通)。後文云“余告汝禍”(簡5末)、“余告汝咎”(簡6末),此云“余告汝尤”,文例一致。“尤”訓為《論語‧為政》“言寡尤,行寡悔”之“尤”,即過失也。下文“五紀”,周鳳五師及李銳先生已引俞樾之說,謂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五倫”(詳下文),其說是。“父子兄弟”之上句疑當為“君臣夫婦”。先秦文獻中述人倫多略“朋友”不論,如《禮記‧禮運》:“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又云:“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荀子‧王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同書《大略》:“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驩。”簡文云“五倫”而未載“朋友”,亦考慮文句之整齊(前後文皆四字句)。
  
7、五紀畢周,雖貧必攸;五紀不正,雖富必失(簡5)
  簡文“五紀”,周鳳五師與李銳、魏啟鵬二位先生皆解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見《莊子‧盜跖》:“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別乎?”又“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釋文》:“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俞樾云:“五紀即五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家語‧八官篇》:‘群僕之倫也’王肅注:‘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83]按,先秦文獻中類似“五紀”、“五倫”的類似表述還見於《禮記‧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上文云“人綸”,此則云“五紀”,《說文》云:“紀,別絲也。” 段《注》:“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別之是為紀。眾絲皆得其首,是為統。”[84]“ 綸”為糾絲而合之,“紀”則為別絲。綸紀猶綱紀,《說文》:“綱,网紘也。”《白虎通義‧三綱六紀》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綱紀以網罟為喻,張之為綱,理之為紀;綸紀則以絲繩為喻,合之為綸,別之為紀。
  簡文“畢周”、“不正”之“畢”和“不”原皆作“必”,整理者隨文異讀,可謂巧妙。“周”訓為密、固。“五紀畢周”是說五倫皆密固不亂。簡文“不正”,諸家都從整理者說釋為“不工”,但季旭昇先生指出,簡文此字與習見“工”字不同,唯上博三《周易》簡16、17之“工”字中間作二豎筆,與此字形似,但考慮到押韻問題,則此字可能非“工”字。[85]周鳳五師據范麗梅先生之意見指出,上博三《周易‧謙卦》簡13“征”字所從與此同,當釋為“不正”。[86]按,周師說可從。
  簡文“攸”,諸家多從整理者說讀為“修”。按,疑如字讀可。《說文》:“攸,行水也。”所錄秦刻石嶧山石文“攸”字從水從攵。段玉裁云:“戴侗曰:‘唐本作水行攸攸也,其中從水。’按,當作‘行水攸攸也’。行水順其性,則安流攸攸而入於海。”又云:“《小雅》、《大雅》毛傳皆云:‘脩,長也。’經文‘脩’字皆‘攸’之假借,本作‘攸’,後改耳。《釋詁》:‘永、悠、迥、遠,遐也。’悠當作攸。”[87]簡文“雖貧必攸”之“攸”即訓攸長,與下文“雖富必失”之“失”對文。
  
8、勿勿之謀不可行,訹易(從人)之心不可長(簡6)
  簡6上殘,整理者指出,首字上部不清,下從心,且有重文符。陳斯鵬和陳偉武二位先生都指出,簡文此二句與《說苑‧說叢》:“忽忽之謀,不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同出一源。陳偉武先生以為簡首可據補“忽忽” 二字,訓為匆遽輕率;陳斯鵬先生則以為首字上從“虫”聲,可逕讀為“忽”,二字曉母雙聲,微、物對轉,並訓“忽忽”為憂慮不定;湯志彪認為首字為“忽”字之殘,“忽忽”讀為“涽涽”。[88]按,此字誠如陳斯鵬先生說從心,虫聲,其下有重文符,惟當讀為“勿勿”,可從陳偉武先生訓為匆遽輕率。《說文》:“忽,忘也。”“忘,不識也。”當非其誼。《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勿勿訓為悤遽,此義後俗作“忽忽”、“匆匆”。《顏氏家訓‧勉學》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爾。按,《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黃伯思《東觀餘論》:“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為‘悤’字(按,《說文》訓“多遽悤悤”),彌失真矣。”[89]
  “訹易”二字,原作“述惕”,整理者逕讀為“怵惕”陳斯鵬先生以為乃“憂懼”之義。陳偉武先生指出,“述惕之心不可長”之類似語句見於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作“術悐之心不可長”,並讀“述惕”、“ 術悐”為“墜易”,訓為輕慢大意(為“墜失廢弛”義之引申)。[90]按,本篇竹書多見敬慎之論,如“毖(訓為慎)于禘嘗”,又如“戒之毋驕,慎終葆勞”,篇末與正考父銘相似之一段,主旨亦為敬謹。此若云“怵惕之心不可長”,實不可通。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術悐之心不可長”前有“戒之戒之,財不可歸;謹之謹之,謀不可遺;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忌)之綦(忌)之,食不可賞(償)。”[91]一段,亦以謹慎勉吏。筆者原本懷疑簡文“述惕之心不可長”之“長”為“忘”之訛[92],但後見秦簡《為吏之道》、《說苑‧談叢》皆有類似語句,三本皆訛之可能性極低。“述惕”疑讀為“訹易(從人)”。《說文》:“訹,誘也。”即以利害誘惑之意。《管子‧心術上》“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為,去智與故。”王念孫云:“怵與訹通。《說文》曰:‘訹,誘也。’《漢書‧賈誼傳‧鵩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93]前引陳偉武先生說指出,《說苑‧談叢》“惕惕之心,不可長也”與簡文“述易之心不可長”類似。向宗魯《校證》云:“惕當為愓,字之誤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則惕惕之心何不可長之有?《說文》:‘愓,放也。’字又作‘蕩’,《詩》‘上帝蕩蕩’,《箋》云:‘蕩蕩,法紀廢壞之貌。’‘愓愓’即‘蕩蕩’也。寫者習見“惕”,少見‘愓’,遂致斯繆。或云“惕”當為“易(從人)”,亦通。”[94]按,從本篇簡文亦作“惕”、睡虎地秦簡作“悐”來看,“惕為愓之誤”說並不可從。“惕”當從向宗魯先生後說讀為“易(從人)”,訓為輕慢。《說文》:“侮,易(從人)也。”“易(從人),輕也。”陳偉武先生謂:“簡易謂之易,心中以為簡易即是輕慢之意,亦謂之易,故楚簡加心旁為專用字。”[95]其說是。“訹易(從人)之心”即因輕慢而產生的利誘之心。
  
9、倍者倍矣(簡7)
  簡文原作“伓者不”整理者云:“首字似從人旁,從不。簡文‘伓’多用作‘負’或‘倍’。此句疑作‘不□者不’。”蓋於“□”(從人從不)上補一“不”字,求與下文“多務者多憂”對稱。楊芬則指出,本簡首端完整,無缺字。“伓”疑讀為“背”,訓為違背,並訓“”為用。[96]按,簡端如整理者說略殘,但實未缺字,不必再於“伓”字前補字。頗疑簡文“”讀為“矣”(字本從聲),作為語尾助詞。“伓”、“不”皆讀為“倍”。《說文》:“倍,反也。”段玉裁《注》:“此倍之本義。《中庸》‘為下不倍’《緇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論語》‘斯遠鄙倍’皆是也。……引伸之為加倍之倍,以反者,覆也,覆之則有二面,故二之曰倍。”[97]簡文二“倍”字皆訓背(背棄、背叛),但指稱對象不同,“倍者倍矣”是說在上者背棄人民,則民亦將反之,其正面表述即《禮記‧緇衣》所謂“信以結之,則民不倍。”
  
10、毋怙富,毋倚賢,毋尚鬬(簡8)
  “怙”字,整理者隸定為“由(從攵)”,諸家或讀“抽”(訓展示)、“妯”(訓動)、“逐”(訓爭求)、“偷”(訓苟且)、“聚”(訓聚斂)、“育”(訓畜養)等。[98]張新俊先生指出,字當隸定作“故”,讀為“怙”,訓為依恃,並引《左傳》昭公元年“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及定公四年“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為證。[99]按,其說是。應當指出的是,古籍中“富”、“福”往往通用[100],《說文》訓“富”為“備”、“厚”;訓“福”為“祐”。《禮記‧祭統》云:“福,備也。”鄭玄注:“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可移作簡文“富”之註解。《國語‧晉語八》云:“夫郤昭子(即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君,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即恃富而亡之例。
  簡文“毋倚賢”之“倚”字原從力,可聲,楊澤生、魏啟鵬二位先生讀為“訶”或“呵”,訓為斥責;陳偉武先生讀為“苛”,訓為煩、擾; 黃人二先生釋為“墮”,並引《荀子‧成相》“愚闇愚闇墮賢良”為說;周鳳五師讀為“倚”,訓為仗、恃,並謂“倚賢”有二解,一是自負賢能而不納諫,二是聽信賢者而大權旁落;季旭生先生讀為“誇”;陳斯鵬先生讀為“倚”,謂“倚賢”即“任賢”,但又疑可讀為“阿”,訓為近、私。[101]謹按,當從周鳳五先生讀為“倚賢”,並疑周師後解是(詳下節)。“倚賢”與上文“恃富”對文。
  “毋尚鬬”,簡文原作“毋向梪”。“向梪”二字,楊澤生先生釋為“毋相短”或“毋相瀆”;陳斯鵬先生讀為“向鬬”,以“向鬬”猶“尚戰”;孟蓬生、黃人二先生讀為“向(或嚮)豎”,即親近小人之意;魏啟鵬先生釋為“向短”,訓“短”為短見;季旭昇先生讀為“尚樹”,謂即崇尚建樹。周鳳五師則釋“毋向梪”為“毋易樹”,即“無易樹子”,指貴族立嗣之後不得擅易。[102]謹按,本篇竹書與宋銒一派有關(詳下節),頗疑簡文“毋向梪”一語當與宋榮子“設不鬬爭”、“禁攻寢兵”有關,則此當讀為“毋尚鬬”。 “鬬”一作“鬪”,與簡文“梪”皆從“豆”聲 ,可以通假。[103]“尚”、“向”皆為陽部字,古籍中亦見通假之例。[104]簡文“尚”訓為好,《國語‧晉語八》:“其為人也,剛而尚寵。”韋昭注:“尚,好也。好自尊寵。”尚鬬即好鬥、好戰之意。
  復按,周師“毋易樹”之說亦可通。“無易樹子”與前文“五紀畢周”之主張相容。馬王堆帛書《稱》云:“故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擬)焉。立正敵(嫡)者,不使庶孽疑(擬)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嬖)妾疑(擬)焉。疑(擬)則相傷,雜則相方。”[105]類似說法又見《慎子‧德立》:“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據《群書治要》卷三十七引)。《韓非子‧說疑》:“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紀》曰:‘無尊妾而卑妻,無櫱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所論更為剴切。學者或以《稱》為稷下道家之作品,而慎到名列稷下先生,韓非之學術亦與稷下淵源甚深,諸篇皆見“立正嫡”之主張,當非偶然。

七、論《彭祖》依託耇老與彭祖

  《漢志》小說家著作因託之對象多為上古之聖王(如黃帝、湯)及帝師(如務成子、伊尹、鬻子),此點又與《彭祖》依託耇老(儲君)[184]、彭祖(得道國師)可互證。《韓詩外傳》卷五: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問:“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185]

戰國時代,思、孟逆鱗直諫,儼然以帝王之師自居[186],《戰國策‧燕策》郭隗對燕昭王云:“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187]小說家屢借帝師之口吻表述思想,疑與儒家尊師傳統有關。
  《彭祖》之依託彭祖及耇老,尚有可說之處。竹書整理者指出,彭祖及耇老俱見於馬王堆醫書《十問》。該篇“帝盤庚問於耇老”章云:
  
帝盤庚問於耇老:“聞子接陰以為強,吸天之精,以為壽長,吾將何處而道可行?”耇老答曰:“君必貴夫與身俱生而先身老者,弱者使之強,短者使長,貧者使多量。”[188]

觀其設為問對之方式,頗與竹書相似。至於《十問》“王子喬父問彭祖”章載彭祖語:“彼生之多,上察於天,下播於地,能者必神,故能形解。明大道者,其行陵雲,上自美瑤,水流能遠,龍登能高,疾不力倦……(下殘)”[189],則《彭祖》中耇老稱彭祖道德之盛“既躋於天,又潛於淵”,又與此呼應。值得注意的是,帛書《十問》該章末云:“□□□□□□□務成昭□□不死。務成昭以四時為輔,天地為經。務成昭與陰陽皆生,陰陽不死。務成昭與相視,有道之士亦如此。”馬繼興先生指出,除《漢志‧方技略》房中家《務成子陰道》與帛書具一定關聯外,《諸子略》小說家之《務成子》、《術數略》五行家之《務成子灾異應》,均與帛書此章不無瓜葛之嫌。[190]由此可知,彭祖與務成子同因傳說中帝師及養生家之身份為小說家所依託。
  文獻中所見彭祖身份至為複雜,黃人二先生曾歸納為以下七種,即長壽家[191]、養性家[192]、帝堯之臣[193]、商賢大夫(詳下)、多識前言往行之立教者[194]、史官[195]、楚先(詳下)等。[196]按,觀《十問》“帝盤庚問於耇老”章耇老與盤庚應對,則其假定之時代為殷。依此推論,楚竹書彭祖之身分不妨將之說為殷臣。《大戴禮記‧虞戴德》載孔子語:“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漢書‧古今人表》老彭與仲虺(湯之左相)相接,當為殷臣。馬驌《繹史》云:“即彭祖,陸終子也。”梁玉繩《人表考》則謂:“老彭始見《論語》、《大戴禮‧虞戴德》。殷賢大夫(《論語》注),亦曰殷彭(《後漢書‧張衡傳》)。按,老彭疑彭祖之裔。舊以為彭祖,恐非。”[197]此外,《醫心方》卷二八引東漢以來流傳的房中書《彭祖經》即託名“彭鏗之酬殷王”。[198]《路史‧後紀八》亦云:“夏遷於商,老彭守官大夫,商王拼采女受術,籛始去之,終身不見。”[199]按,《世本》謂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壽八百歲。”[200]孫作雲先生指出:“彭祖或彭鏗不是一個人名,而是一個氏族名,又是從氏族成為國家時的一個國家名。因此,他在歷史上所占的時間很長,約有一兩千年之久,傳說他活了八百歲‘猶自悔不壽’(見王逸注),這是有根據的。”[201]此說近實,惟古人未有此體悟,故盛稱彭祖之長壽,養生家、道家及小說家皆依託彭祖為說。梁玉繩別彭祖、老彭為二,以前者為彭姓之祖,當虞、夏時,後者為彭祖後裔,當殷初,雖不可謂大謬,但在文獻中,後者常見的稱呼仍是彭祖。[202]
  彭祖作為楚先之身分亦頗堪留意。據《大戴禮記‧帝繫》、《世本》、《國語‧晉語》及《史記‧楚世家》所載,彭祖為祝融之後,為重要楚先之一。據李學勤先生考證:彭姓始封為大彭,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境)。大彭為商伯,為商人所滅。其別封豕韋(在今河南滑縣東南),據《詩‧長發》亦在夏末被湯伐滅。另一別封諸稽,據江西所出徐國青銅器銘文中有諸稽荊,則其應在南方。禿姓舟人(故地在河南新鄭一帶)亦為彭姓分支,為周所滅。[203]何光岳先生則指出,彭氏在祝融八姓中居於領導地位,大彭在夏朝時已為東方強國,後又為商伯,《國語‧鄭語》:“大彭、豕韋為商伯。”《風俗通義‧五霸》:“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204]竹書《彭祖》為楚地之文本,當為宋銒之學入楚後所作。楚竹書《彭祖》假其顯赫先人立說,頗有比諸齊稷下學者高揭黃帝以陳言之意。郭沫若先生曾舉陳侯因敦說明黃帝為田齊之祖[205],並推測此即稷下黃老託言黃帝的主要原因。[206]白奚先生更云:“田氏原為陳國公族,乃姬姓之後,而齊姜則是姜姓炎帝之後。田氏尊黃帝的目的顯然是附會和利用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歷史傳說,論證田齊取代姜齊的合理性。……同時也為日後的王霸之業製造了輿論。田齊政權的這依舉措在客觀上大大刺激了春秋以來的‘黃帝之言’在齊國的流傳和發展,促成黃帝之言與老子之學的結合。”[207]
  關於耇老,馬繼興先生考證云:
  
“耇老”之名或與“天老”有關。“耇”與“天”二字古音雖異,但“天”有高大之意。如《荀子‧儒效》:“至高謂之天。”《廣雅‧釋詁一》:“天,大也。”故與耇字有老壽之義相近。考之天老,相傳為黃帝時臣。《漢書‧藝文志》房中書目中有《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東漢張衡氏在《同聲歌》中曾有“天老教軒黃”的詩句,也是指該書說的。……《弘決外典鈔》卷四引《博物志》佚文有“皇(黃)帝問天老”一說,其注引《經典釋文》云:“天老,老子也。”此為天老說的另一種古說,茲錄以備考。[208]

按,前引《世本》云彭祖“在周為柱下史”,《釋文》引此文,更謂“一云即老子”。[209]若耇老即天老[210],而陸德明《釋文》又謂天老即老子,則在唐代時已有彭祖、耇老皆老子化身之說。道家著書,喜託老者,此點錢穆先生曾論及之:
  
《漢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公者,長老之稱也。農家有《野老》十七篇,蓋道家、陰陽家、農家之三派者,皆貴遯隱無名,又尚葆真全年,故著說每匿其名而稱老。老子亦其流,烏從而必指其人哉?其意著於《莊子》之《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十九,借外論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謂耆艾。”[211]郭象曰:“以其耆艾,故俗重之,雖矢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道家著書,非藉之外,則托之老。……如云彭祖八百,則人習養生矣。云老聃仙隱,則人輕儒墨矣。是皆入其重言彀中也。[212]

戰國時道家已造“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說[213],欲以此抑儒。漢代之後,道教依託老子更神而化之。應劭《風俗通義》載當時俗言:“東方朔為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214]至宋人張君房所編道書《雲笈七籤》論三皇五帝及三代帝王之師皆老君化身[215],疑其說本《風俗通義》而變化敷衍之,真可眩人耳目也。此外,《後漢書‧襄楷傳》載襄楷上書桓帝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此說後來演變為各種版本的“老子化胡”說,西晉道士更偽作《老子化胡經》,將佛教說為老子在域外傳授的“外道”。[216]後世道士之託言老子,除自高身價外,更以此貶低佛教,其作法適與道家“孔子問禮於老子”說如出一轍。
八、論《彭祖》與先秦箴銘體之關係

  《彭祖》全篇之對話以四言韻語為主,亦為特色之一。《莊子‧天下篇》謂宋銒“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知其不獨游說君王,亦向大眾說教,故宋子一派除依託老壽之聖賢、假事於鄰人外[217],以韻語編綴文句,使之琅琅上口,更易浹髓淪膚而入於人心。劉節先生曾云:
  
在戰國初期的思想家,有一種共同的風氣,各家往往把自己的思想,造成韻語,作為格言。例如《呂氏春秋‧知度篇》引子華子的話說:“厚而不薄,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又如《意林》引《慎子》,有“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而《心術》、《白心》《內業》諸篇中的韻語更多。筆者以為這些韻語,原本都是宋銒、尹文的話,而這些解釋,或許是其門弟子,或後學所說的話。[218]

按,《管子‧心術》、《白心》等篇雖未必即宋、尹一派著作(說詳下),但二子同游稷下,與齊地學者論辯交流,其學說及表現方式必互相影響。《荀子‧正論》謂宋銒“立師學,成文曲”;《非十二子》謂慎道、田駢“終日言成文典”。 楊倞《注》:“文曲,文章也。”王念孫引《非十二子》文,謂《正論》“曲”為“典”之誤,王先謙《集解》從之。[219]王天海《校釋》不破楊注,認為“文曲,文章之統稱”,並認為《非十二子》“文典”為“文曲”之誤。[220]梁啟雄《簡釋》別立新說,謂“曲”即“章曲”,乃宋子“上說下教”所用的短篇韻文。[221]按,疑後說是。“文曲”即“章曲”,《非十二子》“文典”亦“文曲”之誤。《管子‧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存有田駢、慎到及宋銒遺說,從《管子》諸篇及楚竹書《彭祖》看,文章多用四言韻語排比,真可謂“文曲”也。《禮記‧樂記》:“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孔穎達疏:“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段玉裁謂:“樂章為曲,謂音宛曲而成章也。”[222]《國語‧周語上》:“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韋昭注:“曲,樂曲也。”瞽者所獻曲乃作為規諫之用,當為合樂之詩。《初學記》卷十五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223]《詩‧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引伸言之,有韻之文亦可謂曲。陸機《文賦》:“放庸音以足曲”,呂延濟注:“文有音韻,故通稱曲也。”[224]
  從體製上看,諸子或小說家這類濃縮的韻語格言若省去依託對話之人物及背景,即成為簡鍊的“語”(文獻常以“語曰”稱引),其形式實與箴銘體有關。《漢志》謂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即桓譚所說“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225]其所“綴”者蓋為短小故事或韻語,以二者皆淺近,易動人心。關於小說家之源流,《隋書‧經籍志》所論較全面:
  
小說者,街談巷議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 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 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

按,此說蓋引《周禮‧地官‧誦訓》、《夏官‧訓方氏》及《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答晉悼公語為據。明人胡應麟論小說種類有六: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所謂“箴規”即《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226]蓋小說既有取於“工誦箴諫”之意,故本有近於箴銘之一類。《四庫全書總目》謂歷代小說“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也。”並論小說具“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227]”之功能。張舜徽先生《講疏》更謂“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為鈔撮,而不知小說之亦所以薈萃群言也。”[228]凡此所論,皆合於《漢志》小說之觀念。
  前文論劉向所編之《新序》、《說苑》為小說家之淵藪,而二書皆有諷諫性質。余嘉錫先生謂:“譚獻《復堂日記》亦云:‘《新序》以著述當諫書,皆與封事相發,董生所謂陳古以刺今。’此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矣。不然,向之為學,雖非後世之考證家,然博極群書,尤熟《左傳》。《論衡‧按書篇》云:‘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婦女,皆呻吟之。’其精熟如此,豈不知司馬子反、葉公子高、令尹子西與昭奚非同時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為寶’之意耳。”[229]
  在漢代經師的觀念中,小說家之成立與采詩及瞽史諷誦之傳統有關。先秦之小說家與道家關係密切。戰國時期,道家擅長以類似箴銘之格言說教,此不獨《老子》然,前文所舉稷下道家作品,如《管子‧心術》、《心術》、《白心》等篇及馬王堆帛書《稱》、竹書《彭祖》皆有此一特色。《文心雕龍‧銘箴》對箴、銘的源流、功能及體製特點論之頗詳,其說云: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顧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230]

所述先秦箴銘尚有存者。[231]《漢志‧諸子略》道家類有《黃帝銘》六篇,顧實先生云:“黃帝《金人銘》,見於《荀子》、《太公金匱》、劉向《說苑》;黃帝《巾几銘》,見於《路史》。是六銘尚存其二也。”[232]按,《路史‧疏仡紀》引黃帝《巾几之銘》云:“毋弇弱,毋俷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233]至於黃帝《金人銘》,今本《荀子》並無此文,顧實謂:“《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引《孫卿子》。又五百九十引《家語》孔子觀金人節,注云:‘《孫卿子》、《說苑》又載也。’皆可為荀子書有黃帝《金人銘》,今本脫佚之證。”[234]《說苑‧敬慎》載孔子之周,於太廟見三緘其口的金人,其背有銘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235]

據鄭良樹先生所考,《金人銘》與《老子》關係密切,有不少雷同的文字可相互印證,其時代當在春秋之季。他又指出,《老子》的作者不但引用該銘,且推崇《金人銘》,以之為教父、聖人,其成書時代應不晚於孔子。[236]
  從《金人銘》、《巾几銘》看,可知道家從《老子》至稷下之慎到、宋銒,咸取箴銘“規諫禦過”之思想,於人世之論多尚敬慎,並擅長以箴銘體說理。竹書《彭祖》亦有此種傾向,其篇末改造正考父銘,並謂“毋怙富,毋倚賢,毋尚鬬”,皆有箴銘體之特色。此外,通篇對話以四言韻語鋪陳,亦上承《金人銘》、《老子》。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稱》篇,體裁亦類似箴銘格言。葉山先生認為該篇“不是一部系統完整的著作中的一個有機的部份,而是一部引自早期文獻或口頭名言的格言集錦匯編。從這部匯編中,帛書其他文章的著者吸收了靈感。也就是說,這意味著其他文章著於這一格言匯編之後。”[237]李學勤先生進一步指出,其年代早於《慎子》[238],而與《老子》、《逸周書‧周祝》一脈相承。[239]該篇之所以題為“稱”,乃稱引、稱述之意,王利器先生云:
  
《管子》有《小稱》篇,蓋即對《稱》而言,謂之小者,謙也。有如是者,特其一隅爾。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非掠人之美,揜人之長,蓋將以為此乃天下之常言,人所共知,故人得而用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是也。[240]

《稱》篇之性質近於《說苑‧談叢》、《逸周書‧周祝》[241],當為稷下學者所蒐集,用來作為教學或談資的格言錄。關於《稱》與《周祝》之關係,李學勤先生認為:祝專掌文辭,他們在工作中蒐集、累積一些格言諺語,正是其職業之需要。先秦祝、史每相兼互通[242],史官掌記述“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歷史經驗的凝結也往往以當時流傳的格言諺語表現。《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實際是說,道家之所以有“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思想,乃是導源於史的經驗。[243]老子之被傳為“太史”、“守藏室之史”、“柱下史”,或亦與此有關。[244]
  春秋時期,貴族賦詩斷章取義,儒家重視此一傳統[245],論理好引《詩》為說。道家則模仿箴銘,造為韻語而上說下教[246],二者殊途而同歸。戰國前期之諸子,誠如劉節先生所說,流行以格言、韻語說教。儒家中子思一派的著作頗沾染此一風氣,如郭店竹書《五行》[247]:“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不聰不明,不聖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樂,不樂亡德。”此篇好引《詩》為說[248],又有格言化之傾向,無怪乎《荀子,非十二子》批評其說“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從上引《五行》文與《彭祖》、《管子》諸篇相較,知以格言說教宜以韻語為之(箴銘多為樂師所作,因其熟悉韻律),子思或其弟子也許不擅此道,徒知編綴一連串術語,若不深入體會,則讀來如同嚼蠟,失去易於記誦之效果。是篇早佚,或亦一因。
  戰國晚期,大儒荀卿模擬南方民間舂米歌謠作《成相》一篇[249],以三、四、七言之韻語錯雜,敷陳君道;又於《賦》篇以諧隱之賦,虛構君臣或師生對話[250],篇末更有四言之佹詩、小歌,皆以韻文說治道。[251]《荀子》二篇繼承瞽矇諷誦之傳統,唯形式採用當時流行之歌謠、俗賦,別開一途。《漢志‧詩賦略》以荀卿與屈原並舉,謂二子作品“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可謂得其要旨。
九、餘論

  透過本文對於楚竹書《彭祖》部分關鍵字詞的釋讀及思想內涵的分析,確定此篇乃宋銒一派之著作。從竹書依託人物問對及格言化之形式特色,亦梳理出其與小說家、道家之關係,對於《漢志》小說家之成立背景、箴銘體對道家之影響等問題也因此得到較清楚的認識。
  在先秦道家的研究上,蒙文通先生“道家分南北說”頗為學者所稱述。[252]但依愚見,稷下道家之慎到、宋銒等人在思想及著書形式上,皆受《老子》之影響;《莊子》亦未嘗不受稷下“白心”之啟發而別立新說。宋銒本非北人,雖與尹文同游稷下,但其學又廣布於楚,然則宋子之學為北學耶?為南學耶?戰國時期各地學術交流頻繁,齊、魯、三晉與楚皆互有往來,士人轉徙於列國之間,不同地域雖有學術風尚之差異,但並非水火不容。可知類似“道家分南北”、“宋人皆墨徒”(從上文俞正燮語推衍)之說,只能視為權宜之論,面對不同的文獻材料、不同的思想家,研究者都需詳考其學說、體製之源流,才能作出較精確的論斷。
  本文在論證上,未大量取《管子‧內業》、《心術》及《白心》等篇及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書互相印證,這點也需要加以說明。郭沫若、劉節二位先生將上述《管子》諸篇說為宋、尹一派著作[253],學者附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254]蒙文通、裘錫圭二位先生先後提出諸篇應為慎到、田駢學派之作品,但後來都放棄此一說法。[255]蒙文通先生說:
  
《管子》中的《心術》、《內業》、《白心》各篇,我以前認為是慎到、田駢的學說,也有同志從“白心”二字著眼,認為這幾篇書是宋銒、尹文的學說,如果從“或使”論來看,也可以說是接予的學說。總的來看,這些學者都是黃老派,他們同在稷下,互相學習,互相影響,我們說這幾篇書是黃老派的學說就可以了,似不必確認其定是何人的作品。[256]

按,所言甚是。即以《管子‧內業》一篇而論,《漢志》儒家類著錄《內業》十五篇,馬國翰據王應麟之說肯定此即《管子》中同名篇章[257],班固自注卻說:“不知作書者。”是時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未亡,班固俱見,若果《內業》為宋派著作,班氏不可能略而不提。從《莊子‧天下》及竹書《彭祖》所見宋子遺說,未看到黃老道家精氣論及名法結合之痕跡,可知其在稷下獨樹一幟,不能全然以黃老學者目之。[258]宋子在重視心術、維護人倫、反對尚賢等說雖與稷下學者無異,但其學說又受墨學之影響,進一步發展“情欲寡淺”、“見侮不辱”等說,並以具體行動倡“禁攻寢兵”,遂與稷下主流分途。
  唐蘭先生將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種佚書視為《漢志》的《黃帝四經》[259],此說一出,贊成者眾,但亦有部分學者持不同意見。[260]李零先生便說:“四書雖與《老子》合鈔于一卷,并同屬‘黃老刑名’的大範圍,但四書中只有《十六經》(按,即本文所稱《經》)是以黃帝君臣問對的形式寫成,其他都是直言式的一般道論,合定為《黃帝四經》是相當可疑的。”[261]任繼愈和李學勤二位先生則從帛書之內涵稱四篇為《黃老帛書》或《黃帝書》,而不取《黃帝四經》之名。[262]裘錫圭先生詳細論證帛書四篇並非《漢志》之《黃帝四經》,並認為:“黃帝書”之稱雖較“黃帝四經”合理,但除《十大經》外,其他三篇佚書並無是黃帝書的確證。以目前研究情況來講,最好稱這四篇佚書為“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書”或“《經法》等四篇”。[263]按,裘先生說是。關於《經》、《稱》之性質,前文已引葉山、裘錫圭、李學勤諸位先生說略有考辨,不再贅言。《經法》一篇亦非全屬黃老道家之文獻,黃人二先生就指出,該篇《君政》一章實為儒家解經文獻,其“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征”一段,實申說《論語‧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戎”之意。[264]至於《道原》一篇與上博竹書《恆先》可比對研究[265],其是否屬《黃帝四經》,還可進一步論證。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為2007年8月11日。)
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二)
————兼論《漢志》“小說家”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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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彭祖》之思想特徵論其學派歸屬

  陳斯鵬先生以為竹書《彭祖》乃先秦道家佚籍,趙炳清及魏啟鵬二位先生以此篇為稷下黃老道家之作品。[106]周鳳五師則指出,全篇內容夾雜儒、道,篇中“心白身懌”一語和《管子‧白心》及《莊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有關,不妨假設其為稷下學派的產物。[107]今試從竹書的思想特徵,具論楚竹書《彭祖》所屬學派。
  若將楚竹書《彭祖》所述思想放在學術史的發展軌跡中觀察,不難看出此篇的時代及學派歸屬。竹書之思想可歸納為以下八項要點:
  1. 以天地人之關係若經緯、表裡,不能偏廢,但仍強調天道。周鳳五師指出:本篇“主張似以儒家思想為主。但從彭祖、耇老二人問答的過程來考察,彭祖所欲闡述的顯然是‘天道’而非‘人道’。因此,本篇雖以儒家思想為主,但不排斥道家,甚至有‘揚道抑儒’的傾向。”[108]
  2. 論君王應無為。簡文云:“倍者倍矣,多務者多憂,賊者自賊也。”即《老子》所謂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3. 強調處世之敬慎謙恭,如簡文云“毖于禘嘗”、“戒之毋驕”、“慎終保勞”、“ 勿勿之謀不可行”,篇中借彭祖之口反覆申告遠尤、遠禍、遠咎以及篇末“一命二俯”一段所論,皆有此意。先秦儒、道二家咸主張處世應敬慎謙恭,《老子》尤其重視這點,如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由上述三點可以確定竹書的思想基調為道家,當為服膺老子學說者所作。
  4. 倡導等級名分乃人之綱紀,必須遵守,即簡文“〔君臣夫婦〕,父子兄弟,五紀畢周,雖貧必攸;五紀不正,雖富必失。”白奚先生指出,道家老、莊一派主張平等,並不特別強調倫理名分,稷下道家則頗以等級名分乃天經地義,必須遵守,如馬王堆帛書《經法》、《稱》認為遵守名分謂之順,違背名分謂之逆,對逆順之道極為重視,並作了大量的闡述,如“五逆”、“六逆”、“六順”、“六危”等。《經法‧大分》云:“凡觀國,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雖強大不王。……主兩則失其明,男女爭威,國有亂兵,此謂亡國。”《稱》:“臣有兩位者,其國必危。”“子有兩位者,家必亂。”[109]由此可推論《彭祖》“五紀”之說乃援儒入道,作者與稷下道家有關。
  5. 反對尚賢。簡文說“毋倚賢”, 疑稷下道家揚棄人治而尚法治之說。《莊子‧天下》稱稷下學者田駢、慎到“笑天下之尚賢”。尚法而不尚賢,乃黃老之學的發展,所以《荀子‧解蔽》稱“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110]
  6. 重視“心”之認識功能,並涉及如何排除外在干擾,恢復心的本然狀態,如簡文“執心不芒”與“遠慮用素,心白身懌”呼應[111],皆欲人守心不昧,拋棄智巧而純任本心。“白”可引伸為“空素之意”。[112]《說文》:“素,白致繒也。”即本色未染之生帛,引伸為事物之本然,如《莊子‧刻意》:“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白奚先生指出,把作為認識主體的“心”當作特定的對象來考察,標志著哲學認識的深化。戰國中期前的《論語》、《老子》、《墨子》雖用“心”字,但都不是獨立的哲學概念,要到戰國中後期,莊、管、孟、荀等書均把“心”引入認識論,“心”才成為重要的哲學概念。在認識論關注的重點上,春秋末期到戰國早期,學者關心的是知識的來源及求知的途徑等問題,戰國中期後,則著重探討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妨礙正確認識的因素是什麼,二是“心”處於什麼狀態才能獲得正確認識。關於後者,戰國中期之後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主觀的偏見和成見造成自我中心,導致認識上的偏差。[113]宋銒提出“別宥”、“白心”之說,深化了這方面的討論。[114]《莊子‧天下》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苛〉[115]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116]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宥即去囿,謂人心有所拘囿,當辨而去之也。[117]《呂氏春秋‧去宥》、《去尤》兩篇為宋鈃學派遺說[118],《去宥》云:“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凡此皆欲去除人心囿限,達到“白心”[119]之目的,而與簡文“遠慮用素,心白身懌”意旨相通。周鳳五先生指出簡文“心白”一語與宋子一派有關,可謂隻眼獨具。戰國晚期的荀子、韓非子雖然極力反對宋鈃“情欲寡淺”及“見侮不辱”之說,但皆吸收並發展宋子“別宥”之理論,荀子所謂“蔽”,韓非所謂“前識”皆為人心之囿。莊子學派雖欲破“成心”,其“唯道集虛”、“虛室生白”之說顯受宋子影響[120],但卻更強調“在宥”,在者,存也。蓋以“去宥”之“去”猶有分別之心,至若“在宥”則不去不別,純任自然。《莊子‧在宥》謂:“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聰明,吐(黜)[121]爾聰明,倫與物忘[122];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其“解心釋神”之境界又較“心白身懌”超脫。《逍遙遊》論宋子云:“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能)[123]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124]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是莊子欲超越宋鈃“別宥”、“白心”之說,而達於無待之逍遙。
  7. 認為少欲乃人之本性,反對過度的行為與要求。此牽涉到簡文“泰盈之愆,難以遣欲”的理解問題。“遣”當依《說文》訓為“縱”,即放走、打發走之意。簡文是說泰奢、盈滿這些過度行為與要求,會使人誤以己之欲為多,而難以打發這些多餘的貪欲,成為人心之囿限。這種理解若成立,則二語隱含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的假設,正合於文獻中所述宋鈃學說。宋子欲破除人心之囿限主要指兩方面,其一即人自以為本性多欲。《莊子‧天下》謂宋鈃“以情欲寡淺為內”,又引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荀子‧正論》:“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先秦諸子多主張在合理範圍內節制欲望,惟宋鈃認為人的本性欲寡而不欲多。從這種觀點出發,只要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就沒有貪欲,自然也就不需節欲。[125]荀子批評他“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見《天論》)“蔽於欲而不知得”(見《解蔽》),皆針對此而言。《孟子‧盡心下》:“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雖未必同意宋鈃情欲寡淺之假設,但其“養心莫善於寡欲” 一語在修養論上頗與宋子相通。[126]
  8. 反對爭鬬攻戰,即篇末所云“毋尚鬬”。前文論宋鈃所欲破人心之囿,在內即自以為本性欲多,在外則為榮辱。榮辱之囿既破,則可寢兵無鬬。《莊子‧逍遙遊》謂宋子“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天下》謂其“ 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禁攻寢兵為外”。《荀子‧正論》亦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鬬矣。”《韓非子‧顯學》云:“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孟子‧告子下》並載宋子欲游說秦、楚罷兵,以行動實踐其反鬬寢兵之主張。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確定《彭祖》一篇為宋鈃一派遺著。《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此書久佚,馬國翰有輯本,但僅錄《莊子‧天下》評述宋銒、尹文學說一段,並附《孟子‧告子》宋牼遇孟子章及《荀子‧非十二子》、《韓非‧顯學》對宋子之批評,皆為第二手之評論或引述資料。[127]宋子名列稷下先生,受稷下道家影響頗深,是以荀子謂“其言黃老意”。從《莊子‧天下》所述宋鈃學說及楚竹書《彭祖》看,涉及養生者極少,蓋宋子一派有取於老學者獨多,錢穆先生已透過文獻所述宋子之說與《老子》互相印證[128],此不贅言。
  許多學者因宋銒主張節儉及非鬬,又因《荀子‧非十二子》將宋銒與墨翟合論,於是將之視為墨家支裔。此說最早見於《陶淵明集‧集聖賢群輔錄》,篇中以宋鉶與尹文為一派,相里勤與五侯子為一派,苦獲、已齒及鄧陵子為一派,是為“三墨”。 [129]清人俞正燮則以宋國君(指宋襄公)、臣皆倡兼愛、非攻,遂謂“兼愛、非攻,蓋宋人之蔽。……墨子實宋大夫,其後宋牼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戰不利,有是君則有是臣。”[130]梁啟超承其緒,又綜合《韓非子‧顯學》“墨離為三”之說,將宋銒與尹文視為墨學第四派。[131]近世學人如錢基博、顧頡剛、蒙文通、高亨、錢穆、馮友蘭等皆主此說[132],白奚先生更進一步詳論宋銒對墨家學說的繼承與發展。[133]按,孫詒讓《墨學傳授攷》曾辨宋、尹二人非墨家,其說云:
  
攷《莊子》本以宋銒、尹文別為一家,不云亦為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而師承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按,指《群輔錄》),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銒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134]

顧實先生並謂:“墨子之根本主義在儉,以用不足而倡節用之說也。宋銒之根本主義在恕,以心有囿而倡別囿之說也。《莊子》別其源流而分述之,殊勝於荀子之一切漫罵也。”[135]宋銒之學尚寬容[136],具有融通各家之特色[137],其言行雖受墨家影響,但從其整體思想觀之,將宋子歸為道家學者較符合實際。
  又有部分學者以宋銒近墨,《荀子‧非十二子》中論墨、宋二家又有“大儉約而僈差等”之語,《莊子‧天下》又云宋、尹“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遂認為宋銒具有反對等級名分的平等思想。[138]此說若成立,則楚竹書《彭祖》“五紀畢周”一語正與宋銒思想違異,不得不辨。按,《非十二子》云:“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銒也。”古人行文有輕重之別,此段雖墨、宋合論,但重點在墨(此猶《天下》宋、尹合論,重點在宋[139]),於宋銒之批評似僅在“上功用”及“大儉約”二點。宋銒欲以不利說秦、楚休兵,而孟子非之(見《孟子‧告子下》),頗有墨家精神。實則宋子倡“禁攻寢兵”與墨子之“非攻”,表面雖同,但論旨有異。墨子反對戰爭的理由在於其不利、不義,仍主“義兵”(此與儒家無異),非謂其可盡去;宋銒則更言“見侮不辱”、人情本不欲多,以絕爭心之萌。[140]至於宋子之儉約,乃“情欲寡淺”的自然結果,其說實為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少則得,多則惑”、“儉故能廣”諸說之進一步發展[141],與墨子“節用”、“節葬”內涵亦不同。對於《天下》所謂“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前人或引《釋文》“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為說,以為有“提倡人類生活平等之意”[142]。但顧實先生云:
  
《西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水經‧渭水》注:“華山遠而望之,又若華狀。”故《釋文》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然蓋以示其岸然道貌,不物於物。《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其狀峨而不崩。”是其義也。故能接萬物,以別宥為始。”[143]

疑後說方得其真解。宋銒是否有“僈差等”之主張,可以從現存之尹子書中得到側面的了解。今本《尹文子》[144]中頗有維護倫理名分之主張,如云:“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此均與竹書《彭祖》“五紀”之說意旨相通,又可知二者皆有取於儒家正名之說。《莊子‧天下》以尹文與宋銒合論,其言雖有輕重之分,但所言不虛。[145]
  此外,楚竹書《彭祖》出現典型的儒家思想,如“五紀畢周”之重視名分倫理,又如“一命二俯”一段暗引正考父銘(見《左傳》昭公七年及《史記‧孔子世家》),也頗讓人懷疑此篇為儒家學者所作。前文已就“五紀”一項引馬王堆帛書《經法》、《稱》疏解,可以止疑;至於後者,可舉《莊子‧達生》為說。該篇亦引此銘,但從正、反申說,其文作“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簡文與之相較,語句整飭,且在“一命”、“二命” 等句下加以論斷之語。可見道家之寓言不獨依託儒家孔、顏,亦取其言而改造之。[146]戰國時期,因受政治大一統氛圍之影響,各家學說漸尚融合,儒、道兩大學派既對立又互相影響,著作難免印上他派之思想印記,且在部分論題上,二家並無異致。觀稷下道家《內業》側於《漢志‧諸子略》儒家類中,於此可思過半矣。[147]
  本篇竹書從字體上看,應是楚國的文本[148],宋銒一派學說在戰國中晚期盛行於楚,還有兩項旁證:一是《孟子‧告子下》載:“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可知宋子曾入楚游說,然其說必定傳布於楚。《韓非子‧顯學》稱宋榮子“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則為時主所重可知。二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在齊時必定接觸過宋銒等人的學說,晚年居楚著書,更對宋子“見侮不辱”、“情欲寡淺”等說多所譏評。《荀子‧正論》云:“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亦間接說明宋銒學說在楚地之流行。
五、論《彭祖》與《漢志》小說家之關聯

  楚竹書《彭祖》之體製特色有二,一是假借上古聖君賢臣之對話鋪陳思想義理,此種手法即《莊子》所謂“寓言”、“藉外論之”,多見於道家、小說家之著作。先秦道家著作中,以《莊子》最擅長假託人物以寄理。此外,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經》[149]中有多章假託黃帝君臣之對話論說君道[150],而抄於帛書《老子》甲本卷後之《伊尹‧九主》則依託湯與伊尹暢談君王治國之正道及失誤。《漢書‧藝文志》所錄小說十五家之書雖皆不存,但從班固自注中,可知依託古人之作不少,如《伊尹說》、《鬻子說》、《師曠》、《務成子》、《天乙》、《黃帝說》等。《宋子》在《漢志》中入小說家[151],前文以竹書《彭祖》為宋銒一派遺著,其依託人物之手法正與上述諸書同。
  班固於《漢志》自注往往以言語淺薄、非古語或依託稱小說家書,顧實批評曰:“必文章爾雅,通一經之士不能曉,而後為古耶?則漢武、新莽優為之,此吾所以愈不能釋然於班氏之言也。”[152]愚以為班固所云“非古語”乃疑諸書非上古聖賢自著,或後人假借其名以作書,或依託人物問答鋪陳義理。值得注意的是,所論諸書之非古,重點在“依託”,此點頗可作為《漢志》小說家的特徵之一。[153]《漢志‧諸子略》九家所分標準俱為學說內容,小說家未有明顯學派特徵,若必謂有之,則為依託問答、匯聚雜說[154],此既從形式著眼,則往往與其他諸家界限不清。[155]
  從《漢志‧諸子略》之分類來看,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及以黃帝題名者四種(《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與此對應,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黃帝說》四十篇,篇數皆不能吻合,必非一書。[156]疑歸入道家之諸書可視為該派之經,小說家諸書則為對《伊尹》、《鬻子》、《黃帝》諸書等某些篇章的說解發揮,以其依託假借而失實、薈萃叢談而流於瑣碎,因此入於小說家。
  《漢志》“小說”一類之成立當與諸子及漢代經師傳、說著作興盛之學術背景有關。先秦諸子著作中,《墨子》有《經》、《說》,《韓非子》則有《內儲說》、《外儲說》、《說林》。以《韓非子》為例,其“經”的部分首先概括指出所要說的事理,然後用“其說在某事”的簡單詞句,略舉傳說條目為證;“說”的部分則把經文中所舉的傳說條目逐一詳敘。值得注意的是,學者指為宋子學派著作的《呂覽‧去尤》、《去宥》兩篇猶留有此種經說分立的遺跡。顧頡剛先生云:“《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去尤篇》,末云:‘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此兩事皆見《先識覽‧去宥篇》,一若《去宥》為《去尤》之傳者。”[157]
  在戰國楚竹書中,也有不少屬於儒家之傳、說者,周鳳五師就曾指出,郭店竹書《忠信之道》、上博竹書《從政》、《昔者君老》與《論語》所記子張相關諸章關係密切,可以假設這些竹書是儒家後學傳習《論語》的記錄或《論語》原始材料的記載。[158]郭店的《語叢一》、《語叢二》及《語叢三》為短小語錄,其內容論性情、德行,與竹書《性自命出》、《五行》諸篇相表裡(《語叢三》亦有引述《論語‧述而》者[159])。李零先生認為,其形式類似古代注解,蓋雜錄先儒之說,以備諸篇之“說”。[160]上博之《子羔》一篇,愚亦疑其為儒家學者研習《詩‧大雅‧生民》之傳。[161]
  道家部分,上述《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三書,從其名稱看,當屬於黃老學派的傳、說,其依附之對象可能即《漢志》之《黃帝四經》,以西漢前期學風尚黃老,其內容又不若小說家《黃帝說》淺薄,故未入小說家。馬王堆帛書《經》篇之《觀》、《五正》、《果童》、《正亂》、《姓爭》、《成法》、《順道》諸章假借黃帝與其臣力黑、閹冉、果童之問對為說,疑此篇當非近世學者所盛稱之《黃帝四經》佚篇[162],而為《黃帝君臣》或《黃帝說》之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七章中有五章與力黑有關,而力黑即“力牧”[163],《漢志》道家類有《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國時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亦與《黃帝君臣》同類,頗疑帛書《經》有關力牧諸章或有取於《力牧》一書者[164]。
  此外,《韓非子‧說林》叢聚短小傳說,以為游說者之資。[165]郭店竹書《語叢四》以古代成語為談資,專講游說之道,李零先生及林素清師將之命名為“說之道”,其內容與陰謀游說、縱橫長短有關,可視為縱橫家之“說”。 [166]說體之功能本為“上說下教”,除作為學說傳授之用外,亦具游說之性質。此點《文心雕龍‧論說》所云最詳實:“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偽, 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167]
  下至漢代,經學昌盛,《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記西漢傳、說、故、訓多至七十餘種,計一千三百餘篇[168],學者或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169]漢初流行黃老之學,《漢志》載西漢《老子》之傳、說亦有四部,計五十一篇。除了《漢志‧六藝略》及《諸子略》所載經師及道家之傳、說外,還有一類文獻值得注意,即儒家類中由劉向所采之《新序》、《說苑》之屬及《淮南子‧說山》、《說林》二篇。後者性質近於《韓非子‧說林》,但其內容少故事而多雜說,不少地方似是輯錄當時的格言諺語,與《說苑‧談叢》、馬王堆帛書《稱》最為接近(詳下文)。至於劉向所序《新序》、《說苑》等書,本與小說家《百家》一書來源、性質相近,《百家》諸篇乃因“淺薄不中義理”而入小說家。[170]屈守元先生說:
  
《說苑》的取材,十分廣博,上自周秦經子,下及漢人雜著,“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見《序錄》),很像後代的類書。……翻開《說苑》的《君道篇》第一章便載師曠的話,說:“人君之道……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這段古代名言,便可能出於《漢志》著錄在小說家類中的“《師曠》六篇”……名之為《說苑》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韓非子》的《儲說》和《說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就還有《世說》。這些以“說”為名的典籍、篇章,它的特點往往近於講故事。《說苑》除《談叢》以外,大多數的章節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通過故事講明道理,一般還多采用相與往復的對話體。不僅有首有尾,而且短短的一段文字,往往波瀾起伏,出現高*潮。這可以說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古代“說話”形式。[171]

小說家《師曠》之佚篇,除屈先生所舉外,魯迅亦曾指出:“《逸周書‧太子晉篇》記師曠見太子,聆聲而知其不壽,太子亦自知‘後三年當賓於帝所’,其說頗似小說家。”[172]此外,《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所載齊景公問政於師曠章,疑亦取自小說家《師曠》。《後漢書‧蘇竟傳》云:“論者若不本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李賢《注》以《師曠雜事》即兵陰陽之《師曠》,並說為“雜占之書”。頗疑《師曠雜事》當為小說家之《師曠》,其為“說士作書”,並以“雜事”題名,其性質蓋近於《伊尹說》、《黃帝說》,乃雜記師曠之言行。至於《漢志》兵陰陽家之《師曠》,如其所言,當屬“雜占之書”。
  綜上所論,《韓非子‧說林》、《儲說》諸篇、《淮南子‧說林》及劉向所編《新序》、《說苑》,實小說之淵藪,其性質如魯迅先生所云:“或託古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幽繆。”[173]《說林》、《儲說》之類以其編入《韓非子》、《淮南子》中而未被摒棄;《新序》、《說苑》則因可藉以感悟時主,有益教化而入儒家。劉向、歆及班固等學者面對前代浩瀚之文獻必有所甄別、評價,並進一步論列學術源流。《漢志》小說家之成立當放在戰國諸子及西漢經師傳、說著作大盛的學術史背景下才能大明。
  《漢志》所錄小說家著作有部分與黃老道家關係密切。[174]班固於《宋子》著錄下引荀子之說,謂“其言黃老意”,從竹書《彭祖》來看,可知其說有據。《宋子》以思想論雖屬道家,但可能因為書中此類依託之篇章,被劉向、班固等漢代學者認為迂誕失真,是以歸入小說家。
六、略說諸子依託人物對話受語類文獻之影響

  推本溯源,戰國諸子依託人物對話之寓言實受東周盛行之語類文獻影響。《國語‧楚語上》首章載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告士亹教太子之道云:“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作為貴族教育之用,乃以國朝盛衰之故事為鑑,多以君疾、災象及國難始,並以此開展對話及敘事,其體裁之特色是雜敘雜議,以人物對話寓“治國之善語”。在篇章最後,多會綴以“驗辭”,即篇中人物因從善如流或剛愎自用所獲得之報應。語之撰作目的本非記錄史實,其中雖有史事,但亦雜有虛擬成分,不可一概而論。現今所存之《國語》及近世所出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即此類文獻之彙編。[175]
  春秋末年,公室勢力漸弱,政及於大夫,加以學術普及於民間,語類文獻亦出現由國語而家語之發展。在目前已發表的戰國楚竹書中,列國之語有上博四之《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隼(從月)》《柬大王泊旱》、上博五之《姑成家父》、上博六的《競公瘧》、《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等。[176]李零先生指出,上博所藏竹書中,此類“春秋戰國故事”還有很多,這是古代史書中最大也最活躍的一種。[177]戰國前期,儒家學者蒐集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行紀錄,編纂為《論語》,頗有比諸列國之語的意味。蓋以所記乃先聖或先師之嘉言善行,足以砥礪後學,遂以“語”命名。[178]張以仁先生指出,記語之體裁,在當時頗為風尚,如《論語》、《孔子家語》都是,而“家語”和“國語”成為一種引人深思的對照。[179]在上博所藏楚竹書中,有部分篇章性質介於列國、大夫之語及儒家之語間,如上博二的《魯邦大旱》、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及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等三篇皆是。
  諸子記語之體可大別為兩類,一是記錄先師先賢之言行,其間雖不免有增飾之成分,但仍以真實為尚;一是託言神話傳說甚或子虛烏有之人物,設為問對,鋪陳學說。前者繼承語類文獻記錄先賢善言的特質,以《墨子》、《論語》及《孟子》為代表;後者則突破現實的藩籬,依託之範圍不限於人世,以《莊子》為代表。《莊子》書中雖有記老子之言者,但皆非直接引用,而是依託其與孔子、陽子、、士成綺、南榮趎之對話。[180]此外,《莊子》喜以儒家所盛稱之孔子、顏淵造為寓言[181],此乃“藉外論之”之最高境界。這些寓言雖非真實,但多能兼顧原本人物之言行風格,其作者大概熟讀儒家《論語》一類文獻,所以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上述二種類型在《莊子》書中尚屬點綴性質,莊子及其後學最擅勝場處還是以神話傳說之人物寄託思想主張,此前人所論甚詳,可不贅言。
  取《莊子》與竹書《彭祖》合觀,後者之彭祖與耇老對話,尚未如《莊子‧秋水》、《知北遊》等篇賦為長篇大論,而保有《老子》書要言不煩的特色,語不甚長,義亦不甚深。由此可推論,《彭祖》之對話體裁作為寓託思想的著作形式較《莊子》諸篇原始,其時代當在其前。宋銒與莊周皆為宋人[182],行年又相近[183],然則莊子之思想乃至著書體裁,皆有受宋子影響之處。但以莊生天資特異,將其思想融貫而超越之,並將寓言體裁極盡變化,遂成瑰瑋之篇章。宋子書早亡,此或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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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竹簡〈彭祖〉新釋》,《華學》第七輯,頁156;趙炳清:《上博三〈彭祖〉篇的性質探析》,簡帛研究網,2005年11月20日;魏啟鵬:《楚簡〈彭祖〉箋釋》,《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博簡卷)》,頁292。
[107]周鳳五先生:《上海博物館楚竹書〈彭祖〉重探》,《南山論學集——錢存訓先生九五生日紀念》,頁11、13。
[108]周鳳五先生前揭文,頁11。
[109]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頁122至123。
[110]參考蒙文通:《略論黃老學》,《先秦諸子與理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頁198。
[111]按,此點周鳳五師前揭文已指出。
[112]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臨嘯閣刻本,1984年6月,頁464。
[113]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04至107。
[114]劉節先生在《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已指出:“古代人是以‘文’與‘德’說心,同時也從‘文德’說社會文化。於是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說法。越到後來,知道文德的基本發祥地是‘心’,所以孔子之後,對於心的研究越加普遍與深刻。其代表的人物是孟子與宋鈃。”說見《劉節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頁194。
[115]苟乃苛之誤,見王叔岷先生《莊子校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4月二版,頁1320至1321)所引章太炎、劉師培說。
[116]《釋文》云:“白或作任。”按,當以作“白”為長。
[117]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12月台二版,頁44至45。
[118]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指出:“此篇(指《去尤》)及《去宥》為料子、宋銒、尹文等流派之言也。”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引劉咸炘云:“《去宥篇》言別宥,乃宋銒、尹文說。”郭沫若《宋銒尹文遺著考》謂:“宋銒在《尸子‧廣澤篇》又誤為料子,言‘料子貴別囿’,別囿即別宥。其遺說尚保存于《呂氏春秋‧去尤》、《去宥》二篇。”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宋銒考》亦疑“《呂氏‧去宥》一篇,或取之《宋子》十八篇也。”
[119]按,《釋文》:“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
[120]參考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劉節文集》,頁203。
[121]按,郭慶藩《集釋》引王引之曰:“土當作咄,咄與黜同。”
[122]按,錢穆《纂箋》云:“倫與物忘,即與物忘倫,即大同乎涬溟也。”
[123]而讀為能,參考王念孫《讀書雜志》,頁927。
[124]按,《逍遙遊》及《韓非子‧顯學》之宋榮子即宋銒,劉師培《莊子斠補》(《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頁886)及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頁458)皆有說明,可參看。
[125]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97。
[126]按,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謂:“宋子的情欲寡淺說,正適與孟子的‘養心莫善於寡欲’一說相合。”
[127]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揚州,廣陵書社影印楚南湘遠堂刻本,冊四,頁2863至2864。
[128]參考錢穆:《宋銒考》,《先秦諸子繫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6月台北東大三版,頁375至376。
[129]按,《集聖賢群輔錄》中“八儒”、“三墨”二條當為後人妄加,非陶潛所作。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597、598)所引宋庠說。
[130]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俞正燮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9月,冊一,頁686。
[131]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128)所引梁啟超說。按,梁啟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收入《清代學術概論》附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頁114)認為宋子本墨學支派,其說大率同於墨子。
[132]錢基博:《讀莊子天下篇疏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二版),頁55至56;顧頡剛:《宋銒書入小學家》,《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2月),頁292;蒙文通:《略論黃老學》,《先秦諸子與理學》,頁204;高亨:《莊子天下篇箋證》,《高亨著作集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九卷,頁402;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37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二版),頁95至101。
[133]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96至202。
[134]載孫詒讓:《墨子後語上》,《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下冊,頁718。
[135]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頁53。
[136] 《韓非子‧顯學》將宋榮之寬、恕與漆雕之廉、暴對舉。《莊子‧天下》述宋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王叔岷先生《校詮》云:“《荀子‧解蔽篇》有‘心容’一詞,楊《注》:‘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與此文成《疏》釋‘心之容’之意合。‘心之容’、‘心之行’兩之字並與所同義。語心所包容者,名之曰心所推行者。意即心所包容者如此,心所推行者亦如此。”顧頡剛《宋銒書入小說家》且云:“宋、孟同時,同受楊、墨影響,而一則並蓄,一則兩攻,對映生趣如此。”
[137]劉節先生認為“宋銒的思想,是間於墨學與孟學之間的……宋銒一派確是兼有孔、墨學之長,也可以說真正調和孔、墨兩家學說的,唯有宋銒一人。”胡家聰先生也指出,宋、尹承襲老子學說,當屬道家黃老之學,但又融合墨家,其學說乃“道論、墨學合而不分,融為一體。”見《劉節文集》,頁194;《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44至245。
[138]見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96。
[139]馬國翰在輯本《宋子》前序云:“案《莊子》雖與尹文並稱,今尹文子書尚存,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銒語。”梁啟超《莊子天下篇釋義》謂:“以上論宋銒、尹文竟(按,指《天下》所論),惟所論者似是宋銒多而尹文少。據現存之尹文子,其學風不盡與此同也。”白奚前揭書(頁195)也指出:“從現存材料看,宋、尹二人的學術思想雖然存在著某些聯繫,但卻很微弱,而二者的區別卻是十分突出的……《天下》敘述評論的只是宋銒的思想,屬於墨學之支裔亞流(按,此說前文已辨),其中見侮不辱、禁攻救鬥的思想影響了尹文,但尹文關心的主要不是這些,他的學術思想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是一個突出名法的黃老學者。”又參白奚前揭書頁212至213之析論。
[140]參考呂思勉:《非攻寢兵平議》,《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26至27。。按,呂氏認為,墨子後學由非攻變為偃兵,一若兵竟可以不用者,乃墨學末流之流失,非墨子之說本然。按,《管子‧白心》疑為宋子後學作品,其論兵仍主“義兵”,與儒、墨二家無異。
[141]參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375。
[142]蔣錫昌:《天下校釋》,《莊子哲學》,台北,鳴宇出版社,1980年5月,頁227。
[143]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頁44。
[144]按,前人多以今本《尹文子》乃魏晉人所偽(可參考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書店,1998年1月,頁786至789),惟未提出確證。孫詒讓在辨宋、尹二子非墨家時曾引《尹文子》為證(前文已詳引),其《札迻》卷六對《尹文子》作了校正,蓋以此書不偽。劉節立論較持平,他說:“現在所傳輯本《慎子》,比之《尹文子》較為近古。雖然大部分同出於《群書治要》,恐怕《慎子》同《尹文子》在漢晉間的本子不一,所以唐人引用《尹文子》有許多條與《群書治要》所引不同。魏晉間人改纂古書,自矜淹博,如《孔子家語》、《尚書》偽古文、《列子》、《尹文》,都是一類性質。不過其中所保存古史料的成分有多寡,而改纂的手段有高下不同罷了。”周山、胡家聰、李學勤及劉建國等學者則指出,今本雖經後人之條次撰定,但並非偽書。見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銒一派學說》,《劉節文集》,頁196;周山:《尹文子非偽書辯》,《學術月刊》1983年第1期;胡家聰:《尹文子與稷下黃老派》,《文史哲》1984年第2期;李學勤:《〈管子‧心術〉等篇的再考察》,《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90至191;劉建國:《〈尹文子〉偽書辨正》,《先秦偽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頁302至311。
[145]按,今本《尹文子》亦有別宥、見侮不辱及禁攻寢兵之主張,如云:“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呂氏春秋‧先識覽》中《去宥》、《正名》二篇疑皆宋、尹後學所作,其中《正名》載尹文以“見侮而不鬬”說齊王。凡此皆宋銒、尹文學說相通處。
[146]按,《莊子》一書尤擅此道。如《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象注云:“此孔子所以云‘予欲無言’。”即 《論語‧陽貨》:所載孔子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如《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在〈人間世〉描述相同情節,楚狂接輿之語卻變成“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既否定往世,也不寄望來世。參考拙著:《從神話素材的在創造論〈莊子〉的文學表現》,《中國文學研究》第14期(2000年5月),頁253至254。
[147]按,馬國翰據王應麟說,定《管子‧內業》即《漢志》儒家類之《內業》十五篇;梁啟超則以今本《管子‧內業》為十五篇中之一篇。張舜徽先生云:“(《內業》)與《管子》書中《心術》上下及《白心篇》,實相表裏,皆為君道而發。……其間精義要旨,足與道德五千言相發明。……孔子之言主術,亦無遠於道德之論。則《漢志》儒家有《內業》,不足怪也。”見《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62至263。
[148]此點周鳳五師《上海博物館楚竹書〈彭祖〉重探》一文已指出。 [149]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有四篇佚書,其中第二篇整理者依篇末題名命為“十大經”,後又改稱“十六經”。李學勤先生在《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他》一文(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指出,此篇末“十大”二字當為該篇末章標題,而其篇名當為“經”。茲從之。
[150]見《觀》、《五正》、《果童》、《正亂》、《姓爭》、《成法》、《順道》諸章。
[151]按,關於《宋子》之入《漢志》小說家,本文側重楚竹書《彭祖》所涉“依託人物對話”一面。從《呂覽‧去尤》、《去宥》二篇,又可推知宋子學派善以短小淺近之寓言說理,顧頡剛先生《宋銒書入小學家》一文謂:“以其突梯滑稽,類于市井之談,遂使劉向、歆校書時視為不雅馴而抑之。”
[152]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台北,廣文書局,1995年10月再版,頁169。
[153]葉崗先生指出,劉向、班固等人認為史書唯有“直言”、“據行事”、“仍人道”、“論本事”,才能不“失其真”。對於史書的這種看法直接影響到他們對小說家“違實”之特點,遂導致《漢志》排除小說於諸子“可觀者”之列。說見《中國小說發生期現象的理論總結——〈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標準與小說家》,《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44。
[154]按,如《周考》、《青史子》、《百家》之類。
[155]按,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云:“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記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156]顧實在《漢書藝文志講疏》辨道家《伊尹》與小說家《伊尹說》非二書,其說云:“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說》,必非一書。禮家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為二書,可比證。然亦可明道家、小說家一本矣。”張舜徽《通釋》則認為:“伊尹有書五十一篇,見前道家。與此不同者,一則發攄道論,一則薈萃叢談也。”
[157]顧頡剛:《宋銒書入小學家》,《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2月,頁293。
[158]周鳳五先生:《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2004年7月),頁188至189。
[159]參考李學勤先生《〈語叢〉與〈論語〉》一文,載《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頁223至225。
[160]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頁156至157。按,筆者在周鳳五先生開設於台灣大學之“郭店竹書研究”課上(1999年),亦曾親聆周師提示:《語叢》三篇有針對性,並非全無依傍,其性質為解釋郭店《五行》、《六德》、《性自命出》等屬於子思學派經典的傳注,形式則為各自獨立的短句(語錄體),內容以類相從,不似《論語》錯落。
[161]見拙著:《戰國楚竹書〈子羔〉篇復原芻議》,《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頁66至67。
[162]葉山先生(Robin D.G Yates)在《對漢代馬王堆黃老帛書的幾點看法》一文(載《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就學者將馬王堆帛書《經》視為《黃帝四經》一篇提出質疑,他說:“在關於黃帝的九章中,有些是託黃帝之言,有些是論他的謀士做為聖人指教一個無知而困惑的統治者。在這九章中,有些文字提示到還有別的文章未被納入帛書之中,而那些文章著重探討著者的和《經法》中所信奉的不同的哲學觀念和價值(按,舉《果童》一章具平等觀念,與他章強調等級名分不同)。……此外,前面已提到這部書中有六章根本未言及黃帝。據此,我認為假定這些各不相同、互無聯繫的文章源於一本著作(《黃帝四經》)是一個誤解。”關於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書之性質,又參下文。
[163]按,馬王堆帛書整理者云:“力黑,即黃帝臣力牧。敦煌所出漢簡作‘力墨’,古書中亦有作‘力墨’、‘力黑’者。”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63,注11。
[164]裘錫圭先生在《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一文已指出:“乙本佚書中的《十六經》也依託黃帝及其臣力牧等人,也許就包含在《雜黃帝》、《力牧》所收各篇之中。”葉山先生前揭文指出:“高衡和童健一九七五年提過這樣的意見:他們認為十六經中與黃帝有關的九章實為《黃帝君臣》一書。”但如同葉先生指出的《漢志》之《黃帝君臣》有十篇,而《經》中與黃帝相涉者僅九章,不能相合,其說推論過度。
[165]按:王先慎《集解》引《索隱》:“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陳奇猷《新校注》云:“此蓋韓非蒐集史料備著書及游說之用。”
[166]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頁44、51;林素清:《郭店竹簡〈語叢四〉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0。按,李先生在前揭文頁52中也提到此類著作與小說家的關係。並參張鐵《語類古書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與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5月,頁15至17。
[167]參考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頁328至329。
[168]參考馮浩菲:《中國訓詁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頁34至35。
[169]按,桓譚《新論》記《尚書》今文家學者秦恭,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解“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
[170]袁行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文史》第七輯,頁184。
[171]屈守元:《說苑校證序言》,收入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
[17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9月,頁23。
[173]同前註,頁9。
[174]見盧世華、楚永橋:《黃老之學與〈漢志〉小說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26第2期(1999年3月),頁56至60。按,前揭文將《漢志》小說家除《臣壽周紀》、《周考》之外的十三家都說為與黃老道家有關,但依愚見,《百家》、《師曠》及《青史子》當排除在外。《百家》依袁行霈前揭文所考,乃劉向校書時彙集各家書中“淺薄不中義理”的片段而成的,既為雜匯性質,則未可說為黃老一派著作。兵書略兵陰陽家《師曠》與小說家之《師曠》關係不明,若據前文之討論,可知此書*記錄師曠言行,未必與黃老有關。《青史子》猶存三則佚文(見魯迅《古小說勾沈》、《中國小說史略》引),一述古代胎教,一說巾車教之道,一講雞祀,有兩條內容還見於《大戴禮記‧保傅》,疑本為儒家經說,但以其瑣碎、無關乎義理而入小說家,更與黃老無涉。
[175]可進一步參考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頁36至39;張以仁先生:《國語辨名》,《國語左傳論集》,台北,東昇出版公司,1980年9月,頁1至15;張素卿:《〈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一期,1999年6月,頁1至22;張鐵:《語類古書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俞志慧先生近年發表一系列有關語類文獻之論文,亦可并參。見《古“語”述論》,《“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1年9月,頁223至265;《事類之“語”及其成立之證明》,《淮陽工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2005年8月),頁5至7;《〈國語〉〈周、魯、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35至60;《〈國語〉的文類及八〈語〉遴選的背景》,《文史》2006年第2輯,頁23至44。
[176]參考陳偉先生:《〈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0至34;《上博楚竹書〈苦成家父〉研究》,《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16輯,2006年8月。周鳳五先生:〈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119至135:《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2006年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武漢大學,2006年11月,頁281至293。上博六部分,據濮茅左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將出版》(載簡帛研究網,2007年4月7日)一文之介紹可知上述諸篇實為齊、楚二國之語。
[177]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4月,頁267至278。按,李零先生前揭書指出,上海博物館未發表的國語一類竹書還有〈叔百〉、〈子玉治兵〉、〈兩棠之役〉甲乙本、〈楚分蔡器〉、〈司馬子有問於白言〉、〈閻鷇先驅〉甲乙本、〈左司馬言〉、〈靈王既〉、、〈百占辭賞〉、〈王居蘇瀨之室〉、〈葉公子高之子見令尹子春〉、〈謙恭淑德〉、〈陳公治兵〉、〈范戊賤玉〉等篇,以及〈昭王聽賽人之告〉、〈吳命〉、〈寢尹曰〉、〈有所〉等殘簡。
[178]可進一步參考貝塚茂樹:《論語的成立》,《大陸雜誌》第11卷第期(1955年8月),頁16至20;俞志慧:《〈論語〉與古“語”關係疏證》,《孔孟學報》第83期(2005年9月),頁65至84。。
[179]張以仁先生:《國語辨名》,《國語左傳論集》,台北,東昇出版公司,1980年9月,頁15。
[180]按,見《天道》、《天運》、《庚桑楚》及《寓言》等篇。
[181]按,見《人間世》、《大宗師》、《山木》、《田子方》、《讓王》、《盜跖》等篇。
[182]參考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83年10月,冊七,頁2036。
[183]按,據錢穆先生所考,莊周之生卒年為公元前365至290;宋銒為公元前360至290。參考《先秦諸子繫年》,頁269至270、374至37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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