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四癸”谈
吴博君（20180305惊蛰）
序：
在甲骨文卜辞中，有为数众多的历日记录，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历日类型，其代表是郭沫若在1929年提到①、但他又认为是摹刻错误的一版卜辞（《明》687）②，本文简称这类甲骨文卜辞为“四癸”型卜辞，有学者称其为“一月四癸”；正因为这类卜辞是在一个月内记录有四个连续的癸日，郭沫若当时才认为这款《明》687版卜辞的摹写或刻录有错误。
1930年，董作宾依据在安阳出土的“大龟四版-4”（《甲》2122）卜辞③④，提出了“殷历”（商代历法）的“大小月说”，对此说，刘朝阳在1931年著文反对⑤，并在1933年依据郭沫若怀疑有误的“四癸”型卜辞提出了“闰旬说”⑥；此说若成立，便直接否定了“大小月说”存在的基础。随着深入研究这种“四癸”类型卜辞的历日记录，在1934年董作宾著文总结这个类型卜辞的特点为：“实涵有四个癸日在一个月内，即令是大月丗日，亦不能容。”据此又提出了“中闰说”，且坚持“大小月说”⑦；而刘朝阳和支持者孙海波、莫非斯坚守“闰旬说”⑧⑨，两方观点对立不容并呈僵持状态。本文认为这是对于“四癸”型卜辞讨论的第一阶段。
沉寂多年后，以岛邦男在1958年提出新型的卜辞证据（《遗》199）为标志⑩，讨论进入到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两方基本默认“大小月说”，也抛弃了刘朝阳一度提出的“阳历说”，但是双方还是各持立场，继续坚持“闰旬说”和对立的“中闰说”。
参与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约十数人，跨时六十载，可以说是参与的名家众多且讨论旷日持久，近来又有几位学者著文讨论，都基本否定“闰旬”说，但对“年中闰”还是“年末闰”且各持己见。本文认为：众多的“四癸”型卜辞不能支持“闰旬说”，而能支持“中闰说”的卜辞也仅仅一例（《遗》199）；由于双方都不深究“四癸”型卜辞产生的机理，故讨论是在粗浅的认识和“孤证”的状态里进行。双方的讨论沉寂下来后，所沉淀的结论是倾向认可商代的殷墟时期就有了“年中期置闰”（虽然这个结论只有孤证支持），而对最有价值的发现，即“四癸”型卜辞，却给出了错误的理解。
本文在数年考证的基础上，发现在这些“四癸”型卜辞的历日记录里，其实是隐藏着解读甲骨文时间排序的“密码”，而甲骨卜辞的时间排序，正是“甲骨断代”的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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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释干支》（郭沫若1929）
②《殷虚卜辞》（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子宜著1917，简称《明》）
③《大龟四版考释》（董作宾《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
④《殷墟文字甲编》（董作宾著，简称《甲》）
⑤《殷历质疑》（刘朝阳《燕京学报》第十期1931）
⑥《再论殷历》（刘朝阳《燕京学报》第十三期1933）
⑦《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册 第3分册1934）
⑧《卜辞历法小记》（孙海波《燕京学报》第十七期1935）
⑨《春秋周殷历法考》（莫非斯《燕京学报》第廿期1936）
⑩《殷墟卜辞研究·历法》（岛邦男著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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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闰说”与争执
二、 历尺与“合朔”
三、 “四癸”的机理（癸合朔）
四、 “中闰”的条件（气合朔）
五、 甲骨“四癸”记录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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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闰说”与争执
现在，按时间顺序分阶段列举诸位学者对“四癸”型卜辞历日记录进行的研究，并简述他们当时的大致观点，以及所用材料：
第一阶段，从郭沫若提出（《明》687“四癸”）到莫非斯发文（1929-1936）
第二阶段，从岛邦男提出（《遗》199“孤证”）到常玉芝发文（1958-1989）
01、1929年
郭沫若著作《释干支》（《甲骨文子研究》1929脱稿，1931首印），文中举出《明》687版卜辞，说是：“此于八月一月中有癸卯癸丑癸亥癸酉四癸日，即以卯为月之一日，酉为月之末日，一月亦有三十一日，此于现行阳历虽有之，然在中国古代不应有此。此当为摹录者之误，否则当系原辞刻误。”[《明》：《殷虚卜辞》1917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子宜）著]
（吴注：摹刻不误，郭沫若无意中发现了著名的“四癸日”类型卜辞，却又不认可确有其事。）
02、1930年2月
刘朝阳发表《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燕京学报》2月，第七期），认为《尧典》中有“‘闰’字之出现----周朝后半期，与春秋不远。”
（吴注：是指《尧典》中：“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03、1930年6月
董作宾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安阳发掘报告》6月，第三期），提出：“商代置闰之法是‘归余于终’的，把十二月之后添了一个‘十三月’。”并说：“十三月之说，发现于罗振玉先生”。同时，董作宾还提出了著名的“大小月说”，和商代有五种纪时法：纪日法（干支）、纪旬法（十日）、纪月法（大小月）、纪时法（春夏秋冬）、纪祀法（一岁一祀）。
（吴注：刘认为东周才有置闰月；董认为商代就有置闰月；至此二说对立。）
04、1931年
刘朝阳发表《殷历质疑》（《燕京学报》第十期），提出：“而使二十日成为一种特殊的闰月呢”、“大龟版3.0.1861（《甲》2122）上面所有的癸日似乎并不一定能够证实殷历已有大小月建，却仅表明那时代的闰月只有二十日，换句话来讲就是，它们不能证明殷历的精密，却反证明它的疏阔。”[《甲》：《殷墟文字甲编》董作宾]
（吴注：这标志着刘提出了“闰旬说”，反对董的“中闰说”；同时否认董的“大小月说”。）
05、1933年
刘朝阳发表《再论殷历》（《燕京学报》第十三期），提出有卜辞记录“月含有四旬”、“月含有五旬”，并说：“这种似乎闰月的附加的日子并不一定固定属于一年中的某月”。 刘重申“闰旬说”：“也许偶然特别附加十日或二十日到某月上去，使他变为四旬或五旬，所以一年的日数通常都为三百六十，有时偶尔会变为三百七十或三百八十”。刘这是进一步说明可以闰一旬或两旬。
最重要的是刘朝阳提出“殷历每月月终都是癸日，每月月初都是甲日”的论断，对此，后来董作宾称其为“一甲十癸”。这其实是一个“太阳历”体系。
刘朝阳所举材料是：“大龟版3.0.1681”（《甲》2122（《合集》11546））、《簠杂》36、《簠地》10、《明》687版。[《簠》：《簠室殷契徵文》王襄1925]
（吴注：刘提出每月从甲日开始，这个“太阳历”体系直接否定董的“大小月说”。）
（吴注：《簠杂》36即《佚》47，其十二月癸巳，实际为十一月癸巳，“十二”写法有疑问。刘所首次引用的《簠地》10和《簠杂》36两款都有摹刻疑问，后引者多有不察。看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图片，应该是“十一月”，而用《佚》47图片，就会误认为是“十二月”。《簠地》10在《簠室殷契徵文》图片中，是写“在十月一”，而多被误读为“在十月”。）
06、1934年
董作宾发表了《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193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3），这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回应刘朝阳所提出问题，在其中董提出了“无中置闰法”的概念；董作宾在后来的《殷历谱·闰谱》中改称为“无节置闰法”，还说“吾人今已知殷代置闰以‘无节’之月为标准，周始改无‘中’置闰。”这种置闰的证据是《佚》399（《合集》26643），并描述这种历日说：“实涵有四个癸日在一个月内，即令是大月丗日，亦不能容。”对这一类历日记录，董作宾认为这是“无中置闰法”在殷商“后期”使用的证据，这也是董作宾举出的第三个例子。其余两例则不可用，第一个例子，两个“廿”年卜骨《合集》38189和《合集》37863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实际为“曰”年；并且这两版甲骨也不能连缀，而董作宾在举例中是连缀使用；第二个例子是《合集》36495和《合集》35886两片卜骨，这两片卜骨不能证明必然为一事。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引用的《珠》199这一版，这真是有超过四个癸日在“一个月内”的甲骨，但他在这里却没用这个事例（后来被岛邦男举例使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董作宾就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这篇著名文章，而“大龟四版”中的《甲》2122版，正是所谓“四个癸日在一个月内”这种类型甲骨的“翻版”（吴注：一体两面的“二癸”型卜辞），但在1934年董作宾并没有在《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中进一步引用这个事例来论证他的观点。可见董作宾在这时期对“四癸”卜辞与“二癸”卜辞的形成机理和连带关系并没有注意和理解。[《殷历谱》董作宾著1945]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也引用了《佚》399版，说是：“祖甲改闰之最好例证”，并称此版是用于“无节当闰之月”的，是“不称闰月，而重上一月之名”的。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重点引用《佚》401，设有正月在后和在前两种情况，若正月在后，“可知十二月为小尽（盡），为辛未朔，正月必为大尽，为庚子朔也。”这是董作宾对“四癸”型（或“二癸”型）卜辞历日最接近正确的表述，并明言这种类型与朔日的固定关系。可惜董作宾因考虑其他因素，不认为是正月在后，而是认为正月在前，并有“在正月与十一月之间置一闰月也”。
（吴注：董作宾选择认为殷历有“中闰”，而对发现“四癸”型卜辞与朔日的关系选择放弃，而这一选择对甲骨学的影响或不仅仅是一甲子。）
（吴注：董作宾从此认为商代在殷墟时期有前后两种置闰法，也许这是他“复古说”的发端。）
07、1935
孙海波发表的《卜辞历法小记》（《燕京学报》第十七期）引用《明》687版，说“足表明八月或涵有四十日也”； 引用《簠地》10版，说“此辞之十月含有四旬之癸日”。孙海波的结论是：“或可在特种情况之下，某月附加十日或二十日（似为附加之闰日而非后世有固定之闰月）。”
孙海波还再次提出“阳历说”：“谓殷历每月为规整三旬者，盖由于《殷墟书契后编》卷下一叶所载干支表之启示，束世徵，郭沫若，刘朝阳皆有是说。”
（吴注：阳历说：１否定闰十三月；２否定“大小月说”；３坚持“闰旬说”。）
08、1936年
莫非斯发表的《春秋、周、殷历法考》（《燕京学报廿期》1936）认为：“大小月”和闰旬能并存。重复刘、孙的认识：置闰有10日、20日、30日，（一旬二旬三旬），证据是：《明》687；《簠》10；《佚》47。
（吴注：莫貌似认可“大小月说”，但是坚持“闰旬说”，这是矛盾的说法，二说实际不容。）
09、1958年
岛邦男发表《殷墟卜辞研究》（2006年浦茅左译本），在文中他认可有“大小月”，证据是《乙》2122；但又认为殷商除了有闰月，还有“月末闰旬”（加10日）的闰法，证据是：《遗》199、《京》3572（新证据）；《佚》399；《明》687；《簠》10；《佚》47；《存》2.687。
（吴注：岛同意刘朝阳的“闰旬”观点，并提出新的证据；但《存》2.687情况比较复杂，也可以是“二癸”型卜辞。而《遗》199、《京》3572恰恰可以支持董作宾的观点，都有“中闰”结构。）
10、1966年
岛邦男发表《殷历谱批判》（《日本中国学会报》1966），提出了“二癸月或闰月”的说法，再用《续存下》687（《存》2.687、《合集》26682）为例，指出十月或为“二癸月”。
（吴注：《续存下》687的记录是复杂的，经分析应是三个贞人分段记录，並有癸日和月份的叠加，如下：
7癸未卜，出贞，旬亡冎，一月。
6癸酉卜，出贞，旬亡冎，十月。
5癸亥卜，逐贞，旬亡冎，（十月）
4癸丑卜，【逐】贞，旬亡冎，十月。
3癸丑卜，逐贞，旬亡冎，九月。
2癸卯卜，兄贞，旬亡冎，九月。
1癸卯卜，兄贞，旬亡冎，（九月）
癸丑日被记录在九月和十月，说明此日或为九月晦日和十月朔日，若记录为九月，十月就只记有癸亥和癸酉两个癸日，此正是“二癸月”称呼的由来。但此例也不能成为“中闰”的例证。此例可为“用朔”和“二癸”的例证。）
11、1966年
岛邦男发表《殷历谱批判》（《日本中国学会报》1966），提出了“四癸月或闰月”的说法，並用《续》4.46.5（《合集》16751）为例，指出“十一月或为四癸月”。
（吴注：岛又举《遗》1222例（《合集》16706），是八月“二癸”型卜辞，与闰月无关。其余《佚》47（26681七癸型），《佚》339（26643七癸型），《佚》401（23002二庚型），《京》3572（26569次序不定），岛称其“或为五癸月”，实不宜为证。）
12、1976年
金祥恒发表的《甲骨卜辭“月末閏旬”辨》（《金祥恒全集》1990），是反对岛邦男的“月末闰旬”观点所作，引用甲骨有：《珠》199；《佚》399；《明》687；《佚》47；《新缀》511。
（吴注：金维护师说，反击岛邦男。但金说“月末闰旬”是“岛邦男先生偶然见卜辞一月有四旬者所创之新说”，似是不知此说由来已久，且其师在二十多年前就反对其说。新举出证据《新缀》511为“四癸”型。）
13、1983年
方述鑫发表的《殷代閏法小考》（《考古与文物》2期1983）认为：武丁时期就有“无中置闰法”，引用甲骨：《遗》199；《佚》399；《明》687；《簠》10；《佚》47；《存》2.687；《续》4.46.5。
（吴注：方认同“闰旬”，又认同年末闰十三月，只是不认“年中置闰”。方文声称要“本文试图就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一些卜辞材料，作进一步的说明”，他新列举的材料是《续》4.46.5，这是一款“四癸”型卜辞。）
14、1986年
楊升南发表的《武丁時行“年中置閏”的證據》（《殷都学刊》1986.4）认为：有武丁“年中置闰”，引用甲骨：《珠》199；《合集》10111。
（吴注：《合集》10111是新证据，但无前后月的佐证，似不确定，这种只对特定月份的记录，或许还是多年的记录）
（吴注：扬认同“年终置闰”和“年中置闰”。）
15、1989年
常玉芝发表的《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中，对“中闰”举六例：1《珠》199；2《合集》13361；3《合集》16706；4《合集》26569；5《珠》399；6《合集》34991。
（吴注：其中《合》13361、《合》26569这两例不确定；《合》16760“二癸”；《合》34991“七癸”）
所用材料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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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
对于上述诸位学者提出的“置闰”问题，无论是“中闰”（“年中置闰”、“无中气置闰”、“无节置闰”），还是“闰旬”，只有岛邦男最先提出的《遗》199版卜辞（《合集》补4931），是真有“无中置闰”可能的例证，但这也是唯一的孤证。对于“四癸”、“二癸”型卜辞所举的各个例证，都不能确定是“中闰”的证据，而那个孤证又恰恰不是“四癸”或“二癸”型的卜辞。
讨论双方无论是“闰旬说”还是“中闰说”，都可以归结为：认为“四癸”或“二癸”型卜辞反映的是置闰问题，而这恰恰是错误的认识。置闰与否只与节气有关，而“四癸”问题是与节气无关的，“四癸”问题只是“癸日”和“朔日”之间的关系问题。
董作宾是首先说到了一种现象的一个面（所用材料《佚》399），但这种现象是一体却有两个面像，就是“四癸”和“二癸”（《佚》399与《甲》2122），董作宾是掌握着另一面材料的，但他却没有说出这一现象是一体两面这一实质。董作宾其实是用《佚》399卜辞的这一现象在说“无中置闰”的事情，但是他所列举的这个材料却并不能证明确实是有“无中置闰”的存在。从这一现象进一步探究，直到岛邦男使用的材料（《遗》199）才指出确实有“无中置闰”的可能，但也仅此一例！
讨论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研究商代的“闰法”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孤证（《遗》199）能支持这是一个闰法问题。现在或可以暂时放下这个所谓的“闰法问题”，因为能支持其说的证据实在是太薄弱，而是要重点讨论“四癸”卜辞和“二癸”卜辞的形成机制，因为这有大量的证据材料。至于以后能不能发现有“中闰”结构的材料，这要有进一步的证据，不能只有孤证；“后闰”是一定有的，“十三月”有大量无容置疑的证据。
从郭沫若根本否认“四癸”卜辞，到刘朝阳认为有“四癸”卜辞，这已经是进步；从只说“四癸”问题，到岛邦男“四癸”、“二癸”一起讨论，这也是进步；从认为是个闰法问题，再到认为是两种“合朔”问题，这才探究到了问题的实质。
对于有关“闰月”的问题，首先，在概念上对于“闰月”要求进行名实相副的认识，在“月”的概念内不会有“闰旬”，即使月内记录有“四癸”，也是在31日之内；因为癸日只表示一日，并不能代表一旬。若说“旬”便只是十日，若说“月”可以是29天、30天或31天，若说“癸”就只是表示一天。“四癸”卜辞是表示从癸日到癸日，只有31天，绝不是表示一个月内有四十天，也就是不能将“四癸”概念偷换成“四旬”概念。所以刘朝阳一派认为“四癸”卜辞支持“闰旬说”，这至少是对“四癸”卜辞形成的机理不甚清楚。董作宾或许清楚“四癸”卜辞形成的机理，但是没有说清楚，若是他当时就说清楚了，论战就该结束了，绝不会将论战延续了六十年！
其次，要在历法问题上“立说”（建立学说），一定要首先建立模型。董作宾提出了“三把尺子”（1955香港《大学生活》一卷8、9期《谈历》）的模型，董说：“一、量日的尺子，二、量年的尺子，三、量月的尺子”。本文归结三把尺子为：1、阳历节气尺（“气尺”董说“量年”）；2、祭祀日尺（“癸尺” 董说“量日”）；3、阴历朔望月尺（“朔尺” 董说“量月”）。1955年董作宾的《谈历》，是补充了他在1934年没有提出自己的模型（当时用四分历），在1934年当时因为没有明确提出“三把尺子”这个直观的模型，所以在他当时占有材料优势的时候还不能说服对方接受他的观点。到写《殷历谱》时期，他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模型，直到1955年他才明确提出“三把尺子”的说法。（1955董作宾《谈历》：“谈到历法当然要麻烦点，所以人人都怕听。即如写了出来，也是很多人不愿看的。其实我讲的‘历法’，非常简单，我分三段来讲，每一次讲给你一条尺子。有这三条尺子拿到手里，对于历法问题，你一定会明明白白的。”）
（吴注：当时刘派使用“太阳历”模型，董作宾使用“四分历”模型，但是又相互质疑对方使用的模型太简陋或太精密，谁也不相信对方的模型的客观性。）（吴注：用《尧典》366日模型于史有据，且精于太阳历而疏于四分历，三者之间略显客观。）
最后，在确立了“三把尺子”的模型后（1、气尺；2、癸尺；3、朔尺），就可以清楚地分析出，所谓的“四癸”卜辞的形成，是由于“历尺合朔”形成的（癸合朔），而所谓的“中闰”，也是由于“历尺合朔”形成的（气合朔）。两种“合朔”的发生过程可以方便、真实地在“历尺”上进行还原，“气合朔”是“气尺”与“朔尺”两条记录“合朔”的结果，“癸合朔”是“癸尺”与“朔尺”两条记录“合朔”的结果；而争论的两派共同问题是对此一体两面（第二个“一体两面”）的记录没有从发生过程去了解，没有真实还原发生过程。用模型去还原“癸合朔”的过程，才能知道“四癸”、“二癸”卜辞产生的机理；同样用模型还原“气合朔”的过程，才能知道“置闰”的原因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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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尺与“合朔”
1、“朔”的含义
每当农历初一，人们习惯称这天为“朔日”，而称月末为“晦日”。“晦”字的含义有阴暗不见光的意思，那么“朔”字的含义是什么？朔字的原始含义是与天文相关的，是指每月下旬月亮与太阳在视觉上逐日靠近，并推测在初一这天是视觉上最近的，其证据是有时初一会发生日食。所以日月相向运动的视觉过程被称为“朔”。
2、用朔
在甲骨文里还不见殷人记录朔日，但殷人实际上在使用“朔日”，其方式就是给相邻两日标上相邻的月份，这就巧妙地使用了“朔日”的概念。有了殷人用“朔”的记录，就可以方便地在历尺上找到这条记录的所属时间，进而确定这条卜辞刻录的时间。见《甲骨文用“朔”表》
甲骨文用“朔”表（20160204）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3、“合朔”
“合朔”是指特定的日子与朔日重合，一般指节气与朔日重合与一天，所谓“气合朔”，就是指某一节气与朔日重合。但在这里可以引入癸日与朔日重合的概念“癸合朔”，以便与“气合朔”区分。
４、两种“合朔”的实质差异
“气合朔”是天文物理现象，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例如：冬至和日食在同一天被观测到，就是标准的“气合朔”，“气”、“朔”都可以被观测到；而“癸合朔”是文化现象，癸日与日食（或朔日）同一天发生，癸日只是可以被规定和记录的，而不是可以被观测的。所以从精确度的角度来看，“气合朔”的精度高于“癸合朔”，因为前者需要有两个物理观测量才可以确认，而后者只需一个。本文认为，“癸合朔”直接产生“四癸”和“二癸”类型的卜辞；“气合朔”卜辞必然与闰法问题有关，这个认识才是在这里讨论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4.2、两种“合朔”
朔日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望日是客观存在的一样，只不过望日容易被观测而朔日不易被观测到。建立朔尺模型后，就可以预测朔日的来临，方便提前做好观测准备。
气日也是客观存在的，气日以冬至为基准，通过观测可以得到各个气日到来的时刻。
癸日是人为规定的，但是一旦被规定，癸日就间隔十日连续不断，这是一条基本假定，否定这一假定，就不存在研究“殷历”的基础，甚至不存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的基础。
当一个朔日与一个癸日重合时，这种重合也是必然会在某一天出现的，如在癸日出现日食，这一天就可以被称为“合朔”（癸合朔）；那么下一个朔日也必然与某个癸日离的很近，近到只有半日的差距，是30与29.5的差距！由于观测和判定的经验误差，下一个朔日也有机会被记录在癸日里，这种在31天的范围里记录两次“合朔”的现象，就是“四癸”卜辞记录产生的原因。四癸月当然是只占有31天。
当一个朔日与一个癸日发生“合朔”，由于当时的观测和判定的经验误差，这个“癸合朔”没有被记录在癸日，而是被记录在了癸日的前一天的“壬日”，又恰巧下一个朔日也没有记录在癸日，而是被记录在癸日的后一天的“甲日”，这时就会出现“二癸”月的记录。二癸月当然是只占有29天。
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二癸”与“四癸”的发生几率是互补且相等的，是各占一半的，也是有可能同时发生的；被记录成“二癸”还是被记录成“四癸”，只与观测者的观测经验和判定经验有关。由于“四癸”和“二癸”引起的“大小月”现象是自然发生的，当时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一现象，今人还没有直接证据。【最晚在秦简（或楚简，待查）上已经有明确的大小月记录。】
只要出现“二癸”月，其两侧的月份都有可能被记录为“四癸”月，被记与不被记录成“四癸”月，都是偶然因素所为，或只与观测者的观测经验和判定经验有关。而“二癸”月本身又是最容易被记录成“四癸”月的。
５、“癸合朔”观测的误差范围在两日之内
“合朔”观测是首先是对月亮的观测，月有圆缺晦朔，对于圆月，可以判定为15或16，所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对于看不见月亮的晦朔，也是即可以判定为晦、也可以判定为朔，这是要凭观测者的经验累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说观测历的视觉误差在一两天之内，同理，晦、朔都在视觉误差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一月含有几天的争论，只是个观测误差和判定误差的问题，不存在历法是属于“太阳历”的问题。一个朔望月内被记录含有29天、30天、31天，这都是可以的，这都与“太阳历”无关。（“癸合朔”等价于日食）
6、建立模型：
“三把尺子”模型，是用《尧典》记录的“岁实”366（日），在这样的回归年系统下，闰制是“十年四闰”。这三把尺子简称为：“气尺”、“癸尺”、“朔尺”。三把尺子的刻度简称为：“气点”、“癸点”、“朔点”。气尺的物理基准是冬至和夏至；癸尺的规定基准是癸日；朔尺的物理基准是日食和朔日（朔尺的备用观测基准是望日，朔日间的中分点是望日）。三把尺子统称为历尺。
十年四闰法：历尺模型（10×366＋0×60＝10×360＋1×60＝10×354＋2×60＝3660）
历尺的规定数据：
ａ、气尺（年）（31＋30）／2＝30.5 （天文月）6×2×30.5＝366（阳历）
ｂ、癸尺（日）（30＋30）／6＝10.0 （60干支）6×1×60.0＝360（干支）
ｃ、朔尺（月）（30＋29）／2＝29.5 （朔望月）6×2×29.5＝354（阴历）
历尺模型示意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
历尺模型总长（10×366＝10×360＋1×60＝10×354＋2×60＝3660）（单位：日）
相当于：60条“气尺”=61条“癸尺”=62条“朔尺”
（3660日为十年，十年内置四闰，三条尺子对齐。）
（这种366日的《尧典》模型，略粗于“四分术”的365.25日模型，但是对于讨论还是简便直观的。差别只在于“十年四闰”与“十九年七闰”。）
从“三把尺子”的这个模型来看，366（日）体系的阴阳合历其闰制是“十年四闰”制，其“闰周”为124个月。
闰法：10×366
＝（10×6×61） （60个气尺单位＋0个癸尺单位）
＝（10×6×60＋1×60）（60个癸尺单位＋1个癸尺单位）
＝（10×6×59＋2×60）（60个朔尺单位＋2个癸尺单位）
＝3660
这个闰制的误差是：朔望月在十年内（124个月）内差两天。
阳（60×61＝3660）
癸（61×60＝3660）
阴（62×59＝3658）（124×29.5＝3658）
设计好这个366（日）的阴阳合历体系模型，就可以用“三把尺子”来演示解说这个体系的两种合朔关系。
概说：
A/阳历
气至与晦朔是可以被人感知的物理存在，观测日月可知气朔，故气尺与朔尺是有制作依据的；干支的存在依赖于气朔，其取值是气朔之中，故癸尺取气尺和朔尺之中值。
气尺取值366日，正合于尧典所谓：“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古人又曰：“中数曰岁朔数曰年”，这正是气尺定岁，朔尺加闰定年，而癸尺则合于其中。三尺既定，便可以“正岁年以序事”也。
（吴注：“中数”是中气之数，中气之首为冬至。）
中气决定阳历，而感知中气则是要“立中”以见影，以影之长短定二至，二至是气之要点，气取之于“立中”，故气也称之为“中气”。中气定二至，二至定二分，二至、二分成四时，四时者春夏秋冬也。是冬至后有春时，春分后有夏时，夏至后有秋时，秋分后有冬时，冬时过后又到冬至。春夏秋冬四时均分一岁，四时皆用数九，九九加一九，九十一日有半，是为一时。四时成岁是所谓“中数”，四时轮回是所谓“阳历”。阳历与闰月定“阴历”，阴阳闰合是殷人之历法，是曰《殷历》。
B/殷历
殷人以“气”、“朔”调和制定《殷历》，而闰法是关键，或年终置闰，或“无中置闰”，而“无中置闰”的条件是月内无中气（岁内十二气）。气朔汇合，是产生闰月的先决条件，但是，是否加闰月，这就要看当时的历法水平了。有当闰不闰的记录，如“十四月”，就是失闰后的补救措施；当气朔汇合后，采用年终置闰，就会产生十三月，也有“后九月”（秦历）；当气朔汇合后，若采用当月置闰，就会有“六旬月”，就是将六十余日记在一个月内，如《合集补》4931（《遗》199）。
“节”、“气”是两个概念，气是物理存在，“立中测影”而得“中气”；先有“十二气”，用“节”中分两气而成“二十四节气”，这又是另一个节气系统了。所以“十二气”早于“二十四节气”。
C/干支
殷人使用干支，首先见于贞旬，这首先是占卜祭祀行为，而贞旬的纪时功能是其第二功能。贞旬用癸日点来记录，周期为10日；平朔周期约29.5日，平气周期约为30.5日，气、朔有汇合点，而当气朔汇合点又恰好是癸日，这个会合点就包含了“阴”、“阳”、“祭祀”这三个最重要的概念。
殷人将祭祀、贞旬的过程记录于甲骨，其记录是连续不断的，所以经常见到每月内有连续的三个癸日记录。以癸日代表一旬，后来又以每旬系月，则连续的癸日记录，必然要使得某些癸日与朔日重合。虽然并没有发现殷人的朔日记录，但是，事实上朔日与癸日相重合的记录，殷人也是不能回避的。甲骨文中的“一月四癸”记录，其两端的癸日就经常是与朔日重合的。
要注意的是，殷人在每个月记录三个癸日，并不能说明殷人认为一月为三旬（刘朝阳观点）；同样也不能认为“二癸月”的长度是20天，并且“二癸月”和“四癸月”也不能用来为所谓“大小月”作解释（董作宾观点）。连续的癸日记录是独立的，癸日系月是偶然的，癸日不系月才是常态。我们看到的“四癸月”和“二癸月”只是殷人记录的意外。
在两个月份的中间，有一段看不到月亮的“无月区间”（这中间一定包含着朔日）；进入无月区间内的癸日，应当归属于哪个月是不确定的，这要靠观象者的经验来判断；若进入无月区间的癸日当时没有被记录到上个月，就会被分配到下个月，而上个月就只能有两个癸日，如“大龟四版-4”；下面几个月若再出现误判，就可能在某个月内出现四个癸日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月就真实地含有四个癸日。
总之，“二癸月”的出现是正常的，在出现“二癸月”后，若判断失误，才会出现“四癸月”，若判断正确，记录得当，“二癸月”后就不会出现“四癸月”，如“大龟四版-4”。
正确判断“无月区间”的癸日归属，其难度并不大，以望日为基准，其前后14日基本是本月所属。若出现错误，一般或是意外、或是记录失误。
D/“四癸”月之用途
出现“四癸”月，这虽然殷人记录历日的失误，而对今人判断、确定卜辞的刻录日期却是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四癸月”其两头的癸日一般就有一个是朔日！朔日加上月份就基本可以在历尺上找到合理的位置。这才是我研究“四癸”月和“二癸”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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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癸”的机理
“一月四癸”的产生机理（癸日、朔日时有重合）
有甲骨记录表明，甲骨卜辞是先依次刻录好连续的“癸日”，就像在纸上打格子，到了每个癸日再刻上卜辞，到了每个月再将月份刻在癸日和卜辞旁边；这样的操作，当遇上癸日在月初、月末时，或恰好与朔日重合时，这时看不见月亮，就只能依据经验估计判断癸日属于本月或下一月，这就有可能在一个月里记录四个癸日（同理，也可能造成一个月里只含有两个癸日）。
因为记录癸日是祭祀的需要，一旬一记，用癸日表示一旬，所以连续的祭祀必然会有连续的癸日记录；当把连续的癸日记录标上月份时（也有大量不标月份的连续的癸日记录），就会有某些癸日恰好在“朔日”。没有记录表明殷人有使用“朔日”的概念，当殷人将“四癸”放在一个月内，也并没有注明两头的癸日就是朔日，但是连续的癸日和连续的月份合并记录时，癸日与朔日的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
连续的祭祀记录对应一条连续的癸日记录，连续的月份记录对应一条连续的朔日记录，这两条记录就像是两条有节点的线，节点就是癸日与朔日；癸日间隔10日，朔日间隔约29.5日，所以一般是朔日间隔中间会含有三个癸日点，但是随着月份的推移，癸日点也会相对地向后移动，这样在下来的某个月就必然会有癸日点与朔日点重合，当癸日点与朔日点重合，就可能会造成一个月里记录四个癸日的现象。至于是这个月记录四癸日，还是下个月记录四癸日，就看当时的古人的判断和取舍了。如殷人如果使用“四癸”月，殷人就还将使用“两癸”月，这是必然的，如“大龟四版-4”，这样才能保证每月平均含有三个癸日（每月约30天）。
为什么是“月含四癸”？月含四甲如何？这就要从殷人对干支纪日的起源和习惯来分析了。流传已久的认识，认为“甲”是十干之首，“癸”是十干之尾，所以要用十干纪时，必以甲开始，这是错误的。其实殷人是以“癸”为起点计时的，（见《甲骨文合集》20966）“旬四日丙子”，“旬四日丙申”，“旬八日庚午”，这些记录都是以癸日为旬首的。（四丁型20113；）
殷人使用干支，首先是为了祭祀，而不是首先用于纪时，这是要注意的。如殷人贞旬，这首先是祭祀行为，而贞旬的纪时功能，只是其后来才发现并使用的附属的功能。
殷人用干支记录祭祀贞旬是连续不断的，以癸日代表一旬，并以每旬系月，则连续的癸日记录，必然要使得某些癸日和朔日重合。虽然并没有发现殷人的朔日记录，但是，事实与朔日相重合的癸日记录，殷人也是不能回避的。甲骨文中的“一月四癸”记录，其两端的癸日就经常是和朔日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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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闰”的条件
所谓“气”，是称“十二气”，后人命名如“雨水”、“春分”等，殷人用什么名称来表示“气”？这有待考证；但是殷人确定“气”是以冬至为基准的，从冬至到冬至，平均划分十二段，就是十二气。殷人当时至少能确定“两至”，即冬至和夏至，进而中分二至，其中分点就是春、秋分；从冬至到春分、从春分到夏至、从夏至到秋分、再从秋分到冬至，这四段再都被均分为三段，则分成了三四一十二“气”。这“十二气”是先于“二十四节气”的。后来又将任意两“气”间段做“中分”，中分点称作“节”。董作宾的所谓“无节置闰”就是指此“节”。但是，董作宾应该是混淆了“气”与“节”的概念，因为从来源上看，是先有“气”，后有“节”；或说商代还没有用“节”的概念，用到“节”就会有“二十四节气”，所以对商代历日说“无节置闰”就不如说“无中置闰”合理。
当历尺上的气点和朔点重合时，可以称为“气合朔”，当人们能够发觉有“气合朔”出现时，才有置闰的条件，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只有当我们今人能够证明殷人在哪个“气合朔”的时间点上确实置闰了，才能说殷人确实有“无中置闰”的事实，这后一条才是充分条件。
在一般情况下是置闰十三月，但是每个置闰十三月的年份是否有“气合朔”？这需要考证。只有发现殷人在置闰十三月的年份确实也出现“气合朔”，才能证明殷人有逐渐将置闰十三月改进成“无中置闰”的可能。
十三月的气合朔
十三月记录在各组卜辞中都有（黄、扶除外），说明殷人置闰是在十二月后，这类似秦人的“後九月”。那么每一个十三月所在年份是否都有“气合朔”？这需要逐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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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骨“四癸”记录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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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7收笔）
发表于 2018-3-27 23:36:50
发表于 2018-4-1 08:5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