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卦与武王有疾

乾坤客

《史记》三十世家 鲁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於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於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武王克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有疾，一直不好。周公做金縢。
清华简《金縢》篇记载：“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


《武王崩年考》作者：郭伟川《光明日报》（ 2012年09月17日 15版）
传世本《尚书·金縢》首句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对照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两者所言几乎完全相同。尤其《史记·封禅书》更明确指出：“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显然，司马迁认为武王“不豫”之年即其崩年，时在克商后二年。可见司马迁当年所据以参阅者，即为此传世本之《尚书·金縢》。

　　但是，随着清华简《金縢篇》的出现，“二年说”大有动摇之势。正如李学勤先生在其大作《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一文所言：“清华简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说的基础于是动摇。”（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八辑）

　　显然，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有其道理。盖清华简为战国简，而传世《尚书》文本的整理及司马迁对《史记》的撰作，均在西汉年间，就此而言，似不及清华简本之古；且简本《金縢》明确将武王“不豫”书为“克殷三年”，墨渖俱在。因此，李学勤先生之论持之有据，无可否认。

然而学术考证的对与错，有时不是绝对地非此即彼，两者取舍其一。即是说，肯定清华简《金縢篇》“三年说”的正确，是否就意味着传世本《尚书·金縢》“二年说”是错误的呢？显然，此事尚有可议之处。

　　笔者认为，要考证此事，仍须从武王伐纣的问题谈起。

　　武王起兵伐纣的时间，应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或问：文王既薨，武王即位，为什么还要用“文王受命”纪年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王治岐五十年，仁声满天下，为姬周之王业奠定深基，同时亦为伐纣做了前期的充足准备。而武王禀赋气魄不若乃父远甚，且继位未久，功业未立。故凡事皆高举文王之旗帜，一切皆藉文王之名义行事。因此武王即位时不敢用自己之纪年，而继续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述克殷之事时所云：“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故《今本竹书纪年》及《史记》等典籍在记述此段史事时，遂多数采用文王受命之年以纪年。

　　武王与诸侯会师孟津，应在文王受命十一年岁暮。据《史记·周本纪》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而牧野之战则显然在翌年春。根据《周本纪》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克殷成功，时在文王受命十二年春二月。有关这一史实，《今本竹书纪年》亦有记载，内中云：“十二年，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两书显然都将武王克商成功的时间定在文王受命十二年。

　　至于武王克商后崩年的考证，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记载武王“有疾，不豫”的传世本《金縢篇》，究竟作于何年的问题。此事《今本竹书纪年》适有记载：“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这极为清楚地表明，传世本《尚书·金縢篇》所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情形，应发生在文王受命十四年，是岁亦为武王之崩年。因此，若论武王于文王受命十二年克商之后，至十四年崩，其在位时间实算(14-12=2)为二年，则传世本《尚书·金縢》的“二年说”原没有错。但若将文王受命十二年克殷之年算在内，则十二、十三、十四前后共计三个年头，说明清华简《金縢篇》的“三年说”，亦是正确的，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亦没有错。这正如今人算年龄，有虚岁及实岁(即周岁)之别，没有矛盾，皆说得通。同样，这种情形还出现在传世本《金縢》“周公居东二年”与清华简《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的记载上，亦存在“二年”变“三年”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就绝非偶然。而两次改变年数的原因应如出一辙，足以说明清华简本《金縢》的整理及抄录者，在计年上显然有将实岁改为虚岁的习惯。

　　那么，传世本《尚书·金縢》与清华简本《金縢》在计年上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笔者认为，这显然与记载或抄录《尚书·金縢》的史官在地域观念及计年习惯方面存在南北差别有关。比如传世本《尚书》，先秦时期早有定本，《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及《荀子》等先秦典籍早有引用，其源甚古。至汉初，原为秦博士的山东济南学者伏生整理所藏《尚书》，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其中就包括《金縢》之篇。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诸篇涉及相关问题时，其据之参考的就是伏生整理的传世本《尚书·金縢》。故可以说，先秦在北地流传的《尚书·金縢》，及汉初由伏生整理的传世本《尚书·金縢》，显然都出于北人之手，他们在计算及记载年数时，习惯采用实岁（即周年）。而清华简《金縢》与包括《楚居》在内的一大批经籍简本，应为战国楚简，其整理与抄录则显然多出于南国楚人之手，他们在计算及记载年数时，则习惯采用虚岁。明乎此，则“二年”变“三年”的问题，就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根据上述考证，笔者认为，无论传世本《金縢》的“二年说”，或是清华简《金縢》的“三年说”，都没有错，可以并世而存。

　　那么，为什么武王于克商后短短二三年之间，竟然生病而至于身亡？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呢？

　　笔者昔岁曾研究中医典籍有年，颇谙岐黄之术，故对武王于克殷后二、三年便染病身亡的原因甚为关注。根据传世本《金縢》和清华简《金縢》两个版本的共同记载，都说武王“遘厉虐疾”，即为重病所虐，构成对其生命的危害。说明武王其时确已病笃而处于垂危的状态，故《金縢》篇首书其“不豫”，合乎实际情况。而武王构病的原因，从《逸周书》诸篇可知，其气魄禀赋较弱，伐纣前已出现心悸、惊惧、怔忡、失眠、多梦等症状，说明他经受压力的耐受度偏低，不够坚强。而他的性格中，又有贪图逸乐的一面，以致《逸周书·大开武》有周公劝诫其“明德无逸”的记载。当然，武王在周公、太公、召公等人之辅翊下，在伐纣之役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体现了帝王的风范，为姬周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但他很快就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贪图玩乐的脾性又旧态复萌。《逸周书·世俘解》就记载克殷后不久武王即举行大规模狩猎之事。内中云：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尘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周王朝草创之初，军国事务千头万绪，而武王却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可见他确实有贪图玩乐的一面。揆之《尚书·旅獒篇》所述西戎献獒犬于武王，显然就是供其畋猎之用。召公为姬氏同姓，又是开国元勋，深恐武王玩物丧志，乃于篇中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劝诫武王，指出“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显然对武王的放纵心为之危。故笔者认为，《尚书·旅獒》中召公告诫武王之言，并非无的放矢。而且最要害者，还在于武王不仅“玩物”，而且“玩人”，此乃好玩乐者之通病。盖“寡人好色”，古代帝王大都如此。但问题在于，沉迷于“玩女人”不仅“丧德”，而且还可能会因色欲过度而“丧命”。因为自古以来，禀赋薄弱而又好色且不知节制的帝王大都短命，这是屡见不鲜的。而武王的性格弱点正是如此，加上本来体质孱弱，患有各种神经衰弱的症状。而克殷成功后二三年之间，武王显然由于沉迷女色，放纵玩乐，斲伤过甚，其时显然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遂导致药石无灵，最终始出现传世本及清华简《尚书·金縢》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一幕。






客案：
武王二年还是三年有疾，武王崩于何年，这些事件在《周易》的萃卦中有点表现。
萃卦决定了武王二年或四年有疾，崩于四年。有疾后，其疾有瘳，即疾好了。


五爻〖原文〗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六爻〖原文〗赍咨涕洟，无咎。


在易历中，萃卦在BC1038年的周历二月。BC1039年武王十一祀克商，第二年十二祀年初武王就有了疾，但这次好了，所以，十三祀还能命管蔡做监。十四祀真的崩了。

但也不能定论，因为十四祀，即武王崩年，BC1036年的武王十四祀，也有萃卦当值，在周历十月。然而这个时间武王已然于六月下葬，故不采用这一年。

《逸周书·卷五·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

乾坤客

“周公於是乃自以为质”，周公真良人也。

在商周时期，有人生病，有巫法，让人代其病。甲骨中称为 “偁朁”。周公却能“自以为质”，如同商汤以发代首而求雨也。真有圣人之风。《吕氏春秋》：昔者商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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朁，有作僭，《说文解字·人部》“僭：假也。从人朁声。”假者，借也。从人，故为假借其身。
丙317的“屮偁妇好朁”，即为妇好举行换房的替身祭。祭法与巫法结合：于另一所房中安置一个妇好的替身，祈祷其代妇好受灾，使妇好病好起来。

乾坤客

“不若但（周公、名旦）也。是年若卉能，多材（才÷心）多兿，能事鬼神，命于帝廷，事有四方矣。”

周公以何原因自以为质呢？“能事鬼神”，因为周公还有一个职务，即“祝”，是能通神的人。

红酒

岁首不同才会有二、三年两种说法。武王崩是国家大事，体现在震卦。不支持在萃卦这一说法。

乾坤客

〖原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一阳
〖原文〗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一阳变，下卦由震变成坤。整体上变为雷地豫，豫，娱乐也，故道笑言、匕鬯。

二阴
〖原文〗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阴变，下卦变为兑，兑为缺。整体上变为归妹卦。
三阴
〖原文〗震苏苏，震行无眚。
三阴变，下卦变为离，离为罗，雷电如罗。整体上变为丰卦。
四阳
〖原文〗震遂泥。
四阳变，上卦变为坤，坤为土。整体上变为复卦。
五阴
〖原文〗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
五阴变，上卦变为兑，兑为缺。整体上变为随卦。
六阴
〖原文〗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六阴卦，上卦变为离，离为目，为邻（《尚氏易象及逸象》）。整体上变为火雷噬嗑。震为雷，离为闪电，雷电相伴生。雷声索索，闪电矍矍。

震和离在先天图和后天图中曾同宫，在先天图中相邻。

卦辞：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心中无愧，不怕鬼神，何况震雷。

乾坤客

上六处萃卦之最上，逆乘阳刚（九五），下无应援，故痛哭流涕，如此动情，似有悔改之意。《象》说：“赍咨涕洟，未安上也。”王弼注：“处聚之时，居于上极，五非所乘，内无应援。处上独立，近远之助，危莫甚焉，赍咨，嗟叹之辞也。若能知危之至，惧祸之深，忧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众所不害，故得无咎也。”（《周易注》卷五）

乾坤客

度邑解
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虚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贞吉，升阶。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永叹曰：“呜呼，不淑，兑天对。”遂命一日，维显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久忧劳问，害不寝？”曰：“安予告汝。”

　　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恤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恶，专从殷王纣，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对王。□□传于后王。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子，惟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予休，予近怀子。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厎于今，勖厥遗，得显义，告期付于朕身，肆若农服田，饥以望获。予有不显。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肆环兹于有虞，意乃怀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宾在高祖，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叔旦恐，泣涕其手。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乾坤客

郑玄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提出武王克商后两年，有疾，疾好了，周公作金匮；此后两年，武王崩。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

即武王克商四年崩，这个四年崩倒是合乎实情。
他还提出周成王在位28年说，也合乎实情。

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全10册的精装本，2013年9月1版1印，定价590元，。2014年1月第2次印刷，有少量修订，2016年3月第3次印刷本，对比2印的，又有少量修补和增订。主要是

1、增加了数十条校勘记。主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新的重要材料。比如日本高山寺旧藏《周本纪》古钞本，就增加了若干条重要校勘记。

2、修改了小部分校勘记。如《周本纪》“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集解》：徐广曰：应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为韩后。”（218页11行）3印本据高山本删去了“云”字。

3、校正了部分修订本的错误标点，如《五帝本纪》《索隐》：彭祖即陆终氏之第三子，篯铿之后（46页末行）。此处《索隐》，标点当改作：彭祖即陆终氏之第三子篯铿之后。因为“陆终氏之第三子”与“篯铿”为同位语，彭祖并非陆终氏之子。

乾坤客

红酒 发表于 2022-11-5 20:59
岁首不同才会有二、三年两种说法。武王崩是国家大事，体现在震卦。不支持在萃卦这一说法。

这个很难搞清，我也在努力地考证着。
1.周武王克商的甲子日在公元前1039年2月12日，这是我个人的独特的结论，至今没有一个学人定在这个时间。定在公元前1039年的有好多学者，但是定这个日期俺是独一份，也是头一份。
2.这个时间如果以殷历论，还在帝辛52祀的12月。帝辛52年12月相当于周历的3月。殷历以大火星昏出于东方为正月，在卯辰巳三个月内游移，不是古文献中所说的丑月，这是甲骨文反映出来的事实。
3.这个时间如果以周历论，属于周武王10祀、11祀或12祀的周历三月甲子日。有周武王10祀、11祀还有12祀三种可能。笔者采用了文献中的11祀，即以周历论的11祀,依据是逸周书“十二祀四月丙辰”，武王安排继承人的事件。
4.周成王元祀的时间在公元前1035年，这个可以断言，有青铜和逸周书可证。
5.武王克商到崩年是4年可定。
6.周王在先王崩年或是下葬年即位，此两年是沿用先王之纪年，还是在下葬年即位当年纪元，亦或下葬之后逾年纪元，这是学人的难题。虽然是难题，可以假设，但需要严谨的考证，不能想当然地主观臆测。
7.周人在周文王受命后就开始用周历，这是《尚书》已告知的事情。周武王克商后在殷地推行了周历，这也有青铜器为证。即周武王克商这一年的十月，帝辛的儿子“录子听（也有人认为听为圣）”就采用了周王的纪月方式，依据是“听簋B”中的十月只能是周历的十月，在公元前1039年。

即周武王克商的当年就在殷地推行了周历。

8.周成王的元祀可由青铜器和逸周书共同推定在公元前1035年。
9、周武王12祀2月病了，但好起来了。但因此一病，周武王有了安排继位人的想法。12祀4月份曾让位周公，周公没有接受。13祀访箕子，13祀12月崩。14祀6月下葬，周成王即位，下葬之年用的是武王的纪年。逾年到公元前1035年周成王纪元开始。


尽管我的推算与断代工程不同，但是武王克商的第四年下葬，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历法有个在5年或6年左右月份和干支重合的规律（误差一个月）。比如：断代工程定武王克商在公元有1046年的周历三月甲子月份，与公元前1039年的周历甲子月份可能相同。

1040

丙申 朔日帝辛52祀正月初一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癸巳

壬戌朔冬至月武王11祀正月初一

壬辰

辛酉

庚寅

庚申

殷历帝辛52祀的12月甲子，武王克商。帝辛这一年本该有十四月，但到了12月，武王就克商了。

殷历帝辛52祀的9月以前属于武王10祀，从帝辛52祀10月属于周历武王11祀正月。

殷历和周历大不相同，但在历法的观照下，无论是殷历还是周历，都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在公元前1039年，这不是巧合。
关于帝辛的在位年限，文献有30多年说和52年岁，甲骨卜辞证明帝辛至少于41祀还活动过，所以，帝辛30多年说是错误的。

乾坤客

萃卦和升卦的命名与周武王克商后数年内的境况有关。
萃有两义：一、聚集；二、同瘁。
高亨先生认为是瘁，“萃有位”同于“瘁于位”，即病在职位上。
但更多的学人认为是聚集义。

武王克商后曾召集诸侯，臣工，交待后事。以此论，可为聚集义。
武王又多次“升”于高陵：升于太室、升于汾之邑、升于歧山。

度邑的时间最合适：克商聚诸侯，而后升于汾之邑而望商邑，周公泣渧。

乾坤客

《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中的记载哪一个更可靠一些呢？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汉书引《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世俘：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
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唶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亳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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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中，必有后人所改动处。一般认为刘歆更动过（尚书）。

如果按世俘，一月丙午旁生霸为十五，则二月晦日为既死霸，甲子在三月。

同样是《逸周书》，却有“十二祀四月丙辰”，有此历日，则十一祀只有三月才有甲子，二月不会有。因为十一祀四月还有乙未日。

《武成》可能是根据《世俘》改编的。既死霸本应为晦日，《武成》改成了朔日，同月的一个日子甲子，看起来成了两个月份。实则，是同一个月份。

红酒

我推断武王牧野之战的时间是公元前1044年3月10日，乾版主可以多在这个时间点下功夫，殷末周初这段时间的后世文献记载很乱，不必要全部参考，只要对上两三个文献或文物就可以，我推断的这个时间与一个文物完全吻合，是哪个文物没必要说出来，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就是它，只是以前没把它研究透。

乾坤客

武王牧野之战的时间是公元前1044年3月10日。

我根本不会将注意力放到这个年代的，没有材料的见解，太浪费时间。

为什么？

发表见解，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才发表，几乎都是这样。

所以，一个见解再新，没人会过多关注结论，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见解的依据是否可靠。

没有 材料依据的见解，客观性弱，这样的见解不容易使人认可。

不是几个材料，所有的出土青铜器的材料是必须使用的，有一个不容，就要否定假设。

允许假设，但假设应当通过验证。

乾坤客

可参看黄怀信：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
1999年8月第29卷　第3期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黄怀信(19512),男,陕西岐山人,西北大学教授。

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

黄怀信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　要:根据《武成》、《世俘》月相日辰及《利簋》天象,通过求朔日的方法,得出

武王伐纣于公元前1045年12月9日出发、1044年1月9日克殷、2月24日归周的结论。武王伐纣之年,是商、周年代的基点。

关键词:旁生霸;旁死霸;既死霸;岁贞(中)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731(1999)0320115206

《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所引《周书?武成》,为《尚书》真《武成》。其两段81字,记武王伐纣、归周的日辰,涉及三个月相、三个月份,是研究推定武王伐纣克殷之年的直接材料。而几乎完全相同的两段文字,又见今《逸周书?世俘解》。所以,搞清二者之是的关系以及何者更可信,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清人陈逢衡(《周书补注》)及今人陈梦家(《尚书通论》)等认为:刘歆所引《武成》即今《逸

周书?世俘》;清人刘师培《周书补正》及今人顾颉刚等认为:《世俘》即《尚书?武成》,乃一书

而二名[1];清人庄述祖(《尚书记》)等认为:《武成》系刘歆改《世俘》文而作;近年又有:二书之

前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底本,先被修补成《世俘》,《武成》编者又在《世俘》基础上“蓄意篡改,冒充佚亡了近四百年的古《武成》”的说法[2],等。

关于二书之前有一“残缺不全”的底本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不论。以刘歆所引即《逸周书?世俘》,应该说也是不对的。因为刘歆明题《周书?武成》。《周书》,是《尚书》中《虞夏书》、《商书》、《周书》之《周书》,而《武成》则孟子有论。二陈等之所以有此一说,无非是因为二书文字太相似了的缘故。所以,只有谓之“一书而二名”,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关于一书之所以有二名,我们曾经指出:“《世俘》本名《武成》,为周初作品,收在《尚书》

之中,七十一篇(《逸周书》)编者又将之取入己书,而改名《世俘》。”[3]知道《世俘》本名《武成》

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世俘》开篇首段有云:“惟四月己未日,?武王?成辟”。这是古《书》名篇的通例。今《尚书?武成》云“大告武成”,以“武成”为武功成,显然是不知二字之所由得。

《世俘》既是《武成》,按理文字不能有异。今有异,肯定不能两是,所以必须进行校正。鉴于此,下面我们先将二者文字进行对比,以揭示二者之间的真正关系,并进行文字校正:5
《武成》 《世俘》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

武王乃步自周,

于征伐纣。

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

武王燎于周庙。

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

粤五日乙卯,

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

王乃步自于周,

征伐商王纣。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

武王朝至燎于周。

若翼日辛亥,

祀于位,用乐于天。

越五日乙卯,

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

逐字对照,可知二者的主要异同在于:

11《武成》壬辰、癸巳二日,《世俘》作丙辰、丁巳;

21《武成》作“旁死霸”,《世俘》作“旁生魄”;

31月相词《武成》作“霸”,《世俘》作“魄”;

41《武成》作“粤”、“翌日”,《世俘》作“越”、“翼日”;

51《武成》作“来三月”,《世俘》作“来二月”;

61“四月既旁生霸(魄)”,二者同;

71《世俘》作“武王朝至燎于周”,《武成》无“朝至”,多“庙”字;

81《世俘》“祀于位”,《武成》作“祀于天位”,无“用乐于天”。

关于1,丁巳至甲子朝,仅七天。依当时条件,七天不可能从周至于商。而癸己至甲子朝,共31天,依里程,合于“一宿为舍(三十里)”。所以,《武成》日辰较为可信,《世俘》日辰当误。关于2,旁生霸、旁死霸均月相词(严格说非月相)。前人对此,多连同日辰一并遵信《武成》,而校改《世俘》。

我们曾经指出:《世俘》“旁生霸”不误,而《武成》“旁死霸”实误[4]。这除过日辰的原因之外,主要还有一条内证,即其下文《武成》也作“四月既旁生霸”,而“既旁生霸”则系一误词。因为旁(傍)与既为反义词,既“既”就不能为“旁”,既“旁”就不能为“既”。“四月既旁生霸”,据日辰(详后)当是四月既望,“旁生霸”当涉前而误。

另外,“壬辰”到“既死霸(庚申)”只有29天,不合“旁死霸”而合“旁生霸”,也可证《世俘》“旁生霸”不误。

关于3、4,作“霸”、作“粤”、作“翌”,是古文习惯;而作“魄”、作“越”、作“翼”,乃今文习惯。关于5,既言“越若来”,按理当作“二月”,《武成》“三月”,或传写之误,或编引者所改,把“改正朔”提前了一月。关于6,已如上言,同时也说明二本皆误,可见是有同误之祖本。关于7,燎,是放火。《世俘》“武王朝王燎于周”,是说武王付纣归至于周,燎字衍。而《武成》言“燎于周庙”,显系误辞,因为庙中非放火之地。燎字盖均涉下文而衍。关于8,位,指中庭左右。
“天位”不辞,《武成》误。

以上几点说明,二者既有共误,又有互误,可见其彼此无直接关系,而是有更早的祖本。所以,《武成》与《世俘》,当为同一文献的不同传本,而《武成》系古文,《世俘》为今文。明白了二者的关系并校正了各自的舛误,其有月相的三句就可以共定为:

惟一月壬辰旁生霸

越若来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惟四月既望越六日庚戌

“四月”,即紧承前“二月”的三月,因为周人“既事于牧野,遂改正朔,以殷三月为四月”(孔广森《经学卮言》)。这一点,已成共识。有了这连续三个月的月相及日辰,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三个月以至其前一个月的朔日。先从月相谈起:

关于月相词语的含义及月相纪日法,我们曾有专文[5],这里不妨稍作重复:既,是已、以后的意思;旁,同傍,是傍近、临近的意思。生,是有、显、自无出有的意思;死,是亡、尽、自有变无的意思。霸,本义是月亮像“雨濡革”(皮革被雨打湿)的形象,即月中阴影,由于这种形象只能在有月光之时才能看到,所以实际上亦指月光、月体。望,是指月圆。生霸,指新月出显;死霸,指残月隐去。既生霸,指新月出显以后;既望,指月圆以后;既死霸,指残月隐去以后。旁生霸,指傍临新月出显的那天;旁死霸,指傍临残月隐去的那天。每月新月出显的时间,如《说文》所云:上承大月在二日晚,上承小月在三日晚。“这一天,一线新月在晚上出现,约经历数十分钟到两个小时不等,就下降到地平线以下”[6]。所以,若初二晚上生霸,初二白天就叫旁生霸;初三晚上生霸,初三白天就叫旁生霸。

总之,旁生霸只能是这两天。死霸的时间,在每月晦(《说文》:“晦,月尽也。”)日早晨。“这一天,一线残月在早上出来,时间不长,由于太阳出来,月亮的光辉就被阳光掩没了。”[6]所以,晦日起就可以叫既死霸,而旁死霸则专指晦前一日。月圆一般在每月十五日前后,所以十五、六起就可以叫既望。

与金文月相不同的是,《武成》、《世俘》此三月相后均有“越×日”字样,所以必须是定点指该月相(不含旁生或旁死霸)首日。另外需要指出:由于有个别特例,加上天气及观察方面的原因,各月相可以有前后一两天的活动。就是说:旁生霸偶尔可以是初一或初四,旁死霸偶尔可以是二十六七或三十、初一,既生霸(首日)偶尔可以是初二或初五,既望(首日)偶尔可以是十三四或十七八,既死霸(首日)偶尔可以是二十七八或初一二。

根据以上对月相词语的解释,我们再来看《世俘》、《武成》的三个日辰:首先,既死霸越五日为甲子,则其既死霸在庚申。庚申去壬辰,共29天;既望越六日为庚戌,则其既望日为乙巳,去壬辰74日。

由于壬辰之旁生霸有校改之嫌,所以我们先从既死霸入手。先设既死霸为小月晦二十九日(按:其“二月”是针对“甲子”言的),则壬辰旁生霸为一月一日,属特例,于旁死霸亦为特例。若二月大,则既望乙巳为周四月十五日;若二月小,为十六日。再设既死霸为大月晦、三十日,则壬辰为一月二日,于旁生霸为正例,于旁死霸为特例。既望设有变化。再设既死霸为特例一日,一月若为大月,则壬辰为三日;若为小月,则壬辰为二日。于旁生霸为正例,于旁死霸不合。既望为十六日或十七日。再设既死霸为特例小月二十八日,则一月无壬辰。设既死霸为大月二十九日,一月也无壬辰,可见均不合。

以上各种假设,可以表示如下:

《武成》、《世俘》月相日辰表原日辰所得日辰

死霸为

设既越五日甲子一月壬辰旁死(生)霸四(三)月既旁生霸(望)越六日庚戌大月小月承大月承小月承大月承小月月相符合度正

例小月晦二十九日二月四日一日一日十五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一日Ε大月晦

三十日

二月四日(辛酉朔)二日(辛卯朔)二日(辛卯朔)十五日(辛卯朔)十六日(庚寅朔)二十日二十一日<特例小月

二十八日

二月三日无无Ε大月

二十九日

二月三日无无Ε朔日

二月五日(庚申朔)三日(庚寅朔)二日(辛卯朔)十六日(庚寅朔)十七日(己丑朔)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日二月六日四日三日十七日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Ε

可以看出,以既死霸作为特例二十八日,显然是不合适的;作为正例小月晦,壬辰为一日于旁生霸、旁死霸均不大合适;作为正例大月晦或特例一日,壬辰为二日或三日,于旁生霸是合适的,于旁死霸则不合适。(可见作“旁生霸”为是)。那么,其既死霸就只能是三十或初一日。下面我们再以这两日定点,分别求四个月的朔日:

若既死霸为一月晦三十日,则其一月必辛卯朔、二月必辛酉朔。壬辰旁生霸既为二日,则其上月必为大月,朔日必为辛酉。二月若为大月,则周四月必辛卯朔;若二月为小月,则四月必为庚寅朔。可见连续四个月的朔日分别当为:

子月(周一月)辛酉朔、丑月(殷一月)辛卯朔、寅月(殷二月)辛酉朔、卯月(周四月)

辛卯或庚寅朔

若既死霸为一日,则其二月庚申朔;一月若大必庚寅朔,若小必辛卯朔;若大则壬辰为三日,上月必小辛酉朔;若小则壬辰为二日,上月必大亦辛酉朔。二月若大,则周四月必庚寅朔,若小则周四月必己丑朔。可见连续四个月的朔日分别当为:

子月辛酉朔、丑月辛卯或庚寅朔、寅月庚申朔、卯月庚寅或己丑朔

检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以下简称《张表》)和徐锡祺《新编中国三千年历日

检索表》(以下简称《徐表》

),在武王伐纣之年可能泛围之内的公元年前1120年至公元前1020年一百年间,四个连续朔日为辛酉、辛卯、辛酉、辛卯的只有一次:

公元前1107年戌月辛酉朔、亥月辛卯朔、子月辛酉朔,公元前1106年丑月辛卯朔可是时差两个月,所以不大可能,应予排除。四个连续朔日为辛酉、辛卯、辛酉、庚寅的有两次:

公元前1070年丑月辛酉朔、寅月辛卯朔、卯月辛酉朔、戊月庚寅朔

公元前1045年亥月辛酉朔、子月辛卯朔,公元前1044年丑月辛酉朔、寅月庚寅朔两次均差一个月次。但如果把失闰、误闰情况考虑进去,则均可以相合。如果再把“改正8

朔”考虑进去,似乎又可以排除其中一次:公元前1070年是推后一月,说明前有失闰。前既失闰,月份已经推后一月,如果再“改正朔”将三月改为四月,就等于实际月份推后了两个月,这样,历法会与气候明显不合,古人想必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月份已经推后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人为地、有意地把三月改称四月。所以,这一年不可能是伐纣之年。而公元前1044年(“甲子”所在)是月份提前一个月,说明前有误闰。前有误闰而月份提前了一个月,如果“改正朔”把三月改称四月,正等于使历法恢复了正常。周人当时“改正朔”,或许正是出于对历法本身的这种考虑。所以,1044为可选之年。连续四个朔日为辛酉、辛卯、庚申、庚寅的年份有三次:

公元前1107年子月辛酉朔,公元前1106年丑月辛卯朔、寅月庚申朔、卯月庚寅朔 公元前1096年辰月辛酉朔、巳月辛卯朔、午月庚申朔、未月庚寅朔

公元前1060年午月辛酉朔、未月辛卯朔、申月庚申朔、酉月庚寅朔

1096差四个月、1060差六个月,均可以舍弃,所以只有1106可以考虑。连续四个朔日为辛酉、庚寅、庚申、庚寅的年份有二次:

公元前1081年酉月辛酉朔、戌月庚寅朔、亥月庚申朔、子月庚寅朔

公元前1055年未月辛酉朔、申月庚寅朔、酉月庚申朔、戌月庚寅朔

1081超前两个月、1055超前四个月,所以均可舍弃。连续四个朔日为辛酉、辛卯、庚申、己丑的年份只有一次(《徐表》):

公元前1086年申月辛酉朔、酉月辛卯朔(《张表》作庚寅)、戌月庚申朔、亥月己丑朔

差四个月次,所以也应该舍弃。

连续四个朔日为辛酉、庚寅、庚申、己丑的年份有七次,分别为:

公元前1117年申月、酉月、戌月、亥月

公元前1112年亥月、闰月、子月、1111丑月

公元前1091年巳月、午月、未月、申月

公元前1076年子月、1075丑月、寅月、卯月

公元前1070年卯月、辰月、巳月、午月

公元前1039年寅月、卯月、辰月、巳月

公元前1034年巳月、午月、未月、申月

可以看出,1117差三个月、1112-1111差两个月、1091差五个月、1070差三个月、1039差两个月、1034差两个月,均应舍弃;只有1075正相合适,所以当为可选之年。

以上分析说明,以《武成》、《世俘》之既死霸为其唯一可选之正例三十日,则克殷之年只有公元前1044可选;以其既死霸为其唯一可选之特例一日,则克殷之年也只有公元前1106和公元前1075两年可选。所以,依《武成》、《世俘》,克殷之年只能在公元前1106、1075和1044这三年之内。究竟应该是哪一年,我们可以结合《利簋》天象进行检验与汰选:《利簋》为周初铜器,铭文记武王伐纣,指明“甲子朝岁贞(中)”,即甲子日朝时(昧爽、黎明)岁星中天[7]。据日辰,公元前1106年“甲子”为2月4日;1075之“甲子”为2月21日, 1044之“甲子”为1月9日。承陕西天文台刘次沅先生帮助计算,公元前1106年2月4日日出前后安阳地区没有岁星中天的天象,所以这一年即可排除。公元前1075年2月21日,刘先生计算结果日出时间为7∶39,木星(岁)中天时间为11∶57。可见“朝”时也没有岁星中天天象,所以也可以排除。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计算结果日出时间为7∶59,木星(岁)中天时间为5∶40。就是说岁星中天在日出前两小时20分。众所周知,一般所谓的星体中天,

如日中,肯定不是仅指其正在天中的那一刻,而是有一个时段。所以,说10441119这一天“朝”时有“岁中”天象,是完全可以的。那么,这一天就正与《利簋》“甲子朝岁贞(中)”相吻合。可见克殷当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以上结果说明,根据《武成》、《世俘》月相日辰及《利簋》天象,武王克殷之年只能是公元前1044年,时间为1月9日。那么,其伐纣、克殷及归周的日辰便为:

公元前1045年12月9日 出发

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克殷

公元前1044年2月24日归周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J].文史第二辑,1962年.

[2]　何幼琦.《武成》、《世俘》述评[J].江汉论坛,1983,(2).

[3]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4]　黄怀信.《世俘》、《武成》月相辨正[J].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2,(3).

[5]　黄怀信.关于西周月相纪日法[J].西周史论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　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月相词语的解释[J].历史教学,1994,(6).

[7]　黄怀信.利簋铭文再认识[J].历史研究,1998,(6).按:该文中我们提到公元前1101年,是由于没有考

虑一月壬辰(二日)旁生霸,应该上承大月。

乾坤客

无论武成还是世俘，都提到了一个武王伐纣之年的四月有乙未。这一条也是检验武王伐纣之年的一个标准历日。

乾坤客

历法每五至六年，其正月朔日干支有可能重合或相近。编排金文历谱，看起来隔五-六年，大体上能编出相近的历谱来。

但是，比如，笔者确定的武王伐纣日在公元前1039年2月12日甲子，属于寅月甲子，红酒先生推断武王牧野之战的时间是公元前1044年3月10日。笔者的这一年周历正月是子正，朔日是壬戌。

红酒的这一年周历正月是什么建正？不知道，但红酒先生定所定前1044年3月10日的月建是卯月，这一月的朔日是庚申。

为什么笔者不取红酒先生所定年份？

因为笔者也有一个假设，即周历上元年的月份是某年子月甲子日，通过历法参数计算出九个上元，从中取了一个公元前2910年为上元。只有这个上元所定历谱，才能将整个四要素俱全青铜器包容进去。其他上元不行。这个上元历法，能将武王伐纣年唯一地确定在公元前1039年。

那么，我们如果设另一个假设，即周历上元年的月份是某年寅月或丑月甲子日，是否能得出类似结果呢？

不行，这两个上元的月份推出的历谱，推不出周幽王世的“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当然，每一年的建正胡乱取用，可能也能拟出一个没有历理的金文历谱，但其中无论如何安排，只要在每年不少于12个月、不能有 连续两年以上都设置闰月的前提下，必有数个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在金文历谱中没有位置。

相当一部分学者也摆出过金文历谱，如果让所有四要素青铜器都合历，则要么有的年份是10个月或11个月，要么，有连续三年都置闰的情况。这就严重不符合历理了，周人历法再差，估计不会这么乱来。

乾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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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崩于何时？多数主张受命九年，史记记为受命十年。其实要看文王崩的月份，文王是暮春崩的，“【逸周书.序】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因此，按周历算受命九年。但如果按殷历算，从下葬月份看，则两头挂，为十年。

乾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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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两图的比对，我们可以得出西周正确的月相定义：

既生霸：不定点时，指朔日至望日。定点时，指望日。要之，在上半月。
既死霸：不定点时，指望日后至晦日。定点时，指晦日。要之，在下半月。

由此可知，武成的首句，是更改过的。而武成的”三月“，原本当为世俘的”二月“。武成将既死霸当作了朔日，故改了月份。效果与世俘相同。概念内含发生了变化。克商三月甲子没变。

如果按世俘，一月丙午旁生霸为十五，则二月晦日为既死霸，甲子在三月。《世俘》为原本的可能性大于《武成》。

同样是《逸周书》，却有“十二祀四月丙辰”，有此历日，则十一祀只有三月才有甲子，二月不会有。因为十一祀四月还有乙未日。

《武成》可能是根据《世俘》改编的。既死霸定点时本应为晦日，《武成》改成了朔日，同月的一个日子甲子，成了两个月份。效果与世俘相同。

乾坤客

乾坤客 发表于 2022-11-10 07:10
可参看黄怀信：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
1999年8月第29卷　第3期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 ...

黄怀信的文章，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与红酒先生相差两个月。

乾坤客

武王伐纣年质疑--研究中国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学途径[url]https://www.doc88.com/p-5079541886208.html[/url]

乾坤客

断代工程当年对武王克商有三个重点选项：公元前1027、1044、1046，为何选前1046而不选1044呢？

公元前1046年说的思路同公元前1044年说是相同的，但与工程的西周金文历谱衔接较好，故被选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最优解。
换句话说，公元前1044年克商，则四要素器能容下的没有前1046年多。这是当年很多专家共同参与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前1046年能容下所有四要素器么？不说容不下后发现的出土逑鼎等文物，对己知文物如庚赢鼎、伊簋、克盨等数器容不下，只好采用更改铭文历日的办法进行。即说文物刻错了历日。

乾坤客

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有在整个商代甲骨历谱与整个西周金文历谱的大前提下所做的结论，才有可能得出一些略微可靠一些的结论。

局部验证，即称'得之矣'、'是可信的'，往往被后来的事实所否定。

乾坤客

李勇先生有《武王伐封年质疑》，提出武王伐纣年代在公元前1040至1030年之间。本来，这个结论有利于笔者的结论，但看了其文，方法可以，材料判断上出现了问题。
既或结论正确，依据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呢？

1、月相定义不准确。
如定既望在“十四至二十”期间，就是一种主观设定，其人还以为这个范围够宽的了。既望不能在一个月的“二十'以后？考证过没有？
直接给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对的？如《召诰》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和其中的三月朏丙午，这是成王七年的事儿？本来是成王五祀即周公摄命五年的事儿，放到成王七年，用这种方法推出的周历建正为丑能不出错？



2、材料历日所属王世不准，有臆测成分。



李先生把上表中的文物都看作是帝辛时期的，有证明过么？有。他不懂这些材料的真伪，直接取了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就对？二祀和四祀必其卣明明有真伪争议，此处做真铭对待，严谨不够。
虎上膊、六祀必其卣、雋卣笔者证认都是帝乙器，如何被李先生证认为帝辛器？

寒心冰血

不得不赞叹，乾坤客先生厉害！真是业有专攻！

寒心冰血

这个很有意思：
我眼中看到了两点：一是月支与爻变。即相邻支的初爻起始于对冲方。假设子月和丑月。子月始于子方，丑月始于午方。如果是午月和未月，则午月始于丑方，未月始于未方。二是爻变逐渐逆行。如寅申——丑未——子午——亥巳——戌辰。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宝物发现！

乾坤客

寒心冰血 发表于 2022-11-11 08:26
这个很有意思：
我眼中看到了两点：一是月支与爻变。即相邻支的初爻起始于对冲方。假设子月和丑月。子 ...

谢寒心先生的谬赞。

上面的表，是各年各月的朔日，没有一点儿神秘。

因为历法中一个月有29日、30日或31日三种类型，所以，定好正月朔的干支后，假如是甲子，则二月朔日的干支要看正月的大小，正月是30天的大月，则二月朔为甲午，如果正月是小月，则二月朔为癸巳，如果正月是31天，则二月朔为乙未。

所以，下月干支要看上月大小和上月朔干支来定。

大小月卦记心间，正一干支起根源。

大后干同地支冲，小后干支退一天。

初一十三二十五，支同隔干一位算。

算卦的将这种方法称为“流星赶月”。

乾坤客

寒心冰血 发表于 2022-11-11 08:20
不得不赞叹，乾坤客先生厉害！真是业有专攻！

红酒先生谈到我没有拿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39年的证据，让俺有点冤枉。实际上早发表过小文《历法观照下的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问题》，己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历谱观照下，从公元前1086年到公元前1006的80年间，《召诰》记载营建成周时“越若来三月，唯丙午胐”，这意味着该年三月朔日干支应当是甲辰或乙巳，从历谱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公元前1086年至公元前1007年这八十年间，唯有公元前1031年方有周历三月甲辰朔。

《逸周书·宝典解》中周公对周成王教诲时间是“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查对历谱，在公元前1031年前后七年的年份内，唯有公元前1033年的周历二月恰是丙辰朔，真可谓如合符契焉。因此，公元前1033年可以确定为周成王三祀，那么，公元前1031年正是周成王五祀，由复原历谱可以精确得知，周成王元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5年。


根据东汉桓谭《新论》所载“甲子，日月如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可以判定，公元前1039年周历三月甲子，正是武王伐纣日，因为公元前1039年出现过五星聚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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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客

郑玄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提出武王克商后两年，有疾，疾好了，周公作金匮；此后两年，武王崩。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

即武王克商四年崩，这个四年崩倒是合乎实情。
他还提出周成王在位28年说，也合乎实情。


客案：因为周成王元祀在公元前1035年，而郑玄和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是从五星聚之外的另一个角度证明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39年。

本贴着重想探讨的是：萃卦的卦气与武王有疾是否能联系起来，笔者的主张是能与武王克商二年有疾联系起来，并从萃卦判断武王有疾在公元前1038年周历二月。


这个月份文献中并没有明示，但根据《武儆解》“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可以判断，武王克商二年四月之前，武王就有了疾，虽然病有些起色，但还是做梦，因此，开始交待后事并立后嗣。

乾坤客

关于笔者之周易卦气说，笔者似乎也在本版发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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