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质文刚柔

《易传》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俟命立命，义理逻辑类同。其义理逻辑也伴随着三道三才意蕴，道建阴阳的人事心性本体。尽心穷理的格物致知，穷物理致知两大事则，事则与物理相连成事物的规律性范畴，非朱熹所说；“物犹事也”的事物定理。“圆神，谓变化无方”，类同老子道法自然的有无相生，儒道合流，诚者天道的天理浑然。“方知，谓事有定理”。人事当然的“事有定理”，“合乎天而不因乎物，执其常而不知变”，那就不存有物理事则的事物定理。一、《易传》的循物理两大事则，一是人事级能结构的阴阳天道，人事定位为乾易知与坤简能的天命之性，“易简而天下理得”的礼之体，易简立本的客体基础。程朱理学的“性即理”，天地之性限定气质之性的清浊，君子义与小人利的尊卑定理？扭曲孔儒天命之谓性为天命之谓理。“性即理”，知天命的君子知性，知性后方有尽心的先后次序。二是主体心性能动结构的刚柔地道，礼义规范为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实践实证，“易简之善配至德”的刚柔地道地曰示。对于程朱理学来说，是圣人尽心意涵：“无事，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因“天地无心而自化”的天理浑然，“圣人有心而无为”，圣人尽心的人事当然。天地之性限定的气质之性，除了天命之谓理的清浊外，还有是气质之性善恶的存理去欲。性即理的知性尽心而知天，气质之性清浊善恶的本根，“易以贡，谓变化以告人”，限定着气质之性清浊善恶的天地之性。起点的程朱知性，扭曲阴阳天道人事定位理念的天命之性为天命之谓理的“性即理”，向外寻得事物定理，形上教条的道德固化。
陆王的“心即理”，不似程朱“繁锁”求简易。《易传》以仁义人道融入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的三道三才，船山精练为“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陆王不问礼之体，只问仁心大用为根本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存天理，致良能的去人欲。道德理性有仁礼的心性内外，程朱偏蔽于向外寻求的“性即理”，陆王偏蔽于向内寻求的“心即理”，殊途同归的道德教条，“合乎天而不因乎物，执其常而不知变”的事物定理。
二、其实，“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的道建阴阳，阴阳物也，刚柔气质，乾坤气化是三位一体。换言之，人事定位为乾易知与坤简能条件下，心性能动为礼义规范的乾刚健与坤柔顺，因果事实是乾坤的气化太和，性与天道的元亨利贞，继善成性的富有盛德。程朱“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本着“圣人有心而无为”的儒道合流，一个扭曲阴阳天道的易简理得，开出天命之谓理的“性即理”。一个扭曲“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的仁义人道融入，开出千百年不变的“心即理”，殊途同归，遗落刚柔地道地曰示的乾坤气化太和。刚柔主体能动礼义规范的乾刚健与坤柔顺，逻辑连接阴阳天道人事定位的乾易知与坤简能，因果事实是乾坤气化太和的三位一体，“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人道率循天道的致知在格物。张载与船山的气本论，就是从刚柔地道开出，“为往圣继绝学”的正蒙与实学。
三、船山的君子知性，非程朱天命之谓理的知性，而是天命之谓性的“命日降而性日生”，性有才，有才便是学，实践中学，书本中学，学以成才，“人当率循是路以合于天也”，知性以知天。
君子的尽心，非程朱天理浑然的“无事，其心寂然”；人事当然的“神知之用。随感而应”，而是人道率循天道的“一心之健，一念之诚，推而准之于无穷。皆是物也”，圣神心者的“性之灵，天之则”。
君子的知天，非程朱的“易以贡，变易以告人”的天，天理浑然的天地之性，而是形上神導的存在理势天。理道定所于存在音容天，社会限定的中奏以天，限定着始奏人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终奏物。应对发展不充分的事物矛盾的中奏以天；关乎人、天、物道体的“均一之化备矣”，应对发展不平衡的事物矛盾的中奏以天。神導效应的中奏以天，“形气存乎神理”，天之则的“数数之”；性之灵的”类应之”。
儒道合流的易学理论，扭曲了《易传》三道三才的义理逻辑，引出“性即理”与“心即理”，形上教条的道德固化。真正从《易传》三道三才所蕴涵阴阳物也，刚柔气质，乾坤气化的三位一体，以及“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以乾刚健与坤柔顺为礼义规范的实践实证的气本说，方体现儒家人能弘道的天地人参，以及神气范畴显现天地神参，人参与神参，《易传》的人文精神的后世沿续，“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与船山实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性灵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