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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底本”之说是俞宣孟提出来的，是用来描述一个民族或文化的哲学史的。如果将一个民族的哲学传统看作一株大树，“底本”就是这根大木的本根部分。实际上，哲学史本就是层层积累而成的，“底本”可以视为这一构筑物的底基，因而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那种哲学传统的发展形态及未来走势。 近十年来，一股造论热潮出现在中国哲学界，这些新论有相当一部分围绕“生生”这一中国本土观念展开。“生生”的课题和表述之所以成为近年来中国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主要在于它既能体现与“存在”问题的联系从而在沟通西方哲学方面发挥作用，又能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特质从而可能凸显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 中国哲学家在创制理论的过程中，最初虽然不可避免地使用“存在”或“本体论”等西方哲学的核心术语，这看似站在了西方哲学的“底本”上，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哲学家都将其使用的术语与西方哲学的对应概念进行了切割，并追溯到某种中国哲学的源头。可见，这些现代中国哲学都包含了对中国哲学“底本”的某种把握。不过，直到当代“生生”哲学，中国哲学的“底本”才以一种更自觉的方式被提炼出来。在当代学者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语汇中拈出“生生”二字时，即意味着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感触，并由此试图反溯到传统哲学的“古层”，延伸和拓展出当代中国哲学的新领地。 如果我们承认“底本”是哲学家在把握时代问题基础上对哲学传统有了一番新领会，进而抓住的某个事关传统之神髓的核心观念，那么与“生生”观念相应的时代问题主要是一个古今问题。这一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哲学都需共同面对的问题即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现代性问题在西方由来已久，随着中国势不可转地走向现代化，此问题也已成为一个中国问题。当西方社会进入了荷尔德林所说的“上帝隐退”的时代，中国亦同样面对“天理不再”的世况。“生生”哲学的提出者对此尤为关注，在他们看来，现代性问题虽然来自西方，却无法以一种纯粹西方的方式得以化解。因此，他们对来自西方的“存在”及“本体论”等观念十分警觉，并自觉地以“生生”这一中国传统的术语和观念为中心建构哲学，或以之统摄中国哲学，或以之兼摄西方哲学，总之都是为了应对现代性问题。 然而，从中国哲学家的立场看，古今问题虽然重要，最能体现其身份标识的问题意识却是中西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确定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的“底本”，仅仅关注“生生”观念还是不够的。所谓中西问题即当中西文化开始接触以后，两种异质文化的沟通何以可能的问题。一般而言，文化沟通的工作有两个步骤，第一是各自打通，第二是比较汇通。其中第一步至关重要，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而言即是找到中西方哲学各自的统摄性观念。当严复以思想家的眼光考虑logic（逻辑学）一词的翻译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在严复看来，logic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西方词汇，其表征的也不是一门普通的西方学问。Logic“为逻各斯一根之转”，“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这门学问在西方的学问体系中承担着一种底基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背后是统摄着西方思想的逻各斯（logos）观念。Logic固然可以音译为“逻辑”，却使人不明所以。为此就有必要进行某种“格义”，在中国思想中寻找某个堪比逻各斯的观念。此观念必须一方面统摄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则要与逻辑学的内容有相通之处。严复最终找到了“名”的观念，提出“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深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由此可见，“名”的观念可以视为从中西问题立场所发现的一种中国哲学的“底本”。 此结论还可以证之于俞宣孟通过分析西方哲学而提出的“底本”三原则之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语言的特征”。我们知道，无论“存在”“本体论”“形而上学”还是“逻各斯”都与西方语言的系动词“to be”直接相关。汉语并没有那么多词性的区分，可以说所有的词都是“名”。一种“名”是何种词性并不主要由词来决定，而是根据不同的语境来判断。如果说汉语也有一种语法学，这种语法学实际上是一种词法学，而这种词法学就是“正名”学。总之，从哲学的“底本”对于语言的特质的依赖可见，谈西方哲学的“底本”离不开“存在”，论中国哲学的“底本”则离不开“名”。 进而言之，从与“底本”密切关联的语言问题来看，西方语言表现为语音和文字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本质与现象等的分割，且前者往往主宰着后者。汉语世界则突出了汉字本身的内在逻辑。在汉字这一表意符号的体系中，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并非任意约定的，而是在相互成全和依存中确立了彼此的价值，最终表现为“名”“实”相须。汉字背后的这套“可名之名”的原理一般称之为“形名学”。“形名学”是中国古人理解世界的一套基本认识论，“形名”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有形必有名，有名必有形”的“形名相耦”原则。 总之，中西方语言哲学“相耦”与“对立”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对于建基于其上的哲学“底本”问题而言，西方由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一组观念，中国则在一种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模式中呈现为两组观念。这两组观念各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从“形”方面来讲，即“形”何以成“形”的问题；从“名”方面来讲，则是“名”何以成“名”的问题。其中，“形”与“实”“器”“气”“事”“行”，最终与“物”相关，而“物”之为“物”的根本乃在于“生”，于是自然产生了“生”何以“生”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底本”包含了“生生”和“名名”两面，二者互不能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哲学“底本”问题的关注，从“底本”入手可以视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一道法门。从“底本”入手做中国哲学，一方面固然可以将“底本”看作进入中国哲学的门径，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此一门径的限度。 就前一方面而言，当我们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认取出中国哲学的“底本”为“生生”与“名名”两组观念，且二者相互依存以后，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及其关系着手梳理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进而把脉当代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大体而言，“生生”涉及“实”的方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名名”涉及“名”的方面，是一个“认识论”（知识论）问题。在传统中国哲学中，由于“生生”与“名名”不相分割，“生生”是“名名”的“生生”，“名名”也是“生生”的“名名”，因而，“本体论”与“认识论”纠葛在一起。西方哲学传入以后，因为有了相对更加重视“认识论”的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中国哲学也便产生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区分的意识，并将如何安置“认识论”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处理。然而无论如何，在真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有恰当理解的哲学家看来，“本体论”与“认识论”是无法切割的。 就后一方面而言，“底本”虽然有利于人们理解并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但也不宜将其作用看得太绝对。“底本”可以从一定程度决定思想的发展，但“底本”并不是思想。“底本”既涉及历史传统，又关乎语言习惯，这两者都意味着某种限制，而思想本身是自由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那些似乎脱离了“底本”管辖范围的思想呢？如果站在与“底本”相符的立场看，与“底本”脱轨即意味着“没有意义可言”，可是，这些脱离了“底本”的思想真的没价值吗？从中西哲学“底本”比较的角度看，一方面，“专决于名”的“名家”一系虽然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底本”，却与西方哲学强调“理念”“概念”至上的“底本”观念有契合处。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底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固然有其可以称道之处，但是“一切都要马上有用，这是没有远见的表现”。就此而言，那些逸出了“底本”范围的思想不仅可以使我们站在某种更高视角考虑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问题，而且有利于我们重新反思那些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主流学派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上设想一种超越中西的哲学“底本”，这种“底本”既容纳了“名”的独立发展，又包含了浓浓“生”意？这显然是可期待的。由此可见，“底本”观念的限度从另一方面也构成其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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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9 09:3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