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军教授专访｜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开新象数易学研究

乾坤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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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数易学蕴含着中国哲学的独特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新的时代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新反思与解读象数易学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林忠军：在当今新的时代学术背景下，我们之所以研究不被学界重视的象数易学，不是有意贬低当今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义理易之研究，不是独出心裁，哗众取宠，更不是盲目崇拜象数易学、恢复其已被历史淘汰的纯以象数注经的方法，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精神，运用现代知识所提供的思维方法，把握易学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揭示其概念、理论所含藏的真实含义，剖析其得失，择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实现建构现代易学和文化体系的期许。具体来说，今天研究象数易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树立严谨的学风，做扎扎实实的学问。《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距今已有几千年，其多用古文字，“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传》）。而历代注易者纷纭争讼，多执一端，多崇其善，常使研《易》者无所适从。故当今研究易学，从基础入手，参照近几年新出土的资料，梳理辨证旧说，揭证易辞之义，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今易学界状况是部分人热衷于大道阐发，而忽略了对《周易》字词的训释。因此，今天研究象数易学，重提训诂之法，倡导朴实之风，也为理论阐发和建构提供扎实的基础，对于纠正时下流弊、推动易学发展有重要意义。

其二，完善注《易》方法，揭示其本义。《周易》与其他古典文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一整套由卦爻组成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既可记录筮占的结果，又是“系辞”的根据。因此，由汉代开辟的以象数注《易》的方法不可以全废，是易学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一味轻视流传几千年的象数注《易》法，注经完全抛弃象数法，也就必然走向对经义理解的偏颇。我们认为，正确注经的方法，应该是训诂、象数、史学、义理四者并重，训诂可以明辨文字本义，象数可以揭示卦爻辞之所本，史学可以重现卦爻辞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意义，义理可以凸显卦爻辞所蕴含的哲理。只有将这四者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周易》之大义。


其三，坚持象数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建立新的易学体系。易学有一套整齐的符号系统和由这些符号构成的图式，蕴含了象数思维，如中和、变通、观象、整体性、对称性、互补性等是易学特有的思维模式。这些通过象数表现出的思维对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吸引力。象数易学只有与科学结合，才能淡化易学中非理性的因素，走向科学，建构新的内涵科学内容的易学体系，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用科学方法研究易学和用易学方法探讨科学相结合，可以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方法为易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是易学研究新的亮点。今日研究象数易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增长易学知识，另一方面通过科际融合，探寻象数易学与当今科学会通点，促进科学易的研究进一步规范严谨，并为丰富科学的思维方式提供启发。

其四，剖析象数易学体系，展示其哲学思维。从注经角度来看，象数易学着眼小处，注重《周易》的字句考释与揭证，显得机械、繁琐、支离破碎，似毫无思维水平可言。然而，若审视其庞大的象数符号休系，可以洞察蕴藏其中的博大精深的哲学意蕴。如京房飞伏说、荀爽的爻升降说反映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形式。飞伏本指阴阳两爻的隐显，显示在外的是飞爻，隐藏在飞爻之下的与之相反的爻是伏爻。飞伏的象征意义是事物运动表现出的往来、隐显、屈伸、动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升降，是由阴阳两爻不当位而引起的位置的上下变化。阳在上，若在下，则升上；阴在下，若在上，则降下。同时降极则升，升极则降，从而表现出升降运动的形式的稳定性及不稳定性。虞翻的之正说，旁通说，揭示的是两种性质相反的事物相通和转化。荀爽、虞翻等人的卦变说展示的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这种联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京房的八宫说彰显了事物发展演化的进程，其中阴阳消长既有量变又有质变。图书之学是宋代哲学之根，它以图式符号的形式反映了宋人的思维，是理学思想的符号化、图式化。这些丰富而又深刻的哲学思维，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是借助于象数符号系统而彰显出来的。其实，象数符号及由这些符号构成图式，是一种自然哲学，更是一种古人按照自己理解而建构的生生不息的、具有整体结构的宇宙图式。但是，由于过去我们只注重义理易的内涵而忽略了象数易学符号和图式的研究，应该说这是哲学史研究中一个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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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测”易学的方法由于受家学影响，焦循自幼好《易》，一生博览易学群书。他说：“余之学《易》也，自汉魏以来，至今二千余年中，凡说《易》之书，必首尾阅之。”(《易广记》卷一)①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汉代象数之学。因为在他看来，汉代象数之学，是易学发展的结果，传承的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他说：“包牺之卦，参伍错综，文王、周公之系辞，亦参伍错综。……孔子十翼亦参伍错综赞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备矣。七十子殁，道在孟子。……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实深于《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传，散见于孟喜、京房、郑康成、虞翻之说，不绝如缕。”(《易通释·叙目》)他特别推崇虞翻，认为虞翻是汉魏易学之大家，以象数融通经文之人非虞翻莫属。他说：“汉魏以来，说《易》诸家，最详善者，莫如仲翔虞氏。”(《易图略·原辞》)因此，焦氏很早就掌握了汉代象数易学方法。如焦氏所言：“循承祖、父之学，幼年好易；已得李氏《集解》，乃窥汉魏以来说《易》之法。乾隆己酉，郑氏里舍人每以《易》中滞义见闻，日数往来，循率依荀慈明、虞仲翔等之说答之。”(《易释》卷一《自序》)②毫无疑问，他的易学主要本之汉代象数之学。但是，在以汉代象数解释易学文本时遇到了很大的困惑，即他发现汉代象数之学支离破碎，不能完全融通经文，更为重要的是有许多解释牵强附会。基于此，焦循提出“实测”之法，对于汉代象数易学展开了深入的反思、检讨与解构。实测法，即是一种本于文本的“实测”方法。

他指出：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七政恒星，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经纬；山泽水火，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化。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易图略·叙目》)

他所谓“实测”，本之古代自然科学方法，有观测、考察和验证之意。如古代天文学，以实测为主要方法，通过观测日月星辰变化，通晓天文，制定历法。凌廷堪说：“西人言天，皆得实测，犹之汉儒注经，必本诸目验。”③数学也以计算和实测为方法。阮元认为数学实测是评判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他指出：“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颐，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④“欲使学者知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表。”⑤焦氏将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周易》研究，是指通过仔细考察验证《周易》经传文本，达辞义，明易理；或以文本为依据，衡量检验使用易学体例是否真实可靠和以之易学解释中所取成果是否符合作者本义。因此，他的“实测”，既是通释易学文本、把握作者之义的易学方法，也是判断易学是非的尺度。它具有着客观性和普遍性，杜绝了脱离文本空谈义理的倾向。

焦氏提倡“实测”，就其功能而言，与清初以来盛行的考据学一致不二。

考据作为乾嘉学派主要的方法，用于经学解释，则是立足历史语境之下，运用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典籍，对于文本经典中疑难的文字和问题，加以详细甄别和辨析，辨明是非，还原和再现作者的真实生活世界和文本固有的意义，此为中国经典解释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焦氏的“实测”又与清代其他人的考据学内容有本质的区别。清代乾嘉以来，考据学注重汉学或汉代某一家之学，而焦循倡导的是以经学为主、旁征博引百家之学。基于此，他不同意将经学等同于考据之学的观点，如他指出：“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近之学者，专执两君之言，以废众家，或比许、郑而同之，自擅为考据之学，余深恶之也。”(《里堂家训》卷下)他尤其针对袁枚提出的经学即是考据学、考据学为器、著作为道等观点加以批驳：“若袁太史所称，择其新奇，随时择录者，此与经学绝不相蒙，止可为诗料策料，在四部书中为说部。世俗考据之称，或为此类而设，不得窃附于经学，亦不得诬经学，为此概以考据目之也。……乃无端设一‘考据’之目，又无端以著作归诸抒写性灵之空文，此不独‘考据’之称有未明，即‘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说不足辨，而‘考据’之名不可不除。”(《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⑥

他以这种实测方法验证其对易学研究的体悟与发明。

他说：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

孔子所以赞伏羲、文王、周公者也。……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易图略·叙目》)

他认为，他多年学易所悟得的“旁通”、“相错”、“时行”等易学体例和方法，并非自己凭空杜撰，而是“以测天之法测《易》”，完全与“《易》中自然契合”。因此，在他看来，易学与经学文本的实测，是易学与经学解释的最根本方法，也是衡量易学与经学解释最权威和有效的标准。若无实测方法，不可能悟出“旁通”、“相错”、“时行”等易学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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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只看到了汉代象数易学在解经中的弊端，未揭示出汉易以象数解《易》之弊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易传》“观象系辞”的误读，即夸大了象在系辞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圣人并非完全以一一对应方式依象作易辞，而以一一对应方式以象解易辞，这必将陷入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境地。

而他的象数易学虽不同于汉儒，实质上是用一种象数易学取代另一种象数易学，宏观上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和超越汉代易学。